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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分享】观变  识变  应变
——读《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心得

2020-09-07 11: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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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百年世界之变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力迅速崛起的美国确立了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世界进入美苏两极争霸的冷战格局。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一超多强”多极化格局。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成为世界发展进程中一颗璀璨明星,世界格局也因之展现新面貌。


(一)新兴经济体的冉冉升起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也真正意义上融入了世界。年均8%—10%的GDP增速使中国综合经济实力迅猛提升。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第一大国,服务贸易总额第二大国,2020年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2019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超过16%,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根据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预测,中国将在203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同时,印度凭借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源优势以及莫迪政府近年来的改革,GDP年均增速稳定在5%—7%,到2030年有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以市场汇率计算,届时世界经济前五强将依次为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和德国。新兴经济体中的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经济排名将有所上升,发展中国家占世界GDP的比重将由2015年的46%上升到2030年的66%。


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廉价劳动力优势强化了资本、生产和贸易由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的转移,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快速成长。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政治经济大格局中冉冉升起,成为重塑国际秩序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新自由世界秩序的式微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了本轮经济全球化。然而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与西方联军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2016年特朗普和欧洲多国右翼候选人当选,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新自由世界秩序遭遇重大挑战,面临重创危机。


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集中爆发。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价值观和基本信念等方面正发生严重的政治分歧,共和党以基督教白人宗教群体为政治基本盘,而民主党力图以文化多元主义来扩大其影响力。美国经济总量的比较优势走弱,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从2000年的30%下降至2018年的24%,美国经济总量与中国的比值由2000年的9:1降至2018年的1.47:1。美国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加剧,收入差距扩大使中产阶级规模萎缩,“铁锈地带”和“老白男”失业人群大量出现,机会不平等增强了跨阶层社会流动的难度。美国族裔结构变化引发种族矛盾,从欧洲裔白人“婴儿潮”到多族裔人口共存结构之变引发主体族裔深重危机感和少数族裔不公平感,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全美多地抗议大游行就是生动案例。美国文化认同的分裂在加剧,盎格鲁—新教文化认同与自由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对立引发美国文化冲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是多元文化主义的胜利,而反堕胎法案的通过则是传统新教文化的成功反击。


欧洲也面临着债务危机、难民潮、英国脱欧等问题。2009年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导致希腊主权信用危机,并相继引发葡萄牙西班牙等其他欧盟国家债务危机、欧元大幅贬值等,欧盟区域经济复苏前景黯淡。欧债危机暴露出欧央行统一行使货币政策与各国分散的财政政策不协调的制度性缺陷和欧盟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难题。正是因为各国对欧盟的政策和利益诉求不一致,欧盟内部产生了分歧,英国开始寻求退出欧盟,并于2020年1月31日正式脱欧,欧盟政治经济环境受到较大影响,也削弱了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2011年叙利亚、利比亚爆发内战,2014年“伊斯兰国”异军突起,中东北非出现大量难民。接近百万难民涌入地理上与中东北非接近的欧洲,欧洲社会承受巨大压力。欧洲本土居民生存空间压缩,外来难民短时间内很难融入欧洲社会,两大宗教文化直接正面碰撞,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优厚的社会保障福利受到冲击,这一系列问题对欧洲社会都是个重大考验。


(三)全球性治理能力赤字

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但是大量能源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也引发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气候变化可能造成冰川消融、永久冻土层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洪涝灾害增加等,对人类生存环境、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平衡带来巨大压力。面对共同挑战,国际社会就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计划达成共识,取得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制度成果。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计划中的经济利益和发展空间矛盾使国际社会的合作应对面临不少困难。美国减排计划落实不力,并退出《巴黎协定》,回避重大科学问题,给全球气候治理蒙上阴影。全球气候治理呼唤更加科学合理和开放包容的应对机制。


贫困是对个体生存的重大挑战,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据世界银行2018年贫困报告显示,1990年至2015年全球减贫进展明显,极端贫困率降至10%,但是部分地区贫困问题根深蒂固、最贫困40%人口的收入停滞甚至倒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2.78亿增加至2015年的4.13亿,人口基数大的南亚地区贫困人口数量依然巨大。近年来世界减贫速度因全球经济不振而呈下降趋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暴发,世界经济大衰退,实现全球极端贫困率2030年降至3%的目标显得困难重重。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消除贫困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国际社会需要一道为减少贫富差距、消除绝对贫困共同努力。


和平稳定的世界局势并不总是一汪清泉,动荡冲突、危机挑战常常伺机兴风作浪。美国悍然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时常交战、中东国家内部常年战火纷飞、伊朗核试验触动美国神经、南北朝鲜动辄剑拔弩张、恐怖主义如影随行……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苏冷战阴云笼罩下走出的人们太需要一个和平安宁的世界。怎样构建世界多极化发展格局,遏制单边和霸权主义,推动各国平等相处、合作共赢、共享发展,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也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重大课题。


二、大变局的动力探索

(一)生产力的进步

第一次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了蒸汽时代,机器生产逐渐代替纯手工劳动,农耕阶级开始消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壮大。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发明为代表,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电力驱动取代蒸汽动力,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大大增强。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将人类领入“信息化”时代,信息成为重要生产要素,人类社会生活发生重要变革。“工业4.0”被看成第四次工业革命,它以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为代表,低延时的万物互联的智能制造将是未来生产领域新方向,人类有望步入智能时代。每次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极大进步的同时,加速了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上层建筑的变革,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核心技术国与外围技术国发展的差距、实力的悬殊,从而无形中引发世界大格局的变化。


(二)国家力量的竞争

世界局势变化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酝酿于国家力量的此消彼长中。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率先完成工业化革命,并大力拓展海外殖民地,迎来“日不落帝国”时代。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凭借电机电力等技术方面的巨大领先,经济出现跳跃式增长,二战前赶超英法,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美国日本也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迅速成长,尤其是美国利用技术窗口期、国内市场和资本优势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进一步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则专注有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资本主义各国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使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三)国际制度的调整

国际制度是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间权利和利益均衡的产物。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欧洲从教会皇权中解脱出来,承认国家主权的崇高地位。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突破欧洲权势大国范畴,美国开始参与主导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成为第一个全球性国际体系,并建立了国际联盟。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制度则为今天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每次国际制度变迁的背后都能看到大国主导和各国力量博弈的影子,也正是通过国际制度的动态调整,全球化价值链上各国合作的结构性矛盾才能有效缓解,比如今天在国际经贸规则中新兴经济体谋求与自身发展实力相匹配的影响力,这也是推动世界大变局的重要变量。


三、大变局下的中国未来

(一)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市场萎缩,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们要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疫情的持续影响,我们要落实做细“六稳”“六保”工作部署,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经济社会发展底线。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充分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和发挥财政政策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保障基本民生,拉动消费,补短链、锻长链,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新机遇,我们要加大科研攻关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力争在“卡脖子”技术上突破国外封锁,比如现阶段芯片制造中的光刻机技术等。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构建完善激励科学转化为技术的体制机制,推进科创中心、孵化器、加速器等专业转化机构的快速成长。发挥资本市场对科创成果规模生产的促进作用,利用好科创板注册融资为企业赋予充足生产动能,从而形成规模化效应。


坚定不移改革开放释放发展潜力。面对新挑战,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扩大开放。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用政策性创新成果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比如深化要素市场配置改革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极大地释放了当下中国发展潜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发挥中国庞大市场规模的虹吸效应,吸引外资、商品、技术源源不断流入,也借机补链稳链强链,增加中国在世界经贸领域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二)积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周边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一个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是中国经济发展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尤其在美国挑起对中国战略对抗的当下,我们更要积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引导周边开放经济体系建设完善,推动“一带一路”在周边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发挥亚投行对周边发展的投资带动作用、深化澜湄六国合作、提升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质量、完成16国RECP协定、构建亚太自贸区等。


承担带动周边共同发展的责任,加大从周边国家的进口和对周边国家的投资,分享中国发展和治理经验,帮助周边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扶贫减贫,选择适合自己的产业模式,发展外向型经济,融入地区价值链条。


积极构建和谐的周边区域关系,以“亲、诚、惠、容”的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做好周边外交工作,让周边弱国感受到中国的亲近友善,周边大国感受到中国的开放包容,同时中国要积极协调好周边国家关系,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


开展周边文化交往交流,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多领域开辟合作渠道,落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成果,推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亚洲经典著作互译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亚洲旅游促进计划等措施落实生效。


(三)引领全球化发展新方向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走不同于传统大国“崛起必称霸”的老路,开辟全球化发展新路径。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强大崛起绝不以牺牲他国发展利益为代价,这既是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也源于我们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只有世界和平,中国发展才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撑。我们坚决摒弃霸权主义和“零和博弈”思维,坚持以自身发展保卫世界和平,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亚丁湾护航等国际安全事务,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以自身发展惠及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也愿意与世界共享自身发展成果。我们要继续扩大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让世界共享中国开放型经济红利。团结引领广大发展中国家进步,坚持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人员、智力支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分享抗疫经验,向多国派出医护救援队,提供防疫医疗物资。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维护多边主义框架体系。强大起来的中国决不搞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将坚定不移地维护多边主义框架体系。中国将在现有的世界秩序框架下推动多边合作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发挥G20、中非合作论坛、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组织的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做强亚投行,塑造各方平等参与的合作平台;维护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中国发展得益于现有国际秩序,发展中的中国也将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省政协办公厅会议处  夏平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