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献礼作品 《铁血首义路》创作始末

2014-09-15 21: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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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见蓉

    中国首部还原武昌起义历史真相的长篇小说；
　　中国文学谨呈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精彩献礼。　

　　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我的长篇小说《铁血首义路》的封底定位。这两句话让我受宠若惊,仿佛一个穷孩子被忽然引入掌声雷动的豪华殿堂。所幸我明白掌声为谁而鸣。我不过是被大潮裹挟,借光而来,顶多算是拾金不昧,而那金光闪耀的,正是武昌起义本身。
　　斗胆触摸武昌起义这段沉寂了百年的历史,顺利完成《铁血首义路》的写作,对我来说,确乎是件始料未及的事。
　　武昌起义实在是一桩奇迹性的壮举。孙文先生领导的武装起义大大小小已达十次。革命党人前仆后继,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均以失败告终。包括黄兴、谭人凤等在内的一批同盟会领导人都不曾料到身处内陆的武昌起义竟势如破竹,一举成功,最终打响了推翻二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第一枪。这里有历史的必然,也有太多的偶然。谁也不能否认武昌起义的确是一幅惊天地泣鬼神的传奇画卷。但在文学史坛上,竟一直无人问津。这种留白,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对我都是契机,是恩惠,也是奇迹。
　　我很幸运来到武汉生活和工作。潜意识里我总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是老天爷特意安排我在辛亥百年之际来完成英雄们的未竟之愿。记得百年前,那时武昌起义还没正式打响,共进会和文学社作为武昌起义的两股革命力量,历尽艰辛,终于合流。准备了八年的武昌起义就在弹指之间。可一场炸弹失事,导致主要领导人孙武受伤,蒋翊武逃走,刘复基牺牲。在群龙无首、革命党人面临一网打尽的危急时刻,是工程八营一小小正目熊秉坤勇敢地站出来“假传圣旨”,谋划并参与完成了1911年10月10日那一声枪响。我永远忘不了他那番掏心窝子的话。

　　那是10月10日早餐之际,熊秉坤集合党人代表,作鱼死网破的起义动员。当时,武昌城里还弥漫着彭刘杨三烈士清晨斩首的血腥,一些革命党人有些左右摇摆,惊惶失措了。他是这样说的:“同志们,现在不是我们作儿女态的时候,我们要拿出行动。我辈名册已被索走。眼下,反是死,不反也是死。与其坐而待毙,何不反了再死呢,犹得其所也。大家一定听说了安徽的徐锡麟、熊成基吧,他们虽死犹生。报馆记述他们这段史实,大街小巷都传其小照。不是通过这条路而死,怎么会这样呢？至于广州黄花岗一战,牺牲的官兵,报馆把总数全部登出来了。我党这次举事若牺牲了,将一一载明姓什名谁,以备后世历史采写考证。可知革命的价值如何高尚。为革命而死的人,有哪一个不是上等人的？大家若能协力齐心,力图进取,这事就能成功。即使不能成功,还能为后来的铁血男儿提供榜样。继续下去,终究得以成功。这对于民国前途获利匪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快乐赴死,让后来的圣贤们赞美我们因反而死的壮举呢？依我看,从目前局势审时度势,我们可能还不致于就是去送死哩！”这番话的确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革命党人在生死存亡面前,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愿望,就是希望“我党这次举事若牺牲了,将一一载明姓什名谁,以备后世历史采写考证。”这话就要过去一百年了,那些为武昌起义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党人都先后化作忠骨静卧青山黄土了,但他们的遗愿远没有实现。还原武昌起义历史真相,艺术地再现起义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依旧是一片空白。
　　我想说,我深情地爱着武汉。我对这座城市的爱,远胜于其他一切土地。汉水从秦岭巴山,历经坎坷崎岖蜿蜒而来,选择在这里汇入长江。长江哺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却甘愿在这里穿城而过,做一个城市的内流河。江汉合流,三足鼎立。中国绝无仅有,世界也属罕见。这些都是上天赐予武汉的厚爱。我以为,对于一个亲近文字、喜欢以文字的方式传情达意的人来说,表达对这片土地的爱,最好的方式,就是倾听这个城市的心声,书写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故事。我一直觉得武昌起义是武汉的特产,是武汉的名片,是湖北人引以为豪的资本。冥冥之中,我的手指在电脑键盘上敲下了“铁血首义路”五个汉字。自此,像铁锚拴住了一颗因怯懦而游移的心。很多次,当我想贪享玩乐试图怠惰时,当我被纷纭的历史丛林迷茫双眼试图逃避时,这五个字又像一纸血书,一令契约,一道承诺,牢牢地锁定了我的心,我的手脚。
　　说实话,我对这场起义的始末,以及酝酿发展的历程,除了来自历史书培养的景仰,几乎是个白痴。而且,那些亲历者都已作古。他们的后裔散失人间,见一次面都如大海捞针。城市的沧海桑田改变和掩盖着旧址的容颜,也一天天尘封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武昌起义只余下彭刘杨、首义路、起义门等一些模糊而抽象的碎片,散落在武汉日益繁华的大街小巷。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拜访了熊秉坤先生的儿子、八十高龄白发苍苍的熊辉先生。当他得知我忝列武汉作协签约作家的时候,他的眼神、他的激动、他的热情,都让我看到了一个武昌起义亲历者后代对用文学作品反映那段历史的期待。他留我吃了午饭,又引领我重走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营旧址,带着我平生第一次登上起义门。在他眼里,作家是没有性别的,也没有专业和业余的区别。这份信任和期待,让我只能硬着头皮,一意孤行,坚持到底。
　　熊辉先生全力支持我的写作。他给我看他父亲的照片,讲他父亲的轶闻趣事,甚至将袁世凯送他父亲的玉扳指拿出来让我开眼,又介绍我认识了炮八标刘裕海的孙子也是“武汉通”的刘谦定先生,认识了武汉市社科院的老院长皮明庥先生,还把他所认识的数十名武昌起义亲历者后裔的电话号码抄与我,热情引荐我拜访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和章开沅先生。

　　我曾孤身去伏虎山瞻仰武昌首义烈士墓,遇到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几乎天天在刘静庵先生的墓前锻炼身体。问他们这墓里人是怎么牺牲的,他们不知道。我把这些烈士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又肃然起敬。武昌起义九十九周年的那天,细雨低泣,我只身去武汉造船厂——原湖广总督署彭刘杨烈士就义处敬献花环。问门口卖花的大嫂,这彭刘杨是哪几个人,他们怎么死的,为何有条彭刘杨路？她都摇头不知。我去寻找花园山下的高家巷,说曾有个叫刘静庵的人在这里组织过日知会。走到巷子的眼皮底下,那些人还不知道他们身边那个破旧的平房正是日知会旧址。　　
　　百年前那些生龙活虎的志士仁人就是在这些地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他们的声音和模样、热血和激情、智慧和胆识,充盈着我的大脑、耳鼓,让我抚摸那些风化朽蚀的砖墙都禁不住颤抖。坐在巍峨屹立的城楼和郁郁葱葱的蛇山上,手扶着微微发烫的山炮铁管,凝望他们曾经攻打的湖广总督署,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几乎每个节假日,我都与朋友走访武昌起义旧址,朋友笑我当了义务导游。他们省心,我也开心。我几乎走遍了起义门、俄租界宝善里、胭脂巷、花园山、昙华林、仁济医院、卓刀泉、青龙巷等大量旧址。这些宝贵的史料都成为我小说的源头活水。
　　我想我之抉择,是我与这座城市注定的亲缘。有时候,当我徘徊在这座古老与繁华并存的城市中,很多的冲动都如江汉汇流,大潮涌动；很多的诉说都似九泉有知,心息相通。我也毫不怀疑,因为我与这些英雄们共同经历了那段光荣艰难的岁月,而相互间有了亲人般的信任和关照。即使我们阴阳两隔,我也能感知他们对我的呵护。为找寻一个旧址,我要问无数的人,费无数的口舌,我仍心甘情愿,兴奋雀跃。那些被今人忽略或改造的寻常巷陌,那些留下英雄足迹的苍山旧水、残垣断壁,都悄然隐匿在滚滚红尘里,我仍凭藉一颗虔诚的心与他们惊喜相逢。我知道他们也有笑迎游子返故乡的亲切和慰藉。喧嚣与漠视,繁华与虚荣,都不能给我纯真的心带来一星半点儿的干扰和伤害。因为我是属于这里的,是属于他们的,是属于百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壮举的。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撑,我常常情不自已,奇思迭出。特别是一些不打招呼的文学虚构,竟与历史真实呈天然的巧合,达到无缝链接。有时,我都免不了莫名惊诧。我想,这或许就是我与这片土地、这座城市天然的血缘亲情。
　　每次走访,都使我的心更紧地贴近这片英雄的土地,更加迫不及待地投入创作。我怀揣一颗顶礼膜拜的心,试图循着英烈们的足迹,还原历史,让他们的英灵在我的小说里重生。我觉得我的写作一定要唤起这个城市不能忘却的记忆。
　　武汉作者写武昌起义责无旁贷,也是近水楼台,得天独厚。为了借阅方便,我在省图书馆办了四张借书卡。通过借阅、购买、网络查寻、走访等多途径,收集了大量历史文献和一手素材。如: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殷子衡（《狱中记》）、李西屏（《武昌起义纪事》）、黄元吉（《辛亥武昌首义真相》）、李白贞（《我所参加的辛亥革命工作》）、潘公复（《辛亥革命中的共进会》）、张文鼎（《炮八标起义经过与汉口战役》）、潘康时（《潘怡如自传》）等一批革命党人撰写的《辛亥首义回忆录》（共四辑）,参考了贺觉非、冯天瑜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和徐凯希、田希富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列强与近代湖北社会》、易杰雄主编、高九江著,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启蒙推动下的欧洲文明》、皮明庥主编的《汉口五百年》,以及武汉地方志、武昌起义人物传等大量宝贵的史料。
　　人类历史的演进从来都是车轮滚滚,浩荡向前,人们无暇顾及车轮碾过的痕迹和车辙下小花野草的命运。而我注意了他们,我喜欢在苍茫的时光隧道里,在寂寥的灯光下,用一颗孱弱的心聆听他们壮怀激烈的故事,注视他们俊逸轩昂的容颜。
　　我不能不承认这个题材实在是一根难啃的硬骨头。千头万绪,众说纷纭。这是一部有关战争和历史的小说。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来说,别说写,就是读,也很少有女性读者会选择阅读和购买军事历史类的小说。我敢不自量力站出来,挑起这副担子,是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而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又必须正视并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既要考虑男性读者对军事历史小说的口味需求,又要关照女性读者的审美情趣。于是,我把这部小说的基调定位为四个字:铁血柔情。革命加爱情,战争加生活。这样,战争就不是史书上只有叶脉,没有血肉,面无表情的知识介绍,而是生动的历史背景下历史的真实再现。爱情也不是脱离战争和历史背景的矫揉造作,而是时代和社会倒映在人们生活中的情感折射。小说取材亲历者回忆录。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历史事件,都能在现实中看到旧址,在史书中找到出处。我要让男性读者从中读到修旧如旧的武昌起义史,又让女性读者读到她们牵肠挂肚荡气回肠的爱情。
　　我唯恐贫弱的文字难以复活英雄们光芒四射声色壮丽的经典人生,无力再现那段叱咤风云震撼寰宇的峥嵘历程。我的心情一直颇不平静,因为我深知我的笔力和想象力都是有限的。我唯一自信的是我能尊重历史,让小人物像一滴水努力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小说取材武昌起义,主要横跨1896年至1911年十五年的时光。以汉口英租界巡捕房的翻译曹玉林与巡捕刘银根两个家庭两代人在武昌起义血与火、家与国的恩怨情仇、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为历史背景,以武昌起义酝酿发展爆发的史实经过为线索,展现武昌起义从花园山聚会,到科学补习所,到日知会,到军队同盟会,到群治学社,到振武学社,到文学社和共进会,两股力量最终合流,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历史画卷,塑造一组起义英雄的光辉群象。试图以史学的冷静和文学的生动,诠释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成功打响的历史成因、过程以及这场革命的局限性。用小说的方式,展示史学家公认的研究成果,同时,对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回答。小说最后一个章节,在展示人物命运结局的同时,交待了武昌起义后发生的全国响应、清朝退位、民国建立、袁世凯篡夺革命政权等重大历史事件,简笔勾勒武昌起义后的历史全貌,让读者对武昌起义留下一个完整的印象。

　　我还想说,这虽然是一部试图还原历史真相的小说,尊重史实,客观公正,一直是我内心的一柄标尺,但虚构又是必须的。一场浩浩荡荡的历史壮举,牵涉的人物实在浩如烟海。人类社会演进的丰碑上难以刻下无法计数的英雄和普通人。历史书也只能留其主干。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之虚构又非虚构,而是掀开历史的尘埃,从历史的废墟里将他们翻找出来,还原其本来面目。让那些鲜为人知的小人物抬起头来,为人们所知晓。尽管如此,仍然不能穷尽那些为武昌起义默默牺牲无私奋斗的人们。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是永远的遗憾。我只能请求他们的宽恕。
　　从2010年正月初五写下这本书的第一段文字,就一直因琐务缠身而撂荒,后于5月19日续写,边写边上传现在网连载,直到10月7日顺利完成小说初稿。当小说被网上读者普遍叫好,三家全国知名出版社争相购买这部小说出版权的时候,我不得不感恩这座神奇的城市,以及百年前那场史诗般的武昌起义。我知道,这本书之顺利诞出,以及读者的热捧,全因为武昌起义本身的历史份量和在人们心目中举足轻重的精神尊崇。
　　初稿完成之时,正值举国上下热议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庆典之际。湖北省作协主动提出将我这部小说纳入湖北文学界向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献礼作品。我为这部小说生逢其时深感幸运。这是一场美丽的邂逅,或许也算得上是天作之合吧。能以这种方式表达我对这个城市深沉的爱恋,传达我对武昌起义英雄们无比的敬仰和不朽的怀念,足矣！
　　我永远热爱脚下这片土地,因为这片土地永远拥有那些可歌可泣的起义英雄。（转载《湖北文史》总第九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