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希敏
田桐、田桓是我的太公(曾外祖父)和叔太公,他们从青年时代就跟随孙中山,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与民主政治历尽艰辛,出生入死。在东京时,田桐任孙中山先生秘书,田桓担任孙中山先生的侍从秘书。孙中山先生常说他俩堪称难兄难弟,总是亲切地称他们“大田先生”、“小田先生”。兄弟俩文笔均如行云流水,孙中山先生书作有时就由田桐、田桓兄弟二人代笔。
田氏兄弟是湖北蕲春人,父亲田又青是清末新派学者。他饱读经书,立品高洁,在家乡办了一所私塾,40多年教授乡里学子数百人。兄弟俩从小聪颖好学,在父亲的启蒙教育中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新思想。
哥哥田桐,字梓琴,号玄玄居士,署名恨海。1903年赴日留学,他积极拥护孙中山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主张,参与同盟会创建工作,成为发起人和同盟会元老之一,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议员、书记部书记。负责会内机要,佐孙中山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后,田桐出任内务部参事、参议员;1914年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田桐任党务部副部长、中华革命军湖北总司令;1917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1920年任中国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党务科主任、韶关大本营宣传处长;北伐战争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江汉宣抚使。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委员等职。
田桐常说:“政治人才不皆有移风易俗之能,不可无移风易俗之志。”正是这种以天下太平为己任的豪气让他一生肝胆照人,大义凛然。
为了宣传革命思想,田桐浪迹天涯,笔战经年,曾在日本与宋教仁、白逾桓等创办《二十世纪支之那》杂志,署名“恨海”为《民报》撰稿,与柳亚子创办《复报》月刊,受孙中山委派至新加坡主办《中兴日报》,与当地保皇派论战,在印度尼西亚泗水主笔《泗滨日报》,回北京创办《国光新闻》。
为了革命的需要,田桐多次投笔从戎,血战沙场。曾参加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武昌起义后,在“阳夏保卫战”中任司令部秘书长,在孙中山支持下加入张汇滔的部队讨伐袁世凯,与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共同向吴佩孚开战。
弟弟田桓,别署苇寄,号苇道人。田桓比田桐小14岁,从小就非常敬仰哥哥,决心像哥哥一样投身革命。田桓12岁时考入县高等学校,同乡黄侃(季刚)喜爱田桓的豪气与聪明,看好他日后一定能成为革命的精英,还替他剪去辫发。田桓16岁加入同盟会,19岁在蕲州联合同盟会会员举行起义。
1912年田桓赴日留学,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在东京经田桐介绍,晋见孙中山先生,随后加入中华革命党,担任孙中山先生的侍从秘书。先生很喜欢田桓办事勤勉敏捷,常常夸奖鼓励他。在与先生相处的12年中,先生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爱憎分明的革命立场,宽宏豁达的革命风度,真诚亲切的人格魅力给田桓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
1914年田桓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印铸局局长,曾为孙中山镌刻“大元帅印”、“孙文印”。1945年田桓在上海创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新中国成立后,田桓曾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委员、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中国画会常务监事,其书画作品享誉国内外,多次展出并收入专集。
兄弟俩跟随孙中山先生,从蕲州起义到阳夏保卫战,从东京建立“中国革命党”到讨袁护法,他们丰富惊险的经历演绎了传奇的人生。我是后来者,对先辈充满深深的崇敬与缅怀。于是,一本本资料与家谱在远离喧嚣的沉静中一页页翻开,在品读、聆听、体验、感动中,撒落在时间长河的历史片段终又重现了当年的辉煌。搏击于辛亥风云的田桐、田桓两兄弟仿佛穿越了百年时空,气宇轩昂、栩栩如生地向我们走来……
一、少年英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10月11日,胜利的喜讯传到距离武昌100公里的蕲州(现为蕲春)。19岁的田桓欣喜若狂,恨不得直奔城楼,升起光复的义旗。但为了更好地响应起义,让蕲州独立,他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蕲州人杰地灵,多年来是中国同盟会、文学社、日知会、共进会等革命组织活动的地方。通过各种宣传活动,革命的思想理念已深入人心,为响应起义打下坚实的基础。
田桓16岁在县高等学校读书时就参加同盟会。前不久,大哥田桐的结拜三哥居正奉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在武汉进行革命活动,并准备组织武装起义。因为经费短缺,专程到蕲州洗马畈的达城庙盗金菩萨筹措革命经费。田桓送他时悄悄地问:“三哥,今天说是要排满,明天说是要驱除鞑虏,到底哪一天能把光复的旗子树起来啊?”居正说:“正在准备,不会太远。但你要遇事留心,胆要大,心要细,不要事到临头就手足无措了。”
期盼的日子终于到来了。田桓兴奋地与同盟会会员们到城防保安队进行策反。保安队是清政府的武装力量,但士兵们都是家乡的子弟兵,几经协商,他们都表示愿意弃暗投明。田桓又找到商会会长余肇周、当铺经理吕鑫泉,要求他们供给各种布匹,很快布匹送到指定的地点。田桓连夜嘱咐同盟会员田发周发动缝纫工人赶制了两面白布大旗和一百多顶鸭嘴帽备用。10月12日一早,田桓带领县高等学校的同学直奔蕲州的北门、西门,将连夜赶制的白旗在城楼上高高升起,发布了蕲州光复的信号;满怀激情的同学们汇聚街头宣传,告诉大家马上就有革命军开进蕲州;在北门、西门的同学剪掉过路行人的辫子,每剪掉一个就送上鸭嘴帽戴上。田桓的重要任务是到县衙门。县太爷和四衙官吏慑于势如破竹的革命声势,纷纷让田桓剪去长辫,带上鸭嘴帽。
蕲春的顺利光复,积极支持与响应了武昌起义,这也是蕲州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长期艰辛活动的结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田桓到南京见到内务部次长居正,居正领他晋见孙中山先生,并讲述了他在蕲州积极参加同盟会活动与起义经过,孙中山先生极为赞赏地说:“好!好!不愧为少年英雄!”
二、戎装文人
起义后的武昌正面临着一场严酷的你死我活的保卫战。惊恐中的清朝为了镇压起义的新军,调兵遣将,迅速部署:武昌溃败下来的部队与河南调来的2000士兵占领汉口下游的刘家庙车站;湖北总督瑞澂乘坐兵轮与海军舰队镇守刘家庙附近的江面;陆军大臣荫昌率第一军、总统官冯国璋率第二军驻守信阳、武胜关;参加永平秋操的士兵星夜兼程,赶往汉阳;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长江舰队向武汉进发。各路清军,汇集武昌;一场鏖战,如箭在弦。
10月19日清晨,革命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勇猛进攻刘家庙,中午,首战大捷,全城军民振奋昂扬、兴高采烈。
10月22日午后,革命军敢死队乘胜挺进三道桥,因为地形受限,伤亡很大,革命军返回原阵地防守。
10月27日,革命军再次发动进攻,在清军巡洋舰的猛烈射击下,革命军阵地遭受严重破坏,死亡2000多人,只能退至汉口市区附近。
10月28日,革命军与清军白刃接战,步兵、炮兵指挥官谢元凯、蔡德身先士卒,壮烈牺牲;军中无主,再次退至歆生路、刘家花园。
在局势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黄兴、田桐、宋教仁等同盟会成员到达武昌。
原来,田桐从居正处得知武昌光复,立即从上海启程,到达汉口才知军情紧急,马上原船返回,邀黄花岗起义的领导人黄兴急赴武汉。由于黄兴一直是清政府通缉的“要犯”,为了能逃过清军的严密追捕,在张竹君医师的帮助下,他们一行化妆成红十字救护队的医生赶往武汉战地。
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见田桐请来黄兴,立即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李书城为参谋部长,田桐为秘书长参与军机,顿时军威大振。
33岁的田桐身着戎装,战火纷飞中,陪同黄兴一起到前沿阵地视察军情,商讨作战部署,还常常忙于起草军书,通宵达旦,彻夜不眠。
此时,清朝政府起用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冯国璋下令焚烧汉口市区,大火烧了三天三夜。11月2日革命军被迫退守汉阳。
从汉口沿江而下就是田桐家乡蕲州,为了在武汉地区发动起义,急需筹集经费,田桐与蕲州籍的革命党人詹大悲、方觉慧、黄侃等带头回家变卖家产。田桐直言对妻子说:“命都不要了,还要什么家产?”其童夫人深明大义,立即助夫筹钱。革命党人的“毁家革命”一时被传为佳话。
田桐一直在思考: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革命党人发动了10次起义,都不幸遭遇失败。武昌起义的胜利是20年来革命党人为之前仆后继、浴血奋斗的一波历史大潮啊,这势不可挡的大潮摧枯拉朽,一定能动摇200多年的清王朝。要保卫起义的胜利,就得打好阳夏保卫战。但是清军有训练有素的陆军、海军,配备了火力威猛的德国新式炮,而革命军中很多是新兵,武器装备落后,如何在敌强我弱的逆境中抵御清军的炮火呢?经过细细琢磨,田桐想到一个好办法。离阵地不远的汉阳兵工厂是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大型机械厂,厂里有大量的钢板,用来加固战地工事,不正好可以抵御炮火的袭击吗?黄兴一听,觉得真是一个好主意,立即下令用汉阳兵工厂大量钢板构筑工事,加固战壕。革命军在钢板的掩护下,在清军猛烈的炮火中坚守了十天十夜。事后,黄兴无比感慨地对人说:“我一直认为田桐只是一个文士,现在才知道他智慧超群。”
11月27日,汉阳失守。这是历史上有名的“阳夏浴血战”,是武昌起义后最关键的战役,正是这场长达49天与清军的对抗,极大地牵制了清军的军事力量,为全国各省响应起义、宣告光复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推翻清王朝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三、大小田方
日本东京之南佐久间町曾经是“中华革命党”的党部,同志们都称它为“大田方”,毗邻大田方的一幢房屋,被田桓自称为“小田方”。兄弟俩常常为革命天南海北,难得相见。大小田方是他们为讨伐袁世凯,建立真正的共和,用以祭奠生死之交——宋教仁而共同工作的地方。
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不幸在上海被暗杀。宋教仁是田桐在武昌文普通中学时肝胆相照、志同道合的同学,两人常常一起议论时政,畅谈革命,立志反清;后来一同在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参加阳夏保卫战,为推翻清朝、创建民国历尽艰辛、呕心沥血。宋教仁被刺,义愤填膺的田桐立即赶到上海向孙中山请战讨伐袁世凯,旅长张汇韬决定出兵。江西、湖南、安徽、广东、四川等省响应,从此点燃“二次革命”战火。田桐毅然再度投笔从戎,加入张汇韬的部队当幕僚,但因寡不敌众而失败。田桐死里逃生由杭州、镇江辗转到上海,再度流亡日本。
田桓终于在东京见到身心疲惫的哥哥田桐。不久,张汇韬等反袁的将士们汇集到了日本,大家讨袁的决心坚定,组建了“天健学社”。田桓积极参与策划,经营,同志们都认为“天健学社”为日后创立“中华革命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让同志们热情高涨的是孙中山先生也来到东京,他经常光临“天健学社”,与大家商谈国事。
为了推翻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孙中山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针对国民党的涣散无力,决定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拟定了《中华革命党章程》,要求同志们在誓约上写明服从总理并加盖指模以示决心。对于这一决定,田桐积极拥护,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他针对某些国民党要员的变节和动摇,在《民国》杂志上撰文强调“名誉”、“人格”的重要。他还远涉日本各地,说服动员党人拥护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各地做了大量的组织动员工作。
1914年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田桐任党务部副部长,参加党部的领导工作,同时任湖北省支部长;田桓任总务部印铸局局长兼党务部干事。兄弟俩都在党部工作,是相见得最多的一段时光。
为了安全,党部门上书写“大田方”三字。孙中山为了制定革命方略,在这里与田桐、居正、胡汉民、陈英士等共同研讨,举行了十七次会议,确定建国大计。
22岁的田桓是孙中山的侍从秘书,他在自己的租居屋以“小田方”三字榜于门首。每天,田桓总是第一个到党部办事,他的敬业与认真使居正、陈英士两位部长特别器重,他的聪明勤奋常常博得孙中山先生的赞赏。
后来,本部扩大,“大田方”改称民国社。但革命同志都知道,大田方由哥哥田桐主事,小田方由弟弟田桓主事;“大田先生”、“小田先生”的称号在这里不胫而走。
四、风雨同舟
1916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田桐为中华革命军湖北总司令,刘英为副司令,回国讨伐袁世凯。同时,孙中山先生亲自授予青天白日旗60面,给田桐交代:“如能成功,必用此旗,勿用五色旗。”
田桐邀张汇韬同往汉口,在法租界海寿里31号设立办事处,任命赵鹏飞、熊秉坤、曾尚武等为四区司令,江声为武汉司令,待命驻守汉口。湖北督军王占元得知田桐带兵重来,惊恐万分,立即出重金悬赏田桐的头颅。
与袁世凯交战急需准备军火,上海到汉口的军火运输是一件很危险的事。虽然革命同志云集于汉口,却无人主动承担沪汉间运输军火的重担,使田桐心急如焚。没想到这时田桓自告奋勇,主动请缨。田桐想到弟弟才24岁,缺乏应对紧急情况的经验,万一出现险情怎么办?在非常为难的情况下告诉田桓:“你太年轻,缺乏经验,不适合完成这项任务。”田桓明白哥哥对他的担忧中还深深藏有一份亲情的牵挂,但军火需求紧急,必需有人冒险行动。他再次请求:“你放心,我会胆大心细不出问题,一定争取时间完成任务。”田桐终于同意田桓前往,吩咐他一路小心,在规定的时间返回。
田桓如期将军火运到汉口,田桐得知弟弟平安归来,异常高兴,马上与日本朋友西山荣久驾一小汽艇相迎。同志们一致称赞田桓胆略过人,但他并不自矜其能。西山荣久拍着田桓的背说:“以前佩服你的才华,今天才见识了你的胆量。”
五、同送中山
1924年,和平的阳光终于洒向中华大地,直军的冯玉祥、胡景翼与北京警备司令孙岳等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贿选总统曹锟的统治,并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
胡景翼是国民军副总司令、第二军军长,镇守开封。他一直仰慕田桐的胆略与才华,热情邀请田桐来军中共事。田桐即从上海北上,在天津见到孙中山先生,向先生说明他北上的目的。孙中山非常高兴地说:“我近来身体不适,很少接见各方面的来人,但仍希望你与景翼等努力国事。”田桐倍受鼓舞,随后到北京,在中央公园开会,到会者数千人。田桐满怀激情讲述了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革命的思想与目标,热情洋溢地鼓舞大家在北方革命成功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整个会场群情激发,掌声如雷。
12月,田桐到达开封,胡景翼亲自到车站相迎。他与田桐商议,国民三军行营司令叶荃驻守郑州,也想聘田桐为参赞,田桐欣然答应为二、三两军服务,设参赞处于郑州西门外51号。此后,革命氛围洋溢其间,南北志士归之如云。
1925年春天,胡景翼、叶荃联合在虎牢关迎战直系大将憨玉昆所率8万精兵;此时,奉军张宗昌想乘机要景翼让出开封,一日三次电报催促。内外夹攻,将士们士气低落。田桐给大家仔细分析敌我双方作战实况,鼓励将士们,并随同景翼赴前线督战。结果憨军大败,稳定了河南的局势。田桐立即将这一喜讯电告孙中山先生,先生非常高兴,复电对国民军第二、三军进行嘉奖。
其实,此时孙中山先生是为了国家的前途毅然抱病北上,一路奔波,病情加重。田桓得知后立即从上海赶往北京协和医院看望。12年的相随相知,使田桓悲痛万分,往事历历在目:
初见孙中山先生时田桓才19岁,因为光复蕲州,被先生称为“了不起的少年英雄”。1912年先生漫游日本,留东侨民及党部派田桓为代表在横滨欢迎中山先生,田桓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言简意赅、深得要领,先生极为赞许。
1923年2月,在孙中山先生故居的花园里,先生对田桓说:“革命是艰苦的,我们要不断努力,要跟着时代走,不能停留!”还说:“改组以后,国共合作了,你有什么打算?”田桓坚定地回答:“我总是跟着先生,先生革命到哪里,我也革命到哪里。”先生见他态度坚决,便笑着说:“这样就对头了,很好!”不久先生委派田桓为国民党本部的干事,还兼了许多职务,如第二军主任秘书,广东省长公署顾问,桂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湘军、滇军、粤军总司令部参议,滇军第二军司令部顾问,北伐军第二军第一师高等顾问。
1924年,先生派田桓回国,加强与上海、汉口、长沙等地的联络。田桓奔走数日,身感不适,时而发热,回沪治疗,收效不佳。回东京后,先生问起病情,田桓告诉他“据上海丁福保医师讲,此乃不治之症”。先生温和地宽慰他:“哪有这样严重!”但立即与新乡医院联系,叫田桓去检查,还联系青山红十字会医院院长青木诊治。田桓患的是奔马性肺病,住院一月左右,疾病痊愈。出院后,中山先生又派人往大森为田桓在海边租赁一屋,作为休养之所。先生的真诚关怀,让田桓终身难忘……
孙中山先生对田桓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也来了么?”说罢,潸然泪下,田桓也呜咽不已。对中山先生的崇敬与怀念一直伴随田桓的余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田桐收到电报后,泣不成声,悲不自胜。15日在郑州普乐园开追悼会,田桐万分沉痛地演讲了先生呕心沥血缔造民国的艰难坎坷,闻者纷纷呜咽不语,泪如雨下……(转载《湖北文史》总第九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