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续光
先父江炳灵(1885—1972),字庆林,湖北沔阳县下查埠人。先父十岁时祖父便病逝。先父兄弟四人,他为长子,最小的叔叔当时还在襁褓中。由于早年丧父,维持家中日常所需都极为困难,仅靠曾祖母与祖母纺织﹑耕种为生。依靠亲友的照顾,先父才在免交学费的条件下断断续续读了几年书,在祖父病逝后也算家里半个顶梁柱,农忙时即在家种田,帮助祖母料理家务。
1904年,先父19岁,便到武昌省城加入湖北陆军马队十一标一营当兵,不到一年被挑选进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为学兵。之后三年间他不仅学习了一些军事常识,而且养成了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作风。1909年,他从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毕业后仍回到原部队。该学堂由于与社会接触面较广,传播革命思想也更为方便。先父先后参加了自治团、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的活动。共进会成立后即加入了该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发展革命组织,先父时任马队代表。
辛亥武昌首义后不到一个月,先父即任鄂军都督府军事参议,授骑兵上校衔。1912年初,黎元洪曾委任先父为骑兵团长,但鉴于湖北政局已发生变化,革命党人不易立足,先父决定不就任,并辞去都督府军事参议职务。同年他被派往日本学习陆军,先在日本同文书院学习日语一年,为进入军队做准备。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于上海车站刺杀宋教仁,这件事震惊全国上下。江西﹑安徽﹑上海﹑南京﹑湖南等地革命党人纷纷率军讨袁,这便是近代史上所说的“二次革命”。当时先父与祁国钧、吴文陆等五位同学潜回国参加讨袁斗争。当时居正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部参议,先父在那里参与工作。吴淞讨袁失败后走南京,此时何海鸣继黄兴之后任南京讨袁军司令,先父和湖北的革命党人如熊秉坤、梁钟汉、祁国钧等一同到何海鸣处参与军务。不意北军以大军压境,敌我兵力悬殊,浴血苦战到九月南京完全沦陷,先父等人只好返回日本。“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先父同祁国钧到东京葵桥拜见孙中山表示愿跟随他再举革命。孙中山见先父和祁国钧态度坚决,非常高兴,接着便叫先父填写了入党誓约,并介绍30余位革命同志入党,如阙龙、张伟、祝炳奎、徐绍儒、高建瓴、蒋静波、汤瀚、吴文陆等。这些同志在各地先后发动反袁斗争,又因失败而先后牺牲。反袁失败后,反动派势力更加嚣张。为了讨好袁世凯,黎元洪肆无忌惮写秘密报告提“乱党”名单,想方设法置革命党人于死地,就连逃亡国外的人也不放过。袁世凯命令黎元洪撤回湖北留日陆军学生。1913年12月电报到了日本,同学们只好打点行装回国。先父和祁国钧离开日本时,同往孙中山处接受指示。孙先生勉励先父抱定革命宗旨,不放松任何机会给反动派严厉回击。
12月下旬先父一行抵达上海。有人告知先父宜避风险,他认为革命者应当无所畏惧,便不甚在意。12月19日,先父到达汉口,30日在汉口打探消息,结果与上海友人所谈大致无殊。祁国钧主张暂不赴都督府报到,先父则认为,如能突破这一关,对未来的革命活动不无便利,祁国钧不再坚持己见。31日一早,祁国钧同先父往都督府报到后,接下来的一些迹象令先父生疑。先父见情况有些不妙,突然起了乘机逃走的念头。但门禁森严怎能越出陷阱呢?先父见房内穿衣镜后有一扇小门,乃打主意从此门逃走。先父先在室中佯装踱步,乘卫兵不注意时暗抽其闩,如是往返数次,闩已抽脱。这时已是下午5时,先父看卫兵似不甚注意,排长又不在侧,大起胆子打开穿衣镜后的小门一跃而出。门外系一短巷,穿过短巷又开一门,门外有墙,几经周折始至都督府大门。为避免门卫怀疑,先父故作来宾出门状逃过门卫视线,始放开脚步匆忙逃走。是夜先父住在友人朱树烈家。据说先父逃出后不到五分钟,其余四人即提交军法处了。先父从汉口搭轮到上海时,祁国钧被段祺瑞杀害的消息已见报章,汤瀚﹑蒋静波﹑吴文陆被囚禁(袁世凯死后始出狱)。先父被剥夺军职并遭通缉,无奈之下,他只得辗转由上海逃往日本。到日本后,先父向革命党办事处报告了整个事件的详细经过。革命党办事处命先父到东京大森军事学校去学习。这所学校是中华革命党托日本朋友开办的,由几个日本老军人作教员。来学习的大都是从中国逃往日本的青年军人,其中陈铭枢、施方白都在那里学习过。1915年,袁世凯准备称帝,先父奉中华革命党的命令回国,经上海回到武汉。1915年4月,孙中山委蔡济民为湖北讨袁军司令,先父任副官长,在湖北各地组织力量进行反袁斗争,直至袁世凯身亡。解放前夕,先父与张难先、李书城、聂国青一道为武汉的和平解放做了一些舆论和组织工作。
武汉解放后,先父任湖北省民革筹委(省民革成立后,担任副主任委员)及民革中央委员,湖北省一﹑二﹑三﹑四届人大代表及省政协委员,本文作者与父母亲留影1950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成立,先父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省财经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厅副厅长。后又历任交通厅厅长、公路厅厅长、省参事室主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72年10月16日,先父因病逝世,享年87岁。先父前半辈投身于推翻清朝及反对军阀的伟大革命,常出生入死、置生死于度外,不屈不挠、不避艰险、视死如归,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定立场。同那些为数不多的跨越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而又能与时俱进的先贤一样,他的精神、品质、风范和业绩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此篇为胡香生先生协助组稿,转自《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