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两次参加中国医疗队去阿尔及利亚
2014-09-15 21:47:39
姚青芬口述 王志远整理
培训、出发
1961年，我从湖南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分配到武汉市第二医院外科。1978年，“文革”结束已经两年，但“文革”的痕迹还未消除，医院的领导机构还叫革命委员会，我是革委会副主任。这年的上半年，武汉市卫生局通知我参加湖北省援外医疗队，去阿尔及利亚执行援外医疗任务。
那时，“政治空气”特别浓厚，援外人员必须政治上可靠，专业技术过硬，组织纪律性强，被挑上援外的人，都感觉光荣，责任重大。接到通知的时候，我的心情也和大家一样。在我之前，市二医院已有大约20位同志参加过援外医疗队，副院长徐洪还曾于1974年赴阿尔及利亚担任中国医疗队副总队长。有时从他们的介绍中，我也略知一些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的工作、生活情况。
武汉市卫生局对组建市属援外医疗队十分重视，认真选拔，召开专门座谈会，讲解援外任务、交待外事纪律、介绍医疗队的情况。同时，还要了解队员家里怎么安排，有什么困难。每批队员出发、回来，市局分管领导和有关处室负责人都到车站送行、迎接。
我所在的这一批属于中国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第八队第二批(1978年11月~1980年12月)，共56人，来自全省。其中来自武汉地区医院(包括非武汉所属和武汉所属)的医务人员有：长航总医院胡乾清、常耀祖，武汉医学院附一医院王加恩、李元桂、张寿熙、杜靖远、万贤华、谈斐、李向农、黄选兆，湖北中医学院附院黄俊，武汉市第一医院张唐法，武汉市第三医院袁玉仙、徐莹宝，武汉市第四医院熊克芳、刘国铨、高锡章、陈桂兰，武汉市儿童医院查富珩，武汉市结核病防治医院容素娟，黄陂县医院罗名圉、朱耀星。医务人员之外，还有武汉援外仓库翻译任新玲，汉阳野味香饭店厨师贾光荣。
我们集中起来到湖北省卫生厅培训，培训主要是突击学习法语(医疗和一般生活用语)，此外，还要了解当地地理知识、风俗习惯和外事纪律等。培训结束后不久就去了北京，在北京又呆了大约一个月。这段时间就是制作服装(统一样式)，买箱子，准备日常生活用品。我们被告知将在阿尔及利亚工作两年，要按两年的时间带足牙膏、牙刷等，至于其他物品当地会有供给。
1978年11月，我们从北京出发，中途加油后飞瑞士，经瑞士再飞到阿尔及利亚。
在医说医
中国医疗队队部设在杜也哈，距离首都阿尔及尔只有十几公里。队部下面设若干个医疗点，这些医疗点分散在阿尔及利亚的各个省。这些医疗点一般是省级医院和教学医院。到阿尔及利亚后，我被分在盖尔玛医院。盖尔玛是省城，位于阿尔及利亚东北，距离首都阿尔及尔537公里，当时人口大约20万。盖尔玛医院是一座省级综合性医院，200多张床位，设有内、外、妇、儿、五官、针灸、放射、检验等科室，基础设施还行。有当地人任护士，在少数辅助科室也有一些当地人。
我所在的这个点上有十几个人，基本上都是武汉来的，也有几个是湖北省内其他地方的。妇产科医生有三四个，其他的是内科、外科、小儿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皮肤科、放射科、针灸、麻醉、检验，还有一名厨师，一名翻译。
刚到盖尔玛几天，还在新老队员交接期间，就碰上一台手术。附近公路上发生一起车祸，送来几个伤员，其中一人膀胱、尿道破裂，情况很严重。我和来自二汽的陈医生，另外还有一位，我们三人合作给伤员做了手术。手术过程比较顺利，也很成功，大家虽然很累，但都很高兴。在后来的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由交通事故造成的大小病例，感觉那里车祸较多。阿尔及利亚国内交通特别是客运以汽车为主，火车基本上是货运，汽车车速一般都很快，车祸多可能与此有关。
阿尔及利亚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接诊、用药、住院都不用病人出钱，住院病人连住院费、生活费都不收。使用的药品主要是从法国来的，有些药品如四环素、土霉素等当时在中国还属新药，但在这里已经普遍使用。药品纯度很高，像青霉素注射从来就不做皮试，开始我们都感到稀奇。
医院里的男女护士基本上都是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很敬业，工作十分认真。在医生查房时，护士跟随一起查房，有时还兼做翻译，帮助病员与医生沟通。在斋月里，他们日出之后就不进食，直到日落才进食。护士工作本来就很辛苦，但他们严守伊斯兰教教规，渴得嘴唇都干裂了，连水也不喝一口，照样坚持工作。还有一件很感动人的事：在这里做手术从来不愁血源，只要有需要，护士们就主动献血，根本不用动员。献完血后，还继续上班，也不休息。
在日常工作中，处理较多的是包囊虫病。那里的包囊虫病涉及到身体的许多部位，有肝包囊虫、腹部包囊虫、肺包囊虫、脑包囊虫等。病源主要与他们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吃烤羊肉多，而且都烤得半生不熟，寄生虫不容易完全杀死。
胆囊病、胆囊结石症特别多，胆囊手术几乎天天都有。再就是肝炎也比较多，那时不像现在这样分甲肝、乙肝等，笼统都叫肝炎。
中国独有的针灸在那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根小小银针竟能迅速对疑难杂症见效，当地人觉得十分神奇。很多高层人士和他们的家属通过亲身体验，都十分相信和欢迎针灸治疗。来自武汉市第一医院的张唐法医生，他的精湛医术与手中的“中国神针”名气很大，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其他外国专家也纷纷慕名前来求医。有位德国专家，患坐骨神经痛多年，先后在德国、法国等著名医院诊治，均未奏效。张唐法给他施行针灸，消除了多年的痛苦。这位专家非常感激，先要以外汇相酬，被张婉言谢绝；后来他又多次表达谢意，还赠送手表，张无法推辞，只好把礼物全都上交给队部。
1979年10月，我们接待了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年病人。老人患有巨大脐疝，周围组织粘连严重，手术难度很大。但是不做手术，老人太痛苦，我们还是决定做。我和另外几位医生、还有两位麻醉师(中、阿各一位)一起成功地完成了这台手术，老人很满意。
我第二次赴阿尔及利亚，属于第十一队第三批(1985年6月~1987年4月)，共34人。这一批里，来自武汉地区医院(包括非武汉所属和武汉所属)的医务人员有：湖北医学院附一医院喻松子、王学东、陈瑞珍，湖北医学院附二医院周亚魁、袁宏银、季鸣霞，武汉市第一医院王洪贵，武汉市第二医院杨培邦、胡玉香，武汉东西湖医院杨秀敏，武汉市儿童医院杨馨祖。此外，还有武汉大学法语老师徐建初、湖北省卫生厅司机吴仁立、湖北医学院附二医院厨师周贤万、湖北中医学院附院厨师黄志斌。
这一次我被分在西格。西格地处阿尔及利亚西北，距首都阿尔及尔340公里。西格医院也是省级医院，但条件要差些，甚至有些必需的医疗器械都较缺乏。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医生仍然能创造奇迹。
武汉医学院附二医院钟瑞胜是第十一队第四批(1985年11月~1987年9月)队员，当时任西格医疗分队队长。他曾经回忆，在西格医院，队员们克服困难，做了很多手术，包括带蒂大网膜填塞治疗深部巨大肝包囊术、肩锁关节固定术、髋关节病灶清除术、急诊期右半结肠切除、曼氏手术、腹膜外剖腹手术、鼓膜修补术等40多项新手术新业务。这都是很了不起的。来自黄石市三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廖安国有一次接诊了一位青年病员，这位病员因小儿麻痹后遗症，双下肢肌肉萎缩，双足严重马蹄内翻及高弓足。他曾接受过多次专家的治疗，反而畸形更严重。这次是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亲自介绍到西格医院，要求中国医生给他矫治畸形较重的右足。廖医生发现这种病情即使在国内治疗也很困难，但还是毅然接受了任务。廖医生经过仔细检查，制定了周密的治疗方案，并采用祖国医学动静结合的方法，帮助病人增强肌力。三个月后，病人看到右足畸形明显矫正，非常高兴。
在阿尔及利亚的医疗队，不光来自中国，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20多个医疗队，当地人对中国医生特别尊重特别信赖。他们也会对各国医疗队作比较，拿外科手术来说，当地人就觉得中国医生做手术切口小，痛苦小。
“三点一线”
盖尔玛和西格都靠近地中海，这里气候比武汉好得多。夏天不太热，冬季也只穿两件毛衣，再披上一条围巾也就够了。走在大街上，看见妇女都是用一条黑色大纱巾把头围起来，只露两只眼睛在外面，男子则裹着大头巾。
我们上街很少，生活基本上是医院—食堂—宿舍，三点一线。一来，没有什么需要；二来，语言不通，不方便；三来，手里也没有多少钱。出国后，在家的工资原来是多少现在还是多少，没有什么特殊。中国对阿尔及利亚医疗援助是无偿的，我们在这里的服务也是不拿报酬的，只是每月发40第纳尔作零用钱。这个数目很小，只能买点水果什么的。1980年春节的时候，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和中国医疗队党委为了让大家过好春节，从欧洲给医疗点买回50公斤猪肉(伊斯兰国家没有供应)就用去3000第纳尔。这样算起来，我们每月的零用钱 40第纳尔只够买一斤多猪肉。
我们医疗队员是两三个人住一间房，有自己的厨师和厨房。能吃上大米、海鱼、蔬菜，猪肉不多。中国货船到了的时候，会带来一些猪肉、咸菜、酱油等。酱油是固体的，用的时候，要拿开水冲开。当地人喝自来水，我们还是喝开水。在有的医疗点上，队员们就自己开点地，种些蔬菜，菜籽是从国内带去的。厨师工作很辛苦，每两周休息一天，这天大家就轮流做饭，有的同志原来在家没做过，有时就难免吃夹生饭，大家也不会说什么。
在盖尔玛的时候，没有电视看，只有一架收音机。吃完晚饭后，大家就自然而然地集中起来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华语新闻节目，了解国内情况。这种时候，大家就感觉一下和祖国拉近了，要是听到自己家乡的有关新闻，更会特别兴奋。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有个电影放映队，轮流到各个点上放电影，都是国产片。当地有一些湖泊，男队员有时会趁星期天去钓钓鱼。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了。
1985年我第二次赴阿尔及利亚时在西格，已有电视看，但收不到中国节目，只能看法国和阿尔及利亚节目，这里与法国就隔一个地中海。
那时与家里联系只能靠中国外交部的信使。信使一个月来一次，很准时，但信件只送到大使馆，然后再转给队部，各医疗点派人到队部取信件。信使到后，通常要呆几天，便于大家写回信，他再带回去。所以我们一接到来信，就赶快写回信，家里接到我们的去信，也是这样赶紧写回信。
长期在外，寂寞、思乡是难免的。在阿尔及利亚的中国人不光有我们医疗队，还有其他方面的人员，像搞工程、搞农业(帮助种植水稻)、搞粮食加工的专家等，他们生了病也来找我们。大家相见，都十分亲热，那感觉就像回家。
此生难忘
中国医生真诚的态度、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赢得当地人民、政府的信赖和友谊，我们与地方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像开斋节，这是重大节日，当地人会宰羊，做各种各样的美食，开展一些节日活动。这时医院的院长、总监(当地人)就来热情邀请我们参加，我们也会去，和他们联欢。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还专门接见了中国医疗队。周总理指示：“你们要更好地工作，把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健康当作中国人民健康一样对待”，“你们要学习发扬白求恩精神。”队员们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们清楚自己肩负的重任，不辞辛劳，全心全意地为非洲人民服务。许多人家里有小孩、有老人需要照顾，有各种具体困难，可是这些都只能放在一边了。他们经受了环境、疾病、灾害甚至战火的考验，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的同事、武汉市第二医院眼科医生曾俊珍就长眠在那里。
曾俊珍出生于1938年，196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武汉医学院医疗系，来到武汉市第二医院眼科。她是中国援助阿尔及利亚医疗队第七队第二批(1976年11月~1978年12月)队员。当时她上有老母，下有幼女(大女儿12岁、小女儿7岁)，丈夫肖澍荣也是医生，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出发前，她把老母亲送到长沙姐姐家，把柴米油盐备齐，把丈夫的四季衣服整理好，分别装到衣箱里并一一标明，然后随队伍一起远赴非洲。
到阿尔及利亚后，她分在杜也哈医院眼科。1977年元旦前后，她感觉肝区隐痛，食欲、睡眠都不好，以为自己可能是太劳累了，仍然照常工作。到3月，病情趋向恶化，而就在3月23日，她还坚持为病人做了手术。同事发现她眼巩膜发黄，一检查，是黄疸。队领导和大使馆立即与阿尔及利亚方面联系，关闭了眼科病房，疾病迫使她放下了工作。
医疗队迅速成立了抢救小组，同志们日夜守护在曾俊珍身边。阿尔及利亚政府高度关注，卫生部秘书长将她转移到具有现代化设备的阿尔及尔穆斯塔法医院，卫生部长亲自组织阿中两国医生会诊、抢救。诊断结果是：“急性黄疸性肝萎缩”。
这种病的病程发展快，死亡率高，虽然全力以赴地抢救，但终未能有效控制病情。4月5日，她写下遗书：“姐姐、妈妈：我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是光荣的，不要难过。”“姐姐，请你不要一下子就告诉妈妈，她老人家心脏不好。”1977年4月10日，年仅39岁的曾俊珍与同志们永别。
杜也哈医院停诊一天，为中国医生曾俊珍举行隆重葬礼。参加葬礼的有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两国医护人员、曾俊珍治疗过的病人，他们怀着崇敬、哀伤的心情，将曾俊珍安葬在医院后面的小山上。
此后的每年4月10日，曾俊珍的墓前都会放满鲜花。阿尔及利亚朋友不会忘记她，中国医疗队员不会忘记她，每批队员回国前，都会去墓地看望她，表示哀思。
中国医疗队的服务，让许多发展中国家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增进了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外交。中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无偿医疗援助，是中国践行人道主义义务的美丽篇章，是中国外交事业的成功范例。国家领导人李先念曾这样评价湖北省的医疗援外工作——时间最早，队伍最大，影响最好!
（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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