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祖母项太夫人，本人生也晚矣，但从父亲赵厚甫那里知道了不少动人的故事。从这许许多多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贞松永茂》画册的背后，闪烁着平凡的普通的人性的光辉。人们大都因为此套贺寿合集而知这位项太夫人乃赵厚甫之母。不过，鲜为人知的却是，这朴素而庄重的项太夫人还是当年叱咤风云的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将军的姑母呢。

    祖母名叫项守贞，乃项英的父亲项天卫之妹。项氏原籍湖北武昌县舒安乡项家村，后迁居武汉武昌粮道街内涵三宫。祖母嫁与赵家赵环生为妻，住在武昌保安门外八铺街。项英原名项德隆，与赵厚甫是姑表兄弟的关系。说起来也巧，项英和赵厚甫兄弟俩儿时的际遇颇为相似。一则两人同为小职员的父亲都不幸过早辞世，项英12岁时父亲项天卫亡故，而赵厚甫则更为凄惨，尚在九个月的襁褓之中，父亲赵环生就离开了人世。项天卫去世后，赵厚甫母项守贞曾与项英母两姑嫂穷帮穷相互照应，《贞松永茂》中也记有“太夫人事舅姑及寡嫂皆有恩礼”。两家都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历尽艰辛苦难。二则两人又都是勉强维持念完七年私塾，十四、五岁就辍学打工，养家糊口。项英进了武昌一家工厂，当了学徒工人；赵厚甫则到了汉口一间钱庄，做起学徒店员。儿时两表兄弟倒来往得比较勤，还不时在一起玩耍。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时，兄弟俩也就只好自谋生路各奔前程了。可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分道扬镳就是几十年，两表兄弟分别走上了绝然不同的人生之路。项英成了威震天下的革命军事家，而赵厚甫则成了气盖一方的民族资本家。虽然项英早年在参与领导武汉工人运动时曾一度在姑母项太夫人家中避险躲难，兄弟俩最终还是人各有志不相与谋了。父亲曾在自传中谈道：“虽然与表兄项德隆（即项英）幼年相处甚久，但没有接受到他的影响。”有心无意之间，似乎流露点滴悔不当初之感。而在与我们谈古论今时，对表兄献身革命事业的英雄业绩，赵厚甫也往往表现出深沉的敬佩之情。

    项英的直系后代有二，长为女，次为子。而赵厚甫则儿孙满堂，不外是因为父亲本人为赵氏家族的独苗单根，所以也就图个人丁兴旺的大户家庭，以报慈母项太夫人为赵家苦节抚孤之恩。

    赵氏家谱的辈份，以“鼎玉盛芳开，万世承家业”为序。曾祖父赵承澍，承字辈人，字雨农，自号沧粟子，是晚清的一个不第秀才。一生怀才不遇，落泊潦倒，仅留下几本未闻经载罕见流传且不知所终的诗文集。记得父亲曾给我讲过一篇题为《沧粟子说》的文言散文，其中曾祖父雨农先生取“人生天地间若沧海之一粟”之意以自况，表达了渺小个人对庞大社会的不定、乏力与无奈。另有一篇七言长诗，题为《穷穷诗》，乃曾祖父50周岁时所作。诗中嵌有50个“穷”字，表达了当时贫穷困苦的下层知识分子的悲惨境遇。祖父赵环生为家字辈，故名赵家柱。而到他这一辈时，赵家当真走到了穷途末路。作为业字辈人，赵厚甫由其私塾先生赐名为“赵业勤”，取“业精于勤荒于嬉”之意。而父亲倒也确实身体力行了这一点，以至终能重振赵家。如今赵氏业字辈人均已作古，其后人恐怕也大都不会再去延续这家谱辈份了。不过，如若项太夫人有知赵家后代繁盛，定会倍感欣慰。因为这一切，不都是《贞松永茂》的果实么?

    祖母项守贞太夫人生于1883年，卒于1954年，终年71岁。

 

三

 

    书画册页合集《贞松永茂》的宏篇巨制，是父亲在上海策划形成的。历时两年，越地千里。为了母亲项太夫人的寿辰纪念，这里凝聚了赵厚甫为儿的一片赤子孝心。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期间，赵厚甫全家因武汉沦陷而暂居沪上。固然是避难偏安，可绝非留连忘返。武汉是赵家世代祖居之地，父亲一生从未轻易言弃。这也是后来父亲在武汉解放前夕面临人生又一重大抉择时毅然决然留下来的一个缘由。知情人士则更了解其中究底，父亲的一些决策都是在身边那个平凡的家庭妇女——祖母项太夫人的参与下形成的。有的甚至可以说就是祖母的决定。据父亲回忆，对于武汉解放前夕面临的去留问题，祖母只是简简单单地吩咐：日本人来了，我们走，因为那是外国人，来要命的；共产党来了，为什么要走?不都是中国人吗？只不过来要钱的。父亲是出了名的孝子，对祖母一向唯命是从。父亲在自传中记载：“一次违背了母亲的教训，曾跪在母亲面前请罪，并发誓以后不再 重犯。”数十年间，直到祖母去世，他都严格遵循着一条不成文的家规：出入相告，早晚问安。无论公务如何繁忙私事怎样纷杂，每日朝夕必至祖母身前， 谒见慈容，并聆听严教。对项太夫人的“妇人之见”每每言听计从。留在武汉迎接解放的决定，当然也不例外，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而这赵厚甫平生唯独的一次于战乱中离乡背井，亦并非只是一家数口一走了之。当时的父亲，年龄不足30，已经在武汉工商及金融界享有盛名。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他从一个小学徒工发展成为了一个大资本家。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父亲与几个年轻朋友迎难而上，在武汉金融行业大展拳脚，于1933年兴办庚裕钱庄，而由父亲出任主管副经理。父亲因为在此之前曾在谦丰银号、黄陂银行和聚兴诚银行工作，前后长达近十年，积累了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尤其是在聚兴诚银行时，父亲的工作是与当时各大工商企业接洽存放款事务，并在各行各业了解经济动态，掌握物价行情，研究盈亏状况，向行长提供信贷决策的依据。这时的父亲已在武汉金融界崭露头角，所以他也与各大工商业家有了广泛联系及深厚关系。这种背景，不能说不是庚裕钱庄成功的主要因素。也许老汉口人还会记得，庚裕钱庄始而被鄙作“娃娃班”，终则被誉为“五虎将”，成为武汉金融界不可忽视的少壮派力量。而庚裕的成功，也奠定了父亲投身民族工业的基础。1936年，父亲与庚裕同仁将钱庄所得投资实业，在“远有茂新绿兵船，近有福新绿牡丹”，更有英美洋面粉的竞争面前，不畏艰险地兴办了一家面粉制造企业。这就是武汉胜新面粉厂(后武汉市第二面粉厂) ，由父亲出任全面主持管理生产与销售的业务主任。之所以投身面粉业，也是因为在进聚兴诚银行前，父亲曾被汉口晋康洋油面粉号聘为副经理工作年余，获取了粮食商管理及市场研究方面的直接经验。而这，正是兴办胜新面粉厂的起源。胜新所生产“万年青”牌面粉因甚受消费者欢迎而畅销，并一跃而成为武汉民族面粉工业的第二大企业。而且在约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该厂恢复沿用了“万年青”这个品牌。父亲本人也因其面粉生产管理成就，成为当时汉口面粉同业工会常务理事。

    那时的青年赵厚甫，以中国面粉大王荣氏兄弟荣宗敬、荣德生为楷摸，立志成为一个实业兴国的民族工业家。时因荣氏家族在武汉设有福新面粉厂（后武汉市第一面粉厂），这“胜新”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这其中更为巧合的是，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也都是从钱庄学徒做起的。荣氏兄弟打工的经历与赵厚甫十分相似。那时在店铺学徒，除了研习业务以外，还得店堂打杂，甚至家庭帮佣，就连什么洗尿布倒夜壶之类的活都得干。荣氏兄弟是这样做上去的，赵厚甫也是这样做出来的。 这种相同的经历，对父亲的个人奋斗无疑是一种鞭策和鼓励的力量。14岁开始在汉口谦丰银号学徒的父亲刻苦学习，努力工作，深得老板的赏识器重，并于16岁被提升为管钱(票据出纳)。后来转入汉口黄阪银行当管平(现金出纳) ，不久又被提升为副管账(会计副主任)。勤学才来真才，勤干方出真知。父亲的本领就是这样苦练出来的，这尤其使他对计算特别精通，以至后来成为同业公认的算得准算得快算得精的“铁算盘”。 “业精于勤”正是父亲一生从业处事再贴切不过的写照。所谓名如其人是也。合伙创业的股东同仁所重所求的，也就是父亲的经验与才干。当时父亲的个人奋斗，所短无非雄厚资金。当几位富家子弟欲联手自闯天下时，便盛情邀请了声名不凡的父亲入伙。在庚裕创业时，23岁的父亲的股份仅占5%，任职为副经理；而在胜新创业时，26岁的父亲的股份甚至还不到5%，任职先为业务主任，其后乃为经理。后来由于父亲工商管理成绩的名声越来越大，被其他大型企业包括裕华、大华与大兴纱厂等聘为董事，间接参与各厂的经营管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合资庚裕与胜新的股东同仁中，赵厚甫虽然从来不属于最具财力的社会应酬上的头面人物，却永远是管理决策上的核心人物。

    日寇入侵在即，大敌当前，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爱国精神就强烈地表现出来了。人要走，厂也得搬，不能留下来为日本人生产。为了不给侵略军利用，父亲及其同仁响应当时国民政府后撤内迁保存经济的号召，实施迁厂计划，胜新将所有机械设备一概拆零装箱，堆积在汉口长江边的一座仓库待运，不料来不及运出，武汉就已被日本人占领。父亲举家携眷绕道重庆、昆明、河内、香港，辗转抵达上海，而存放机器的仓库后在战乱后期为飞机炸毁。胜新面粉厂，这座凝聚了父亲多年心血与理念的民族企业，就这样毁于一旦。滞留上海期间，父亲依然投身于工商业。除任职上海大公银行总行副经理外，又与人合资兴办面粉业，是为启新号，其意当为重振胜新。当时，日本人也曾两度派遣武汉的汉奸代表专程赴沪，企图游说赵厚甫返汉复厂复工，为父亲所拒绝。

    抗战胜利后，父亲立即结束上海业务，迅速返回武汉，主持重建工厂恢复生产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胜新面粉厂重振旗鼓，北到天津，南达广州，到处都有“万年青”。而且，为实现像荣氏兄弟那样的理想，父亲还筹备了开办纱厂和油厂的事宜，不过因武汉解放而未能如愿。

    旅沪期间，时值祖母项太夫人六十大寿，父亲深感唯有自己母亲的慈育严教，才会有自己的功成名就。祖母项太夫人对赵氏家族居功甚伟。为此，父亲遍征海内名家书画，编制成这套《贞松永茂》册页合集， 向祖母诞辰献礼。

 

四

 

    祖母的前半生是穷得不能再穷的了，在一日两餐都揭不开锅的时候，她曾带赵氏孤儿赵厚甫住过收容救济陷入绝境中的穷苦妇女的寡妇堂。不管怎么说那时的祖母都应该是不折不扣的无产者。不过，项太夫人后半生可就大不一样了，说是享受荣华富贵的上流社会生活条件一点也没有夸张，可不就像茅盾在《子夜》中所描绘的民族资本家那种豪华的生活吗？这理所当然又应该属于典型的资产阶级了。看来祖母既姓无又姓资，抑或是先姓无后姓资了。其实，即便那时，有良知的人还是敢于冒着阶级调和论的危险，肯定项太夫人的无产阶级属性的。就像湖北省的一位老统战部长文革前夕对父亲不无惋惜地批评的那样：赵厚老呀，你本不应该背叛自己所出身的阶级的。这个阶级当然是指祖母项太夫人的无产阶级了。反正，不管她的阶级性是否更改，祖母的劳动人民的本色是从来没有变的。正所谓身份变了，地位变了，无产阶级的本色没有变。正如《贞松永茂》序中所称道的那样，家庭虽富裕，祖母仍“勤劬节啬如故，织纴辟绩如故，又所谓持之数十年不易其初者耶”。祖母一直保持自己的传统，除了对内勤俭持家严格治家外，还尽所能地对外救助与她过去一样的穷人。这不正是出于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么?对当了大资本家的儿子赵厚甫，母亲项太夫人的这种“阶级”教育和影响无疑是巨大和深远的。在父亲许多重大人生抉择的问题上，祖母的观点态度甚至起过决定作用。而这，也是促成父亲在武汉解放前夕决定留在武汉迎接解放的主要因素之一。

    武汉解放前夕，大军压境，兵临城下。在革命真的革到自家门口的时候，是走是留?何去何从?这是摆在大资本家赵厚甫面前的一个迫切而严峻的问题，不少有钱人已经跑了或正要跑。当然是因为不愿私有财富被革去公有共产。香港，台湾，抑或海外，哪里都可去。虽然读过当时的武汉地下党派发的宣传材料，父亲仍然是疑虑重重，忧心忡忡。一向果敢的他，这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了。正在这时，祖母项太夫人发话了：共产党来了怕什么?最多不过是拿走那几个钱。在她看来，有吃有穿有住，生活就足够好了，用不着要那么多钱，钱多了也不是什么好事。项太夫人平时最爱对儿子唠叨的就是：儿啊，钱多了是害人的!这几乎都成了她的口头禅。此次对走留问题，祖母的态度异常坚定——哪里都不去，决不离开武汉。母亲讲留，儿子就不会再说走。有意思的是，此时的父亲倒像是吃了定心丸一样，冷静地作出了留在武汉迎接解放的决定。

    然而情况却越来越紧迫和危急。武汉守备司令白崇禧部58军军长鲁道源，奉命率部撤离武汉前炸毁市区水、电、通讯及交通等重要设施，把这个华中重镇变成一座废墟。截获情报的地下党通过内线关系，找到武汉工商界几位头面知名人士，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阻止破坏活动，保护城市安全。其时，父亲参与了张难先、李书城等发起组织的以保卫武汉为目的的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由父亲任财务组副组长。经过紧急磋商，大家决定除说服鲁道源放弃执行涂炭民生的命令外，还为他提供一笔资金补充日渐穷尽的军饷，以换取所辖部队和平撤离武汉。由于数额庞大，资金分派胜新面粉厂与其他几个企业共同承担。而父亲此刻的任务是整个行动重要的一环：赶赴各厂取款，汇总集中，送交有关方面。说起来，他的这次行动还真有点像一回传奇般的历险记呢。当时的武汉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社会动乱，环境恶劣，散兵游勇、流氓地痞到处都是。而父亲的取款专车必须于各厂间往返，在市区内穿越，会有很大风险，搞不好，钱被劫，命也说不定难保。怎么办?看来武装斗争是唯一可行的办法。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父亲即刻给自己配备了两名全副武装的贴身保镖，即已被策反的汉口警察局的武装警察全程护送。1949年5月15日子夜时分，父亲带着一辆吉普两名警察出发了。两名警察身着警服，腰佩警棍，手持盒子炮，分别站在取款车两侧的前门踏板上挥枪开道。就这样，在实枪荷弹的武警保卫下，父亲化险为夷，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任务。后来，在率部撤离武汉时，鲁道源果然没有能够对城市进行大破坏。不过，为了对白崇禧交差，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匆忙炸掉停泊在长江岸边的几艘等候船，显示武汉失守前曾响过一阵隆隆的爆破声，然后在夜幕的掩蔽下仓惶出逃。5月16日下午，解放大军入城，武汉解放了，武汉保住了，这座华中大城市完好地和平地迎来了新的时代。在这之中，所有为此作出贡献的人都是功不可没的。

    在国民党军队撤离后而解放军尚未进驻前，武汉一度形成一段无政府的“真空”时期。为了稳定社会环境，父亲参与领导了由数家企业组成的四厂联防，还协同组织了由开明人士牵头的市民自救会，为维持治安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大军进城后，父亲及其胜新面粉厂不仅热情拥护，而且积极支援：没有住的，把仓库让出来；没有吃的，把粮食送出去。可谓尽了地主之谊，为解放军解除了燃眉之急，后顾之忧。

    奋斗20多年，父亲终于踏上了表兄项英早就走定了的革命道路，这也就是所谓殊途同归吧。可惜项英过早壮烈牺牲，没能看到家乡的解放，不然，他也会为表弟赵厚甫所做的一切而感到欣慰的。

（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八辑，本文作者赵谦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