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公司主要的业务是在上海、重庆间，换言之主要是在这一线的两端，不在中间。对日作战以后，江阴封锁了，上海割断了，一部分杞人忧天的人认为：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完结了；我的感觉却恰相反，认定：“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那时自己正在南京帮助中央研究总动员计划草案的时候，告诉民生公司的人员：“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这个期望，公司实践了。四川需要赶运×个师、×个独立旅到前方，公司集中了所有的轮船，帮他两个星期由重庆、万县赶运到宜昌。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的工厂撤退，民生公司的轮船即以镇江为接运的起点，协助撤退。接着又从南京起，撤退政府的人员和公物，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从芜湖起，撤退金陵兵工厂，从汉口起，撤退所有兵工厂及钢铁厂。第一期运1.2万吨，两个月间完成了，第二期运8万吨，分为两段，集中扬子江上游轮船，担任宜昌重庆间一段，集中扬子江中下游轮船，担任汉口宜昌间一段。这时除这8万吨以外，还有政府的全部，学校的大部，航空委员会航空器材的全部，民间工厂的大部，统统需要内迁，其总量又远在8万吨以上。

    24只扬子江上游的中国轮船当中，只有两只不是民生公司的轮船，外国轮船亦有数只，但因中立关系，只运商品，不运一切有关抗战的东西。中国轮船为了报效国家，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30元到37元，其他公物只收40余元，民间器材只收60余元到80余元，而外国轮只装商品，每吨运费却收300元到400元，据此比较，可知中国公司尤其是民生公司牺牲之多，报效国家之大了。

    因为扬子江上游的滩险太多，只能白昼航行，于是尽量利用夜晚装卸。因为宜昌重庆间上水至少需要4日，下水至少需要2日，于是尽量缩短航程，最不容易装卸的，才运到重庆，其次缩短一半运到万县，再其次缩短一半运到奉节巫山，甚至于巴东。一部分力量较大的轮船，除本身装运外，还得拖带1只驳船。尽量利用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时间，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或枉费一个钟点。每晨宜昌总得开出5只、6只、7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唱歌，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宜昌这一段撤退工作，不但是民生公司的一段最艰巨的工作，也是整个抗战运输当中的一段最艰巨的工作。实则民生公司在抗战中最艰巨的还不是运输，而是如何准备运输。

    在抗战开始时，民生公司有46只轮船，中有32只都是以柴油为燃料的；江阴封锁，柴油断绝了来源，第一大事即是搜求柴油。从香港、广州，从扬子江沿岸，尽量购买，总共得了4000多吨，但是汉口、宜昌撤退一役即用去了2000多吨。民生公司46只轮船，战前一半以上在上海修理，五金材料完全取之于上海，一部分外国制造的机器，其配件主要取之于国外；战争开始以后，这些完全断绝了来源，而修理的重担，又须搁上自己的两肩；搜求五金材料和扩充民生机器厂，就算是第二大事了。从上海、香港、汉口等地尽量购买，得了五金材料2000余吨，但是汉口撤退的第二年，因为必需改造和建造若干轮船，即需使用1000余吨。公司使用柴油的轮船，如果全部动用，每月即需300余吨，宜昌撤退后剩余之2000吨柴油，只够使用半年，半年之后，只好宣布大部分轮船停航了，必于扬子江上游之交通运输以极大的困难。好在民生公司一向习于改造轮船，于是尽量在宜昌及宜昌附近接收扬子江中下游逃难而无所依归的轮船，准备将其锅炉机器及船壳，彻底加以配合及改善，使能勉强航行于扬子江上段。这样先后接收了轮船60余只。

    但觉可以配合改善，而适用的无多，于是决计订造以煤为燃料的新船15只和以油为燃料的浅水船2只，以期后方航运绝对健全。最大的2只长137 呎,宽25呎，吃水7.5至8呎；其次长116呎，宽19呎，吃水6呎的1只；长106呎，宽18呎，吃水6呎的9只；长90呎，宽15呎，吃水5呎的1只；长80呎，宽15呎，吃水5呎的2只；长76呎，宽14呎，吃水2呎半的2只。中有4只均为铁壳，有12只的机器是重庆制造，锅炉是民生机器厂自己装造。中间不知感受到材料和人工的多少困难。例如锅炉钢板，香港买一批，早到海防，无法进来，上海买一批运到仰光，又无法进来，不得已又在昆明买一批。轮船订购已过两年，这最后购的钢板，才最先到了重庆，又隔一年轮船才次第完成。又如冷作系从上海招收了来，木工系从湖南招收 了来，工人何尝不同材料一样困难。现在一半的航线，主要就靠这些新轮服务了，因为有这一些新船和购买而加整理的旧船，填补了扬子江上游各长短航线的需要。原来烧油的轮船，就可以停了大半。而只使用了吃水最浅的烧油的船，节省了大半的油，和必需自国外所取的配件。自在汉口、宜昌撤退以后，剩下来的油和五金材料和配件，不但支持了这几年的使用，而且还支持了这几年的亏折，一直到今天。假若没有当年的若干油、五金材料和配件的准备，而完全靠今天的大量的高价的收购，来供给全部的使用，或且无法收购，则其亏折及其航行的困难，更不堪言。

    民生公司为了战时的需要，增加轮船最多的时候，为民国28年。共有轮船116只，30400余吨。后来新轮先后17只，陆续加入航行，并先后购得海关轮船4只，应共有137只，36000余吨。但事实上数目却降低了，现有轮船为98只，26000余吨。其原因：一部分是扬子江中下游的小轮，不适于上游航行，拆卸了20余只；一部分是扬子江上游，主要的轮船被毁了15只。这被毁而沉没的轮船，以施救人员的努力，已救起8只，且已修复7只，再加入航行了。还有数只尚在万难中施救，或在万难中挣扎修复，以为今后运输的准备。

一般觉得有这许多轮船维持各航线的运输，绝不会觉到有无限的准备工作，在运输的背后，准备了材料，准备了轮船而且准备了船厂，才会不断地航行起来。

 

    以上的困难都由自身的努力和环境的助力克服了，但是还有两个更大的困难不是自身可以克服的。抗战期间，运费、票费由政府限定，开支则无法限定。远在一般物价尚未限价以前，轮船即已开始限价了，其水准比一般物价为低，更比轮船所需的一部分物价为低。例如今天钢板的价钱，超过战前1000倍以上，圆条超过战前300倍以上，柴油超过战前300倍以上，机油超过战前200倍以上，煤超过战前120倍及至160倍以上，其他物价无不超过百余倍乃至数百倍，唯有轮船票价运价平均仅等于战前40余倍，加上更困难的差运，遂使轮船公司收入支出失其平衡。尤以民生公司为甚，因为民生最多时有115只轮船，被毁一部分轮船之后，还有98只；扬子江上游最大限度，只有可供民生轮船40只航行的航线，其余轮船无法航行。但得准备航行，第一差运缓急需要准备，第二江水涨落的变化需要准备。例如嘉陵江江水易涨易退，涨时使用5只烧煤的船，退时即需立刻使用5只烧油的浅水船，维持一组轮船经常航行，即需有加倍以上的轮船准备航行。凡此困难，均不是局外人所容易明白的。这有计划的负起经常航行责任的轮船公司，在若干轮船公司当中，自然比较亏折最大。虽然每年曾蒙政府调整运价两次或三次，但以原有运费水准太低；准许调整，又远在请求调整若干日期以后；票价、运价调整的百分率，又在一般物价变化的百分率以下。其结果不但不能填补亏折，且使亏折愈来愈为严重，其尚幸而存在，全系金融界的力量暂时维系着它存在，但绝不能永远维系着它存在，更不是它自身能够克服的困难。唯有政府的力量，足以将它挽救过来。还有一类继续不断的问题，为由战争而发生的意外损害。

    在敌机轰炸最烈的时候，岸上和码头设备，已有若干牺牲，及到敌机开始轰炸交通工具以后，活动于万县以下的轮船损失更巨。第一次炸沉最大轮船1只，第二次沉没4只，损坏1只，第三次沉没1只，损坏2只，第四次沉没1只，损坏1只，这一本小册子正在草写的时候，第五次的轰炸又来了，又沉没1只，损坏1只。除中间1只系中下游轮船，1只系拖船而外，其余皆系扬子江上游主要轮船。除轮船外，并牺牲有若干的船员。除敌机轰炸外，还有由装运炮弹汽油而爆炸，或空船装兵而翻覆的轮船，先后亦达5只以上。因此航行特别小心，虽多少减少了危险，却延长了日期，增加了费用。

    为应战时运输继续不断的需要，已损坏的轮船必须修复，已沉没的轮船必须施救，因损失而减少了扬子江上游战前运输力一半，必须恢复十之八九，使军事紧急，或反攻的时候，尤其是复员的时候，不致感受运输的困难。此营业上过剩的轮船事业本身不感需要，国家却大感需要，既为国家使用而牺牲了，复得为国家使用而恢复它。这一笔恢复的费用，竟达15000万元以上，这一个连年亏折的事业，罗掘俱穷，终于负担不了，还有一部分重要的修复工程，在那里迁延着手，不知何日才能完成呵！

 

 

    航业是民生公司的主要事业，但民生公司的事业究竟不止于航业，伴随着航业发展的，还有其直接经营的机器事业——民生机器厂。战前即随航业逐渐发展到可以胜任46只轮船当中一半较小的轮船的修理，战后更发展到胜任全部轮船的修理，加上新购轮船数十只的整理，再加上新轮十几只的建造。机器和厂方设备数倍扩充，为抵御敌机的侵袭，一方面向地下深入，一方面向周围疏开，都算在短时期中完成了。现有一半机器在最坚固的石层下面工作，分厂最多的时候有5个，分布在30里的途程间，算是后方最大的一个民间机械工厂。而且是唯一优良的锅炉制造工厂，在抗战期间造了20几个锅炉。

  为了轮船、火车发电和炼油用，民生公司间接投资最早的， 为与航业有关的煤矿。它协助嘉陵江边几个煤矿，建筑了一条轻便铁路，组织了一个北川铁路公司，并促成了这几个煤矿合并起来，组织了一个天府煤矿公司，抗战开始后，又促成这煤矿和铁路与河南的中福公司彻底合作，改组为天府矿业公司，获得中福公司的机器和材料的帮助，将这矿山完全机器化起来。现每日产量超过1000吨，每日运量亦超过1000吨，供给战时首都需要燃料三分之一以上，也供给民生公司需要燃料三分之一以上。战时首都所需的燃料四倍于战前重庆所需的燃料，即是说天府现在的产量已超过了战前重庆需要的总量。它还在积极准备扩充，使产量比现在增加50%,运量比现在增加100%。而这一位主持的人才孙越琦君，同时主持了几个后方重要的煤矿，并主持了中国唯一的甘肃石油矿，成为战时中国的一位煤油大王了。当时我在汉口与孙越琦君商量天府北川与中福彻底合作的时候，不过五分钟，即一切决定；不过一星期即调集了两只扬子江上游的大轮，运出中福撤退到汉口的全部机器和材料；到达天府以后，不过半年就完成了厂房建筑，铁路改修，地下工程扩充和机器安装等工作，可见一切行动是何等的紧张。

    在汉口撤退之前，有一个从上海搬到汉口而不能再搬的大鑫炼钢厂，有一个从汉口搬到宜昌，而不能再搬的周恒顺机器厂，民生公司各帮助了它一半的资本，促成它们搬到重庆。还有一个常州的大成纺纱厂，仅仅搬出了布机，民生将自有的三峡染织厂提出与它合并，促成它搬到北碚。后来这几个厂在后力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大鑫名称变成了渝鑫，是迁川工厂中开工最早的一个，主持的余铭玉君是一位工业上的大胆者，他不但炼钢，他也冶炼与炼钢有关的原料如釸铁和锰铁，也制造和炼钢有关的材料，如火砖和碳精。他做人不肯做的事，为自己造轧钢机，同时也为其他钢铁厂造轧钢机。周恒顺的机器厂名称变为恒顺机器厂，成为仅次于民生机器厂的一个最大的机器厂，主要制造蒸气引擎、吸水机、打风机，其数量各以十部计。曾帮助了政府和许多民间事业，也曾帮助了民生公司，主持恒顺厂的周茂柏君也兼主持民生机器厂。他相当精明，对内对外都多办法，因此形成了后方机器业当中的一个权威。三峡染织厂的名称变为大明，完全交由大成纱厂的人经营，是后方一个最大的布厂。自从政府实施管制纱布之后，完全向政府领纱，为政府织布，其帮助亦自然在政府。此外民生投资的事业很多，不投资而用人力帮助的亦不少，尤其是迁川的事业，无不受它运输的帮助的，国家今天亦受此许多事业的帮助了。（转载《湖北文史》2010年总第八十八辑，本文作者卢作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