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宁市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局长李城外每次出差到崇阳，总要和我通电话，或抽出时间同我一见。他得知我于那特殊年代的非常政治气候下，担任过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军代表，与众多文化名人在向阳湖同住几年，还参与过著名文学家冯雪峰、著名诗人郭小川等人的专案调查工作，主动与我交上朋友。他赠给我的《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上下集，已成了我的枕头书，每每读来总有一种亲切感。对李城外的胆识、文才和执著宣传文化名人、挖掘向阳湖文化的历史责任感，我深表钦佩。
    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春日，我和原崇阳县政协副主席谭振典、特级教师杨桦老师一道，为地方一本书的出版事宜前往温泉拜访李城外，受到热情接待，并促膝交谈了一下午。他的办公室已俨然成了一座资料馆，我从中得知，城外所撰《守望向阳湖》一文，作为《湖北日报》“东湖”开办“走过改革30年”专栏的开篇之作，重磅推出，更使我内疚、不安。他曾动员我写写有关向阳湖的人和事，我由于诸多缘故，一直没有动笔。这次见面，他仍积极鼓励我加入到抢救向阳湖文化的行列中来。不是吗？我在向阳湖担任军代表时还不到而立之年，现已退休多年，时不我待，应该有一种特殊的紧迫感。近日，我终于抽空写下这篇回忆文章，介绍自己参与审查郭小川专案的经过，为向阳湖文化的研究尽点微薄之力。
    著名诗人郭小川，是在革命大熔炉中成长起来的诗人。1939年9月，他投身抗日，毅然参加八路军。在王震将军领导的三五九旅当了一名文艺战士，2个月后便光荣入党。那时他刚满18岁，热情、勇敢、智慧，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紧跟毛主席，把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所以他总是站在最前沿阵地上，讴歌党，讴歌革命，成为延安的一名充满激情的青年诗人。

    1969年9月，文化部所属机关及家属6000多人的文化大军下放向阳湖，办起了“五七”干校。郭小川同著名女作家冰心一道，因病晚到几个月。到干校后，郭小川被编在四大队五连。四大队由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几个单位组成。我曾在这个大队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军代表，经常看到郭小川在长长的劳动队伍里走在前头，昂着头，赤着上身，顶着烈日，下湖开荒种田；每逢节假日，他在田头、在林间、在灯光下，总是孜孜不倦地埋头创作。他的诗充满乐观，充满希望，充满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和对信念的执著。为了鼓励同伴，他还将自己创作的《楠竹歌》、《祝诗》、《赠友人》、《万里长江横渡》、《长江边上五七路》等30多篇诗歌抄写在连队、大队的墙壁上。 后来，很多作家撰文提到了郭小川在干校里写诗的情景，都期望在向阳湖为他树碑，可见诗人在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是很大的。
    在此期间，郭小川还被借调到湖北、国家体委、武汉军区、沈阳军区、兰州军区搞创作，因他的勇气、他的天真、他的乐观，在逆境中不轻易放下手中的纸和笔，招来了麻烦。在那非正常的政治气候下，谁敢写诗？谁敢呐喊？然而，郭小川无所畏惧，毫无顾忌。他那投枪匕首式的战斗诗，引起了“四人帮”一伙的注意。郭小川在《体育报》发表一篇关于庄则栋的文章，引起了海内外反响。江青十分恼火，认为这是旧文化部的“黑线”回潮，是旧文化人的“复辟”，是文化革命的倒退。1974年3月30日，她指使文 化组于会泳将借调国家体委的郭小川遣回咸宁“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同时，江青亲自出马，批示中央专案组对郭小川进行全面的专案审查。
    1974年的 7月17日，江青作出决定，由中央专案组审查郭小川同林彪、叶群及其死党的关系，周扬专案组审查郭小川与周扬一伙的关系及其复辟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