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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革命者的国学大师黄侃

2014-09-15 21: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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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侃先生,全国知识界都知道他是国学大师,其实他又是一位民主革命的先驱。
    黄侃,字季刚(1886—1935),是湖北蕲春蕲春,清代为蕲州。人,号量守居士。父黄云鹄,进士出身,曾任四川盐茶道、按察使等职。为人执法严正,不畏强暴,提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有“黄青天”之称,后因平反冤狱,得罪权贵辞官而去。黄云鹄不仅政声清廉,而且是文学家、书法家,在蜀、鄂两地留下之墨迹,仍可随时觅见。
    黄侃幼年时天分很高,且读书非常刻苦,15岁就考中了秀才。不久,清廷废科举,兴学堂。黄侃考入湖北文普通中学堂,为第一期学生。
    1907年,黄侃在日本受业于章太炎,是章太炎弟子中最有成就者,成为我国近代颇负盛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他和其师章太炎的学术,被人誉为集乾、嘉汉学之大成的“章、黄之学”。在近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基 础上,承前启后,影响甚大。
    黄侃年轻时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一个非常时期,黄侃倾向革命,同时也积极投身革命。

    黄侃在湖北文普通中学堂读书时,认识了宋教仁、查光佛、欧阳瑞骅、董用威(即董必武),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大部分成了有学问的革命家)。那时,黄兴(克强)在两湖书院攻读,通过宋教仁和黄侃相识,彼此时有往来。
    当时,黄侃已开始接受革命思想。他和宋教仁非常要好,他们一起在同学中经常宣传反满、反君主专制等革命思想。当时,监学李贡三是个不学无术的官僚,黄侃曾多次讥讽他,结果被开除学籍。后来黄侃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去见湖北总督张之洞,张认为黄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资助他官费留学日本,那时黄侃不过20岁左右。黄侃在日本又遇到了宋教仁,不久,即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张之洞听说黄侃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就不再资助官费了。
    1908年春,黄侃自日本返国侍奉母疾,直至11月母逝安葬完毕。这时两江总督端方在南方大捕革命党人(由于叛徒告密,端方掌握党人名单),听说黄侃在家乡,密电湖广总督陈夔龙逮捕黄侃,当时捕快已经出发,正在途中,得到消息后的黄侃仓皇出奔,又辗转逃亡日本。

    1910年,湖北革命党人函电催促黄侃回国,共举大事。他回国后,与革命党人详细分析了当时形势和情况,并深刻总结了湖南等地起义失败的教训和因素,认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切勿轻举妄动,当前应该做好组织、宣传工作,特别是要办好报纸刊物,鼓吹革命,激扬民气,发动群众,突出刊述民族大义。至此,黄侃频繁往来于武昌、蕲春之间,开展革命活动,并在鄂东南蕲春、黄梅、广济、浠水、英山、麻城及与湖北接壤之安徽宿松、太湖等八县组织孝义会。他不畏艰苦深入民间,到处宣传民族大义和中国危亡的状况,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君主专制,每次讲演听者达数千人之多,八县听过黄侃演讲者有数万之众。当时蕲、黄一带的豪杰之士都愿和他结识,称之为“黄十公子”。
    黄侃回国的时候,正处于清朝统治摇摇欲坠,革命力量蓬勃发展时期。当时湖北著名的革命团体有“共进会”和“文学社”。“文学社”成立于1911年1月30日(辛亥元旦),蒋翊武为社长,重要成员有詹大悲、刘复基、王宪章、李六如、何海鸣、温楚珩等人。“文学社”之命名即以“武备兼学文学”之义,实际上是以研究文学为名,避免官府注意,“文学社”社章就是由黄侃和温楚珩审定的。
    “文学社”成立前,詹大悲在汉口出版《大江报》,由于经费不足,几至停刊。文学社成立后大力支持《大江报》,以詹大悲为主笔,何海鸣为副主笔。报纸上除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外,还遇事敢言,不断揭露新军中克扣士兵军饷等不法情形。第八镇统制张彪等反动军官对《大江报》又怕又恨,可是广大士兵却非常欢迎,销路大增。由于文学社有了《大江报》作为喉舌,宣传革命思想,在军队中发展社员很快,日益壮大起来。

    1911年初,宋教仁到上海创办《民立报》,积极筹备同盟会中部总会【1】,在长江中游地区发动革命。不久,同盟会员谭人凤、居正奉黄兴之命先后到武汉开展革命活动,居正本与黄侃熟识,到武汉后颇得黄的帮助。居正曾去武昌监狱探视胡瑛【2】,就是通过黄侃疏通狱卒随同前往的。胡瑛在狱中颇受优待,并能和外面通信。“文学社”有什么活动,也经常派人到狱中和胡瑛商量。
    1911年春,黄侃到河南,为布政使江叔海(瀚)幕客,并在豫河中学堂任图文教员。黄侃在课堂上宣传革命,因此不到半年就被解职了。1911年七、八月间,他从河南回到汉口,詹大悲设宴招待,酒后黄侃大骂立宪派,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纯属欺骗,当下提笔为《大江报》撰写时评,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翌日黄侃回蕲春。此文刊出,震动一时,鼓舞人心,深受革命人士欢迎。清政府大为惊惧,认为此是大逆不道之举,下令将《大江报》封闭,并逮捕了詹大悲、何海鸣。在法庭上,詹、何二人不愿暴露黄侃,都争认文章为自己所作。最后,审判庭判处詹、何二人徒刑一年,或缴纳罚金八百元抵刑。那时革命党人都很穷,他们无力筹款,遂入汉口巡检礼智司监狱。
    《大江报》被封,舆论界大哗,特别是新军士兵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当时,湖广总督瑞澂、第八镇统制张彪等人也了解到新军中有革命党人,且与《大江报》有联系,生怕士兵“大乱”,于是瑞澂下令对新军严密监视,士兵中如有思想不轨或形迹可疑者,或开除或看管。革命党人原定辛亥年中秋节(即1911年10月6日)起义,不料消息外露,清政府更进一步严令新军各营房禁止士兵随时出入,革命起义无法发动。9日汉口革命机关被破坏,名册落入敌人手中,清军警按册捕人。此时,大家感到若不发动起义就有束手待毙的危险,10月10日夜晚(辛亥年八月十九日),第八镇工程营士兵首先发难,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

    从辛亥革命发展过程来看,《大江报》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是一篇讨伐清廷的檄文,激起了革命党人起义的决心。过去,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皆认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为詹大悲所作,实际上是出自黄侃的手笔。
    詹大悲、何海鸣出狱,成立了汉口军政府,詹大悲为主任,何海鸣、温楚珩、黄侃、陈冕亚等五人也参加了军政府的工作。汉口革命军与清军浴血奋战十几天,敌我力量悬殊,先胜后败。10月29日清军冯国璋攻入汉口市区,革命军坚持巷战抵抗。冯国璋下令纵火,大火三日不息,繁华市区变成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极巨。11月1日汉口陷落,詹大悲主张赴安徽求援,遂与何海鸣、温楚珩、黄侃、陈冕亚等十几人乘船东下,到九江后得知安徽形势发生变化,求援不成。詹大悲、何海鸣等人赴上海求援去了,黄侃则主张回蕲春发动孝义会,从鄂东北牵制清军后方,以解武汉之围,遂与温楚珩、陈冕亚等人回蕲春。
    蕲春孝义会重要成员方伯芸、张伯荄、汪翔云等人见到黄侃都表示愿意参加革命军,当下大家议定,先集合会员攻打县城夺取枪械,然后联合各县会党北上,切断清军后路,以解武汉之围。第二天黄侃在旁街湾黄家宗祠召开孝义会大会,宣传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形势,号召大家参加革命军,到会者无不动容,踊跃参加。会后决定分四路集中,以县城为总汇合点。这个计划惊动了当地土豪劣绅,他们聚集了100多人乘轿到黄家,妄图阻挠黄侃的革命行动,并胡说什么以免“蹂躏家乡”云云,结果被黄侃大骂,狼狈而去。这些仇视革命的土豪劣绅们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当夜即由劣绅头子陈勉吾派人持函到田家镇【3】请驻防清水师兵前来逮捕黄侃。清军到达时,孝义会员尚未全部集中,且只有刀、矛等旧式武器,有的甚至赤手空拳,当下遭到清军镇压,黄侃等人不得已出走,辗转赴上海。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以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而告终。反动封建军阀官僚又都摇身一变成为民国官员,革命党人却遭到排斥打击。黄侃见国事日非,不再过问政治,专门研究学问。
    民国初建,政党林立。1912年8月间,宋教仁看到同盟会势力衰落,乃积极活动,把与同盟会政治观点相同的几个政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宋教仁在政治上抱负很大,幻想通过议会选举国民党执政,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责任内阁制。1913年初,宋教仁到南方各省进行竞选,果然在他的宣传活动下,湖北地区参议员选举结果,国民党取得了胜利。宋教仁正在踌躇满志的时候,却遭到袁世凯之忌,埋下了杀身之祸。
    宋教仁在湖北与黄侃相遇,他们是老同学,又是患难与共的革命同志,见面后当然是推心置腹倾谈别愫,黄侃对宋教仁到处宣传竞选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两人对当时政治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宋教仁离开湖北顺江东下时,黄侃有《癸丑二月江行赠宋遁初(宋教仁字遁初)诗》:
春风动波涛,复此仙舟会。
高眄空冀州,逸气陵江介。
伊昔时未康,与子俱颠沛。
海隅一相聚,绸缪厉年岁。
竭来鄂渚游,围城瞻壮慨。
兵祸既潜销,君名亦光大。
中国独分崩,筌宰责谁贷。
闻有非常志,庶拯斯民害。
嗟余遘幽夏,逍遥从所届。
虽惭日月光,肯为尸祝代。
缅怀庄惠交,志言亮为贵。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黄侃认为当前南北意见严重分歧,中国分崩离析之势确已形成,造成这种局面,执政者(指袁世凯)责无旁贷。他认为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恐怕难以实现,而自己却不愿再过问政治了。最后两句是用庄周和惠施辩论的典故来托出,可见他们之间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遣的暴徒刺伤,翌日身亡。距黄侃赠诗也不过十天左右,恐怕这是宋教仁友人中,最后一首生离死别的赠诗了。当时国民党一些领导人对袁世凯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幻想,血的教训才使他们醒觉过来,黄侃则早已看出袁世凯耍弄权术,居心叵测,对他不存有任何幻想。
    1913年黄侃北上,蔡元培先生聘请他到北京大学文科任职,从此黄侃开始了教授生涯。那时他还只有27岁。
 
 

【1】同盟会中部总会,或称中部同盟会。
【2】胡瑛,湖南挑源人,与宋教仁同乡,1907年因进行革命活动被捕,判监禁十年。
【3】田家镇,位于蕲春之南,属广济县。(《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九辑,本文作者杨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