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老”章士钊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也是我的“乡先贤”。他一生跨越中国近现代史三个时代，从早年加入“华兴会”，投身辛亥革命，到民国期间历任各届国民参政员，曾为陈独秀出庭辩护；最后以南京国民党和谈代表飞赴北平，毅然留下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忠实可靠的真诚朋友，第一任中央文史馆馆长，为谋求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委托，编辑《章士钊资料汇编》，90年代，我撰写2007年春作者与章含之女士于史家胡同章家老宅合影并出版了章的传记《寂寞秋桐》；前年又编辑出版了《章士钊诗词集》，因工作缘故，与章士钊的养女、“一代名媛”章含之女士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友谊。在北京史家胡同51号章家老宅花厅，在茶烟缭绕的温馨气氛中，多次听含之大姐讲述章老的懿言嘉行。本世纪末轰动上海滩的“金谷香枪击案”就是其中之一。

1903年，22岁的章士钊走马上任，担任了上海《苏报》主笔。在一班朋友的支持下，他大刀阔斧地改革《苏报》，将版面改为双沟夹排，重要句子夹印2号字样，以求醒目了然。内容方面，坚决树起了反对清政府与反对康有为保皇党的革命大旗。士钊亲自动笔，写作了《释仇满》、《汉奸辨》、《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读〈革命军〉》等文章，笔意恣酣，声容激壮，传诵一时。
    他在《读〈革命军〉》一文中，认为邹容的《革命军》是国民教育的第一教科书；在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的前面，士钊写有按语，指出：“中国宣告革命，殆为全国公认，如铁案不可移。今日之新社会，已少有为立锥之地。必欲悍然不顾，一旦满政府谎而屠之，则有为摇尾乞怜于宰夫之前，殊不值通人一笑。不仅此也，有为坚持与革命为难，则当今蚩蚩之辈，何所增减于一有为，诚恐天下壮士，不惜援引先生之春秋大义，刃先生之腹而甘心焉，斯亦无可奈何之事。”刻骨露言，助长民愤。而章太炎《驳康有为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骂光绪皇帝的一大段文字。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至高无上，名字尚不可提及，哪能指骂呢?而太炎则根本不管这些，文章中一声声载湉小丑，举国上下，为之震动。

    《苏报》一纸风行，声誉鹊起，清政府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除而后快。于是命大学士张之洞、湖广总督端方及两江总督魏光焘主持其事，与租界当局勾结，于1903年7月7日，查封了《苏报》。由于办理此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思想上一贯同情革命，又爱才惜才，与士钊有师生之谊，有意网开一面，开始只抓捕了报馆司账和伙友。

章太炎历来行事古怪，拒绝出逃，从容就逮。审讯时，他长发过肩，衣着不检，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警官问他考试中过何科?他不屑地笑道：“我本满天飞，何窠(科)之有?”且慢条斯理地说“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并不毁谤。至“今上圣讳”，以西律不避，故而直书。他哈哈大笑：“中国政府治办中国人，要外国捕房出面，真正滑天下之大稽!”还对警官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50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无多聒聒可也!”

    邹容原本由张继藏之于虹口一位西方传教士家中，听说大哥太炎被捕，遂去投案。第二年2月瘐死狱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苏报》被封后，章士钊在上海东躲西藏。恰好这时老朋友黄兴从日本回国抵沪，想回湖南组织革命活动，当时留日的湘籍同学胡元倓正在上海为长沙明德中学聘请教员，正中黄兴下怀，于是邀士钊同回湖南。到长沙后，黄兴受聘为明德中学体操教习。1903年冬，他们与宋教仁、周震麟等人以办实业为名，组织华兴公司，在南门租屋设革命机关即华兴会，联络学界军界及会党，积极筹划起义工作，准备于1904年11月16日(农历10月10日)慈禧太后万寿节那天，乘省城文武官员齐赴北京祝寿的时机，在长沙发动起义。1904年夏，章士钊又到上海，除创办《国民日日报》、开设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印发各种革命小册子、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外，并租赁昌寿里、余庆里、梅福里等四所房屋，作为报纸编辑部、秘书议事和招待党人之用。一时国内外党人闻风会合，招待所人满之患。他又与杨守仁建立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爱国协会，杨为会长，章为副会长，会员有蔡锷、蔡元培、陈庆同(即为后来的陈独秀)等，机关设在启明译书局。

就在这年深秋的一个雨夜，正当章士钊和同志们在启明译书局开会时，黄兴从长沙风风火火地赶来，向大家讲述了他虎口脱险的经过。

    黄兴说，由于会党人数多达两万，人员复杂，以致秘密外泄，万寿节起事的计划为清政府所侦悉，因此华兴会的秘密机关多数被破坏，长沙县、府衙门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形势非常紧张。

    黄兴家住长沙北门紫东园，农历9月25日，他去西园北里龙绂瑞家。当时华兴会骨干周震麟、张继正在龙家吃午饭，黄兴便将起义之事已经泄露，军警到处捕人等情况告诉他们。大家商量当即决定请人去宁乡中学找曹亚伯来龙家，共商黄兴脱险的办法。曹亚伯经常出入教会，与教会人士如黄吉亭会长等较熟。曹亚伯得信后，不敢耽误，马上乘轿去龙家。时天已晚，途中各街栅栏均已加锁，但曹穿西服又无辫子，守卒以为是洋人，便都开门放行。龙家的门外也已有警卒守候，但因龙绂瑞的父亲是退职的刑部侍郎，长沙有名的大士绅，警卒不敢盘查，曹亚伯乘轿直入花厅。见面后，确定黄兴到长沙圣公会暂避一时。于是，曹随即乘原轿去吉祥巷圣公会，沿途各栅栏仍照样放行。曹亚伯来到圣公会后门，急促叩门。黄吉亭会长被惊起，很感惶恐，祈祷后才开门。曹亚伯进去后，将黄兴的危险处境告诉黄会长。黄立即穿好衣服，乘曹来时的轿子，曹亚伯跟随在轿后，一同来到龙家。在龙家，朋友们讨论了脱险办法。黄会长表示决心尽力保证黄兴的安全，同时告诉他们，在黄兴转移后，无论何人都不得问及他的行踪。第三日下午六时，黄会长自南门乘小轿放下轿帘，装作女眷探亲一样，来到龙家直入内室。随后让黄兴乘原轿经小巷到吉祥巷圣公会后街一娼妓家门口下轿，再进入圣公会后门。曹亚伯则早已在后门接应，张继则冒充随从，始终跟在轿后。

    黄兴藏在圣公会后门的楼上将近一月，这时正好武昌高家巷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到长沙，黄会长与胡会长商议，将黄兴剃掉胡须，杂在胡会长一行中，趁夜色坐上日本日清公司轮船开往汉口。到汉口的当晚即转招商局的轮船开往上海。

大家听黄兴讲完脱险经过，于不胜惊骇之余，都额手称庆。黄兴斩钉截铁地说：“诸位弟兄，清政府要杀我，我要以杀对杀。各位都是搞宣传的，当然革命需要宣传工作，但更需要的是暴动和暗杀!”

    一石激起千层浪，自从黄兴来到上海，爱国协会变得更激进了。这个团体渐渐变成了一个暗杀团，大家聚在启明译书局，讨论的中心就是暗杀，暗杀对象则是清廷大吏。

    血气方刚的章士钊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暗杀斗争，他与党人万福华、陈自新是一个行动小组。

    外白渡桥上车水马龙，傍晚的阳光给苏州河上投下了巨大的桥梁阴影。士钊和万福华两人西装革履，士钊一改往日喜欢打红色领带的习惯，打的是黑色的蝴蝶结。两人走着，都不说话。

    士钊不相信暗杀能决定革命的进程，此刻，黄兴在启明译书局朗读吴樾《暗杀时代》的序言时激昂的乡音又仿佛在耳边轰响：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就在那次启明译书局的会议上，他们研究了一个行动。广西巡抚王之春卸任北上，路过上海。王原在安徽任巡抚时，该省议筑芜屯铁路，皖人主张筹款商办，而王则坚决反对，拟以路权为质，向法国人贷款，至路未筑成，民怨沸腾。加之他平时主张割地联俄，党人视为死敌，大家决定拿他开刀。于是假借一位绅士的名义，邀约王之春到金谷香番菜馆二楼吃晚饭，而派枪手陈自新、万福华射杀之。士钊受命主持这一次行动。想到这些，他瞟了一眼身边的万福华，浓眉大眼，筋肉剽悍，一望而知为朴实干练而擅胜场之人，多么难得，又多么可惜啊!他不禁想起了荆轲告别燕太子丹的名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两人拐进了外滩侧旁的一条小马路，这里绿荫蔽道，行人较少，夕阳照在水门汀的路面上，带着淡淡的血红色，显得有些可怖。在金谷香番菜馆门口，他们与陈自新会合了。金谷香番菜馆是一幢两层的楼房，青砖砌墙，青砖铺地。小姐穿着开着高叉的旗袍，站在门口招呼客人；侍应生则是欧式打扮，穿着喇叭袖的大襟短上衣，黑裙和黑色的搭襻布鞋。这是上海滩梧桐深处的一幢洋溢着欧洲浪漫气息的小楼。

    这次行动，三人共带有一新一旧两支手枪，士钊叫陈自新携带自己刚买来的新枪，到二楼伏候，自己与万福华则在番菜馆对面的弄堂口监视。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一辆双马四轮富丽堂皇的马车骎骎而至，停在金谷香门口。这辆车红松木车厢，周边雕花，闪光的玻璃窗内悬有绿呢窗帘。侍者掀起门帘，王之春与两个随从走下车来，径直登上二楼。王之春身材高大，白白胖胖，到底是封疆大吏，有种不怒而威的仪容。

    陈自新一身西装，短小精悍，坐在靠窗的位子装作喝茶候客，见王之春上得楼来，便笑着站起身来，右手插进裤口袋握住手枪，假装日本人上前与王搭话，以便相机行事。然而，王之春老奸巨猾，熟谙世事，也许他嗅出气味不对，瞬间脸色大变，支吾两声，拉着随从，转身便走。

    门口士钊与万福华两双眼睛紧盯楼上，把心提到胸口，听不到枪声。一会只见王之春与随从走下楼来。这时危急存亡，间不容发，万福华一怒而断，大喝一声：卖国贼!冲上前来，拔枪就射。不料万福华拿的旧枪发生故障，几次扳动枪机而臭火。这时，王之春当然吓得魂飞魄散，浑身颤抖，双脚瘫软挪动不得，而旁观者云集，不知所措。在人声鼎沸中，巡捕突然出现，不由分说，将万福华绑去。

    士钊见事已至此，长叹一声，只得使个眼色，与随后下楼的陈自新赶忙分头散开。

上海有史以来的第一桩手枪枪杀案就这样“臭火”了。当晚，章士钊辗转反侧，一夜不寐。为革命行动的夭折而叹息，更为万福华的命运而担心。他想，如果今天将王之春枪杀了，那么，为满清政府卖命的汉奸走狗就都会退避了吗?中国革命就会成功了吗?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士钊未通知任何人，忐忑不安地独自去探监，因行为可疑，也遭逮捕。警方当即讯问，而书生气十足的士钊一语不慎，使革命机关所在地启明译书局被搜查，张继、苏鹏、徐佛苏等十余同志也被捕了。

    40天后，由于黄兴、蔡锷等人在外奔走营救，万福华被判十年徒刑，士钊等被当作嫌疑犯交保释放了。士钊出狱后，1905年春，追随章太炎等朋友流亡到日本。

    含之大姐告诉我，她原先认为父亲是守旧的、保守的、落后的，是毛泽东主席多次告诉她：“行老年轻时是激进的革命党哩。”她回去问老人，行老才讲起当年那一桩桩魄动神悖的斗争。现含之大姐也已仙逝，独坐灯阴，思之倍感惘然。
（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八辑，本文作者陈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