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唐牺支，字以祀，又字洗耻，湖南慈利三官寺人。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一营士兵，后由副目、正目升至排长，先后参加了蒋翊武组织的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和文学社等革命团体。为人老成朴实，办事稳重果断，虽从事革命活动而不动声色。辛亥年农历9月，清政府为了防范川汉铁路保路风潮革命党人暴动，调派第四十一标第一营出防宜昌。武昌首义后，宜昌军中以家父为首的文学社党人联合共进会党人和地方人士商讨起义，于辛亥年农历10月18日光复宜昌，紧接着攻打荆州。为辛亥革命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宜昌居武汉上游，扼川鄂咽喉，是湖北省西陲重镇，又是川汉铁路分公司所在地，路工有数万人，革命党人都注目于此。1910年胡冠南、严绍陵等在宣昌组织了“公益会”。这些，都为革命运动的展开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保路风潮掀起后，“共进会”领导人张百祥等亲至宜昌，在工人中进行组织和发动，又与胡绍尧等人的“公益会”取得联系，在四川会馆成立了“川汉铁路研究会”。同月，湖广总督瑞澂为了防范革命党人起义，调派武昌新军第四十一标第一营和第三十二标第二营两个队，驻防宜昌一带，以资弹压。文学社在这非常时刻讨论了应变计划。辛亥年农历9月12日，举行了代表会议，制定了调赴宜昌等部新军的发难计划：“现四十一标一营开宜昌，请唐牺支负责设法与己防四川之三十一标曹子青、胡冠南及三十三标叶正中联络，谋占宜昌。”从此，负责“文学社”的家父与“共进会”的胡云龙等，肩负响应武昌起义重托，在宜昌积极准备。他们与武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将“文学社”、“共进会”所制订的行动计划及时报告武昌。蒋翊武与家父共商策应，并设法通知入川军队。当时，驻宜昌附近巡防营的2000余人，外加水师，均对新军秘密监视。管带戴寿山极其顽固，与巡防营统领加意防范。但由于群众基础较好，再加上倾向革命的新军力量渐多，使得这一地区的起义一举成功有足够把握。

    宜昌举义，是以新军为主，联合警界、学界、商界共同进行的，阵线比较广泛。10月13日，宜昌的新军得到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后，家父与胡云龙等代表军界，即与“公益会”领导人、 警界代表严绍陵、学界代表唐人瑞、商界代表李春徵等互相联络，准备举事。14日，在宜昌东山寺召开秘密会议，分配了任务。宜昌清军巡防营统领崇欢见势不妙，借口援助瑞澂，率其一部逃窜，新军驻防营管带戴寿山、队官施化龙等亦知军心已变，弃军远避。举义的条件已完全成熟了。

    10月18日晨，家父等人在李春澄寓所商议举义问题。会议刚刚结束时，宜昌知府金世和窜入室内，邀李春澄出去，询问大家在这里干什么。李春澄说明革命大义，金世和就携着李春澄的手走出去了。大家担心发生意外事件，家父就一边派人遥探，一面将四十一标秘密布置在荆宜施道行署附近，另派兵一排在宜昌府侧，并于各城门要地分派哨兵。各部到达后，即派人到川路弹压局索取子弹。守局管带杨正坤逃匿，局储弹药遂全为起义部队所有，道、府投降。宜昌即在当天宣布反正。翌晨，全城高悬汉帜，商民欢呼，府县以次，相率归顺。辛亥年农历10月19日宜昌各界召开会议，推举家父为司令官，将旧镇署改设司令部，下分参谋、军需、庶务、粮台、执法各处。家父派各员分赴所属各州县，劝令反正，及令缴销清廷旧部人员伪印，颁发新印等事，各州县均望风响应。宜昌光复后，在宜昌城里的满族人都先后被释放。家父以人道主义为重，除将有敌对之举的参将倭和布及逃跑的伪统领崇欢家属处以死罪外，其余愿投降的均免死罪。

    宜昌举义后，家父曾致电并派人往说施南的陆军第三十标三营管带李汝魁，促李反正。并派稽查员张渭宾前往招抚，宣布起义宗旨，以运动陆军响应为目的。李汝魁知大势已去，也先后易帜反正。

    宜昌司令部成立后，致力于扩编新军武装，除了把会党起义部队改编为新军外，另派专人为募兵委员，将部队扩建为两标，以应开展革命战争的需要，并吸收了川汉铁路有革命大义的北方工人1000余人。川汉铁路工人参加宜军攻占荆州，曾为国际工会所注意。为了阻止入川的端方东窜，司令部特地加强巴东防务，派哨兵进据巫山府要道，尽力扼守上游，并支援川队起义。与此同时，司令部又整军经武，集中力量进图荆州。

 

荆 州 之 役

 

    宜昌脱离清朝统治，不仅使武汉革命军解除了隐患，而且还使盘踞在荆州之敌完全陷入革命势力包围之中。荆州一向是旗兵驻防的战略要地。荆州控制两湖，荆州不解决，则宜昌无门进出。当清军南下武汉时，襄阳道喜源曾计划联合荆州驻防旗兵侧击武汉。此时，汉口已被清军所攻战，敌我双方正在争夺汉阳，宜昌革命军在这样的情势下进围荆州，不仅是攻围下游所必需，而且还可解除敌军对武汉的威胁。因此，宜昌司令部在派兵扼守上游的同时，又多次遣人入荆州，传檄荆州将军连魁等，促其归顺。檄文特别申明：“革命不过推翻君主贵族，建立民主共和，普通旗人，概无仇视。” 11月4日，家父派参谋关克威率兵一营直入当阳。当地百姓大开城门，迎接入城。荆州一隅，多次派员招抚，迄不奉命。家父秣马厉兵，以图攻击。准备就绪，即开会协议进攻荆州的具体部署，以清除负隅顽抗的荆州守敌。

    11月19日拂晓，司令部派人侦察敌情。获悉荆州外围的八岭山、万城堤等处，有驻兵防守。家父得到这个报告后，知道昼攻无效，决计夜袭。即选择夜间攻击的目标，颁布命令，以管带邓金标、参谋胡冠南率兵士一部于19日夜12时向八岭山袭击。此部击溃了荆州外围八岭山至秘师桥一带主力约2000人。11月 23日夜，欧阳超又率一部偷袭了万城堤敌营，将敌逐至梅花桥。至此，八岭山和万城堤都落入革命军之手。

    11月25日拂晓，革命军进攻梅花桥敌阵，将敌压缩在戴家湾西南山地及秘师桥一线。此时，关克威已克荆门，截断襄阳与荆州的通道。家父得到这些情况后，就在当夜开会商定于明早发动总攻击。26日拂晓，部队刚刚行动，敌左都统恒龄却集中了3000 人进扑革命军梅花桥阵地。欧阳超部因寡不敌众，势颇危急。好在八岭山邓金标部已从侧翼出击，一鼓击溃敌人的戴家湾西南阵地。进攻梅花桥之敌后路既被切断，再也不能退入西门，只好据守东门外草市一带阵地。滨江的沙市，同时亦被喻洪启部占领。 这一仗，总共歼敌600多人，大获全胜。

    沙市被革命军占领后，革命军士气更加高昂，争先杀敌，将敌压缩在荆州城内，杜绝粮草进入，并不时袭扰敌营。连魁向清廷告急说：“现在城池被困，饷粮已绝，子弹告罄，城数万生灵，危在旦夕。”要求汉口抽兵来援，“迟则无济”。最后，清军不得不托外籍教士出面磋商条件，请革命军派代表进城议和，喻洪启报告家父，家父立即指出：“进城议和近于弱，欢迎将军近于谀，二者切勿行! ”

    12月8日，湖南西南西北路安抚使王正雅奉湖南都督之命率湘军至沙市，有众1700余人，革命军声势更加旺盛。家父认为当时汉阳刚刚失败，敌势益张，虽然交通线被割断，但恐日久生变，复于9日率各营队向南门开炮轰击。并命沈岳乔参谋督率邓金标、欧阳超二营，合攻两门，张鹏飞参谋会同王正雅统带之湘军，径至北门，使用云梯及布袋实土，为登城之计。各部一致行动，向荆州城发起总攻击，激战一昼夜，敌人粮尽弹绝，无力顽抗。12月10日，左都统恒龄在旗民责骂声中举枪自杀。将军连魁及右都统松鹤不得不请比利时教士马修德、英人葛云森等向革命军洽降。 18日，家父核定降款六项，率军进入荆州城，荆州遂完全入于革命党人之手。

    家父欲占荆州之时，驻扎在沙洋的安襄郧荆招抚使季雨霖的参谋施化龙献议：“唐牺支尚未克荆州，率队往沙市，声言增援，实则筹一笔巨款，或可收编唐军。”季雨霖采纳了他的意见。在荆州攻克之后，委派施化龙这个逃官作为援荆总指挥。施化龙的挑拨离间之计，对文学社是一个极大挑衅，几乎闹到分裂的地步。在武昌方面也有种种传说，对家父大为不利。黎元洪先后派丁仁杰、江炳灵到荆、宜视察后，才在给家父的电报中说到：“足下全副精神经营荆、宜，勇敢仁毅，鄙人素所钦佩，所传种种，不胜诧异，对足下岂有歧视!”家父致武昌电中也表示：“苦在士兵， 功归长官，窃以为不可。”

    革命军攻克荆州后，家父积极筹备成立国民政府，并请示北伐，特从荆州沙市军中挑选勇敢善战的将士约一标为北伐第一军， 由董原超带领，从沙市出发，奔赴襄阳，准备进攻河南。后因为南北议和告成，北伐军队回原地驻扎。荆州光复正值阳夏危机，荆州远离武汉，湖北军政府无暇顾及。黎元洪特任家父办理荆州善后事宜，并命令节制荆州、宜昌、施南、鹤峰四属军队以及民事、财政事件，改设荆宜鹤总司令部名义。南北停战协议达成后，所有民事财政，应各有专司，不便兼顾，所有总司令部名义，也应该取消。1912年2月，宜昌、荆州唐军改编为鄂军第七镇，仍由家父统制。湘、鄂军第七镇改为师，家父亦由统制改为师长。同年9月，家父同其他师长一起由袁世凯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勋二位。10月，家父即电黎“职师拟以10月底为实行取消期限”。黎回电说：“师部人员及退伍士兵，一日未尽快安置，该师长即日不能去。”同年底，家父离开军职，从宜昌到武汉，再赴北京就将军府咨议职。然后，回慈利家乡小住。宋教仁被刺案发，家父愤慨不已。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仍不能存身，便去日本，住在北丰岛郡，就其住所署名“嚣嚣子寄庐”。

    袁世凯称帝，家父闻讯，愤然回国，意欲举旗反袁。不料袁死，黎元洪任大总统，几次电召家父，家父思之再三未行。1917 年家父充任湘西靖国援川司令官。1918年改任湖北靖国联军招抚使。出川时取道桑植洪家关，在此结识贺龙，同时邀贺龙回家乡三官寺一住。此后二人过从甚密。

    1919年，柏文蔚在施南任靖国联军总指挥，邀请家父任参谋长，1921年，陆军大元帅孙文任命家父为湖南讨贼军司令官。此时，家父在家乡居留时间较久，曾一度兼任慈利团练局长，对开发家乡自然资源颇具雄心，且设想了开发蓝图。当时，以北山、磺场和泪湖为慈利三利，很有开发价值。家父等发起组织溥利公司开发磺场，又计划在竹叶坪泪湖泄水处横筑一堤，使湖水不致于涸。在湖水浅处种莲、菱，深处养鱼，终因筹措资金不易等原因，计划没有实现。1922年，陆海军大元帅孙文电召家父赴广州任别动队总司令、湖南劳军使。行到永州，适黎元洪再任总统， 家父应召入京，与邑人孙道仁同授将军府将军另兼湘军驻京代表。

    1924年3月，家父因肺结核病在北京将军府逝世，享年36岁。
（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八辑，本文作者唐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