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华兴会在长沙的革命活动

2014-09-15 21: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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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良

                                      一

    1903年秋天，一艘汽轮从汉口港开出，逆长江而上，过洞庭，入湘江，劈波斩浪，向南急驶。船头站立着一位西装革履、气宇轩昂的青年。他就是日后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的主将黄兴。
    不过，这时候他尚未改名为兴。他名仁牧，一名轸，号杞园，字廑午，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县）人。父亲黄炳昆，号筱村，青年时考取秀才，补府学廪生，起初在本乡设馆授徒，一度担任过地方上的都总。后来到长沙城里设馆，家境渐宽裕，于是在凉塘购置了田产。
    凉塘在善化县龙喜乡，即今长沙县黄兴镇扬托村。此地处平畴沃土，四合大院坐西朝东，有青瓦土砖房53间，颇有气派，当地俗称为“大屋”。
    黄兴5岁开始从父学习《论语》、唐诗宋词等，8岁入私塾学习《诗经》、《楚辞》、《春秋》及八股文。到14岁，转为居家自修，并学习乌家拳术。22岁考中秀才。当年伟大的农民战争启动了爱国少年的勃勃雄心，据黄兴后来追忆：“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118此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随之而来的日益高涨的湖南维新运动，异常活跃的进步知识界，给黄兴以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1898年，他被长沙岳麓书院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学习以后，书院遵循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教育制度迅速向西方学制过渡。这样，黄兴在这里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并实习军事，为其以后投身武装革命准备了条件。他“文似东坡，字工北魏”，是两湖的高材生。这时的黄廑午，是“浏阳双杰”谭嗣同、唐才常十足的粉丝。1900年夏，他甚至参与自立军起事，后来，唐才常等遇害，这使“常存亡国亡种之心”的黄兴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经历了从服膺维新转向反清革命的历程。他曾写《笔铭》自励：“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古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不过，尽管“心潮逐浪高”，他表面上却“沉默寡言”、“虚衷慎密”、深藏不露，因而并未引起书院当局的任何怀疑。
    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家书院选派学生30余人赴日本留学，其中湘籍一人，就是黄兴。这是他走上民主革命的转折点。抵日后，黄兴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与留日学生杨毓麟、樊锥、梁焕彝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又设立湖南编译社，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宣传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当年同在弘文学院求学的鲁迅曾以其生花妙笔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回忆：“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瓷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地走入自习场去而已。”黄兴热心社会活动，富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同志，成为留日学生中湖南学生和军校学生的领袖。

    关于黄兴的领袖气质与人格魅力，小他7岁的章士钊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记叙了切身感受：
    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陈独秀、章太炎、李根源。但吾与三人都保持始终，从无诟谇。吾持以论交之唯一武器，在“无争”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强，则顿失凭依，手无寸铁。何以言之？我以无争往，而彼之无争尤先于我，大于我。且彼无争之外，尤一切任劳任怨而不辞，而我无有也。由是我之一生，凡与克强有涉之大小事故，都在对方涵盖孕育之中，浑然不觉。因而我敢论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
    1903年，黄兴自告奋勇担任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回湘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策划。
    6月初，黄兴抵达上海，结识了大批沪、宁地区的新派人士，并遇到了在日本认识的同乡胡元倓。  
    胡元倓（1872~1937）绝对属于中国教育史上的奇男子伟丈夫。他字子靖，号耐庵，湖南湘潭人。出身书香世家，幼承家学，曾受教于湘中硕儒王闿运，所以经史学颇有根底，尤其服膺王阳明知行学说，认为“存诚”是立身治事之本。因此后来“乐诚堂”巍然矗立于明德学堂；亦因此，胡元倓晚年自号“乐诚老人”。当然，这是后话了。1902年，湖南巡抚奉命选派生员出国留学，胡元倓不顾守旧派的反对，与朱剑凡、陈夙荒等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在日留学期间，他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深感甲午、庚子两役创痛至深，决心以教育救国、培养人才、复兴民族为己任。

    1903年初，胡元倓自日本归国，路过泰兴，与任知县的表兄龙璋商量兴办学堂。
    龙璋字砚仙，湖南攸县人，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封建官僚世家，父亲龙汝霖做过直隶知州；三叔龙湛霖进士出身，做过刑部右侍郎，是一代名宦。龙璋自幼才华横溢，在科举场上追逐功名，每次都铩羽而归，差不多20年才捞了个知县。不过龙璋结交进步士绅，一直紧跟时代潮流。当下两人志同道合，认为只有兴学才能救国，随即胡元倓邀龙璋回到长沙，与龙璋的兄弟龙绂瑞（萸溪）先生商议，决定创办明德学堂。请龙璋的叔父、刑部侍郎龙湛霖为总理，由胡元倓任监督，集资两千余元为开办经费。租赁长沙城北左文襄（左宗棠）祠为校舍，呈请湖南巡抚批准。当年，明德招收中学生甲乙两班，于3月29日正式开学，这是湖南省第一所私立中学。明德弦歌未辍，至今尚存。算来我与明德缘份不浅。
    其一，伯外祖父刘永济（弘度）先生当年应胡元倓之邀，曾任教明德，并撰《明德学堂校歌》。1937年3月15日病重的胡元倓给陈介的信中谈到校长继承人之事：“前年曾投书身后交刘弘度，此人极好，但家累甚重，接手必感麻烦，远不如四侄（胡迈）轻而易举，弘度可为董事，预商大计划，而不能为校长。”可见胡、刘相知之深；其二，我与家兄均毕业于明德（当时叫长沙市第三中学），应该算是胡元倓的隔代弟子。
    认识到名校须聘名师，于1903年夏天，胡元倓到上海、杭州等地访求老师来支持他的学堂，恰巧遇到刚从日本回国的黄兴。两人畅谈抱负，谈到“革命”，胡元倓说：“流血革命危而易，磨血革命稳而难。公倡革命，乃流血事业；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在他看来，明德学校是“磨血人”的磨子，他希望黄兴来明德任教，黄兴也欣然同意。同批来明德的还有张继、苏曼殊等有识之士。

    黄兴来明德后，主持速成师范班，旋任博物、体育、历史等课程教员，黄兴“蓄志革命”，本意是借明德学堂教师之职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这一点，他与胡元倓是心照不宣的。因而在讲课时，他鼓吹民族思想，以“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勉励学生。“廑午老师”成为了明德人气最高的老师。
    1903年11月4日（阴历九月十六日），黄兴以30岁生日为名，邀约陈天华、秦毓鎏、章士钊、翁巩、周震麟、陈方度、柳聘农、柳继忠等十余人，齐聚长沙保甲局彭渊恂住宅（位于今黄兴南路西侧坡子街附近），商议筹创革命团体等事项，会上决定成立华兴会，但对外声称系集股筹组“华兴公司”以“兴办矿业”，入会者均称“入股”，股票即是会员证，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寓“扑灭满清”之意。为筹措经费，黄兴、章士钊还特赴泰兴拜访龙璋，“专以此事就商，结果如愿以偿。”
    1904年2月15日（癸卯年除夕），华兴会在长沙明德学堂校董龙璋的西园寓所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除龙璋亲自与会外，到会者有来自省内外的100余人。会上，黄兴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为了避免清方注意，该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以半公开的形式出现”。

    华兴会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组织，后来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联合组成同盟会，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奇怪的却是，华兴会没有留存任何正式的纲领和章程，但从黄兴在成立大会上的演讲辞中，可以看出华兴会是以“国民革命”、“驱除鞑虏”为宗旨的。据刘揆一《黄兴传记》追忆，黄兴在演说中分析：
    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团结，惟相顾而莫敢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络一体，审时度势，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高卧隆中，刘玄德三顾茅庐，诸葛指点舆图，已预知天下三分之势。“只这席话，乃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真万古之人不及也！”这篇演说辞隐然有诸葛孔明《隆中对》的风概！其中“首义”、“起而应之”在7年后变为辛亥革命的事实，不过由于事态的演变，“湘省”变为“鄂省”而已。玩其语意，华兴会之追求是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华兴会从其成立之日起，即是一个具有反帝反封要求和渴望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

    华兴会成立后，会员不久即发展到五、六百人，绝大多数是学界中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吸收了两尊革命宣传的“大炮”。
    一位是杨毓麟（1872~1911），字笃生，号叔壬，湖南长沙人，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颇有名气的革命活动家和宣传家。他早年曾入长沙城南、校经书院肄业。勤奋好学，喜爱文学、历史，留心经世之学，尤注意时事。1900年赴日留学，后回国参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留日期间，杨毓麟更多地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思想更为激进，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1902年12月，他与黄兴等湘籍留学生在东京创立“湖南编译社”，出版发行《游学译编》，并开始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他的文章风行一时，时人誉之为“公之文欲天下人哭则哭，欲天下人歌则歌”。此时，他写成《新湖南》一书。1903年，杨毓麟回长沙参与华兴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新湖南》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最早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的著作之一。全书约3万字，共分“绪言”、“湖南人之性质及其责任”、“现在大局之危迫”、“湖南新旧党之评判及理论之必出于一途”、“破坏”、“独立”六篇。书名虽取《新湖南》，文内虽多涉湘省人事，其主旨也是鼓吹湖南脱离清政府而独立，但在一些重大事件的论述上，又立足湖南而远瞩全国，不拘囿于湖南一省。他认为：“满洲政府为之伥，而列强为之虎；满洲政府为之囮，而列强为之罗。”清政府为虎作伥，因此，反帝必先反清，否则，中国人民必然会“与顽愚迷乱之满政府，同毙于白人酖醪毒脯之下。日日安坐而望满政府，则亦日日安坐而就屠割”。他指出，实质上，清朝统治的“二百年来之历史，皆爱新觉罗氏之罪状也。自光绪初政以迄于今，皆那拉氏西邸卖官之贸易所、梨园歌舞之淫乐图也”。

    《新湖南》高出侪辈之处是，将“湖南人之性质及其责任”置于民族运动的整体中进行剖析，因而视野广阔。加上饱醮乡情的文字风格，扣人心弦。因此，该书自1903年4月第一版发行后，半年之内连印三版，如空中春雷，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共鸣。《游学译编》1903年第9期刊登了一则广告，称：
    是书论湖南之形势与湖南人之特质，发挥民族主义，寓地方独立之意。初印数千部，原欲分赠知友，不取卖价。后索读者多，本社无从遍赠，且所印亦已告罄，乃再版付售，以飨众望。唯出书后，又被某处购去二千部之多，所存者无几，需者尚希从速。书价取回成本二角五分。
    后来，杨毓麟继续宣传革命，1911年，当他得知黄兴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的消息后，悲愤交加，遂自投利物浦大西洋海湾，殉国身亡，希图以此唤醒国人。
    另一位“革命党之大文豪”是陈天华（1875~1905）。陈天华，原名显宿，字星台，又字过庭，号思黄，湖南新化人。父亲是一个落第秀才，家境贫苦。陈天华喜读历史书籍和传奇小说，尤爱好民间传唱的话本弹词。“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遇乡人之称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功业者，辄唾弃不顾，面有愧色”。121太平天国起义事迹的影响，使他从小养成一种反抗性格。1903年，他被资送日本留学学习师范。当时，正值沙皇俄国大举侵略我东北三省，陈天华积极参加“拒俄义勇军”，并书写《敬告湖南人》的公开信，号召群起抗俄救亡。拒俄运动遭清政府野蛮镇压后，愤懑焦急的陈天华挥笔写下《猛回头》、《警世钟》，以冀唤醒国人、救亡图存。1903年秋，陈天华返回湖南，襄助黄兴等组织华兴会展开革命活动。
     陈天华一生短暂，《猛回头》、《警世钟》可视为其生命之花的灿烂怒放。《警世钟》一开头，就以血泪交迸的文字，提出了中国人民生死攸关的严重问题，指出了帝国主义是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
    哎呀！哎呀！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
    悲壮奔涌，现在读来还使人动容。
    他还以唱词的形式追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面对帝国主义如狼似虎的侵略态势，面对神州陆沉的累卵危局，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满怀激情地向全国人民呼吁：
    洋兵不来便罢， 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 “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
    激昂的旋律，如号角；急促的呼喊，如鼓点，令人鼓舞，扣人心弦！

    《猛回头》和《警世钟》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封建任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新型政权，思想堪称先进；更难能可贵的是，陈天华用通俗的白话文写作，以充沛的感情用词遣句，“一字一泪，沁人心脾，谈复仇而色变，歌爱国而声歔。”《祭陈星台先生文》，《民报》第2号。因而海内外一纸风行，两湖地区尤为震动。在湖南，各学堂集资翻印，“备作课本传习”，“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在湖北，被广为翻印，引起轰动。由于文字“动人听闻，便于唱口”，在新军士兵中也“奉为至宝”。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记写道：“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可见影响之巨了。
    长沙起义失败后，陈天华再次东渡日本，继续革命活动。1905年12月，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陈天华投海殉国，以死来激励国人。
    长期以来，我以为有个现象值得研究，自屈子在汩罗怀沙投江殉国，其殉国方式似乎在千古湘人中得到共鸣，湖湘志士之投江，不为个人遭际，更不为殉情，如前所叙杨毓麟和陈天华，又如此后于1921年投水殉国的长沙才子易白沙，个性的烈烈刚肠加上报国的耿耿精忠，造成了湘省志士独特的殉国方式。我揣想，他们采取这样的极端行动，一定怀有对家国极大的责任感、极大的热爱，一定怀揣着用短促生命换来永恒声名的梦想。这也是湖湘志士迥异于他省国人之处。由此想到当年韩国正式被日本“合并”，留日的韩国学生纷纷愤而自杀，国人为何烈烈血性者尚不如一小国为多呢？

    再回头说华兴会。其草创阶段虽然保密工作做得不好，其开展措施、其分工还是井然有序的。总机关“华兴公司”设立在南门外；在长沙小吴门正街设立“东文讲习所”，用以联络学界；另设“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专门机关；又设立“黄汉会”以便联络军界；此外，在省外还设有“上海爱国协会”、“华兴会湖北支部”、“新华会”（设立于日本）等等。许多会员分头到其他府、县开展活动，此后华兴会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中心，并且对湖北革命运动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柳诒徵《赵伯先传》就说：“江楚有志之士，争慕向之，革命思想更磅礴一新。
  
                                      二
  
    1904年春，华兴会谋划起义，因为会众大多学界中人，“秀才造**，三年不成”，首要问题就是争取武装力量。由于当时湖南刚筹组新军和开办武备、兵目学堂，新军力量薄弱，旧式的巡防营一时又难以渗透，因此，黄兴等人将目光转向了实力雄厚的会党，其工作重点是联络著名的会党首领马福益。
    马福益（1865~1905），又名乾，湘潭人，世代佃农。早年曾在湘军充当营勇，加入过哥老会。回乡后，1891年创立回龙山，在醴陵、渌口等地开堂放票，招收党徒，势力遍于长沙、衡阳、永州三府城乡，亦及于江西、湖北两省，会众达两万多人，其中当然不乏勇武之士、亡命之徒。1900年自立军事件，马福益也曾参加，事败后，其反清之志更为明显而积极，正在俟机而动。其实，早在东京时，刘揆一就向黄兴推荐过马福益这位实力雄厚的龙头大爷。
    1904年初春的一个风雪之夜，黄兴头顶斗笠，与刘揆一乘雪夜行30里，在湘潭茶园铺矿山的一个岩洞中，会晤了马福益。刘揆一在《黄兴传记》中回忆说：“柴火熊熊，三人席地而促坐，各倾肝胆，共谋光复。”马福益的会众在洞外通宵警戒，他们三个畅谈达旦。三人议定：一、决定在这年11月16日（光绪三十年十月十日）趁西太后70生辰，全省文武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置炸弹，将官吏们炸毙，宣布起义。二、起义时，省城内以武备学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哥老会为辅，省城外则以哥老会为主，分五路策应。并指定谢寿祺、郭义庭组合浏阳、醴陵起义队伍；申兰生、黄人哲组合衡州队伍；游得胜、胡友堂组合常德队伍；萧桂生、王玉堂组合岳州队伍；邓彰楚、谭菊生组织宝庆队伍。五军组成汇合后，由华兴会派遣各路指挥与监军，再会攻长沙。三、依照日本军制编组革命军旅，黄兴任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

    为了实现黄兴所提出的“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革命策略，华兴会派会员章士钊等分赴省内外联络，一些爱国的湘籍留日学生纷纷回湘活动，省外的革命人士如吴禄贞、李书城、耿觐文等也相继来湘，参与华兴会的机密。1904年7月底，黄兴来到武昌，当地革命团体为其举行了欢迎宴会。会上，黄兴阐释了华兴会的起义计划，武昌的同志一致答应，如长沙事起，即协同响应。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记叙甚详，可知这“第一枪”原计划在长沙打响。
    要打响“第一枪”当然需要枪。要买到枪，则当然需要钱。黄兴卖掉了长沙东乡凉塘近300石租谷的祖产，刘揆一、龙璋等也变卖家产或向人借钱，长沙南阳街的书店老板张斗枢也慷慨捐款万余元，合计筹款约5万元。华兴会用这笔钱在上海秘密购置长枪500杆、手枪200枝，并利用龙璋创办之江轮二艘，为运械之用，将这些枪支放在长沙郊外。此外，还利用明德学堂理化实验室自制了一批土炸弹，以备起义时使用。他们似乎认定，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完成改朝换代，而完全无视新兴的绅士们立宪的呼声。似乎中国通向共和只此华山一条路。
    1904年9月24日（农历八月中秋节），浏阳普集市举行传统圩集——牛马大会，往往会党利用这种场合开堂集众。马福益认为时机成熟，决定这天召集部众，开堂拜盟。黄兴即派刘揆一、陈天华等学界、军界人士，于是日赶到浏阳普集，以同仇会的名义为马福益举行了隆重的少将授予仪式。仪式由刘揆一代表会长黄兴主持，并赠与马福益部长枪20枝、手枪40枝、马匹10匹。刘、陈与马福益等重新布置了行动措施。同时议定，只待上海大批军械陆续运到，就可以提前起义。
    万事齐备，只待东风了。
   
                                     三
  
    由于缺乏经验，华兴会的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当时，华兴会大量翻印《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血泪书》等革命宣传品，长沙各书店里这种读物“罗列满布，触手即是”，“市廛之地，道路之中，交头手指，争相阅诵”，克期起事的风声已在街头巷尾传播。
    山雨欲来风满楼。
    湖南当局当然注意到长沙世象的异动，俗话说，“一个窟窿进来斗大的风”，偏偏一个华兴会成员无意中走漏了起义的消息，被会党中的败类刘佐楫侦知，报告给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王先谦精研经史，是我最佩服的那个时期的学者，然而，他出于对朝廷的忠诚，即向湖南巡抚陆元鼎报告，要求逮捕黄兴、刘揆一等。
    奉陆元鼎之命，巡防营逮捕了萧桂生、游得胜等华兴会头目，严刑之下，这些人无奈供出内情，华兴会机密因而尽泄。于是，“按名索捕，急于星火”，陆元鼎下令逮捕黄兴。
    关于黄兴的机智脱险史实，“言人人殊，其说不一”；我自幼生活在通泰街、西园一带，我家在西园的住所就在龙绂瑞家对面，我听前辈指点陈述，又参阅了一些材料，还面询了同馆馆员、黄兴嫡孙伟民兄，将大致史实勾稽如下。
   黄兴当时住紫东园寓所（见下页附图），10月24日早上，黄兴的姑妈进城走亲戚，黄兴亲自下寒菌面招待。这时，相距不到半华里的西园龙绂瑞差人持黄兴出走路线帖来，请黄兴去龙宅。因黄兴正忙活着招待，没即刻去。过了约一个小时，龙宅又差人持帖来催。黄兴大感诧异，觉得有重大情况，于是坐轿前往。据其长子黄一欧后来回忆：“先君刚刚坐轿出门，在门口就和来捕捉他的差役对面碰头了。差役见了他便问：你是黄轸吗？先君情急智生，镇定地回答说：我是来会黄轸的，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再要到那里去找他。于是差役跟着先君的轿子向西往左文襄祠（明德师范班所在地）走去。先君到了明德学堂下轿，佯称进去喊某出来，叫差役在门口等候。他进校后，就由靠西边的金华祝老师住室旁的小侧门溜出，躲进了西园龙宅（龙绂瑞家）。”与此同时，当局搜查了黄兴的紫东园住所，但一无所获。

    据龙绂瑞《武溪杂忆录》说：“华兴公司赁屋于南门外为之，表面标榜兴办实业，里面直是革命组织。无何，外间指目克强为革命党，谣言稍起。九月二十五日，余(龙绂瑞自称)在家中燕客，克强与焉，扬扬如平时。唯笑谓余：‘有相士谓我，将有缧绁之灾。’余曰：‘此无稽谰言，公何信之?’”可见黄兴在此前已经觉察到了日益逼近的危险。
    黄兴到龙宅时，龙家正设一饭局，来宾有华兴会骨干周震麟、张继、胡元倓，还有浊世佳公子谭延闿。前三人是各种记叙此事的文章都公认的；谭延闿的在席并参与谋划黄兴出走，则是学术界没有看到或是1949年以后人们视而不见或是知情者有意回避的事实。以人废行，是机械唯物论论史的大过失，更何况谭延闿真的就是篡夺辛亥胜果的逆贼吗？此事龙绂瑞《武溪杂忆录》记之最详，惜龙文没有涉及座客。
     章士钊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一文中曾转引龙文有关部分后，说道：“胡子靖（元倓）、谭祖安（延闿）均在座，闻此言，则共权威勿躁，以图善后。”章写此文时精力旺盛，不会误记；且政治上有恃无恐，更无意回避，所言应该是可信的。查当事人谭延闿在《近代湘贤手札书后》中亦有记叙：“甲辰，克强为明德学堂教习，密谋革命，所谓华兴票也。事觉，乃匿龙萸溪（绂瑞）家。扬扬若无事，卧读书不辍，每饭辄三碗。其所刻印章名籍，皆在长沙府中学，萸溪乘舆往为访客者，尽取纳舆中以归。数日少懈，乃入圣公会，居久之，方乔装东去。”玩其语意，不仅为同情者，且为知情者、参与者。此语可解脱章文孤文单证之嫌。
    再回到当日龙家的饭局。大家边吃边谈，黄兴将刚才碰到的事情原委告知他们，并对龙绂瑞说：“有一个重要的箱子，放在西长街长沙府中学后进一间房内，所有同志的名册和革命秘密计划都在里面，如果被抄去了，全体同志将被一网打尽。”十万火急，千钧一发。龙绂瑞当即表示愿意冒险去取。第二天清早，龙绂瑞伪装访友，坐着轿子前往长沙府中学，打开了黄兴所指的房间，找到那口箱子，带回交给了黄兴，随即焚毁。

    差役既没捉拿到黄兴，协台（当时的警察局长）又率数十人来校，索要黄兴。胡元倓心知肚明，便说：“黄兴是在明德教书，但此刻不知去向。”差役要进学堂搜查，胡元倓厉声说：“不准搜查，要抓人就把我抓去好了。”差役慑于胡在社会上的声望，便灰溜溜地走了。
    胡元倓见事情紧急，立即会见臬司兼学务处总办张鹤龄，从容申述：“诸事我均与闻，君如须升官，吾之血即可染红君之顶子，拿我就是。”张鹤龄原本就是朋友，为胡元倓的至诚精神所感动，当即表示：“此狗官谁愿做？此刻要紧的是看如何保护他们。”
    龙绂瑞的父亲龙湛霖是退职的刑部侍郎，差役没有确实证据，不敢入内搜捕。黄兴住在龙宅，也不敢走出去，这样的僵局维持了三天。这就是在“老长沙”中乐道的“复壁藏宾”的故事。
    大家商量，决定请人去宁乡中学找曹亚伯来龙家，共商黄兴脱险的办法。曹亚伯是湖北阳新人，足智多谋，且是一基督徒，经常出入教会，与教会人士如圣公会黄吉亭会长等较熟。

     曹亚伯得信后，不敢耽误，马上乘轿去龙家。时天已晚，途中各街栅栏均已加锁。但曹穿西服，又没有辫子，守卒以为是洋人，便都开门放行。曹亚伯乘轿直入花厅，见面后，计议确定黄兴到长沙圣公会暂避一时。于是，趁着夜色，曹随即乘原轿去吉祥巷圣公会，沿途各栅栏仍照样放行。曹亚伯来到圣公会后门，急促叩门。黄吉亭会长被惊起，很感惶恐，祈祷后才开门。曹亚伯进去后，将黄兴的危险处境告知。黄吉亭素来钦佩黄兴，立即穿好衣服，乘曹亚伯来时的轿子，曹则随从在轿后，一同来到龙家。在龙家，黄会长表示决心尽力保证黄兴的安全，同时告诉他们，在黄兴转移后，无论何人都不得问及他的行踪。第三日下午六时许，黄会长自南门乘小轿放下轿帘，装作女眷探亲一样，来到龙家直入内室。随后让黄兴乘原轿出来，经小巷到吉祥巷圣公会后街一娼妓家门口下轿，再进入圣公会后门。曹亚伯则早已在后门接应，张继则冒充随从，始终跟在轿后护卫。
    黄兴藏在圣公会后面的楼上将近一月，这时，正好武昌高家巷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到长沙。黄会长与胡会长商议，将黄兴剃掉胡须，杂在胡会长一行中，趁夜色坐上日本日清公司轮船开往汉口。到汉口的当晚即转招商局的轮船开往上海。当黄会长送黄兴上船时，秘嘱：“到上海时，即来一电，只拍一兴字，即知君平安无恙也。”此前黄兴名为轸，其后“黄兴之名自此定”见《湖南反正追记》。
    黄兴逃到上海后，召集华兴会骨干图谋再举，并于当年11月7日在英租界余庆里聚议起义计划，“会势大振”。这时，偏偏爆发了“金谷香枪击案”。这是上海有史以来第一桩手枪枪击案，主角是华兴会的骨干，长沙东乡的少年游侠章士钊。

    1912年，阔别8年的黄兴回到长沙进行实业考察活动，接待方安排他住的大吉祥旅馆恰在吉祥巷，当他流连巷陌，想起当年正是从吉祥巷圣公会礼拜堂逃脱清政府的追捕时，不禁潸然泪下，写下《回湘感怀》：
    三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
    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云鹤正依依。
    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清政府搜捕的另一主要目标马福益在长沙起义计划泄露后遁走广西，1905年春，他自桂返湘，准备再次发动起义，但不幸在途中被清军截捕，解往长沙。在湖南巡抚端方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于4月20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就义。（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