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农村改革初期我对土地转包问题的思考
2014-09-15 21:47:37
王兴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随即，中央五年连续下发了“五个一号文件”，使全国农村基本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由集体经营变为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上的较大变化，导致关于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争论，引起全国广泛的关注。如当时甘肃省有位干部出差，经过河南时，在洛阳地区看到了一些情况，便给《人民日报》写信，认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他的这种观点，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
尽管人们觉得中央推进农村改革的步伐非常之快，其实，中央对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在范围和政策等方面，都是分步实施、稳妥推进的。如1983年的一号文件，将1982年的一号文件提出的“贫困地区和偏远山区，可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改变为：“承包不仅在贫困地区，偏远山区可以搞，别的地区、经济发达的地区并不是不可以搞。”
在落实198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鄂城县也有这两种观点。在鄂城东部的新庙公社、沙窝公社、燕矶公社等多个单位，不赞成包产到户，提倡联产到劳。而西部的一些公社，如华容、蒲团、葛店等十多个公社，支持包产到户。由于两种观点一时争论不下，导致县委打算在“双抢”时，全县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包到农户的计划，无法实施。转眼秋播又要到了，如果土地承包再不落实，就会影响秋播。
对实行土地包产到户与土地联产到劳，全县有一部同志认为，联产到劳，按劳动工分分配，坚持小队核算，就体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特征；也有一部分同志觉得：土地承包到户，由家庭核算，每户按承包收入，交足国家（公粮、水费）的，留足集体（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三项提留）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样既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能保证集体的费用和积累。
其实，这些观念，还是“姓资姓社”的思想认识的表现。当时，全县对此流传很多说法：如“包产到户走的是独木桥，集体才是阳光道”等。姓资姓社的问题，在各级领导和理论界，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我刚刚从咸宁地区计委调到鄂城县任县委副书记，分管农业。正好，华中农学院举办全省县级分管农业主要领导的培训班，县委书记马应堂同志就安排我去参加学习。9月，我在学习中途休息回鄂城，正好碰上县委在长港农场召开全县公社书记会议研究联产承包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再不落实，就影响秋播，时间不等人了！
大会开了一上午，在土地承包到户还是联户到劳的问题上，还是没有得到统一。下午，县委书记马应堂要我在大会上讲讲。其实，我上午虽然没有发言，但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见马应堂书记要求自己发言，便在会上发表了自己对“到户”与“到劳”的看法。我说，到户与到劳，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劳力是家庭成员，到劳，其实也要到户，都是家庭经营，并没有改变所有制的性质，仅仅是经营方式不同，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但是，到户比到劳更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正如群众所说的：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现在群众在焦急地等待我们拿主意。君不闻群众所说，“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根顶门杠” 吗？我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认同。
鄂城县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经过了这些思想斗争后，在1981年秋播之前，有百分之七十到户。在1982年秋播前，基本上都到了户。
1983年夏季，有一天，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李国茂告诉我，全县有很多地方，出现了土地转包现象，干部群众对此议论很大。
土地转包？我听到这个情况后，觉得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我通过与李国茂同志的进一步交谈，得知农民将包到自己家庭的土地，把上交给国家和集体的经济任务一起转包给别的农户。有的甚至除了上交的经济任务外，其转包费还有所增加。
面对这个问题，我认为，转包是土地承包到户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在认识上和政策上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就会影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稳定与完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深入到基层了解出现这些问题的具体情况，取得第一手资料后，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先后到土地面积较大的梁子湖区和蒲团等公社，找基层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土地转包户，进行详细的调查。
我自从走上领导岗位后，在工作之余，坚持加强学习，十分注重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我曾经到省委党校学习过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政治经济学以及哲学；在咸宁计委工作期间，自学过有关经济理论；在华中农学院，学习过农业经济理论，有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
土地转包问题，我从其它渠道了解到，不只是鄂州出现（1983年鄂城县升格为鄂州市），全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面对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应该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加以正确引导，有利于农村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我经过认真分析，决定在滨湖平原人少地多、有一定代表性的蒲团公社进行解剖，用事实说话。
蒲团公社的党委书记田甫强搞过财经工作，他见我来调研农村工作，非常热情，给我介绍了蒲团的基本情况：蒲团乡有十个大队，人口2.841万，土地面积共有47224亩，人平土地为1.6亩，是全市人均耕地面积较大的单位之一。
当时正值夏收，气温很高，我不顾天气炎热，路程偏远，逐一到村子、农户走访。
我首先走访了周屴大队，并进行了剖析：这个大队共有劳力1152人，因离城镇较近，手艺人多，工副业很活跃。当时，离开种植业的有471人，占总劳力的36.2%，还有兼业的380的33%，而单纯从事种植业的只有355人，占总劳力的33.8%，转包的情况较为典型。
随后，我又到与周屴邻近的大庙大队调查。这个大队七小队农民孟凡哈，全家8口人，承包土地14亩。因他是养鸭养鱼专业户，没有时间和精力搞种植业，转让了6亩水田。剩下8亩，共收入2400元，鱼、鸭收入7300元，合计全年收入9700元。如果他光靠种植，收入只有4200元。因此，转让了土地后，他家增加了经济收入5500元。
六小队农民吴细水，全家5口人，共分得责任田8亩，因他家劳力多，又得到转包土地7亩。年终提高收入2100元。
我走访了全公社5个大队、38个小队、80个农户，基本摸清了蒲团公社转包土地的情况：全公社土地转包的农户有380户，占总农户的6.6%，共转包土地2155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3%，其转包比例为全市之首。
几个月来，我除了解剖蒲团一处，还调查了华容、泽林、碧石、太和、公友、庙岭等公社的20多个大小队及农场。
华容公社农民姜封华，他家承包土地有7亩。因他有烧窑的技术，为了提高家庭收入，便出外烧窑。但他又是家庭的主要劳力，如果他外出，家庭责任田的种植就有很大困难，于是转包出了一些面积。
杨叶公社胡修宇，他全家在集镇上搞经营，根本没有时间搞农业，于是将全部责任田转给了别的农户。
除上述很有代表性的两户外，还有的农户因为当时分土地时是按人口分配的，但家庭人口多，又没有强劳力，地多劳力不足，只得将土地转包一些给家庭劳力多，但土地面积不够种的农户。
我对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进行了仔细的归纳和研究，把不同原因转包土地的农户进行分类，共有十种情况，但有一个共同点，土地不论转出还是转进，农户的收入均得到了提高。 因此，我认为：适当调整改变土地与劳力的组合结构与规模，是适应当前的生产水平及其发展的要求；许多社队的土地转包几乎是与多种经营和工副业同步发展。它说明，农业中分工分业的发展，提出了劳力同土地重新组合的要求。
综合这些情况，我觉得，土地转包，其实是土地与劳力的重新配置，是客观的必然，不但无可指责，而且值得提倡。因而我把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写成文章《现阶段农村土地转包问题浅议》，发表于《红旗》杂志1984年第8期。
文章对土地转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土地转包这种劳、土组合规模的变动，必然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分工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劳力同土地的组合规模变动，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我国农业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红旗》1984年第8期拙文）这就率先地科学地回答了人们十分关注的土地转包现象的性质问题。
《红旗》杂志是党中央主办的《求是》杂志的前身，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引导上，在全国有极高的权威性。文章发表后，也就意味着中央对全国农村的土地转包在理论上的认可，因此，在全省和全国，特别是农业和理论研究部门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深切的关注。后来，中央将土地转包规范为土地流转。（转载《湖北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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