朱才坤
我在农村基层工作的时候,与农民朋友接触交谈中发现,导致农民不富裕的原因除了经营上的问题之外,主要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最大。这类人大约要占到农村人口的30%以上,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也就是目前社会上广泛谈论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了弄清根本原因并力图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发动部分盟员利用节假日或探亲的机会到农村去了解收集情况。调查了解的结论是,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普遍存在,特别是看病贵的现象比较严重,给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为此,我们专门召开座谈会就农村卫生资源状况、药店价格情况、农民看病支出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分析。
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主因,不仅仅是由于农村卫生事业发展投入不足、“重治轻防”、“重住院治疗轻基础医疗”,还有卫生服务体系的机制和体制障碍,也导致了覆盖低、服务差、收费高、受益少,负面因素的控制难度加大。在农村广泛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什么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病。”“伤风感冒,一头肥猪跑掉;割条阑尾,一年到头白忙活;一人生病,全家回到解放前。”最直观的就是部分农民家庭一年看小病的费用开支就占家庭年收入的10%左右;家庭成员若患重病住院,其医疗费用开支有的达到家庭年收入的4倍。许多农民反映:由于看病难、看病贵,得病后怕上医院治疗,以致延误了病情。
1、医疗资源不足,分布不均。在农民看病难的背后,是农村医疗资源的总体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农村卫生组织承担着辖区农民的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医疗服务等项工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医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作为农村卫生组织的乡镇卫生院,在医疗机构的夹缝中生存困难,大部分乡镇卫生院房屋破旧、医技人才匮乏、医疗设备严重短缺。荆门市某区每千人拥有病床1张,医师0.29人,区卫生部门所属医疗卫生机构拥有资产1179万元,拥有价值万元以上的设备36台(件)。可是在大城市的大医院医疗设施“超豪华”,一间大的病房有100多平米,装修费用就达10多万元。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占我国人口总数20%的城市居民享受80%医疗资源,而80%的农村居民却只有20%的医疗资源。大城市的大医院,不仅医疗设备先进,而且汇集了一批技术精湛的名教授、名大夫。在基层医院,不仅医疗设施简陋,连稍微有点技术的医生也留不住。直接导致患者偏好大医院,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而看病难、看病贵。
2、检查费用高和重复检查。农民反映,现在到医院看病,很少有不做检查的。哪怕就是常见的感冒,也要反复检查,名义上说是对患者负责,实际上个中原因谁都清楚。这些检查往往不是量量体温、测测血压,而是费用昂贵的生化、CT、核磁共振之类,让患者做一些无关的“享受”。患者如果要转到其他医院继续诊治时,所有的检查项目又得重新开始,原先的检查几乎是白费。有一位农民一次就诊时,医生开了两张检验单,划价、缴费、检查,折腾了一上午,花去的检查检验费是药费的两倍多,他十分气愤的说:“现在的医生如果缺少了检查设备,简直就不会看病了。”
3、药品价格太乱太杂太高。近年来,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多次大幅度下调药品零售价格,但农民反映感觉不出药品降价。屡次大规模大幅度的降低药品价格,应该可以给患者带来实惠,让患者看得起病,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对于国家的“降价令”,部分药品生产企业将降价药品换个名称和包装,或添加些无关紧要的辅料,再当新药推向市场,就可以变相涨价获取高额利润。如,原来包装数量为10片、价格为0.3元的阿司匹林更名为“巴米乐”后,包装数量未变,价格变为6.3元,翻了20倍;阿莫西林胶囊有4种包装,每盒价格从7.8元到14.8元;阿奇霉素片有7种包装,每盒价格从12.8元到25元不等。在国家药监局网站的“国产药品品种”中,用于治疗感冒的“复方氨酚烷胺胶囊”,有140个品种;复方甘草片有37个品种;不同剂型、不同规格的阿奇霉素片有552个品种;克林霉素有679种之多。再如,荆门市某药业集团生产的治感冒的药片出厂价格是2.5元左右,但药店价格是12.5元左右。由此可见,居高不下的药价严重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4、对医疗机构收费缺少监督。不少农民反映,对药品生产销售、医疗机构的监督工作是被动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群众反映强烈了,有关部门才去查一下,缺少长效机制。患者往往要承受一些没有职业道德的医生多开药、多做检查、多送红包的行为,这还不包括错误诊断、错误医治、错误开药和检查,等等。近几年政府有关部门虽然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能阻止上述事情的发生,一个一般病情的病人看病所花的钱是实际病情所花钱的10-20倍。比较市、区、镇三级医院住院治疗相同的病,平均每天的开支费用是:市一级是400多元,县区一级是200多元,镇一级是100多元。许多农民患病特别是长期的慢性病,因为承担不起昂贵的住院医疗费用,只能购买最便宜的药服用,其治疗效果可想而知。
5、农民健康缺乏医疗保障机制。农村医疗卫生“一体化”的体制在过去取得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这种形式已不适应广大农民就医吃药和预防需要。近几年来,物价不断上扬,医疗市场高科技诊疗设备逐步引入,医疗费用逐年提高,农民医疗费用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特别是一些慢性病和一些危重病患者,需要负担昂贵的医疗费用,不少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特别是一些慢性病和残疾人患者,自身抗病能力差,生病后小病忍,大病拖,越拖越穷。农民处于抵御大病无保障的环境中,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近年来,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已经不是市一级政府,也不是一、二个部门能够解决的,为从源头上打破“小病不治拖成大病,治大病又要开支更多资金”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为积极应对传染病控制和慢性病增加的双重挑战,有效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保健问题,我在提案中建议:
一、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建立健全社区卫生服务组织、村级卫生组织,完善县、乡、村三级预防保健网络,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政府部门要合理配置现有卫生资源,推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步伐。同时,积极研究制定培养农村卫生人才队伍、城市对口支援、技术人员到上级医疗单位进修等一系列措施,提高农村医疗水平,逐步建立一支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农村卫生人才队伍。
二、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一步研究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将市辖区与县、市同等对待,落实财政补助资金,稳步推进试点工作,真正让农民充分享受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带来的实惠。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坚持财政投入为主,社会资助为辅,多渠道筹措资金,对农村五保户、特困房和农村特困优抚对象实行医疗救助。
三、加大政府投入力度。改善县、乡、村三级医疗救治、疾病预防控制的设施设备,确保政府对公共卫生工作相关经费的必要投入,本着协调同步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公共卫生的投入要适度超前,真正做到按比例逐年增加,尽快使原本比较薄弱的公共卫生工作得到有效地改善和加强。
四、加强药品生产销售的监管。目前,全国制药企业有数千家之多,多数企业研发水平低,以生产仿制药为主,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国家要制定严格的生产标准,关停并转一批制药企业。另外除国家实行特殊管理外的临床用药,乡镇以上医院必须严格执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确保药品质量并切实降低药品价格,确保农民看得起病,吃得起药,吃放心药。
2006年初,在湖北省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我在讨论发言中谈了农村卫生建设情况堪忧的问题,没有想到引起了与会委员的强烈共鸣,许多委员认为上述问题不仅仅在荆门一个地方存在,而在全省农村带有普遍性,应当引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我呈交提案时,孟运莲、朱梅、陈长洋、钟国伟、刘予伟等8位委员主动在提案上签了名。
提案主办单位湖北省卫生厅、协办单位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承办提案后,主动打电话同我进行了沟通,随后到地市州展开了调研活动。省卫生厅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征求省财政、民政、人事、教育、劳动、编制等部门和各市、州卫生局意见和建议后,修改完善了《湖北省乡镇卫生院改革实施方案》,并提交省政府议定通过后下发执行。在答复中肯定:“你们的建议对发展我省农村卫生事业,扎实推进我省农村卫生改革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答复说,当前农村看病贵、看病难已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其中药价过高是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药品监督管理推进农村药品两网建设的实施意见》。表示要把建设农村“两网”(指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药品监督网和供应网)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积极探索“两网”建设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结合的路子,切实保障农民购用药品方便、实惠、安全、放心。
从2006年和2007年的情况来看,我省相关职能部门在解决农村卫生建设,提高群众健康水平上确实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我相信,随着全省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全省社会保障事业一定会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撰稿人:湖北省政协委员、荆门市政协副主席、民盟荆门市委主委、荆门市科技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