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勇
黄元吉,字建宇,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湖北应城陈河人。少年时的黄元吉机灵聪明,胆略过人。长大后,到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入伍不久,考入湖北讲武堂,先后参加了进步组织武德自治社、群治学社和共进会,从事革命活动,并与曾省三等一起创建进步组织自新文学社。
1910年4月,湖南发生饥民抢米风潮,官府派兵镇压,长沙全市罢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给湖北革命党人黄申芗的书信约定,湖北、湖南同时起义。黄申芗收信后,立即与自己信得过的黄元吉、查光佛、吴王佐、汤行健、丁仁杰、江炳灵等人密谋,打算成立临时军政部,以便起义时统一调度指挥。后因抢米风潮平息,焦达峰停止了攻打长沙的行动。武昌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也传播开来,清政府大肆逮捕革命同志,黄申芗、汤行健等人逃到上海教堂避难,湖北的起义也被迫取消。黄元吉因为身份尚未暴露,仍然留在军中伺机行动。
湖北新军中有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分别积极在军队中发展。两团体的领导人常以人数众多而自炫,甚至彼此歧视,给革命运动带来诸多不便。黄元吉、陈孝芬、刘复基等认为两组织虽分属两派,实为一体,政治目的一致,如合则力量聚而大,分则力量散而小,于是他们积极奔走于两派之间,使得两团体同意推举代表,相互协商。1911年5月11日,在武昌分水岭七号孙武住处开会,协商未获结果。会后,黄元吉等人在两组织间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讲明比力量、争权力不利于协商、不利于革命的道理。6月,在黄元吉等人的极力撮合下,于武昌长湖堤龚霞初家中举行第二次协商会议,达成“万不可互争党员”的协议。9月14日 ,在武昌雄楚楼十号刘公家召开第三次联合会议,实现了文学社、共进会的联合,决定以蒋翊武为总指挥,管军令;孙武为军务部长,管军政;刘公为总理,管民事。两团体的联合,为武昌首义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1年10月9日,黄元吉、邓炳三、杨玉如、马骥云等20余人密议当晚9时起义,决定以坛角工程队举火为号,以营中原有白三角巾捆左手为暗记。随后,黄元吉直趋武昌小朝街82号,与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蔡大辅、徐达明、王华国等会晤,然后到千家街杨洪胜处告以消息;再找到测绘学堂方兴、第三十一标赵又云、陈献斌等,叮嘱他们做好起义准备。不料,湖广总督瑞澂突然调来巡防营、警察队、消防营、守卫队、巡警教练队,分布各街巷,以10人为一班,尽力巡查,异常严密。这一夜不仅没有集合的机会,各革命机关也同时被破坏,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被捕就义。坛角工程队虽然点了火,却没有人响应。
10月10日上午九时,黄元吉从后山到胭脂巷附近,遇到胡祖舜,相互之间不敢说话。胡见黄的神情后,尾随黄到一偏僻处。经商议,黄元吉到第三十一标一营通知赵又云及各同志,并嘱咐赵通知测绘学堂的方兴等,然后黄出城到南湖与陈子龙等接洽,告诉陈当天下午吹下操号时发动起义。当时盛传孙中山派了几千革命党人到武汉,枪支、子弹、炸弹很多,瑞澂听后非常害怕,下令全城戒严,命令各军营士兵不准相互走动,不准接待客人。原定当天吹下操号时起义,但因当日各种号都没吹,只好改为第三十一标举火为起义暗号。商议妥后,黄元吉四处通知革命同志,让他们为起义作好准备。
晚上8点多钟,工程营督队官阮荣发被熊秉坤击毙,各标营听到枪声都纷纷响应,一时武昌城内枪声大作。黄元吉带队响应,率赵又云、陈献斌、江光国、程英侯、刘少廷等200余人攻打楚望台。占领楚望台后,派马明熙等人出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入城。黄元吉又同蔡济民、熊秉坤、吴醒汉及各位同志集合第二十九标、工程营、第三十一标、第四十一标等部队进攻督署;同时,命令炮兵到蛇山向督署射击。因为天太黑,炮弹总不能命中,冲锋数次,仍攻不下督署。见此情况,黄元吉带领几名士兵将督署附近的六也茶馆点燃作为目标,督署才被攻占。瑞澂、张彪等人在辎重八营的掩护下,从督署后墙穿洞逃上军舰。不久,黄元吉带人到督署,里面的人都逃光了。这时,天已大亮,黄元吉等人聚集在咨议局,扶助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把咨议局改为军政府,一面招汤化龙到军政府议事,以维持秩序,一面派兵守住藩库、官钱局、善后局、度支公所等处。午后一点左右,第三十1911年10月11日晨,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军占领了湖广总督署标管带率200多清兵向督署反扑,督署里的人纷纷逃跑,乱作一团。黄元吉指挥士兵奋起还击,打退敌人。下午,黄元吉随黎元洪到左旗,召集各标营士兵训话。由于当时非常混乱,各城门都无人防守,黄元吉奉命布置了各标营的守城任务。10月14日,经黄元吉等人再三劝说,晓以大义,黎元洪等剪去辫子,表示与清廷势不两立。黎元洪委派黄元吉为军政府参谋,后代理第三协统领。
10月15日,清廷派荫昌率二镇陆军及萨镇冰统领海军楚有、楚谦、楚豫、楚太、建安、建威等舰,水陆两路夹击起义军,阳夏战争爆发。为了先发制人,起义军准备先进攻汉口刘家庙的清军,再向北进攻,阻止清军南下。10月16日,黎元洪在阅马场誓师,登台祭告天地,悬赏缉拿瑞澂、张彪等人。黄元吉奉命率领敢死队连夜渡江,拂晓开始攻打刘家庙的清军。10月17日,起义军向三道桥发起进攻。当日,荫昌的先头部队约一标人到达滠口附近,等待后续部队。下午2时许,清军攻势加强,起义军的阵地眼看就要丢失,黄元吉率敢死队拼命从敌右侧进攻,打退敌人,并与敌人在刘家庙、丹水池一带展开了拉锯战。10月18日,熊秉坤所在的一协、谢元恺所在的一标渡河增援,于下午1时许将刘家庙、丹水池完全占领,歼敌500余人,残敌向滠口溃逃。
10月19日,起义军与清军在滠口、三道桥一带的七里河对攻。下午,起义军的炮弹击中清军运兵车头,同时,滠口一带的草房也被击中起火,清军大乱。3时许,起义军攻过滠口及戴家山一带,清军向孝感溃退。黄元吉等人力主乘胜追击,或在滠口、戴家山一带设防。临时指挥官何锡藩不听,且退兵到刘家庙、造纸厂一带。随后,何以生病为由不再担任临时指挥官。黎元洪不顾众人反对,委任张景良为临时总指挥。张景良原为张彪部下统带,心怀异图。张到任后,消极怠工,不发作战命令。而敌人却争分夺秒在滠口、戴家山一带布防,在三道桥口架设机枪,尽力死守待援。
10月25日,黄元吉等奉命率敢死队占领滠口、戴家山一带,拂晓向三道桥搜索前进,第二标统带谢元恺率部向戴家山一带涉水前进,并同时向清军发起进攻。因为清军在三道桥口架设了机枪,所以冲锋数次都攻不下来,双方在三道桥的七里河一带相峙。10月27日,冯国璋、段祺瑞率清廷援军分三路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因为临时总指挥张景良错误指挥,损失惨重,相继溃退到谌家矶、大智门一带。10月31日,汉口完全失守。冯国璋纵火焚烧汉口3天,烧毁数千民宅。虽然清军在战争中暂时占了优势,但已完全丧失了人心,人们争相支援起义军,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加上袁世凯不断给清廷施压,12月2日早上8时,清廷宣布停战,并派代表南下议和。
议和成功后,孙武个人权力欲望恶性膨胀,自认为在湖北革命军中资深且富于智谋,却没有得到重用。他鄙视旧日革命同志,并于1912年1月在上海召集一批失意军官如张振武、孙发绪、蓝天蔚、王正廷、朱瑞、石星川、夏占奎等组成民社,以黎元洪作为民社的后盾,并在武昌成立以“拥黎(元洪)反孙(中山)”为目的的民社分社,命令黄元吉把统领职务交给夏占奎。于是,黄元吉与孙武产生了矛盾。2月27日,黄申芗、向海潜等策动“倒孙事件”(即武昌二次革命),黄元吉、李基鸿等人积极参与。此前,孙武听到风声,已经避到汉口。后经调解,孙武发出退职宣言。
1913年,北京稽勋局叙首义之功,黄元吉名列甲种。之后,1915年“讨袁”及1917年“护法”,黄都挺身而出。1927年,革命转入低潮,他仍率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从事农运工作,一度被捕入狱。1938年,武汉失守,他深感难以自保,遂组织地方武装,参加抗日游击队。1941年3月,黄元吉当选为应城县抗日民主参议会议长和鄂豫边区参议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进驻湖区,黄为地方安全努力调停。1949年2月,黄元吉被国民党军队枪杀。生前撰有《革命烈士传》、《祝炳奎传》、《吴王佐传》及《汤行健事略》等手稿。(转载《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