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证艾毓英错案改正

2014-09-15 21: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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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志华

    艾毓英先生新中国成立前是湖北省参议会副议长、代议长。1951年7 月,因涉嫌“战犯”而受审,1953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这一错案得以纠正。1981年7月,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 审理,撤销原判,还了历史本来面目。当年,我在武汉市政协负责文史资料编 务工作,见证了此案改正的全过程。

晚节可贵的爱国人士

  　　  　　
　　艾毓英生于1903年,汉阳县（今蔡甸区）永安镇人,幼年聪慧过人,有“神童”之誉。1921年秋,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 从国学大师黄侃。在校期考九次,每次都名列前茅。
　　艾毓英一师毕业后,走过曲折的历程。1927年,到南京进蒋介石任校长 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次年毕业返回武昌,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 作。不久,调湖北省党训所训育处任指导员。从此,艾毓英在湖北省国民党 系统中扶摇直上,跻身高位,曾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CC湖北干事 会干事兼文教干事会主任,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湖北分会理事长,并出席国民 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艾毓英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能量大、活动力强,CC系领导人认为艾毓英 难以驾驭,此后艾毓英与CC的关系渐渐冷淡。加之他的老师黄侃极力反对 他搞国民党党务工作,曾题赠扇面七绝一首:“曾上危墙急蝂,功名远负十 年期。酒浇不尽心中恨,吐向青天未必知。”老师的教导,使他深为感激。当时,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和艾毓英交往颇密,经张群保荐,艾毓英呈文辞去本 兼各职,于1936年9月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终止了他在湖北 CC的活动。
　　1938年3月,艾毓英回国参加抗日工作。他出席在武大召开的国民党临 时全国代表大会,后任第九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秘书处长。该会主任委员由陈 诚兼,副主任委员由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兼。陈诚在前线指挥军事,所有总 动员委员会会务由周恩来代理。在那一百多天时间里,艾毓英经常送文件请 周恩来代主委签署,这是他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武汉沦陷后,他赴宜昌筹建 湖北省动员委员会,任秘书处长兼战时工作人员训练班教育长、湖北省临时 参议会议员、第五战区经济委员会主任秘书。曾率领湖北省各界抗日前线将 士慰问团,赴湘、粤、桂前线慰问抗战将士。
　　此后,艾毓英在重庆、恩施先后任中华大学、湖北师范学院、湖北农学院教授、教务长、训导长,并创办《楚军月刊》。1946年7月,在武汉当选为湖北省参议员,次年,竞选为湖北省参议会副议长。在议长何成浚出走上海后,被 推举为代议长。
　　1948年11月,艾毓英经一师同学邹圣芗介绍,与中共江汉军区城工部武 汉特派员余杰取得联系,在余杰的指导下,他为武汉和平解放做了一些有益 工作。当年底,他亲自起草电文向全国呼吁和平,还筹建湖北省人民和平促 进会以及武汉临时治安委员会和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次年3月,艾毓英由董必武电召至京,入华北人 民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后结业,任中央农业部参事。此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他经历了多年的坎坷生活。  　　

受聘文史“特约编撰”

  　　
　　1980年4月,武汉市政协恢复文史资料工作,决定创办《武汉文史资 料》。在起步组织编撰队伍和清理征稿线索时,不少文史馆员、参事和最早受 聘的老报人如吴先铭、龙从启、徐怨宇等,一致举荐艾毓英,认为他是征集武 汉现代史、特别是有关武汉解放方面资料的重要角色之一,而且艾毓英已年 近80岁,抢救史料更显其紧迫性。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聘艾毓英为《武 汉文史资料》特约编撰,随即派我赴京上门拜访。  　　
　　艾毓英刑满释放后,于1972年8月在四川乐山“安家落户”。他的儿 子艾知生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因故已多年与他没有往来。不 久,他到北京探亲,只好住在女婿黄文林、女儿梅媛的家里。1980年8月7日,我受命直接到北京他女儿家,登门拜望艾毓英。当时,他女儿、女婿是 普通中学教员,住房很狭窄,艾毓英是挤在厨房里搭铺睡觉。当我来到他 家里时,连让我坐在哪里几乎都成了问题。主人既惊喜,又不免“自惭形 秽”,总有些“等外”之感。可见艾毓英在政治上、精神上的负担,其沉重程 度是不言而喻的了。我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后,随即把市政协文史资料研 究委员会的聘书交给他,诚聘他为《武汉文史资料》特约编撰。接着又把近一两年内出版的大致内容安排作了简要说明,欢迎艾毓英积极赐稿。这 时,艾毓英显得特别高兴,他满心欢喜地接受聘请,承诺立即动手,为《武汉文史资料》撰稿。
　　此后不多久,市政协副秘书长兼文史办公室主任孙克钦以及黄悟二人, 趁在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的机会,又一次上门看望了艾毓 英,使他深为感动。
　　在1980年整个秋冬季里,艾毓英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分秒必争,抢时 间为《武汉文史资料》写稿。不过3个月,就送来《武汉“和平运动”始末记》。这是一篇长1.7万字、翔实具体的第一手资料。
　　这篇文稿在1981年3月《武汉文史资料》总第二辑上发表,由于内容全 面、真实,具有较高的资料性和可读性,很快在湖北、武汉地区引起较大的 反响。
　　在我们发表艾毓英的第一篇来稿后,立即写去了感谢信,寄送稿酬和文 史《简讯》。后来吴先铭告诉我,艾毓英来信说“……武汉市政协文史办为我 寄来了感谢信和优厚的稿酬,我把稿酬招待了我的女婿、女儿和外孙,特地到 全聚德尝到了名贵的烤鸭……”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个人生路上受过波折的人一旦得到尊重和信任,是最珍惜他的年华 的。艾毓英曾给我来信,高兴地说:“我在八十高年,很幸运,有精力搦管为 《武汉文史资料》写稿,这是非常愉快的事。”  　　
　　他继撰写《武汉“和平运动”始末记》后,又先后寄来《我所认识的何成浚》、《肖楚女光辉的一生》、《黄季刚先生对革命与国学之卓越贡献》、《政学 系与CC在鄂之蜗斗》以及《八十自述》等多篇文史资料。
　　《武汉文史资料》发表《武汉“和平运动”始末记》的同时,还发表了武汉 地下党特派员余杰撰写的《江汉军区城工部在武汉解放前地下工作的一员》, 文中对艾毓英在地下党的指导下,利用省参议会负责人的合法身份,为迎接 武汉解放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为艾毓英错案改正提供 了有力的史实依据。这时,艾毓英在吴先铭的支持下,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向 原判单位提出了重新审理的申诉,并委托吴先铭代理。
　　随后不过三个月,有关方面根据艾毓英解放前与地下党建立工作关系的 实际,经过调查核实,按照中共中央关 于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撤销原判,还了 历史本来面目。
　　1981年7月19日,湖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派专人来到吴先铭家,非常郑重 地将法院对艾毓英的改判书交吴先铭 代转,并对吴先铭说:“我们处理艾毓英 案件时,除向有关方面进行了解外,还 仔细地参阅了《武汉文史资料》的有关 文稿。”随即,吴先铭把改判书寄给了 艾毓英。艾毓英给吴先铭回信说:“20日 由吾兄转发的改判书,其价值之珍贵, 真无异一张金光闪闪的新的政治生命 保证书。终于盼到手了,把多年来笼罩 在心理上的阴影与乌云一扫而空,恢复了起码的人生的尊严与不可转让的权 利,它的重要性,是与自然生命等量齐观的。我年已八十,原自揣报国之日无 多,心胸间不无怏怏之感。今有了新的动力,为‘四化’这个宏伟目标,把全部余年献给人民和国家……”他还诚挚而坚定地写了一首诗:

　　半生误国罪多少,一纸赦书思万千。
　　愿献有涯促四化,鞠躬尽瘁赎前愆。 

 　　
　　事后,吴先铭深有感触地给武汉市政协文史办公室写信:“一年来,从艾 的问题解决的前前后后,已清楚地看到文史资料工作同统一战线的关系,它 的确是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重要渠道……这是武汉市政协文史办除了在 征集、编辑、发行等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之外而另行做到的难能可贵的 成就。”  　

错案改正之后

　  　　
　　1982年2月,艾毓英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常委。他从北京乘车来鄂出席政 协大会,车到武汉过汉水铁桥驶入汉阳境地时,他欢畅地说:“我是一个土生 土长的汉阳人,现在我回到家乡,竟不知家乡到哪里去了……”
　　这时,艾毓英还收到与他断绝往来多年的儿子艾知生写来的问安信。
　　1985年4月,艾毓英再次从北京回省参加湖北省政协大会。应北京大学 和武汉大学联合发起的“熊十力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讨论会”的邀请,奋笔撰写论文两万余字,阐述熊十力的新儒学。
　　当年10月26日,艾毓英因突发气喘痰涌,抢救无效,于31日在武昌饭 店辞世,终年82岁。（转载《湖北文史》总第九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