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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为何视周书楷为知己至交

2014-09-15 21: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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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特

    1972年5月,蒋经国经过30多年历练后,蒋介石决定让其出任“行政院长”。1975年4月,蒋介石病逝后,蒋经国接任国民党主席,台湾地区自此进入了所谓的“蒋经国时代”。1980年5月,蒋经国在其70岁生日之际,公开发表了他1975年的日记《难忘的一年》161,日记中反映了他面对“外交”大溃败及内部种种矛盾压力的负重心态,孤独痛苦的心情,以及他坚持“反共”又反对“台独”的各种情况。
    日记中曾三次提及“书楷兄”,即我的父亲周书楷。其一,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文中提到了三个朋友,一个是洋人,曾在台湾担任美军顾问团长的威烈拉,另两位是“政务委员”周书楷和前“国防部长”黄杰。香港记者丁依在《〈守父灵一月记〉读后》评述中指出:“比较和经国亲近的,其实只有湖北周书楷一位。”162可见两者的亲密关系已是当时人们所熟知之事。
    其二,1975年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30周年纪念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约书楷兄同赴台中,上午视察陆空军部队……下午三时到达台湾省党部……”
    其三,1975年11月8日,蒋经国日记中云:“与运璇163 、书楷兄在旅馆共进晚餐,饭后三人乘车参观新开业的大统百货公司……”

    蒋经国一年中所接触的各类人士何止数万之众,其日记中除大量提及他的父亲蒋介石外,提及其他亲友者,屈指可数,唯一三次提到的知己至交者,书楷兄也。
    由此可见两人之亲密关系并非外界凭空猜测之事。
    在日常公务中,蒋经国对周书楷更是极为倚重。
    1972年蒋经国组阁,原拟定阁员名单周书楷仍任“外长”,但遭到宋美龄反对,而改任“政务委员”。蒋经国出任“院长”后,对未能保留周书楷“外长”一职甚感歉意,后特在“行政院”下设“外交”、“经济”两个小组,以统筹协调各部委有关外交、经济重大决策。蒋经国安排周书楷任“外交”小组召集人,成员有陶百川、连战、王纪五等,每周一次例会,研究有关“外交”重要事项,形成意见后,由周书楷报告蒋经国参考,周氏是蒋经国实际上的首席外交顾问,在台湾,甚至有人称周书楷为“太上外交部长”。不仅“外交”工作如此,蒋经国下乡或出访等活动,多邀请周书楷陪同,是频频为媒体曝光的对象。此外,在蒋经国办公室还设有一特定的沙发,专为与周书楷谈话之用,人们称之为“周政委椅”。当时周书楷是蒋经国最亲近、也是最常接受咨询的核心人物。

    1977年12月,周书楷已年近65岁,快到退休年龄了,蒋经国提议由周书楷出任驻凡蒂冈“大使”,而且一干就是14年。尽管外界一再讥笑台湾为“老人外交”、“百年老店”,周书楷也自觉年事已高,多次请求卸职,均未获蒋经国同意,从而成就了周书楷在世界外交史上的“三个第一”。即从实习生做起,历经十多个台阶,最后登上外交职务顶峰,是外交史上的第一人(此项第一系在蒋介石任上完成,后面两个第一则为蒋经国所促成);从事职业外交不间断,长达50余年,时间之久,也是外交史上的第一人;78岁高龄仍任驻外使节,也是外交使节中年龄最大的第一人。
    综上所述,即可窥见蒋经国对周书楷之信任亲密程度非同一般。
    外界评价周书楷的个性特点是认真负责、感情丰富、态度坦率,非唯唯诺诺阿谄奉承之辈。他与蒋经国既非同乡、同学、亲戚,更非蒋氏父子“门生”,且两人身世、经历相距甚殊,为何后来两人成为知己至交?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四点原因:
    原因之一:周书楷1965年6月至1971年3月在任台湾驻美“大使”期间曾三次陪同蒋经国访美,周旋于美国政要之间,周书楷的外交才干,尤其是周书楷在美国上层人士及侨界的人脉关系颇受蒋经国器重。1965年9月,蒋经国应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之邀,以“国防部长”身份赴美国考察军事,与麦氏发表了联合声明,由周陪同蒋拜会了当时的约翰逊总统。1969年3月20日,蒋经国以“总统”特使身份赴美,参加了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葬礼,这次访美由周氏陪同。1970年4月18日至28日,美国以蒋介石的接班人身份邀请蒋经国访美,周又陪同蒋拜会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这次访美遇到“台独”分子行刺事件,轰动海内外。20年后,家父周书楷与我等谈及这一事件时仍觉心有余悸。他回忆时说:“4月24日8时左右,经国先生一行抵达下榻的皮埃尔饭店,与随行安全人员三人推门进入旅馆大厅,我也紧跟其后。这时凶手出现了,用报纸盖着手枪,也要跟进去,美国警卫人员发现情况不对,用脚将旅馆旋转门堵住,使门不动,另一警察用拳击打凶手,其枪就射歪了。那一刻,子弹就从我头上飞过去了。此时,其他安全人员一拥而上,迅速将两名凶手制伏。”这一事件虽有惊无险,但其影响深远,对蒋经国执政晚年重用台籍人士、开放党禁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原因之二:周书楷与蒋经国政治理念一致,自不需赘言,在外交决策理念方面也十分接近,这也是蒋重用周的一个重要原因。
    1971年10月,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先后有30多个国家与之断交。面对这一外交困局,周书楷提出了“弹性外交”的对策,即台湾可以与没有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加强文化和经济交往,积极拓展对外贸易,以求台湾生存空间。周书楷甚至提出:“为了国家利益,可以与魔鬼拥抱”,并两次发表有意与苏联及东欧集团打交道的谈话,引起岛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周书楷还有一句名言:“没有见到棺材,绝不能流泪。”即台湾明知有的国家将提出断交,也不能自己先承认或接受断交,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蒋经国在日记中也有与周书楷相类似的观点:如1975年1月18日日记中提到“以国家生存为第一要务,其他皆为次要之事……”又如1975年6月20日日记中云:我们今后外交仍应不轻言与任何人断交,相交的,必将设法维持既有之外交关系……
    两人理念如出一辙。

    原因之三:蒋经国在赣南工作时的亲信班底到台湾后逐步控制了党、政、军、警、特等实权,唯独外交系统长期由宋美龄掌控,蒋经国难以取得突破。而周书楷作为职业外交家,无派无系,正可为蒋经国所用,故而蒋经国顺理成章地将周视为自己外交决策之亲信。
    原因之四:蒋经国与周书楷年龄相近(蒋年长三岁),属于同辈人。两人职务也较接近,周书楷1960年以“政务委员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身份”入阁,而蒋经国于1964年以“政务委员兼国防部副部长”身份入阁。因而蒋经国长期以“书楷兄”称谓周书楷,周书楷长期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交谈中均尊称蒋经国为“经国先生”,由此称谓细节亦可见两人相交之深。
    蒋经国逝于1988年1月,家父周书楷逝于1992年7月,他们早已走进历史。笔者叙说两人这层关系,意在从一个侧面了解蒋经国当政期间其用人方面的是是非非,对于研究台湾那段历史应当有所裨益。
  
   (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九辑,庚寅年六月初二于 湖北省黄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