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一次学术盛会

2014-09-15 21: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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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昌洪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只是作为一般的参加者，对于会议的筹备经过、组织情况等不甚了解，但许多亲身经历却令人难忘。
    自1961年在武汉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以来，形成了每10年一次，由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举办大型的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的模式，除了1971年辛亥革命60周年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没有举行这样的会议外，1991年、2001年辛亥革命80周年、90周年之际，都分别举行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另一种每10年一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轮番举行，那就是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130周年、14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之所以说轮番举行，是因为每次纪念辛亥革命讨论会后5年就要开纪念孙中山的讨论会。这即是说，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每5年就有一次大聚会的机会。这种学术活动被有的学者总结为“以学术表纪念，以纪念促学术”；也被有的学者诙谐地称为“办红白喜事”，即用出版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开学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来纪念历史人物诞辰多少周年或者逝世多少周年。这种做法，差不多成为学术界一种惯例，大家利用国家和社会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周年纪念的重视，达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会议会场到促进学术研究发展的目的，因为每逢这个时候，政府部门乐意掏钱，人民大众也比较关注。这或许是国情使然吧。

    举办这样的学术讨论会，还真能推动学术的进步，如，会前出版了许多学术新著；会上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探讨得以深入；一些青年学人在会上崭露头角，受到关注，为其日后成长奠定了基础；会后大部头论文集相继问世，展示了学术研究的最新水平，真可谓既出成果，又出人才。这种效果的取得，还得益于研讨会组织者对会议论文质量的严格把关，尤其是每10年一次的关于辛亥革命或孙中山的学术讨论会，坚持采用论文征集和评审的方式挑选提交会议的论文，邀请出席会议的学者（内地）。由全国知名专家组成的论文评审组，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论文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出现过父亲的文章落选而儿子的文章入选，导师的文章落选而弟子的文章入选这样的佳话。
    那一年我们有3位师兄弟饶怀民、赵军和我的文章被幸运地选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如果不是采用这样的办法，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研究生怎能跻身那名家云集的学术殿堂！参加评选工作归来的导师章开沅先生可能是怕被人误以为他帮了忙，高兴地告诉我们说：你们的文章都不是我主持的经济史组评选出来的，而是分别从政治史组、人物组、中外关系组里选出的。到开会时，才知道还有另外3位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党德信、中山大学邱捷、吉林大学宝成关和一位云南大学历史系77级本科生唐克敏也出席了会议。在6位研究生中，当时年仅28岁的赵军成为记者竞相采访的新闻人物，一篇报道称其为“史坛新秀”，而唐克敏则是与会者中最年轻的，他也很引人注目。
    会议不拘一格的做法，还使两位年轻的中学教师成为与会者，一位是后来成为我的同事、英年早逝的唐文权先生，一位是后来成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也成了我的朋友的张应超先生，他们坚持业余研究辛亥革命史多年，并得到章开沅先生的指点与帮助，写出了很有分量的论文。这次会议不论资历，提携后进的做法，使我们这些年轻人受到鼓舞，可以说，这是我们日后步入史坛、深入史学研究堂奥的重要契机。如今党德信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邱捷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宝成关任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饶怀民任湖南师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军成为旅日学者，现任日本千叶商科大学教授，而唐克敏则成为上海出版界资深编辑，现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

   这次会议以“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为主题，不仅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以往的研究中是薄弱环节，而且还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因为长期以来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受“立足于批”的“左”的思潮影响，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被戴了三顶帽子：“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这次会议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会议围绕这一主题，分经济、政治、人物评价、会党、文化5个专题组展开讨论。大家就辛亥革命的性质和社会基础、立宪派的评价、孙中山的研究、若干人物（涉及宋教仁、黎元洪等人）的评价、辛亥革命时期的反封建思潮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充分的讨论。冯天瑜教授在会后撰写的会议综述中评价这次会议说：“会议思想活跃、态度严谨，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与会中外学者一致认为，这是一次组织得成功的、学术水平相当高的讨论会。”
    我曾在《“靠‘暗杀’起家”》的回忆文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使我得到了比20年前115更好的学习机会。中华书局两位资深编辑刘德麟、何双生先生向大会提交了《建国以来辛亥革命史资料出版述略》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用了整整一段篇幅谈了关于搜集、整理、出版社会风俗资料和进行社会风俗研究的重要性。我后来以辛亥革命史和近代社会风俗史作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写作了从《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的文章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的著作，在近代社会风俗史的研究中取得些许成就，是与两位先生这段文章的启发分不开的。他们不仅指出了研究社会风俗的重要意义，而且在研究的思路、基本观点等方面都给了我深刻的启迪。

    一篇论述辛亥革命时期暗杀活动的文章116既使我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又使我得以在国际学术殿堂里忝列末座，并最终帮助我开辟了自己的学术道路。所以我常常对人开玩笑地说“我是靠‘暗杀’起家的。”在听者惊诧之际，我便从容地道出以上这段机缘，使听者从惊诧的神情终于转为会心的微笑了。
    这次会议举行前不久，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宣布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九项方针政策刚刚公布。这一表达了全国人民、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心愿的方针政策，使与会代表感到十分鼓舞，都殷切希望能早日与台湾史学界同仁聚首，共同研讨辛亥革命历史。那次会议只有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黄兴的女儿黄德华和女婿薛君度、邹鲁的女儿邹幸等人出席，没有台湾学者与会，所以会议组织者在大小会议上都要重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对岸的学者未能参加这次盛会，我们感到遗憾……但有的学者对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不甚赞同，认为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开好会议方面，我们会议的高质量、高水平，就是最好的对台宣传。
    果然，到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举行时，人们就听到了来自台湾海峡对岸的很有成就的学者的声音。到2001年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时，到会台湾学者多达11人，台湾中研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玉法先生甚至在会上提出：“我个人希望下次再开学术大会，也把海外学者的文章一起拿来审查，如果不够格的话还是把它淘汰掉，这样才能增进我们学术的进步。”

    会议进入尾声时，组织参加学术讨论会的学者到武汉地区辛亥革命遗址遗迹参观考察。学者们饶有兴致地参观了首义路起义门、首义公园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碑、阅马厂湖北军政府旧址，拜谒了阅马厂和三民路的孙中山铜像和司门口黄兴铜像，凭吊了球场街辛亥革命烈士陵园。先是，参观前夕，会务组负责人把我们武汉地区出席会议和参加学术组工作的几位研究生集中开会，给我们布置任务。会上气氛神秘，据布置任务的人讲，由于传闻境外某当局要对来大陆出席纪念大会（北京）和学术会议（武汉）的海外人士实施暗杀行动，参观时拟启动二级保卫措施（相当于总理级的保卫）。为了使参观顺利进行，为了保护好海外学者，要求我们做好运送客人参观的各辆交通车的组织联络工作。参观那天，车队前有警车开道，后有警车护卫，一路行驶而来，好不“威风”。这种阵势，我在出席198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再次见到，在中山大学举行开幕式后，车队浩浩荡荡向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翠亨村进发，不仅警车开道，而且在每个路口都有一名警察站岗。车队所过之处，公路上的车辆一律停驶。当时我们在车上小声议论，说孙中山当大总统也没有这样的排场。这种排场现在看来好像有些过头，它反映了对外开放之初，我国政府小心谨慎的处事态度。如今，举办这样的学术会议，除了有时需要一辆警车开道，以利在交通拥堵时行车顺畅外，就再也没有这么盛大的排场了。
    我现在手头还保存着当年开会的一些材料，如，会议邀请函和请柬，宴会请柬和菜谱，文艺晚会节目单等，有些已经具有收藏价值，现披露部分与大家分享。
    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的邀请函和请柬是从北京中国史学会寄来的。邀请函内容如下：

    __________同志：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订于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二至十五日在武汉市东湖宾馆举行。谨将请柬送上，并将有关会务的若干具体事项奉告如下：
    （一）凭请柬报到。请柬只限本人，请勿转让。如一篇论文有两位以上作者的，原定出席的同志因故临时不能前来，可换另一位作者；有关单位如需调换委派出席会议的同志，请先与秘书处联系。
    （二）抵离武汉的时间。请于十月十日至十一日到达。为减少会务工作的困难，一般请勿提前；十月十六至十七日离开，如需要延长停留时间，秘书处负责另外安排住所，费用请自理，同时也不能再为您代购车、船、机票。
    （三）请在定购好车、船、机票以后，立即将您到达的时间、车次、航班电告秘书处。因武汉可以停泊的车站、机场、码头都有两处，为避免漏接、误接，请特别注意以下三点：（1）凡乘火车的，请在武昌站下车；（2）凡乘飞机的请说明航班班次；（3）凡乘江轮的请说明轮船号码。
    （四）费用。按国家规定，往返旅费请您在原单位报销。会议期间（十月十日至十七日）的住宿费和伙食补助费由秘书处统一负担。在此期间原单位不再报销出差住勤补助。
    （五）伙食补助。按国家规定，工资在百元以下者每人每天补助一元，百元以上者补助八角。每天交全国通用粮票一斤（湖北省的同志交地方粮票）。
    （六）十月，武汉气候宜人，温度一般在25°C左右，较少下雨，着夹衣即可。但如遇雨天，气温将可下降至20°C左右，年高体弱的同志需备毛衣。
    （七）会议住房安排得很紧，会务组织工作也要求做得严密，因此，除被邀请出席会议的同志本人外，恕不接待。因秘书处既无力安排食宿，也无法允许列席旁听。如您了解有未被邀请的同志拟来汉参加会议的，请代为解释、劝阻，以免徒劳往返，浪费财力和时间。
    （八）通讯联络地址：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路93号湖北省社联；联系人商光敏、周志然；电话72024。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组织委员会秘书处
   一九八一年九月七日

    邀请函内容不仅反映了极其严格却又颇富人情味的办会规则，还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如出差补助规定、粮票的使用等，很有意思。组委会对一些细节考虑周到，交代清楚，是我们今天办会者需要学习和借鉴的。（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