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民主革命先驱——刘静庵

2014-09-15 21: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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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芬  欧阳康

    中国早期民主革命先驱刘静庵，原名刘世文，外出革命后，以乳名贞一代之。字静庵（敬安），别字家运，1875年出生于湖北潜江梅咀一世代书香家庭。他幼承父教，饱学诗书，早年参加革命，将毕生精力投身中国民主革命伟大事业，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1911年农历五月十六瘐死狱中，卒年36岁。民国初，被民国政府追赠“大勋位”。

改造长江流域会党、湖北新军

    清朝末年，朝野腐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刘静庵早年接受新思想，以挽救民族于危难、拯救民众出火海为己任，在一文武双全的江湖隐士引导下，投身革命，逐步成长为才智超群、有胆有识、待人至诚、令人敬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斗士。经多年努力，逐渐将山堂林立、派系复杂、矛盾不断的长江流域会党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以“推翻满清封建皇朝，建立人人各尽天职的共和国家”为宗旨的革命武装。1900年，庚子起义失败后，他痛定思痛，改变斗争策略，借张之洞招募扩充湖北新军之机，安排会党骨干先行探路，打入新军。之后，他亲入虎穴，钻入敌之心脏，先后充新军马队士兵、黎元洪营部书记协理、书记。曹亚伯《武昌革命史•自叙》记载：“倘张之洞有招兵事，刘敬安必先知，因刘在南湖马队营黎元洪营部充书记，胡宗琬即用密电招会党来入伍。”刘静庵所书条幅，原挂日知会室内“入伍之先，必受科学补习所之密约。约中大意，谓吾汉人四万万，亡国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旨。其时张之洞所募新军，大半科学补习所介绍之新货也。”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介绍：“刘静庵在马队，下操非常认真，严守军队纪律，空闲时间就和同营的士兵们谈国家形势，谈种族大义，渐渐地，同营的士兵感到这位刘大哥有学问，明事理，大家都对他非常敬重。”

    刘静庵任黎元洪营部书记的一天，黄兴用隐语给他写的内容涉及密谋长沙起义的信，落在黎元洪手里，黎元洪为保护下属，不想声张，将来信烧毁，让他称病离开军队。离开新军后，他一直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保持密切联系，有如自己仍在军营。先后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为阵地，在军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运动军队，将自己亲自参与编写的《破梦雷》、《训兵谈》、《作新民》、《估占辽东》等书籍，由军中同志带回，等夜间或士兵出勤之时，将这些小册子塞到士兵床上。士兵们看到这些书后都偷偷阅读，有的退伍老兵还乡时，又将这些小册子带回老家，进一步传播。一些经革命思想熏陶和严格军事训练的退伍士兵，离开新军后，许多人再入会党，领导会党，改造会党。在革命党人领导下，会党与新军相互渗透，关系日益密切，血浓于水，成为推翻满清皇朝的革命武装。

创建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

    曹亚伯《武昌革命史•自叙》记载：“癸卯（1903年，作者注）三月，予复返新化中学，过武昌访吴禄贞，问胡宗琬之行踪，彼已派至沙市、宜昌、湘西一带与会党联络去矣。先是刘敬安于武昌组织一救世军，秘密军中同志分途运动，闻胡宗琬将至鄂，会合于蛇山之顶，准备欢迎，到会者，即刘与辜天保、季雨霖、方柏年、张汉、徐竹平、徐于七人，胡至后，即组织科学补习所于武昌山前东厂口。与刘静庵、冯特民、朱滓淘、时伯弼、宋教仁、易本羲、张朗村、王汉、朱子龙辈分道进行。”作为历史见证人，曹亚伯先生的记载足以说明，在刘静庵组织的救世军基础上建立的湖北首个革命团体——武昌科学补习所的主创者为刘静庵。

    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创建，可谓凝聚了刘静庵全部心血。日知会原为武昌圣公会办的阅报室，武昌科学补习所遭破坏后，刘静庵在圣公会会长胡兰亭等人帮助下，谋到圣公会司理差事，他便以此为掩护，与同仁一道，重新聚集失散的革命党人，在军学绅商各界宣传革命，发展组织，运动军队。“日知会所有筹划刘敬安必咨询之。”兴办的革命学校，他亲自授课；创办的革命刊物，他带头撰稿；组织的革命集会，他带头演讲……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日知会始末》开篇介绍：“日知会者，乃刘静庵独立缔造之革命机关也。”日知会驻同盟会交际专员范腾霄在回忆辛亥革命时写道：“辛亥武昌光复之役，其始源实为日知会，尽人皆知，而日知会创造者为潜江刘静庵先生。”在刘静庵等人努力下，“同志日多，日知会极形发达”。“其分会及书报社遍设于鄂省之黄冈、湖南之长沙、江西之九江等处。”众多历史名人加入日知会，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秋瑾、柳亚子、董必武、吴禄贞、刘揆一等，兴办了江汉公学、明新公学、东游预备科，创办了《文华学界》刊物和日知会秘密印刷厂，武汉由此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心。日知会活动遍布全国各武昌候补街高家巷日知会旧址地，如胡厚斋等在江西九江；文晋公、柳世俗等在南京；濮以正等在安徽；辜天保、吴昆、徐祝平等在奉天（今辽宁）；冯特民、冯大树、郝可权等在新疆伊犁；梁耀汉、彭汉一、周海珊等在四川；吴禄贞、程家柽等在北京；蓝天蔚等在关外；曹亚伯、范腾霄等在日本东京负责与同盟会联系，其他日知会骨干主要集中在鄂湘赣等省。

    曹亚伯《武昌革命史•日知会之破案》在谈到刘静庵和日知会影响时写道：“湖北军界隐藏各省之志士，不乏济世之才，如贵州之王宪章，河南之李济川，广东之许崇灏等皆得与刘静庵同立大愿，分途进行。而各省新军，亦多有日知会会员插足其中，阴为结合同志。湖北各县之有新学知识者，以及缙绅先生，多暗助日知会之宣传，其名虽不彰，其功自在天壤也。”

参与组织湖南长沙起义

    湖北、湖南两省自古兄弟一家，早期民主革命更似孪生兄弟。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尤以两省革命党人最为活跃。据廖声武《刘静庵》一书援引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等史书介绍，刘静庵在湖北新军时，黄兴等武昌科学补习所成员，曾与之一起密谋湖南长沙起义之事，后因黄兴给他来信被发现后，他便离开新军。离开新军后，刘静庵住在多宝寺街武昌科学补习所内，后随科学补习所搬到魏家巷。在武昌科学补习所，他组织在汉的科补所骨干，对整个长沙起义，尤其是湖北配合行动，进行了更深入研究和周密部署。在起义筹备中，他监制了30万张军用票；派胡瑛、王汉往湖南运回黄兴为其准备的枪支弹药；派宋教仁等赴长沙协助黄兴指挥暴动；派曹亚伯负责两地联络；派何自新等人奔荆宜，吕大森等人赴施南组织会党。整个长沙暴动组织的五路人马、十万之众都属武昌科学补习所外围组织——会党。对湖北武汉的响应，他也进行了周密部署：武高等学堂，由刘熙卿负责推动；文普通学堂，由欧阳瑞骅负责；工程营，由张难先负责；他自己负责新军马队。其余各校各营，他都安排了专人负责，只要湖南长沙一起事，湖北武汉即刻动手，王汉负责刺杀湖广总督张之洞，易本羲负责刺杀湖北提督张彪；李胜美、张难先负责率工程营先劫火药库，他自己率领马队接应。

    湖南长沙起义，预定在1904年十月初十慈禧七十生辰，在万寿宫的皇殿下，藏一个大炸弹，等湖南全省文武官吏到场行礼时，引爆炸弹，将大小官员一网打尽。紧接着，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五路人马同时行动，占领长沙，进取南昌。事情出乎预料，在举事前十几天，起义计划泄漏，两名会党重要领导人被捕，武昌科学补习所精英黄兴、宋教仁、胡瑛、易本羲、刘揆一、马福益等起义领导人遭到通缉。
    长沙暴动失败后，清吏根据线索，追查武昌科学补习所。刘静庵得知消息后，临危不乱，迅速与王汉、胡瑛、张难先商议对策，组织人员藏匿物品，销毁证据，转移同志，使革命党人免遭浩劫。

参与策划湘赣萍浏醴起义

    1906年春，刘静庵见革命声势大振，运动军队业已成熟，再次起义时机到来，便与日知会骨干商议，在湘鄂赣等地再次举行武装起义。派胡瑛、朱子龙、梁钟汉三名骨干到日本，请求孙1906年4月，日知会派会员吴昆前往日本会见孙中山。9月，他受孙中山派遣，与同盟会员乔义生陪同法人欧几罗来鄂视察，刘静庵迎于长江边，并召开欢迎欧几罗大会的情景。中座持扇者为刘静庵中山援助；派吴昆到香港请求黄兴筹款；派易本羲、殷子衡等人游说各方，组织会党；季雨霖负责招募操练新兵。冯自由《革命逸史•辛亥武昌起义之革命团体》载：“丙午（1906年）夏间，刘贞一等以运动军界渐次成熟，乃遣吴昆（寿天）至香港《中国日报》访黄克强求措款大举。黄以华侨款未到手，嘱其静候。”是年十月十九，萍乡、浏阳、醴陵会党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起义。起义之初，势如破竹，仅十天时间，起义军迅速增至数十万人。萍浏醴起义爆发后的冬月十二，刘静庵组织日知会骨干齐聚汉阳伯牙台，商议响应对策，力主策应萍浏醴起义。因胡瑛、吴昆等外出求援人员都两手空空而归，迅速策应方案遭到其他同志否决。萍浏醴起义也终因缺乏武器装备，加之未得到其他地方响应，起义军很快转为劣势，以失败告终。日知会骨干、起义领导人易本羲吐血数升而死，刘道一、蔡绍南等日知会骨干、起义领导人英勇就义。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清乡”，万余起义将士和无辜百姓惨遭杀害。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日知会始末》介绍：“此役本党人自动，故东京总部，事前无所闻，然事已至此，亦不能不派人指导。”曹亚伯《武昌革命史•武昌日知会之破案》记载：“萍乡、醴陵革命军起，本日知会秘密主持。”“是时，东京同盟会重要分子皆分途奋斗，散往各方，东京党部，仅属宣传机关，努力于《民报》之出版，及各方之通讯而已。”

领导中华铁血军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刘静庵等九名日知会骨干被捕，日知会惨遭破坏，清吏“检出名册四巨本，多属军学界中人，吴昆、冯特民、余诚等幸脱逃。”被捕九人“唯刘敬安受刑极重，死而复活者数次……鞭背见骨，扑面青肿，卒无所得。”在狱中，因清吏严刑毒打，刘静庵一直在病痛折磨中煎熬，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稍有好转，便思考着身陷囹圄与敌斗争之策略。冯自由《革命逸史•日知会首领刘静庵》记载：“是年（1907年，作者注）六月敬安大病，垂危床褥七十余日，赖从其学道诸友狱卒殷勤奉侍，潜馈药饵，得不死。病愈后乃与同狱胡瑛、吴贡三、李亚东等秘密组织中华铁血军于狱中，阴与日知会会员变名后分设之各种机关通声气，实为日知会破案后革命运动之中坚。”曹亚伯《武昌革命史•殷子衡之日记》记载：“予舅父吴贡三与李亚东、梁钟汉得狱官熊家骐之庇护，组织中华铁血军于狱中，得以与日知会会员变名分设之各种机关通声气，如武昌省垣之阅书报室、溢中书局、明新学社、集贤学社、容光照相馆、共进会、文学社、民社以及沔阳之群进会、黄州之明明德社，皆以中华铁血军为日知会破案之中坚，作铁血军之壮士。以鄂军三十一标、三十二标及陆军学堂之翘楚生最多。时彭养光设钟祥学社于玉皇阁，极力赞成此举，并请吴贡三作革命檄文口号，以为异日起义时之用。”“中华铁血军仍以刘静庵为首领。”后因官府下令监狱不允许军人探访，监狱管理越来越严，刘静庵则请被感化的狱卒潘季贞等人千方百计与狱内狱外同志互通声息，针对各革命组织间存在的矛盾，他常教育同志求同存异，精诚团结，共举大事，指导狱外革命斗争，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英烈永生功不可没

    辛亥（1911年）五月十六，刘静庵煎熬四年零六个月的狱中生活后，因旧疾复发，瘐死狱中。曾与他同狱过一段生活的殷子衡先生，得知他逝世消息后，悲痛欲绝，张难先请人绘制的刘静庵画像，长年由殷子衡保存，抗战时送往重庆在《狱中日记》中写道：“闻辛亥五月十六日刘公敬安竟死于武昌模范监狱，痛哉！咫尺天涯，牢门深锁，其疾未能亲，其死未能知，徒具救国苦心，竟未能亲见义旗之高举，推翻数千年帝国之专制，恢复汉族独立无恙之山河，饮恨而终，不知其目能瞑否。刘公敬安与受难之众囚，感情甚厚，死时，皆抚尸痛哭，如丧考妣。”“刘公敬安，名贞一，道号保罗，家运其别字也。父麒辛卯贡生，母金氏，兄弟四人，敬安居长，世代书香，敬安未娶，以其弟之子刘应松继承之。”刘公静庵“性沉默寡言，不慕荣利，对人不论亲疏贵贱，皆待以至诚。”“先生之在狱也，学行益进，狱卒、囚徒俱感化，愿为弟子者数辈。一日纳一囚，狞狰凶悍，吏卒畏惮，移与居，久之，和易过他囚。先生平居不苟语言，仪止庄肃，宾朋过从，虽最轻佻者亦莫不敛容相对。”在狱中，他身体稍得恢复则读书不倦，撰写了大量读书笔记，抒愤励志。“敢是达材须磨炼，故教红炉泣精金”，更体现了他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他的理想是：“开启民智，救中国危亡，成立新中国，俾黄帝子孙不复为亡国奴。”进而建立“天下一家、无洲界、无国界、无种族界、无富贵、无贫贱、无强弱、无尊亦无卑，人人各尽天职”之社会。

    刘静庵逝世后，众多革命党人为失去这位自己敬重的领导、生死与共的挚友而万分悲痛，终身怀念。
    辛亥志士彭楚藩赴难前，嘱托妻子将他母亲作为生身母亲赡养。
    曾任过国家代主席的董必武尊他为革命的“启蒙恩师”。
    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张难先将自己在武昌珞珈山的居室取名“思旧庵”；1938年，不仅请画家张善子、王霞宙为他画像，还请孙科、于右任、殷子衡、邹鲁、张    知本、孟良佐等近30位历史名人题写像赞。
    曾与毛泽东和过诗的1935年，梁钟汉、向岩、殷子衡、吴昆、刘公开、张难先（自左而右）诸老人在刘静庵墓前摄影。柳亚子先生，先后两次专程到梅咀看望他的家人，并赠送自己亲手雕刻的赞美他的玉石。
    辛亥名人胡兰亭、殷子衡等整理保存他的遗言、遗物。
    参加过民国总统竞选的向岩先生等嘱托后人不忘刘静庵。
    曾任南京民国政府内务部长、司法院长的居正先生在《辛亥札记》中，对刘静庵评价极为中肯：“静庵沉练有深识，能持大体，识者许其有经世才，为吾鄂人才之冠。其死也，有识者惜之，谓非独吾鄂之不幸也。”（转载《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