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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剧日本行散记

2014-09-15 21: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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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月仿

                                      一
  
     继汉剧成功赴港演出5年之后的1988年,武汉汉剧院青年实验团又成功地赴日本进行了演出,而且演出剧目是由我执笔重新改编的日本名剧《曾根崎殉情》。汉剧赴港是由文化部组织安排,而汉剧访日则更具有民间性、戏剧性的特点。通过汉剧访日成功,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之年的新变化、新气象、新风貌。我作为从始至终参与这一工作的青年实验团团长兼编剧,有着更切身的体会和感慨,因为这次出访是在极其偶然的机遇中促成的。
     1987年的一天晚上,汉口江夏剧场上演了由我整理改编的一出传统戏《彩楼配》。演完之后,我与该剧的导演王志林一边聊着看戏的观感,一边漫步走出剧场。在剧场大门外的广告牌下,只见一位身穿中山服,两鬓染霜的老观众与几位青年人在广告牌下正谈论着什么,出于职业习惯,我和王导走近前去想听听观众的反映。近前才发现这位老观众胸前佩戴着武汉大学教师的红色校徽,青年观众们则一律佩着白色的学生校徽。“武大”师生能从武昌珞珈山赶到汉口观看一出改编的传统戏,使我油然产生几分新奇,几分兴奋,便主动与他们攀谈起来。
     “你们是武大戏曲爱好者协会的吗?”我试问道。
     “不!我们是外文系日语研究生,这位是我们的外籍导师向井芳树先生。”

     他们还告诉我,这位日本教授从小喜欢看戏,中年以后更是爱戏成瘾,是位典型的超级“戏迷”。现在,他把看戏与做学问联系在一起,在“武大”授课之余,唯一的爱好即看戏。几个月来,不仅看了汉剧,还看了京剧、楚剧、豫剧、荆州花鼓戏等共有70多场。总之,武汉三镇只要有戏曲演出他必看。而且,每次都把他的学生带来看戏,由他买票请客。向井先生非常乐意与戏剧界人士交朋友,当他得知我是汉剧院的编剧时,谦和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对我谈了他观看《彩楼配》的观感。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戏,富有浓厚的人情味,全剧有喜有悲,他完全看懂了。而且对剧中吕蒙正(颜克勤扮演)赶斋回窑,怀疑妻子(吴绍毓扮演)有私的那
段“评雪辨踪”的表演深感兴趣,非常佩服中国戏曲典雅含蓄的艺术风格。
     这次邂逅,我们谈得很投机,于是,我与向井芳树先生交上了朋友。
     时隔不久,事情也凑巧,我意外地应市文化局之聘担任了武汉汉剧院青年实验团团长。向井先生闻讯,大表祝贺,我们的交往也渐渐频繁起来,只要我团对外公演,他几乎每场必到。记得有一次在汉阳古琴台演出,我给他准备好了戏票,并约好在剧场门前相会。那天突然天降大雨,寒风阵阵,我估计他不会来了。出乎所料的是,他不仅按时来到了剧场,还特意邀请了日籍教授阪口直树及外文系副主任李国胜等数人冒着风雨而至。
     “向井先生,您可真是个超级戏迷呀!”我感动地说。向井先生笑眯眯地掏出一方篆刻着“戏迷”二字的图章给我看,他以“戏迷”之称而感到荣耀。

    在戏曲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古老的汉剧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我以为他不愧为汉剧艺术的“知音”。向井芳树执教于文化名城武汉,钟情于集皮黄之大成的古曲汉调,我联想到古琴台乃古代子期与伯牙相逢遇知音之所,日本友人雨中访友,亲自前来观剧,相见之地恰好是古琴台,我们彼此之间更增进了一分了解与友谊,

    更富一番诗情画意。于是我们在雨中留影以记情怀,雨住以后,我们又漫步在子期与伯牙走过的湖边小路上,谈了汉剧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感情不断加深,向井先生对中国汉剧的了解也不断深入。他认为:中国汉剧是一个古老剧种,其历史之长,与日本歌舞伎相似,汉剧有着丰富的表演技巧和深厚的传统积累。汉剧青年实验团又拥有像邱玲、邓敏、王立新、熊国强、李青、孙伟、刘丽等一批技艺全面的优秀表演人才,能否把这样一个“古老的剧种,年轻的剧团”引荐到日本去演出,让日本观众也能欣赏到古朴优美的汉剧艺术呢?向井先生经过反复而慎重的考虑,决定将日本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的名作《曾根崎殉情》推荐给我团,并与我合作,由我执笔将其改编成中国汉剧,争取参加在日本大阪尼崎举办的“世界近松艺术祭”。 
   
                                   
                                     二


    根据向井先生的提纲及有关日本戏剧(特别是近松的文学作品)资料,我主要以钱稻孙先生译本《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蓝本,反复认真阅读,力求吃透原作精神,写出一个既忠于原著,又有所创造,具有戏曲韵味和汉剧特色的文学本,以供排练。钱稻孙先生是值得我永远感激的一位学者。写作中,我三易其稿,历时半年。此时,向井先生已结束“武大”的教学任务回到了日本。每一稿完成之后,我便即刻远寄日本,请他审阅修正,并通过书来信往交换修改意见。向井先生读了我的第三次修改本后,方才感到较为满意,认为可以付排,并自己出资50万元日元,作为初期排练费。武汉汉剧院院长戴湘平对排练《曾》剧十分重视,安排卓有成就的高秉江担任导演,作曲家李金钊、傅江宁担任唱腔设计与配器,杨德佑担任舞美设计,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二度创作班子。剧院把排练该剧作为戏曲改革创新一次重大试验,决定迅速在青年实验团付排。
    按照我们和向井先生商议的意图,《曾》剧不仅要在中国的武汉,以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公演,而且要将汉剧引向日本,要在日本大阪等地公演。一个艺术团出访,其经济开支之巨,是远非向井先生一人可以承担的。他仅仅只是日本京都大学的一名教授,属于工薪族,纵然倾其所有,也只是杯水车薪。再说,我们也不同意向井先生这样做。为了促成汉剧首次访日成功,他经过反复思考,拟定了两个重大步骤,第一,广泛进行舆论宣传,强调中日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第二,积极向日本各界人士筹措资金。

    他首先向大阪尼崎“近松恳谈会”提交了希望邀请中国汉剧《曾根崎殉情》访日友好演出的方案。接着,他又在日本演剧学会作学术报告,介绍中国汉剧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精彩的演技,丰富的剧目,出色的演员和中国传统戏曲的美学价值,并借此机会发表了中国汉剧访日公演《曾》剧的计划。此外,他还借助日本《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报刊作媒介,大力宣传汉剧,宣传青年实验团和优秀青年演员邱玲、邓敏、王立新、熊国强等。由于一段时间内,日本各报刊上刊登了大批有关湖北汉剧的文章,使日本国民及新闻、戏剧界人士对汉剧的历史、现状及其表演艺术特色和演员有了初步了解。他不顾年纪高迈不辞辛劳地四处奔走,费尽口舌,用尽笔墨,然而汉剧赴日的经费依然是未知数。
    日本是一个竞争力极强的国家,繁重的授课、改卷、答辩和积年的辛劳,加之朋友对他的不理解,筹措资金的艰难,使他忧虑不安,苦闷不堪,竟病倒在家,一连四五天卧床不起……
    也许是他的诚心感动了上帝,正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日本株式会社西武百货店文化部小林淳夫先生热情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意作为后援接纳汉剧访日,这一喜讯,使他那焦虑的心得到了慰藉。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当小林先生说,向井先生为汉剧访日一生悬命,在资金方面,我们完全应该筹办时,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还说:“日中友好只是一个大名目,推进友好的发展,必须做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经过努力,汉剧访日很快会变成现实,我在日本的游说,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的理解与支持,作为一个日本人,平生没有比做这件事更令我高兴的了!”
    《曾》剧的文学本完成后,我们曾用日本样式排演了一场《重逢》和四场《逼债》文武两个场面的戏。汉剧青年演员曾特意向歌舞演员认真学习日本舞蹈,剧中人物一律穿和服,“开打”也尽可能表现日本武士道之风……这种尝试,对中国观众来说,也许感到新鲜别致,可日本观众看后如何呢?1988年3月,向井芳树为团长,率日本演剧学会来到武汉,观看了以“日本式”排演的片断。讨论时,向井以及荒木繁、小林淳夫等均希望看到“中国化了的日本戏”。向井还对我说:“从剧本文学上,我们看到了中方编剧对近松作品的理解,如果运用中国汉剧丰厚的传统表演技巧来演出近松的作品,将会使中日戏剧文化得到更深一层的融合。必然会使日本观众感到新奇、亲切。”日本朋友的意见,使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了民族传统戏曲艺术所特有的魅力。

                                    
                                      三


    1988年11月,中国武汉汉剧院青年实验团访日演出团终于走出国门,第一次踏上东瀛之国的土地。演出团在年近七旬的汉剧艺术大师陈伯华的率领下乘江轮至经上
海,乘机抵达大阪,受到向井芳树先生为首的京都大学师生和日本株式会社西武百货店文化部长小林淳夫先生等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
    到达日本的第一天,担任演出团翻译工作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对我说,向井教授认为:这次出访有“三个第一”。首先,汉剧是第一次出访日本;其次,日本方面是第一次接待以青年为主的戏曲表演团体;第三,中国戏曲是第一次在日本演出中国样式的日本名剧,成功与否,关系重大啊。我作为中方编剧兼实验团团长和中国汉剧访日团的副团长兼秘书长,也深知向井先生所讲的“三个第一”的分量,从心底暗暗祈祷着汉剧演出的成功。

    汉剧在日本首演那天,场内座无虚席,还增设了不少加座。我记得那天尼崎市市长等一行政府官员稍稍来晚了一会,也只好坐在舞台下一侧的加座上。这天,向井先生作为主持人首先登场亮相,为了让日本观众熟悉中国,熟悉汉剧,他特意穿上了一套在中国购置的“中山服”,担任了第一个节目“戏曲程式表演”的解说。他与优秀青年演员邓敏(此时,她已在中国戏曲学院本科班学京剧)相配合,一人表演,一人解说,把中国戏曲特有的“四功五法”及上楼、下楼、开门、开窗、开打等程式动作现身说法地介绍给日本观众,使他们对于戏曲表现形式有了形象的了解,激起了极大的兴趣。向井先生以他对于中国戏曲的渊博知识和深入浅出的解说,加之邓敏娴熟自如,敏捷活泼的表演,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受到日本观众的狂热的欢迎。接着,演出了汉剧优秀折子戏《活捉三郎》,这出戏是向井先生在武汉多次观看后特意安排来日本演出的。按照日本人的生死观,他们认为阎惜姣“活捉”张文远,是一种钟情的表现,这种以“鬼魂”逼使情人同归于尽的行动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特别是该剧所表现的浪漫色彩及人物造型(一身素白),表演技巧(唱、念、做、舞)有着“冥府诱惑”之美。优秀青年演员刘丽与孙伟的出色表演,给日本观众的印象极为美好,甚为新奇!
    《曾根崎殉情》是日本观众盼望已久的一出重头戏。该剧是日本江户时代著名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的代表作之一。这出戏以江户时代社会上发生的真实情死事件作为创作素材,经剧作者的艺术加工,热情讴歌了初娘和酱油店伙计德兵卫的纯真爱情;控诉了封建势力对青年男女的残酷迫害;同时也鞭挞了朋友之间背信弃义的丑恶行径;表现了日本青年追求爱情自由难以实现,最后只能以死相抗,以死殉情的精神,近300年来一直赢得了日本观众的欢迎和赞赏。我在熟悉日本戏剧,吃透原作精神的基础上,经与向井芳树教授反复商讨切磋,丰富了故事情节,发挥中国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优长,充分利用“唱、做、念、打”等独特技巧;将日本戏剧的“三段式”改为“分场式”,以《重逢》、《逼婚》、《求神》、《讨债》、《情会》、《殉情》六场戏来展开矛盾冲突,一步一步把悲剧推向高潮,使之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每场演出时,日本观众每人都有一本中国汉剧《曾根崎殉情》的日文剧本,他们静静观看,细细品赏,从开场直到剧终,观众席内不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特别是演到初娘与德兵殉情的高潮场面时,导演高秉江独具匠心运用“喜带”、“甩发”、“跪步”、“蹉步”等传统手法,表演德兵卫欲杀情人而又不忍心的复杂感情,运用水袖、喜带等舞蹈动作刻画初娘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殉情的决心。当德兵卫一声惨叫“初娘”然后用匕首刺向自己胸膛时,有的观众已泣不成声。当初娘与德兵卫殉情自尽,“双僵尸”倒地时,观众被剧情所感染,被中国汉剧丰富的表现手法和邱玲、熊国强的精彩表演所折服,台下响起长时间的掌声和哭泣声。向井芳树先生和陈伯华艺术大师几乎是流着泪看完这出戏的。演出结束后,向井芳树先生一边淌着眼泪,一边默默地走上舞台,扮演男主人公德兵卫的演员熊国强还沉浸在悲剧的剧情之中,竟与向井先生抱头痛哭了一场。在场的编剧、导演、演员及全体舞台工作人员脸上都挂着泪花。目睹这一场面的日本观众无不感动得泣不成声,谢幕竟长达10多分钟,他们还依依不舍,不肯离去……
    《曾》剧在日本演出之后,引起日本学者的高度重视。后来,向井先生告诉我,不少戏剧专家是乘新干线专程到大阪尼崎来看戏的,在返回的车上,他们的话题全部集中于对中国汉剧的讨论上。在日本演剧学会的学术讨论会上,日本戏剧界对该剧的成功演出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美。他们认为,新中国曾在建国后不久,成功地演出过朝鲜的名剧《春香传》。《曾根崎殉情》是又一成功范例,在东方文学戏剧交流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日本《每日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数家大报载文报道了该剧演出成功的盛况。日本电视台、关西电视台还在黄金时间播放了部分演出实况。
   日本评论界对该剧在编、导、演、唱腔、音乐、舞美、灯光设计等共同创造的整体美,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男女主人公临死前身穿的红色嫁衣、红色喜带与日本习俗——一身素白(如《吟公主》的服饰)形成鲜明对比,成为不少日本朋友的热门话题。有人称汉剧《曾根崎殉情》为“红色服饰的情死”,给日本观众以“美的艺术享受。”

   《曾》剧访日演出的成功,给正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大陆与台湾留学生们以极大鼓舞,引起了中日戏剧文学理论工作者的极大兴趣。向井先生介绍,至今还有人写论文研究汉剧《曾根崎殉情》的成就及在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日本同志社大学文学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撰写了一批论文,把近松的原著与中国汉剧文学本以及中国戏曲与日本净琉璃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该剧的美学价值,1990年向井先生率领他的学生专程再度访问武汉,又一次观看了该剧的演出。1991年,《曾》剧赴京演出,向井先生不辞劳苦,又从日本飞往北京,亲眼目睹了该剧在京的演出盛况。
     武汉市举办“艺术人才明星工程展示演出”,《曾》剧的主演邱玲的专场晚会安排在首场,向井芳树先生应邀再次从日本来到武汉观看了汉剧演出。我与向井芳树先生再度相逢,感到格外亲切。在汉阳古琴台子期和伯牙的石雕下,向井先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当他回忆起汉剧首次访问日本的情景时,又激动得淌下了眼泪。他说:“我曾在琴台剧院多次观看过汉剧,一位守门人对我说:‘你一个日本人又听不懂汉话,怎么这么喜爱汉剧呢?也许,你的祖先是武汉人吧!’我回答说:‘凡是舞台上演出的一切表情,我都能看懂。人类感情是相通的,戏剧没有国界。’”我很欣赏向井先生这种解释。也许,这是《曾》剧访日演出成功的奥秘所在。
     中国与日本虽然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文化上亦同属一种源流,但我们对日本戏剧文化的了解尚处于“似近而实远”的状况。《曾》剧的尝试,仅仅只是中日戏剧文化交流长河中的一滴清泉。中国戏曲的兴旺发展,必须借鉴并吸收人类文化的精华,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尚有着广阔的天地和美好的前景。继《曾》剧改编成功演出以后,我又应邀执笔以中国戏曲(汉剧)样式,改编创作了另一部日本喜剧作品《绘姿女房》,并准备再度与《曾》剧一起赴日演出,不料日本遭受“阪神大地震”,日方不得不取消了这一次出访计划。
    日本的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的戏剧也受中国戏剧的影响,所以,这位日本教授才对中国古老而优美的汉剧艺术精神情有独钟。向井先生曾激动地用汉文书写了八个大字:“春草情怀,汉调知音”。他希望中日戏剧交流如同春草一样年年泛青,年年翠绿……
(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