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学生时代

2014-09-15 21: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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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顺桃

    提笔回忆我的学生生活,不在标榜,只是一种寄托,只在重现一个真实的我、时代的我。

小学阶段　

    1962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我家因姐弟多（姐弟五人）,生活十分困难。 常处于饥饿状态下的我虽然已经八岁了,却像个不足六岁的小女孩,又矮又 瘦。按户籍所在地我应该到新马路小学读书,报名时老师说我太小就是不 收,没有办法,母亲只好拉着我到万民街街办的一个小学报名上学了。
　　母亲为让我上学苦苦求人的样子在我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小小的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快快地长高,一定要好好地念书,超过那些得意 的上了新马路小学的小伙伴,这也是孩童时期的我立下的第一个“誓言”。为 了这个“誓言”,我放弃了一般小孩所拥有的童趣,也成就了我独特的性格。 那时,我除了读书锻炼外,从不玩小孩喜爱的游戏。在强化的锻炼中,我长高 了；在刻苦的学习中,我的各科成绩总是排在全班和全年级的前列。我成了 班上公认的好学生,街坊邻居夸奖的好孩子。一年级参加了少先队并被推选 为少先队小队长,二年级被推为少先队中队长。在班上,在年级里,小大人似 的管起了学生中的事。
　　1965年9月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遇学校整顿,一些教学条件差、师资力量 薄弱的街办小学纷纷归并到正规学校,我所在的万民街小学撤销,学生整体 转入到新马路小学就读。我也就成了新马路小学的一名学生,同时被推为少先队大队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武汉小学六年级以上 的学生都纷纷参加全国大串连,而六年级以下的学生因年龄太小,被圈在学     校里上课,我们 学校五年级的学生就带头在学校贴大字报:“革命不分年龄大小, 我们要革命,我 们要串连。”我作为少先队的大队长,自然就成了 留校小学生的领头人,组织大家 罢课,作为代表 与老师、学校领 导交涉。结果是 学校同意由班主任老师带着我们到武汉长江大桥游览了一次,就算我们步行 串连了。随后,我完成了小学的学业。 

初中阶段　

　
　　1967年学校停止罢课,工宣队作为领导阶级进驻学校,组织学校复课闹 革命,外出串连和社会上游逛的学生大多返校。1968年9月,我进入武汉市 四十一中学读书。武汉市四十一中学的工宣队是武汉市低压锅炉厂派出的。 那时的老师作为“臭老九”刚刚解放出来,除了教学以外,大多数是明哲保身,不问教学以外的事,更不敢管理学生。为了维护各方面的秩序,工宣队按照 有关方面要求,在学生中组建了红卫兵大队和民兵连,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 其具体职能是:维护学校教学秩序,协助执法部门维护社会秩序,组织学生参 加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
　　在学校,红卫兵、民兵是教学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包括:校门口值勤:每   天一个民兵排或红卫兵小队（一个教学班）派35人站在学校大门口对进出 校的同学进行检查,防止校外闲杂人员入校影响上课和防止学生早退离校。 课间巡逻:每堂课每个年级都有23名红卫兵和民兵不上课,到各班清点人 数,记载课堂纪律状况,对影响课堂纪律的学生进行劝导和帮助,维护学校公 共活动秩序。那时只要学校有活动,红卫兵、民兵都要安排人员分兵把守、维护秩序,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
　　在社会上,红卫兵和民兵是打击不良倾向的重要参与者。打击学校社会 上的流氓阿飞是红卫兵、民兵的主要任务。那时认定青少年是否有流氓阿飞 习气的标准是:不遵守校纪校规,不到学校上课,穿奇装异服（女孩袒胸露背、穿大脚裤；男孩留长发、穿拖鞋、抽烟）。学生中值班的红卫兵和民兵,尤其是学生中的干部,常常带着一把剪刀,遇上了就将那些所谓有流氓习气学生的 长发、大脚裤剪了,还要带到队部写检讨和保证书。此外,红卫兵民兵还利用 放学后和星期天的时间,到汽车站、火车站、汽渡口维护交通秩序,每逢有大 型的集会,公安部门都要组织学生中的红卫兵、民兵参加值勤。
　　活跃校园生活、增强学生体质是红卫兵组织和民兵连的重要工作。通过 组织红卫兵、民兵训练带动同学们参加体育锻炼。每星期一、三、五放学后,红卫兵、民兵都要集中起来进行队列训练并分头组织各班学生的早操训练, 我整队的口令能发得比较标准,养成了抬头挺胸走路的习惯,应该说是那个 年代坚持训练的结果。开展经常性的体育活动并组织校内外的赛事活动是 活跃生活、增强体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学校比较普遍的体育项目是篮球 与排球,我是学校女子篮球队的队长,只不过我这个队长从没有打过篮球,主 要是抓队员的思想工作。我们在学校中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的节 目除“忠”字舞外,主要是学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京剧）和《白毛女》（芭蕾舞剧）,许康红同学总是这些节目的女主角。那时候我的职务可不少:校民 兵连长、红卫兵大队长、女子篮球队队长。1970年高进文老师介绍我加入共 青团后又被推选为校团委副书记（书记是校党支部中的青年委员陈绪仁老师 担任）。这一时期,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在我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一、学生行为面面观。初中时期正是“复课闹革命”之际,各校虽然已经开课,但受“文化大革命”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并没有完全恢复,学生虽然大多数已经到校,但心思并没有放在学业上,热衷于参加社会活动的同学不在   少数。同时,一 些渴望学习知 识的同学也期 盼着复课能让 他们真正地学 到知识。学校 的学生生活呈 现出多层面。 按当时所提的 “红与专”来分 类,应分为四 类:第一类是 “只红不专”。 这类同学政治 热情高,热心于 参加政治活动, 但不太重视学习。他们大多集中在学生干部中,同学和老师们对他们是“惧 而不敬”。第二类是“只专不红”。这一阶段有一批同学利用复课之机,埋头 学习,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可以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来形 容,被大家称为“夫子”。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叫胡建华,很少与他人交流,也不 参加什么活动,班里大多数同学入团,可他总通不过。对这类学生大家是“敬 而不亲”。第三类是“不专也不红”。他们既不参加政治活动,也不认真读 书,还喜欢搞恶作剧,尤其是热衷于出学生干部中他们认为是“假正经”的那 种人的洋相,使这些同学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下下不了台。同学们对这类同学 是“嫌而不弃”。第四类是“又红又专”。其中又分两种:一种是亲和力比较 强的同学,如我们学校的杜建国同学,人非常聪明,也很可爱,说他聪明是他 悟性很高,学习上没有什么能难倒他的。说他可爱是他性格随和,热心各项 社会活动,热情对待每一个同学,充满了活力,大家都很喜欢他,昵称他为“小 豆豆”。另一类是缺乏亲和力的同学。我可能属于这一类,不是特别聪明但 十分刻苦,不善言谈,但事事能带头且任劳任怨。同学们敬重我但又不太亲   近我,我与谁的关系都淡于水。那时我很苦恼,因家中贫寒怕被左邻右舍看 不起,为了活出个人样来,学习十分认真,每天早上天不亮,一家人还在熟睡 中,我就起床到学校预习功课,中午大家回家吃饭,我大多数时间在学校做作 业,晚上无论多晚回家,我都要就着月光或路灯看12个小时的书。因为长 期早出晚归,一星期难与父母弟弟搭腔说一句话,母亲常说我不是家里人,是 住店的。记忆中有这么一件事:母亲每天给我五分钱过早,其他的开销我基 本没有,我的家庭作业本就是从早点钱中抠出来的,打草稿的纸是捡的纸烟 盒,所以我很少吃早点。学校只要有事或作业比较多的时候,我中午也很少 回家吃饭,饿着肚子上下午课是经常的事。后来老师发现了,就买饭给我吃。 为了不让老师发现,以后中午放学后我也背着书包与同学们一起离校,然后 在一个僻静的地方看书做作业,到下午上学时再到学校去,我现在比较严重 的胃病就是那时落下的。一分辛苦一分收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做到 了学习、参加社会活动两不误。每次考试,我的各科成绩都在前列,同学们都 挺服我,老师们也很信任我。但是,除工作学习之外,我很少与同学们交流和 沟通,过分严肃的我让同学们又敬又畏,低年级班上如有同学不守纪律又不 听劝说,有的同学就以“袁顺桃来了”的话吓唬他们。前不久,同学们聚会,张能全老师也到了,他说当时在学校,不仅同学们怕我,就是年轻的老师也有点 惧我,包括他在内。从张能全老师的话语中不难听出,那时我是一个多么“不 近人情”的学生。
　　二、 勤工俭学自筹班费。“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用于教育的投入极少,学校各种勤杂开支都没有确定的保障。学校对学生除收书本 费外,另收两元钱的勤杂费。学校各班打扫卫生用的工具开始是班干部从家 带来的。由于老百姓生活也不富裕,一针一线一块碎布都有用途,尤其是碎 布片,大多数母亲都会洗干净后用来糊鞋衬做布鞋用,因此不少的班干部因 为在家偷拿了一块碎布到学校而被父母责骂,有的还挨了打。为此,我们就 组织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到校外捡废品卖。我们到街上捡废纸盒,到垃圾堆 里找破铜烂铁,到铁路上拾煤渣。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能换钱, 哪怕是只能值一分钱,我们也捡回来交给班里集中起来卖给废品收购站,然 后用这些钱购买班上打扫卫生用的工具。刚开始,大家觉得很新鲜,参加的 同学不少,时间一长,大多数同学就不干了。这样一来,就苦了学生干部。我   因为是这项活动的发起人,平时又奉行“做在人前”的信条,在勤工俭学中就 干得特别多。有一点还记忆犹新,我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总是低着头在寻找 路上有没有可捡的废品,手上总是拎着一个装废品的袋子。到现在,我看到 捡垃圾收废品的人,从没有丝毫的厌恶之感,能帮他们的总是搭一把手,这也 可能是我人生中的一种情结吧。
　　三、举国深挖防 空洞。在毛主席 “深 挖洞、广积粮、不称 霸”指示的号召下,举 国上下全面开展了挖 防空洞的战备工程。 从学校机关到企事业 单位,都在所在地的 地面下挖防空洞,我 们学校也在操场的下 面挖了数百米长的防 空洞。作为一项政治 活动,此项工程没有 请专业施工队施工, 而是由学校的教职员 工、学生自己动手干。 学校按年级编班分项 作业,有的负责搬运 水泥和沙,有的挖土 方,有的拌混凝土,有的传递材料。其中最苦最累的是洞中作业,洞内灰多, 不透风不透气,随时会出现塌方。一般情况下老师、同学在洞中只干两个小 时就轮换一次。我总认为自己是学生干部,吃苦应在前,进洞以后最少也是 半天才出来,大多数时间是一干一天不出洞。在浇灌混凝土的时候,因为要 连续进行,我除吃饭、上厕所外,硬是在洞里待了两天一夜,直到把混凝土浇 灌完才出洞。出洞后发现自己根本就不能行走了,左脚落地钻心地痛,用水   冲洗后一看,在左脚的脚板上有一个钉子扎在里面,拔出后鲜血直喷,当时在 场的老师和同学们见了,不少流下了眼泪。后来很长时间化脓都不得好,到 现在,我的左脚板心还隐隐约约地能看到一个印记。
　　四、参加野营训练。“学工、学农、学军”是那一时期学生生活的重要内 容。我们 学校的学工活动在3506军 工厂进 行,学农 活动在东西湖农场进行,学 军活动除像解放军那样每天出早操走 队列外,就是组织学生进行徒步野营训练。“三学”的主旨就是向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实施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三学”中对学生磨练最大、思想上打下烙印 最深的是野营训练。我们学校组织的野营训练是以年级为单位的,由班主 任老师带队,目的地是革命老区红安、麻城、罗田等地,每批往返时间是一 个月。在我已准备随我们年级出发参加野营训练时,学校领导把我叫去 说,初一有一个班的老师病了,没人带队,为了锻炼我,校党支部和工宣队 商量,让我代替班主任带这个班的同学参加野营训练。虽然当时我也只是 刚过16岁,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我毫不犹豫地就应了下来,义无反顾地 承担起了任务。我们那批野营训练的目的地是罗田。行军中,我把同学按年龄和身体状况编成互助组、收容组和宣传组。互助组里年龄大的、身体 壮的同学与年龄小的、身体弱的同学结对子,实行一帮一。收容组主要负   责对掉队、 生病的同学 进行帮助。 宣传组的任 务则是边走 边收集好人 好事,沿途 做宣传鼓动 工作,同时 组织大家唱 革命歌曲。 唱得最多的 歌有《红军 不怕远征 难》、《团结就是力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到了驻地,又把同学们分 成三组,一组与当地联系好房子,买稻草打地铺,落实睡的问题；一组买粮、 买菜、挖地灶做饭,解决吃饭的问题；一组站岗放哨负责安全。每当同学们 熟睡后,我都要挨个地查看同学们的脚是否打泡,有泡就用针穿上头发丝 挑破穿过,待泡中水流干后,点上碘酒消毒。对喜欢蹬被子的同学则是一 一给他们把被子盖好压紧。一个月中,我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野营 拉练完全按部队军事化的要求做,确实很苦也很累,但过得十分充实。这 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值得一提,那就是我带的这个班有一个男同学,平时 说话有点口吃,一路上大家边行军边学他说话,结果一个月回校后,全班同 学个个说话都结巴起来,很长时间都纠正不过来,我当然也没有幸免。

高中阶段

　　1970年前后,学校教学逐步进入正轨,武汉教育界中的有识之士疾呼恢 复“文化大革命”前有利于学生发展的各项教育制度,“跳级”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经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研究,我成为“跳级试点生”。当我读完初 中二年级的课程后,跳过初三,直接进入高中一年级就读。我成了武汉市“文 化大革命”中的“跳级第一生”。
    “文化大革命”中课外读物很少,供学生自学的辅导资料基本没有。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有二:一是教科书。那时的教科书编得非常粗糙,阶级性、革 命性很强,知识性、系统性、科学性根本就谈不上。二是老师授课。“文化大 革命”期间很多老师心有余悸,为了不被揪辫子、打棍子,老师讲课大多数是 照本宣科,没有几个人敢发挥。因此,学生的知识面很窄,学到的知识也很有 限。我由于是跳过初三直接进入高中一年级的,知识链一时连接不上来,尤 其是系统性很强的理科科目刚开始根本就跟不上。数学老师讲“勾股定律”,我不知是什么。高中一年级上学年的期中考试,除政治、语文等文科保持高 分外,其他的如物理、化学科目只是及格,而数学60分都没有达到。我吃不 下饭,睡不着觉,压力极大。老师们也担心着急。为了让我能跟上,学校组织 理科老师们自编教材,然后运用他们掌握的知识对我进行强化补习。在老师 们的指导下,高中一年级上学年末考试时,我的各科学习成绩都上去了,进入 本学年前列。学校就我的学习状况专题向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报喜,以证 实“跳级实验”是成功的。我作为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参加了武汉市教育局组 织的学生巡回报告团,到全市各学校作报告。不少同学视我为他们学习的榜 样、心中的偶像。
　　高中一年级夏季的一天,我、张汉国、李和森、杜建国四位同学出席了江岸区教育系统第一次团代会。回校路经江岸区车站路时,我们带回了一个青 年,引发了一起影响巨大的事件——吴克俭事件。
　　吴克俭,男,15岁左右,长得又矮又小。他不上学,不干正事,常年以偷 窃为生,还经常窜到我们学校将初中的学生带出校外行窃。我们学校初中有 近十名学生长期不到校上课,也不知去向,我们把他带到学校的目的是要通 过他查找我们学校那几个学生的下落。那天正好是星期六的下午,学校男女 篮球队正在与外校进行友谊赛,我们四个同学除杜建国外,其他三人分别是 篮球男女队的队长或副队长,到学校后我们将吴克俭捆绑在教学楼五楼红卫 兵大队部的椅子上后,就都下楼到操场处理球赛的事情去了。下午五点钟左 右,球赛结束,我和其他球队队员在清理场子,李和森说上楼去看一看,顺便 问一下吴克俭知不知道我们学校那几个学生的去向。不一会儿,就听李和森   在楼上喊:“袁顺桃,快来,快来,吴克俭不行了。”一听到叫喊声,我马上停下 手中的活往楼上跑,一看吴克俭口吐白沫,已不省人事。当时学校工宣队、领 导、老师都不在校,也没人商量,我只得叫上在场的乔有方同学背上吴克俭, 我们一起往学校附近的武汉市第八医院送。途中人们看到我们背了一个人 往医院跑,尾随了数十人看热闹。到第八医院后直接进入到急救室抢救,在 医生打着打着强行针时,吴克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个时候医院不像现在 管理规范,急救室闲人不能进入,随我们到医院的30余人都挤进了急救室。 医生看到出了人命,马上将急救室的门关上说:“谁也不许走！”关在急救室的人乱成一团。看到这种情况,我主动走上前对医生说:“我是武汉市四十一中 红卫兵大队长,人是我送来的,与他们无关,你们放大家走,我留下。”医生听 我一说,就开门把关在急救室的其他人（包括背吴克俭来的乔有方等同学）都放了,只把我一个人扣在那里了,同时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在等待公安机关 和有关部门领导来的时间内,我向医生们介绍了吴克俭其人,听说吴属流氓 小偷,对我也就客气起来了。晚上8点左右,学校工宣队校领导来了,9点左 右武汉市江岸区公安部门的人来了,10点左右,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的领导 也来了。在听取了我对事情经过的汇报后,我又陪他们到太平间去查看了吴 克俭的遗体,等大家都离开医院时已经是深夜1点多钟,我只身一人拖着疲 倦的身体回到家中。随后,公安部门组织工作专班对吴克俭的死因进行了调 查,认定吴克俭属受击打内伤致死。由于参与打人的人员无法确定,加之死 者又是大家痛恨的所谓“社会渣子”,当然其中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遭受“文化大革命”的践踏后还没有健全起来,此事拖了一年之 久,最后不了了之。死者家属不服,逐级上告,到了1972年的3月间,公安部 门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和当时对此类事处理办法,决定动员当事人运用自首 程序,刑事拘留29天了结此事,给死者家属一个交待。当时参加动员会的有 学校工宣队、学校领导,有带吴克俭回校的我们四个同学,有动手打过吴克俭 的数名有嫌疑的学生。听完公安部门的动员,我们四个将吴克俭带回来的同 学都主动要求承担责任。记得我当时是这样说的:“虽然我没有动手打人,但 人是我带回来的,我又是同学中的主要学生干部,应该承担责任,我愿意接受 处理。”后来公安部门在甄别时,认定我不是直接伤害人,又是一个女同学,不 同意让我承担责任。结果,李和森等四位同学就按自首程序,到五十号拘留   了29天。看到他们几个同学受过,我心中十分难受,主动要求在他们拘留期 间代表学校到五十号探视了他们。随后,武汉市教育局下发了处理通知在全 市中学中通过广播播放。在处理通知中点了我的名:“×年×月×日武汉市 四十一中红卫兵大队长袁顺桃等人……”,此事才算彻底了结。吴克俭事件 我从没有向父母说过,他们一无所知,直到我弟弟在学校听到处分通知中点 了我的名后回家告诉我父母,我父母才知道我们闯了这么大的祸,差点把自 己折腾进班房了。也就是这个处分通知中点过我的名,后来学校发展我入 党,在支部大会通过后,江岸区教育局审核报武汉市教育局批准时被搁下来 了。我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梦想也就落空了。
　　20世纪70年代初,遭受“文化大革命”破坏一度瘫痪的党的基层组织逐 渐恢复,停止多年的党员发展工作也全面启动。1972年2月我在刚满18岁的 时候就向学校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学校党支部根据我在学校的一 贯表现,把我列入学校党员的第一个重点发展对象。为了让全校党员、师生 更加了解我,学校在高中二年级的上半年组织了一个工作写作专班将我进入 初中以来的学习、工作、思想政治品质等情况整理了一份典型材料,然后宣传组又采取图文并茂的形式出了一组大型墙报张贴在教学楼一楼的墙壁上,整 个墙报足足有10米长,2米宽。高中二年级下学年,学校开始讨论我的入党 问题,主要通过了以下几个程序:一是支部安排党员找我谈话,听取我对党组 织的认识,了解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当时找我谈话的是学校党支部的青年 委员陈绪仁老师。二是召开党员小组会确定入党介绍人,找我谈话的陈绪仁 老师和学校党支部书记周林老师被确定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三是召开支部 大会讨论通过我的入党问题。因为我是我们学校建立党支部以来发展的第 一个学生党员,学校党支部对这次支部大会准备得很充分,造势也很大。参 加评议大会的除学校全体党员同志外,学校全体老师、全体学生干部都列席 旁听,评议大会到会人员近百人。在这次大会评议过程中,党员们对我的全 面发展情况进行了广泛而又热烈的评议,对有些问题也毫不客气地进行了质 疑性的提问,通过这次评议,不仅使我受到教育,得到了帮助,参加会议的党 员、列席人员也受益匪浅。就是这次评议大会,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 党组织,怎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共产党员。最后经过3个多小时评议后,全体 党员一致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虽然因“吴克俭事件”我在学生时代未能成   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但成为共产党员的信念我从未放弃过。
　　读完两年高中,我们就毕业了。当时毕业的去向有三个:一是身体健康, 家庭及社会关系清白的男同学入伍当兵；二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三是病残 特困学生留城。我们学校两个高中毕业班有九十余人,男同学参军的有30 多人,病残特困留城的30多人（其中有许多属通过关系打证明留下的）,真正报名下乡的不足20人。我当时一方面是家庭困难,大弟弟是残废,另一方面是每个学校有一个留校当老师的名额,已被批准留校当老师。在动员同学们 报名下乡时只得保持沉默。报名结果一出来,两个班中的学生干部只有两人 报名下乡,其他的都因各种原因留城,同学们都火了,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 “是老师在包庇学生干部,为学生干部留城出谋划策”；有的说“学生干部个 个都是假面具,说一套做一套,关键时候当逃兵”等等。听着同学们的责难, 我抬不起头来。眼见着离开武汉的日子就要到了,报名下乡的同学情绪还是 很不稳定。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心报名下乡。我主动找到两个班中还没有编 组的两个同学组成一个组。我的行为使同学和老师们大感意外,因为留我在 校当老师是没有异议的。父母也十分吃惊,他们知道我留校当老师,高兴得 已告知亲朋好友,压根就没有我要下乡的思想准备。1973年5月4日,我义 无反顾地随着我们学校下乡的同学离开了武汉,到随县（现随州市）环潭区 （现环潭镇）农村插队落户。由于我走得比较突然,没有时间准备下乡所需的用品,走的时候没有其他同学那样的大包小包,只随身带一些简单的用品:被 子是旧的,床垫是家里唯一的一床剪了一半带走了,蚊帐也没有,衣服更是没 有添置一件。这里面固然有家庭困难的因素,更多的是父母对我不听话行为 的一种惩罚。由此,我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转载《湖北文史》总第九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