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顺
我祖籍河南济源市,13岁时,在陈赓的部队当了“小八路”。此后,我跟着 陈赓打日本,打阎锡山,打蒋介石,大仗小仗不停地打。上党战役、晋南战 役、吕梁战役,一个接一个,从太行山打到鄂西北。参军9年,我从连里通讯 员、理发员、 警卫员干到班长、排长、连指导员。全国解放后搞地方工作,我在鄂东的麻城县先后任区长、区委书记、公安局长、县委会副主任、常务副县长、人大常务副主任、代理县长,一干就是半个世纪。如今,我已成了地地道 道的“湖北佬”。
这里我主要想说说1958年前后,在我的从政岁月中印象比较深的事情, 那时我在麻城县东木区当区委书记。
一、农业大跃进 高产放卫星
1957年,麻城全县粮棉双丰收,提前十年上“纲要”,粮食亩产800斤,皮 棉单产103斤,被树为全省红旗。县委书记赵金良在全省作报告,介绍经验, 回来后召开全县干部大会。街上大雪纷飞,会场热气腾腾,会议决定就农村 社会主义建设向全省各县提出挑战。
12月17日,《湖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麻城县委的《我县向全省各兄 弟县挑战》一文,同时发表了省委书记王任重的文章《向麻城看齐》。12天 后,即12月29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显著位置报道了“麻城向湖北全省农业社发出社会主义竞赛挑战书”的消息和王任重《向麻城看齐》的全文,并加 了“赶上去,超过他”的编者按。一夜之间,麻城闻名天下,麻城的经济形势引
1958年,麻城县是开门红。《麻城报》元旦社论的题目就是“丰收再丰 收,跃进再跃进,迎接胜利年”。那个年过得热气腾腾,16万人修水利,大塘 小堰同时开工,两个亿方大型水库全部开工,施工点有700余处。元月4日, 王任重书记就风尘仆仆赶来麻城,全面检查农业生产。
这年5月,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总路线,并发起大跃进运动,一个“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兴起。
年初,县里要求上报1958年生产规划,当时我们确定的各项指标还是比 较接近实际的。以木子店乡为例,最近我翻了一下当年的报纸,《麻城报》12月18日以“再来一个大跃进,成为百万富翁乡”为题,报道了木子店乡的 1958年生产规划,上面写 的是:粮食增六成(亩产由 600斤增至960斤),皮棉 增倍半(1957 年亩产800 斤),蚕茧6万斤,生猪翻 几番,荒山植树1 万亩, 每人收入100元。这一规 划,经过艰苦努力是有希 望实现的。
3月,麻城县委向全 县人民公布规划,“苦战三 年, 实现十化”。“十化” 的具体内容是:⑴农田水 利自然灌溉化;⑵土地利用 合理化;⑶农业半机械化; ⑷荒山绿化,全县绿化;⑸ “四无化”(除四害) ;⑹交通运输工具新式化;⑺地方工业机械化,手工业工具改良化;⑻人民文化化;⑼肥料化学化;(10)农业电气化。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十化”,作为短期内的奋斗目标,是可以的,但硬定为三年规划,已经脱离 实际。
更没想到,人怕出名猪怕壮。麻城县委一纸挑战书唱响全中国,参观团 不远千里万里,摩肩接踵而来。中国的、外国的,都来了。听说是一春天就接 待了50多个参观团,5000余人次。出生于麻城乘马岗的老首长们更是关心 家乡建设。王树声大将在北京坐不住了,要回家乡参观访问。4月上旬, 王 树声和陈再道一起回来了,陈再道还带着61人的“武汉驻军参观团”,首长们一头扎进老苏区,连住6天。
王树声、陈再道还没走,李先念带着河南省长吴芝圃脚跟脚第二天就到 了,陪同来的是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4月 12日,我们白天听李先念 作报告,夜晚,王延春书记在全县十万人广播大会上号召“保住这一面光荣的 旗帜”,毛主席、党中央很关心麻城这一跃进典型,湖北省委更是要高扬起麻 城这一面旗帜。
这些话真是鼓舞人心哟。水涨船高,形势逼人,你追我赶,不断拔高。从 中央到地方,都开始头脑发热。麻城更是被举到高台上亮相,不高也得高。 一个狂热的时代开始了。我当时不到30岁,人年轻,干劲足,干什么事都充 满热情。
那时事事要求干部带头。县委要求各级干部“亲手搞好试验田,事事做 好示范”。一下子,全县连社干部在内,2458名干部,共参与了3324亩试验田 的种植。干部带头作试验,创高产本来是好事,但这时掀起浮夸风。大跃进 嘛,要的是高指标、高产量,用现在的话说,叫“超常发展”。上边天天要求报 高产,放卫星,越高越好,下边就开始了不顾事实乱吹牛皮。那一年,本来年 景非常好,稻谷秀了穗,长势喜人呢。在好形势面前人们便热情得近乎疯狂 起来。7月25日, 东木区的南邻居张家畈区首先放了高产卫星,报告黄石乡 有一块1.33亩的试验田,产早稻干谷7861.9斤,经麻城县丰产验收团和黄 冈地委验收合格,证明属实,通报全县,放了亩产5880斤的卫星,扛回了全县 红旗。我心里正在暗称稀奇,难以置信,县里来了电话,说我们东木区丁家坳 乡向明六社也放了亩产7462斤的卫星,县里要组织大批人马前来参观验收。 不知这是谁搞的假情报,连我这个区委书记也蒙在鼓里。我赶紧带了4个人 翻山越岭赶到现场。一看稻田,长势确实好, 但也绝不可能收获7000多斤稻 谷。我的头一下子胀得如柳斗大。当时丁家坳乡直接向蹲点的县委副书记 汇报了,牛皮已经吹出去了,哪个敢往热火堂里泼冷水?丢官事小,丢人事 大。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上梁山是被逼出来的,没办法中想办法,我只好硬 着头皮默许当地干部弄虚作假。28日,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率全体县委委 员前来验收。那时都是捏着鼻子哄眼睛,没人愿意唱反调,确实也不敢唱反 调,越高产越好,居然验收通过了。如此,东木区放了全县第二颗高产卫星, 夺来了红旗。那面红旗,使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总觉得不踏实。没想到,别人 比我们更能作假。一个星期后,宋埠镇歧亭乡又放了亩产早稻19507斤的高 产大卫星, 惊动得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带上副省长华国锋星夜急驰赶 赴现场参观。就这样,比学赶帮超,层层加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牛皮越吹越大。又过了一个星期,就是8月13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套红大标题——“天下第一田”,报道麻城白果区建国一社,亩产早稻36956斤。 参加验收的有:湖北省委工农业检查团、地委第一书记姜一率领的验收团和 麻城全体县委委员参加的麻城验收团。第二天,省委书记王任重亲自率领湖 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领导们冒着大雨赶到麻城,趟河涉水到建国一社送奖 旗。烧得发昏的各级领导颁发高帽,争抢荣誉的各个基层推波助澜。一个大 跃进的狂潮就是这样掀起。
亩产三万六,全世界头号新闻。苏联等五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合组成农业 专家考察团,于8月19日赶到建国一社现场参观。
至此,麻城成了全国大跃进时期的浮夸典型。后来,虽然县里高产卫星 又拔高到亩产4万多斤,5万多斤,但见多不怪,已经不足为奇了。
三万六惊天动地,引人注目。先后有20万人来麻城参观取经,到处人满 为患,吃住都成了大问题,只好紧急修建招待所。如今的麻城招待所,就是那 时开始抢建的。
这事现在过去40多年了。如今,“亩产三万六”的牛皮,已经成了天大的笑话,成了麻城人的耻辱。这件事,我虽然不是决策者,但作为全县放高产卫 星的第二面红旗,事实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今时过境迁,回想起来愧 悔有加。
二、毁林炼钢铁 扬名“小土群”
再说说全民大办钢铁。大炼钢铁这件事,麻城也是全国的典型,东木区 则是麻城的典型。
麻城大炼钢铁是9月份开始的。 县委最初的安排是“六万大军办钢铁”,国庆节前 建高炉 1500个,日 产铁10万 斤,年底以 前完成2万 吨铁、2000 吨钢的任 务。21日, 麻城县钢 铁生产指 挥部在熊 家铺街上 成立,县委 第一书记吴德简担任指挥长兼政委。当时的口号是“土法上马,赶英超美”, “一天等于二十年”。
那时干什么都是强迫命令。大打人民战争,村村建炉,处处冒烟。到了 10月份,县委一声令下,14万钢铁大军进了山,安营扎寨,伐木烧炭,全县高 炉、低炉、土炉、炭窑,密密麻麻。
东木区那时已改成东风人民公社。社里有铁矿资源,解放前就有个锅铁 厂。穷人们靠在河里淘铁沙谋生大有人在,每年能淘出十余万斤。可以说, 东风公社大炼钢铁既有物质基础,又有人力资源。
“钢铁元帅”升帐,我这个公社书记自然要挂帅出征了。不会就学,我亲自带队和派出专班,领着各大队总支书记到罗田等周边县区,如金寨、三河、 龟山等地去取经,并请来工人技师现场指导。前前后后派出去参观学习的钢 铁战士有2000多人次。公社组建了四大钢铁基地,办起4所钢铁红专大学, 成立了4个技术辅导专班,首先培训了800多人次,如建炉员、搅料员和烧炭 员,后来陆续培训了3500多人次。大干快上,快马加鞭,公社党委委员人人 动手,建炉烧铁,3000壮劳力组成钢铁大军。不到1 个月时间,就建起了大大小小几百个小土高炉,790个木炭窑,960个淘沙槽,连麻城四中的院子里也 修了座小高炉,十三四岁的学生伢们排着队拉风箱,爬上马牙山挑炭。
那场面真是壮观,像战争年代一样,男女老少齐上阵。山上是砍树、烧炭 的队伍,河边是捞铁沙、挑铁沙的队伍。挑的挑,抬的抬,背的背,扛的扛,真 个是蚂蚁啃泰山,密密麻林一大片。白天是浓烟四起,入夜则火光冲天。好 几个县委干部来我公社蹲点试验,日夜守在炉边。上级天天要产量,日日催 进度,谁完不成任务就撤职查办,开除党籍。我们下边的干部就拼命强迫群 众献铁炼铁,把煮饭烧水的铁锅鼎罐,家里的锄头、秤砣、门环、柜锁,都投到炼铁炉里顶任务。
我们经常是夜不困,日不眠,通宵大战。我记得有一次县委书记吴德简 召开大办钢铁电话会,从晚饭后开始,整整开了一夜。我守在砂里河炼铁炉 旁听电话,到了后半夜两三点钟,我实在是困得熬不住了,就让区里秘书姚享 祥同志替听,自己靠在炭堆旁睡过去了。也就是睡了个把钟头的样子,就被 人弄醒了。原来电话里正在点名,只听吴书记大声喊:“喂,我说,哪个不好好 听会,在那里困得打鼾呢?我要点你们的名。”果然,电话里鼾声如雷。吴书 记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点下去,一直点到三河口公社,原来是公社书记盛国元 为炼铁已几天几夜没合眼,疲困得推都推不醒了。从此,“盛国元打鼾,震动 全县”就成了麻城县一句有名的笑话。
接着是各区在电话里汇报,表决心,亮态度,提出“与武钢竞赛”,“土高 炉超过洋高炉”等等建议。电话会一直开到太阳出山“东方红”。新的一天, 又是钢铁疲劳大战。
东风公社炼铁搞得最好的是博士坳,当时叫“红旗铁厂”。县公安局长李 书庆 在这里蹲点,搞高产炉,培养了两个先进典型,一座叫“黄继光炉”,炉 长陈玉满,一座叫“刘胡兰炉”,炉长李淑琴。李淑琴那时还没结婚,甩两条长辫子,长得年轻秀丽。
“黄继光”、“刘胡兰”确实是两个能吃苦、能干事的好青年,苦干巧干,铁产量直线上升,得了全县红旗。但后来县里天天要求下边放钢铁大卫星,报 产量人人争先恐后,他们就开始弄虚作假。这天,我正在为放不出高产卫星 着急,红旗铁厂的厂长跑来告诉我说,“黄继光”、“刘胡兰”一晚上炼出1万 斤铁。我赶紧跑去看,果然壮观,生铁块堆成小山, 大风箱劲道十足,烈火熊 熊,铁水奔流。 我亲自验收过磅, 报数的300斤、400斤、500斤往上报,两个炉长一抬就跑了。 我心里起了疑,李淑琴一个姑娘家,杨柳细腰的,抬三五百斤铁腰不弯腿不颤,哪来这大力气?过完磅,我悄悄问旁边年纪大的:“这秤 怕是有问题吧?”那人赶紧摆手:“没得问题,没得问题”,匆匆走开。我更起了疑,围着磅秤三转两转,一掀开秤盘,原来盘背部粘着一砣铁。一见露了 馅,陈玉满、李淑琴脸胀得通红,前言不搭后语。我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这样 搞了,并向李书记作了汇报。李说:日产万斤已经宣传出去了,再改也不好。 群众炼铁热情高,可保护积极性,尽快把产量搞上去。
浮夸风愈演愈烈。10月17日,全社报上来的日产量是1700余吨,“黄继 光炉”日产3万多斤,“刘胡兰炉”日产2万多斤。当天麻城县成为日产“五千吨县”,炼铁大军队伍人数达到14万。
19日,东风公社召开钢铁丰收庆功会,吴德简书记连夜翻山涉水赶来 贺喜。
11月2日,黄冈地委在我们公社召开钢铁现场会, 地委书记易鹏亲自主 持,各县的工交部长、工业局长、炼铁厂厂长都来了。这是一次全区钢铁将领大聚会,各路人马摩拳擦掌,发誓要回去放卫星,超过东风。
我们公社党委的头脑更加发热,提出“再建炉五百(座),日产四百万 (斤),铁水到处流,卫星飞满天。前进再前进,东风永站先!”
东风万里,铁水长流。省长张体学为了鼓励我们,亲自送来两台动力机, 两台鼓风机。
东风公社放钢铁卫星出了名,上了《湖北日报》头版头条。翻山越岭前来木子店参观取经的人群络绎不绝,连新疆、西藏的少数民族代表团也来了。
麻城的“小土群”全民大炼钢铁又一次在全国闻名。全县共建大小炼铁 炉4790个,平均每4户1座炼铁炉。高峰时有近30万人上山烧炭炼铁,共建 炭窑8040座,日产木炭上百万斤。当年共炼铁113360吨,炼低碳钢1256吨。
这天,我正在炼铁厂现场督战,县委紧急电话通知,要我次日到县城开 会。吃过晚饭,我整整走了一夜,天明到了县城,才知道是周恩来总理、陈毅 副总理来视察。12月13日,周总理等人在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的陪同下 先看了中驿公社植棉能手林世猛的棉花试验田,又视察了设在路旁的县炼焦厂。正午12点,总理顾不上吃饭,就去看了城关公社的凤凰窝钢铁厂 。周 总理亲自抡起大锤砸钢钉,陈老总抓住木杆拉风箱,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第二天,全国钢铁“小土群”现场会在麻城召开。
作为东风公社的钢铁元帅,我心里充溢着一种自豪感。当时国际风云瞬 息万变,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炮轰金门刚刚开始。国防需 要钢铁,建设需要钢铁。全党全民,从上到下,出大力流大汗,为的是固本强 国。实事求是地说,东风公社炼铁产量虽然有较大的浮夸成分,但也确实炼 出了大量生铁。后来公路修通,铁块全部搬到路边,解放牌汽车拉了很多天, 那是有目共睹的。
东风公社大炼钢铁的英雄模范也出了名。陈玉满当年参加了全国青年 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见到了毛主席。李淑琴在炼铁炉前入党,当年参加了 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也进了一趟北京城。
大炼钢铁的后遗症也是很严重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见树就砍,青山 变秃山,尤其是对许多珍稀树种的摧残,那灾难几乎是毁灭性的。炼铁炉需 要大火力,没有鼓风机,全靠拉风箱。做大风箱,最好的树质就是银杏树,当 地叫白果树。几乎所有铁厂小高炉都自己组织人满山遍野去找大白果树,伐 倒后从中间挖空,做成60公分宽、3 米长的大风箱,中间安拉杆,拉杆上扎鸡 毛,一次要两个人才能拉得动,一个风箱要十几个人轮班拉。木子店古老的 银杏树几乎被砍光了,因为当时县里逼任务,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今天想起 来,真觉得痛心。
当时的情势,一个大炼钢铁,一个大修水利,再加上修公路,抽调了大批 劳动力。正是秋收大忙季节,我们忙着“赶武钢”、“超武钢”,提出“宁可丢1斤粮,不可丢1斤铁”的口号,结果谷熟了烂在田里来不及割,秧来不及插,丰 收年成了灾荒年,第二年就饿死了人。
三、人民公社化 反右拔白旗
与全民大炼钢铁同时进行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大概是9月份,毛主席 视察河南农村时说:“人民公社好。”他老人家说好,谁敢说不好?一夜之间, 麻城就宣布“人民公社化”了。
东木区改成东风人民公社,下面的乡改成生产大队,村改为生产中队。 庆祝人民公社成立,各大队、中队抬着红绸横幅到木子店河滩上开大会,高呼“人民公社万岁!”那真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会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公 共食堂、敬老院、托儿所、幼儿园,一哄而起。东风公社总共办了三百多个大食堂。木子店街上的食堂开伙那天,门楣上挂起了一副大对联,上联是“鼓足 干劲生产”,下联是“放开肚皮吃饭”,当时的口号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成了共产主义生活的首要特征。从安徽到武汉路过木子店的人, 不管公事私事,都可以随便进各食堂吃饭,吃完嘴一抹就走,如同在自己家里 一样方便。似乎我们一夜之间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你的也是我的,我的 也是大家的。
当时上级也十分强调搞好群众生活。我组织干部们到各食堂检查,要求 不但吃得饱,而且吃得好。当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就挖空脑子搞形式。 木子店食堂炊事员切一丈二尺长的萝卜丝,招待安徽的过路人,这件事在当 时传为美谈,人 人称羡。
人民公社 实行组织军事 化,行动战斗 化,生活集体 化。搞军事化、 战斗化,将男女 劳动力编成班、 排、连,指挥部 里挂起大竞赛 图,上面画着汽 车、火车、飞机、 卫星,各种生产 活动都要求放 卫星。在那个 年代,我们这些 基层干部就像飘浮在天空中的气球,心里没有底,飘飘悠悠的,跟着上边的指 挥棒转,整天忙着搞高指标,高产量,被逼着说假话。
1959年,省委召开六级书记会,我们麻城干部去了不少,住在紫阳路省政 府第一招待所。这天,突然听说毛主席、周总理都在武汉,明天要接见我们。 我激动得一夜没合眼,参加革命几十年,一直没见过自己的领袖,这次有幸一 睹尊颜,该是多么幸福啊!
第二天早早吃过饭,我们就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幸福时刻的到来。时间一 分一秒地过去,似乎等了几十年,领队兴冲冲地跑进来,叫赶快集合入场。麻 城的县委书记这次不知怎么啰嗦起来,集合后大谈注意事项,要各人检查衣 兜,火柴什么的千万不要带进会场。这时,我的心早已飞进了会场,生怕去晚 了见不到毛主席了。结果,麻城动作最慢,最后入场。所幸我们是全省红旗, 已经预留了会场中央的最佳位置。省委秘书长梅白冲我们大声喊:“你们麻 城是怎么搞的?才上来。快,跑步入场。”
我们刚站好队,毛主席、周总理、陈毅、贺龙、郭沫若、罗瑞卿等中央首长就到了洪山宾馆主席台上。全场沸腾,四千多人同声欢呼“毛主席万岁!”喊 声惊天动地。毛主席向我们招手,说,“同志们好!”他老人家在台上往返走了三趟。我离毛主席的距离不到20米,清清楚楚看到他老人家红光满面,神采 奕奕。我幸福得泪流满面,根本顾不上擦,只是拼出全身力气鼓劲儿喊:“毛 主席万岁!”像做梦一样,一时竟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湖北日报》的记者大概也像我们一样,幸福得忘了东南西北,他大概想 选个最佳的照像位置,左移右移,不提防被电杆子拌倒了,摔了个仰八叉,弄 得啼笑皆非。
毛主席走后,我们接着开会。人人亮态度,谈感想,个个热情高涨,信心 满怀,似乎几年来的疲惫、委屈、疑惑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乐极生悲。很快,我就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拔了“白旗”。被定为右倾 的,有4个区委书记,我是其中之一, 还有县委副书记李克成。因为右倾错 误,我被降为第二书记,调一位县委委员担任公社第一书记。新官上任三把 火,他一来就铺开大摊子,大干快上。这时县里正在修三河水库,要我们公社 上2500壮劳力。他还要在区里上三百万方工程,鹤鸣嘴、蛤蟆石、博士坳、龙门坳、黄泥坳、马牙山、搁船山等地同时上马,要1万多劳力。 当时全公社连刚出生的细伢儿算上还不到4万人,哪来1万多壮劳动力。社委会上通不过, 他在县委扩大会上照样发言点炮,有增无减。到了秋后,虚报的粮食产量无 法兑现,第一书记发了火,把下面报上来的表格甩在一边,要求按他定的高指 标照套。高指标带来高收购。那时,粮荒的症状已经显现,各乡、队干部和社 员不情愿多上交。第一书记从县里开会回来,就大张旗鼓地反瞒产私分,撤 了一批基层干部。不久,有的人家就开始停灶断粮,有的队连留的种子也吃 完了。由于水利摊子大,战线长,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已经出现浮肿病,少数 地方开始死人。这时,第一书记已高升到县里当纪检书记,我担任公社书记。 他栽的这些刺,就都扎到我脚上。不少地方闹起粮荒,数百人得了浮肿病、干 瘦病,高调无论如何也唱不起来了。
1960年元月,黄冈地区召开三级干部会,县委书记吴德简问我,你们区还 能上交多少粮食?我说:“吴书记,我不但再交不出粮食,我还要找你借350 万斤粮,才能度过春荒, 我们有些生产队连种子都吃光了。”吴书记问:“你是 要红旗?还是要粮食?”我说:“红旗也要保,粮食也要要。”
回到区里,情况已经很严重,开始饿死人。我赶紧向县委打了书面报告, 要求紧急解决350万斤粮食,另外还要求调拨种子。报告没有回音,我又打 电话追问,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岩月告诉我,饥荒是普遍的,要县里调粮是不可 能的。
又过了一个月,问题更严重了,饥民遍地,东木区情况和其他区一样,饿 死病死一些人。原来搞高指标高收购的公社书记已经调走了,责任自然由我 这个被定为“右倾”的现任书记负责。我被撤了职,这次撤了4个区委书记, 都下放到水库劳动改造。3个月后,县里又叫我带1500人到大冶修铁路,这 一去就是8 个月,年底我回家看老婆孩子。
那时我已有3个孩子,爱人是木子店供销社的职工,看到我,爱人哭得成 了泪人儿。
“你还晓得回家?你心里有这个家吗?”
原来,因为我犯错误被撤职,区里把3 个孩子的户口也给下放到我爱人 的娘家农村去了,她娘家是黄泥坳的牌楼村。那时户口在哪里,你就到哪里 的食堂去吃饭。牌楼村离木子店十几里路,我最大的孩子才5岁,不可能跑 那么远吃饭。 我爱人找到木子店大队支部书记占世朝,要求在大队食堂搭 伙,距离近好照顾。占世朝算好的,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爱人从食堂打些 稀饭汤,回来捞出米饭渣给几个孩子吃,用稀饭汤再煮点儿南瓜自己吃。后 来爱人因营养不良得了肝炎,日子就更苦了。按政策,双职工不应下孩子的 户口,我犯了错误,孩子也跟着遭殃。
我老二叫薛敏,那时还不到4岁,聪明伶俐逗人喜爱, 家里没饭吃,他就 自己到公社食堂去要饭吃。煮饭的李师傅对薛敏说:“每天吃饭前我要到街 上去摇铃,你去摇铃吧,我管你饭。”于是薛敏一到开饭时就到食堂去拿铃,从 上街摇到下街,摇完了师傅就给他盛碗饭吃。如今我有时开玩笑说:“薛敏真 能干,4 岁就能自己打工挣饭吃了。”这还得感谢那大师傅菩萨心肠,当时粮 食比银子金子贵,谁给碗饭吃就是救命之恩。
最可怜的是老三薛平,他妈妈要上班,又要送货下乡,保姆饿跑了,我爱 人只好把他送回牌楼老家。她娘家父母早亡,只有一个70多岁的曾家婆。 我到牌楼看孩子,见平伢儿瘦得皮包骨,那真是三根筋挑着一个头。曾家婆 把孩子抱给我,2岁多的孩子,别说走路,头搭在我胳膊上像根软面条,连抬 都抬不起。孩子半睁着眼睛呆看着我,不哭也不笑,眼珠不动,嘴巴不动,连 呼吸也看不出来。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冒出来,越淌越多。
我不配当爸爸呀!我整天忙,白天晚上不落家,忙着搞高产田,忙着大炼 钢铁,忙着修水库,忙着夺红旗。忙来忙去,如今全区人没饭吃,自己的孩子 也快饿死了,这是谁的错?这是哪里出了毛病?区上的干部也太不讲情面! 我犯了错误,孩子并没有罪,怎么能干出注销我孩子户口的事呢?
思前想后,我还是把孩子交给老家婆。我和爱人都没有时间带孩子,我 惟有在心里默默念叨:“马克思在天之灵,念在我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份上,保 佑我的孩子逢凶化吉吧。如果有什么灾难,就全部降到我自己身上吧!”
不知马克思之灵是否显圣,孩子总算没饿死,我自己却突然倒下了,黄疸 肝炎,一病就是3个月没出房门。 我爱人边工作边照顾我,端屎端尿,喂水喂 饭。卧病百日,从麻城县委到东木区委,没有一个人到我家里来看我一眼,大 概是怕传染吧。当时我极为伤心,觉得地方和部队大不一样。我自从孩提少 年时到了八路军部队,首长战友们亲如一家,生死与共,从心里觉得共事的人 应该有割头换颈的情谊。如今,一个反“右倾”、拔“白旗”,我就成了臭狗屎,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这让人怎么活下去呢?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加上大炼钢铁,使我从云端中跌进深渊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痛定思痛,如今我想明白了,当时弥漫全党的盲 目狂热空想成真的心态,加上以指挥战争的思维方式来指挥经济建设,特别 是搞“假、大、空”,不实事求是的坏作风,害了党,害了人民,也害苦了热心干事的各级干部。
我的“热情”自此以后大打折扣,我变得沉默多了,在后来的风云变幻中,就少栽了不少跟头。(李敏、李明搜集整理,转载《湖北文史》总第九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