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麻城东路花鼓剧团
2014-09-15 21:47:39
笔者从1962年4月至1982年4月在该团工作了整整20个春秋。在此,谨以此文献给那些曾经关心和支持过东路花鼓这朵奇葩的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献给为东路花鼓的发展和繁荣付出心血和汗水的文艺工作者,献给为东路花鼓以身殉职的老前辈、老同事!
东路花鼓戏流行于鄂东、豫南、皖西三省十余县(市),早期名曰“迓戏”,俗称“哦呵腔”,又称“东腔”,与西路子花鼓(楚剧)是姐妹剧种。按艺人师承关系推算及有关史料佐证,东路花鼓是在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距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该剧种之所以能长盛不衰,流传甚广,主要是它源于民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且雅俗共赏。【1】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与关怀下, 1950年9 月,麻城县成立了旧剧改革组,刘玉卿为党小组长,邹鑫为行政负责人。由18名老艺人为基本队伍,一人一条扁担,带着自己拼凑的服装道具,走村串户,为群众送去精神食粮。
1955年元月,麻城在县委和县政府的关怀与支持下,成立了麻城地方剧团,属文教局下面的二级单位。甘栋才任指导员,蔡绍贞、苏成颐为行政方面的负责人。招收了梅本宽、闵先金、王守义、戴青枝、戴宜兰、吴淑珍等一批学员,全团演职员工共计30余人。1956年更名为麻城东路子花鼓剧团。在省地戏剧、音乐专家的帮助和指导下,原来光靠锣鼓伴奏的东路子花鼓戏,加进了弦管乐与锣鼓同时伴奏,使东路子花鼓戏更趋完美,更富于新的表现力。剧团还先后从外地请来了较有能力的武术教师刘寿山、尤胜奎等来团任教,使演员的艺术素质大大提高。
这时的东路子花鼓剧团正处于起步阶段,条件十分艰苦,既没有固定的排练场所,又没有演职员工的住房。但这些困难都难不倒为事业苦苦追求的演职员工们,他们每到一地,边演出,边排练,没有住房就租用民房或“滚台板”【2】。
1960年8月,县文教局对剧团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王光文任支部书记,张实任团长,刘玉卿、何铭钊任副团长。新的领导班子非常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和剧团的自身建设,在 1959年9月招收的陶德凯、宋元珍、王小春等一批学员的基础上,1962年又到省戏校接来了杨甫作为专业编剧,柳祖贵、张莉、罗培英等三位戏校花鼓科毕业生更是充实了东路花鼓的演员阵容。东路花鼓剧团把演出的重点放在农村,每年除4至6月出县巡回演出外,其余80% 的时间均在本县农村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演出场次增加了,演出收入也丰厚起来,这时的领导一方面抓新剧目的生产,一方面抓服装道具的建设。记得1962年4月,剧团到新洲、团风、黄石、 武汉等地巡回演出时,带着《御河桥》、《追鱼》等十大优秀节目,服装道具焕然一新,总价值达30多万元,每到一地,场场爆满,深受群众欢迎。
县委、县文教局领导对剧团相当重视。剧团在外地巡回演出期间,县、局领导曾多次派员前往剧团看望和慰问演职员工,并帮助解决一些具体困难。1962年仍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当领导得知剧团演职员工生活上有困难时,立即给剧团增加了粮食指标和肉食指标。那时,我刚调到剧团任会计,总是由我回县来采购大米、面粉和猪肉运往武汉,一个星期跑一次。在武汉民众乐园演出时,演出团体很多,为了顾忌影响,大食堂的厨师总是将我们带去的猪肉切好,放在饭钵底下,然后上面盖上大米饭,蒸好后,拿到边上去吃,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由于剧团的物质基础比较丰厚,武汉市京剧团有不少老师每天来剧团帮助我们的演员练功,练完功后,给他们每人发一个肉馅饼就行了。一个多月下来,我团大部分演员的功底大有长进。
1962年11月,肖琴安调任剧团支部书记,张实为团长,刘玉卿、何铭钊为副团长。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肖琴安来剧团工作期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工作作风,给剧团演职员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地区文化局局长丁诚来团指导工作,肖琴安陪地区领导就餐后,立即向事务长交足了他俩的就餐费。
1962年底,麻城师范撤销后,文教局领导将原师范的学生宿舍和食堂借给剧团使用,麻城东路子花鼓剧团首次有了自己的“家”。1965年8月至11月,剧团演职员工利用假日搞义务劳动, 挖杨基塘边老城墙的青砖(在现工农兵旅社处),修建了大小三十多间平房,于同年11月底又搬进了自己亲手建造的新家。
1963年下半年小“四清”时,剧团排演了大型现代戏《血泪仇》、《夺印》等剧目,在本县农村及红安的七里坪、福德、紫云、天堂等乡镇演出,深受各地欢迎。省文化厅把麻城东路子花鼓剧团当作自己的联系点,并派张处长、阮润学【3】等领导来麻城随团指导工作。 省领导与我们一道上山下乡,自挑行李,睡地铺,吃派饭,在演职员工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64年,剧团首次排演了自己创作的大型现代戏《桃花岭》,为东路花鼓戏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65年10月,朱学斋调剧团任支部书记,张实为团长,刘玉卿、夏国光为副团长。朱学斋平易近人,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深受群众爱戴。
1966年11月至1970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剧团基本停止了演出活动。
1970年10月,县委对麻城东路子花鼓剧团实行了大改组,将原剧团演职员工40余人进行了妥善安置,留下了我和闵先金、丁时在等十位老师,在全县业余文艺大汇演的基础上,挑选了张汉卿、徐文兵、宋涛、胡红兵、刘风扬、夏立松等40余名演员,组成麻城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任指导员,徐明禄任队长。这时,县里对学员实行供给制,冬夏衣服照发,八人一桌,四菜一汤。县委宣传部、县政工组领导经常过问学员的学习和生活情况。1972年6月,宁永新调任剧团支部书记, 梅本宽和我为行政负责人,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更名为麻城东路花鼓剧团。宁永新擅长音乐演奏,梅本宽是演员,我搞灯光布景,我们三人都有各自的实际业务,没有一个脱产干部,因此,更容易联系群众。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训练后,新学员进步很快,我们就用东路花鼓移植排演了《红灯记》、《龙江颂》、《奇袭白虎团》、《沙家浜》等大型现代戏,自己还创作排演了《盘点》、《腾房》等小型现代戏。我们带着这些节目上山下乡,边演出,边练功。这时的剧团,80%是年轻人,思想单纯,上进心强,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计个人得失,在贯彻和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等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剧团提出了“上山到顶,下乡到边”的口号,不断提高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质量。
原来下乡演出,搭台是一件令群众大伤脑筋的事情。在山区搭土台,要借上十几棵桁条做台柱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时,剧团派员去河南省许昌市鄢陵豫剧团学习他们改革舞台方便群众的经验,很受启发。回到县里以后,经过反复设计和试验,终于试制成功了一套适合我县地理环境的简易舞台,同时对灯光、布景都进行了大胆改革,广大农民终于在自己的家门口能够看到“变台戏”了。
剧团作出成绩后,很快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和支持。1974年春,省文化厅授予麻城东路花鼓剧团为“扁担剧团”光荣称号,《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湖北日报》、《人民中国》等报刊杂志都在显著的位置上作了报导。湖北电视台记者胡木森、新华社记者李一方、《人民中国》记者狄祥华等先后随团采访并拍摄了电视记录片和新闻照片进行播放和报导。同年8月4日下午7时, 我们东路花鼓戏移植的《杜鹃山》在武汉电视台演播厅通过实况转播为住在东湖宾馆的毛泽东主席作了专场演出。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革”动乱的历史。通过拨乱反正,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特别是被禁锢了十年的优秀传统剧目被重新搬上舞台后,广大演职员工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用了较短的时间,加紧移植排练了《甲午海战》、《孟丽君》、《御河桥》、《李慧娘》、《哑女告状》等优秀传统剧目,在县城演出长盛不衰,下到各乡镇礼堂也是座无虚席。
这时的麻城东路花鼓剧团是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每年上山下乡演出300场次以上,仅1979年一年,其城、 乡演出场次、 排练剧目和经济收入都超过了历史任何一个时期, 全年演出收入达到了76000多元。剧团固定资产的投入也得到了加强,服装道具、 灯光布景设备齐全,剧团每到一地,深得观众的好评。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对麻城东路花鼓剧团极为重视。剧团1970年的大调整,1971、1972年的大招生,1978、1979年落实政策,然后再度对剧团“消肿”,前后出出进进140余人次, 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县领导都亲自过问,并指示有关单位,对剧团富余人员进行了妥善安置。由于不断地吐故纳新,使剧团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县委、县政府对剧团的关心和爱护还体现在一个“用”字上。凡有大型慰问活动,东路花鼓剧团必当其任。上级有主要的会议在麻城召开或上级领导及外来重要客人到麻城参观指导,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总是安排剧团为其作专场演出,将东路花鼓这个名符其实的“土特产”献给上级领导和外来客人。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扁担剧团”的文艺工作者,总是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代代地发扬光大,代代相传。麻城东路花鼓剧团在1974年获得“全省上山下乡红旗剧团”殊荣后,1985年被评为黄冈地区先进剧团;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被评为黄冈市“百团上山下乡巡回演出”活动的先进集体;1996年被省文化厅评为“百团上山下乡巡回演出”活动的先进集体。
1981年12月,由我团演唱的《井台会》,被列为对台广播的优秀剧目。1982年11月,省电视台将东路花鼓《御河桥》一剧录制成彩色电视片,在省台多次播放,很受观众欢迎。除此之外,我团在历届省、地调演、汇演等大奖赛中,获得省级表演三等奖5人次;获全省模范教师称号者1人;获全省集体伴奏奖1次; 获地区优秀演员奖6人次;获优秀演奏员奖1人次。在目前的演职员中,有国家三级演员7名,三级演奏员2名和3级舞美师1名,四级演员1名。这些同志在艺术上的不断追求和探索, 为麻城的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少贡献。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在麻城东路花鼓剧团建团40多年来,有两位同志将自己的宝贵生命无私地贡献给了东路花鼓事业。一位是麻城旧剧改革组负责人、麻城东路花鼓戏创始人之一的苏承颐。1965年5月,在黄石市商业礼堂演出时,不幸中风, 倒在舞台上,经黄石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不幸去世,终年不足50岁。另一位是麻城市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三级鼓师柳祖贵,1999年3月在新洲凤凰镇演出时,不幸昏倒在舞台上。 经送医院检查,确诊为晚期肝癌,过了不到一个星期,便谢世长辞,享年57岁。这两位同志都是英年早逝,他们为东路花鼓的发展与繁荣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们高尚的品格和对事业的忠诚,必将激励后人去攀登新的高峰,去创造新的业绩。
【1】 见《中国百科全书》(戏剧篇) 记载和《麻城文史资料》第3、第5辑中江流和宁永新关于东路花鼓戏的论述。
【3】 阮润学,时为湖北省文化厅干部,后升任省文化厅副厅长。
(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八辑,本文作者蔡业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