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实事求是、洁白坦荡的薛坦

2014-09-15 21: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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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坦原名赵广才，1919年11月5日出生于河北省晋县元头村。从1938年参加革命到1984年在武汉逝世，在近半个世纪里，他为革命贡献了毕生精力，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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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  坚持原则

?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薛坦在工作中始终遵循了这条正确路线。?
　　1957年元月，薛坦由湖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调任宜昌地委书记。当时，正值全国“左”的思潮蔓延，湖北一些地、县受到影响也开始放“卫星”，虚报粮食产量。但薛坦却要求宜昌地委，如实地向上级汇报宜昌地区粮食的生产情况。当时的省委个别领导曾批评他说：“别的地区都是小麦亩产几千斤，水稻几万斤，只有你们宜昌凉冰冰。”对此，薛坦泰然处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上不抱怨，对下不加压”。他曾对副专员赵竹铭说：“事实就是事实、事实就是真理，我宁可挨批评，也不搞假的、浮的、空的东西。”尽管当时全国、全省许多地方的“卫星”越放越多、越放越高，但宜昌地区在1958年里始终没有出现过小麦亩产过千斤、水稻亩产过万斤的“卫星”。?
　　1959年元月，薛坦调任荆州地委书记，同年3月，改任荆州地委第一书记。他在荆州工作期间，也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当时由于“大跃进”、合作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和1959年至1961年连续3年大旱的影响，荆州地区粮食产量锐减。其时，全国有灾，湖北有灾，荆州作为全国之一的粮食主产区既要顾全大局向国家多提供粮食，又要安排好本地区群众生活。有的县委领导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不敢反映真实情况，报了“过头粮”。引起了当地群众强烈反应。为了解真实情况，薛坦亲自下乡到群众中去调查摸底，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后，他同其他地委领导商量，决定把一些地区不切实际的粮食收购指标减下来。如果这样做，就必须减少国家上调任务。但是，当时国家也困难重重，向上级开口减任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左右为难之际，恰好省政府领导陪国务院的一位负责人到荆州视察，其间，这位国务院负责人要求荆州在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基础上，努力完成原定的粮食上调任务。薛坦实事求是地将荆州地区的情况向上级领导汇报荆州地区的情况，恳求减少一部分上调任务，国务院负责人同意了薛坦的意见。有了上级的支持，薛坦和地委其他领导立即分赴各县，说服各县从高估产上退下来，按实际情况减少收购任务，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避免了部分地方因报“过头粮”而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
　　“文化大革命”初，薛坦被打成了“走资派”。1968年，他因“四人帮”一伙制造的所谓“河北献县有大叛徒集团”一案而蒙冤受屈，被监禁达5年之久。其间，许多“造**派”找薛坦“调查”他熟识的干部“问题”，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但身处逆境的薛坦实事求是，没说一句不实之词，没有为解脱自己而牵连其他同志。?
　　1972年4月，薛坦重新工作，他再次出任宜昌地委第一书记。那时，宜昌有不少干部被打成了“叛徒”、“特务”、“假党员”、“三反分子”。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薛坦依据事实，根据干部的一贯表现，客观地、全面地看待干部。他说：“看干部要从本质上去看，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抓住一个问题不放。”在他的领导下，宜昌地委很快恢复了地委成员王俊、张志一，副专员刘敢，县委书记任宪一、尹玉屏等人的工作。?

　　1972年底，湖北省委组织部恢复，薛坦被调任为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走马上任之初，他从组织部掌握的大批老干部的档案中了解到他们许多人还处在关押阶段，他凭着自己对老干部的了解，以及他自己遭受迫害不能为党工作的切肤之痛中深深感到，作为主管干部工作的组织部的工作必须从抓老干部的解放开始。?
　　1973年初，省委组织部在落实干部政策时，有些人受“左”的思想影响，认为凡是被敌人俘虏过的人就是叛徒。薛坦发现这一苗头后，及时组织大家学习党的政策，统一思想认识。他多次对从事具体工作的同志说：“对被敌人俘虏过的老干部不能一概而论，被俘的人当中也有很多好同志。”他要求大家凭事实说话，不要捕风捉影和盲目推论。在他的倡导下，省委组织部的许多同志在落实干部政策时，都做到了实事求是。比如，有一位老同志过去战争年代曾被捕过，在落实政策时，有人说他是叛徒。薛坦严肃地说：“你说他是叛徒，请拿出证据来。”还有一位老同志，有人反映其在学生时代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写过一篇观点有问题的文章，因而长期被抓住不放。薛坦知道后，专门开会研究这位老同志的问题，会上，他说：“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一个人的思想转变过程，对青年学生与共产党员不能一样要求，不能盲目类比。”会后，薛坦力促尽快解决这位老同志的问题，在薛坦的关心重视下，组织部门很快帮这位老同志落实了政策。?
　　1978年春节前后，薛坦认真思考有关平反冤、假、错案核落实老干部政策问题。在一次全省组织部长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关于平反和纠正在反右斗争、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十个不同时期的冤、假、错案，决心推倒强加在老干部身上一切不实之词。1979年，在一次省委组织部关于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的会议上，薛坦拿出单子一口气要求解决 “武汉大学三家村”、“省公安厅三家村”等8个冤案，并提出了这些案件平反的具体措施，并让省委组织部尽快组织具体人员限期完成调查取证和平反任务。?
　　那段时间，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成堆，干部落实政策的问题涉及到千家万户，有的还影响到家属和子女。因此，省委组织部每天都要收到一些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关于要求落实政策方面的来信，都要接待一些来访者。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薛坦十分重视，通常亲自阅批，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到次日凌晨。对于来访者，薛坦总是热情接待，耐心询问、交谈，认真做好记录，有时接待一个来访者就要花去二三个小时。组织上考虑到这样下去他的身体会被拖垮，要他搬进茶港大院里住，周围的同志也再三相劝，但薛坦却说：“住在大院里，门口有岗哨，人家找我不方便，还是不搬吧。”他对那些所谓“有问题”的干部的子女因受父母冤、假、错案的牵连而没能提干、升学、入党、就业的，他也亲自一一过问，直至问题得到解决。?
　　在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中，薛坦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1982年，有一位老同志给中央领导写信说她在红军时期是师级干部，现在应享受相应的待遇。当时，中央的一位主要领导批了，中组部的一位负责同志也批了。薛坦通过认真审读材料后，发现没有任何凭证能证明这位老同志在红军时代任过师级干部……很多人都觉得，既然中央领导和中组部都作出了批示，湖北照办就是了。当时还有一些人想看看薛坦如何处理这一棘手难题。薛坦顶着巨大的压力，专门派人到中组部作了汇报，用事实说服了中组部的同志，恰当地解决了这位同志级别待遇问题。?
　　当时湖北落实政策干部中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原军区部队在中原突围后，一万余名因落伍掉队、被捕、被俘而没有及时归队官兵的落实政策问题。对此，薛坦多次主持专门会议研究解决的方式方法。在他的直接推动下，1981年5月28日，湖北省委组织部、湖北省民政局党组联合起草了《关于处理中原突围时复员隐蔽和掉队人员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并向中央组织部作了专题汇报。中组部于同年7月25日转批全国，随后中央又下了专文。在中央和省委的关心下，成千上万的人被落实了政策，解决了他们的心头忧患。

?廉洁奉公  不徇私情?

　　新中国成立后，薛坦同志先后担任湖北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办公室主任，省人事厅厅长、省委组织部长以及分管组织工作的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以他的职权，在湖北安排个把亲友的工作应该不是件难事。何况他哥哥的5个孩子、姐姐的4个孩子，都在河北老家农村种田，生活状况不好。他们都希望薛坦能在湖北给孩子们找个工作。但薛坦不为所动，他在湖北工作的几十年里，从未安排一个亲友的工作。建国初期，薛坦的一个大侄儿从河北老家来到湖北，要求薛坦给安排个工作，并说哪怕到农场劳动也行，而薛坦的夫人贺民，当时也为他侄儿准备好行李并准备送他去农场工作，薛坦闻讯后立即阻止，他耐心地对侄儿说：“我是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一人做官、六亲沾光。”侄儿被他动情的话语感动了，高高兴兴地回了老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搞活经济的政策深入农村，农村中出来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一次，薛坦的一个侄儿来湖北做石棉瓦生意，已与武钢签好了生意合同。薛坦得知此事后，对这个侄儿说：“你响应党的号召出来做生意是政策允许的，全国各地你都可以去做，唯独湖北你不能来做，因为我在湖北工作，人家与你谈生意时可能会考虑我的因素，我们不能让别人为难。”直说得侄儿退掉了武钢的生意。?
　　薛坦对自己要求更严。1970年他被“解放”出来后，除两只空空的破箱子丢在机关仓库外，其他家具都荡然无存。家中一贫如洗，来个客人竟连一张吃饭的桌子都没有。只好将一个木盆反扣在一个凳子上，上面再铺张报纸当饭桌招待客人，客人钦佩地说：“老薛啊，听人说你是两袖清风，今日一见，果真是名副其实啊！”?
　　薛坦严格按照党的纪律和政策办事，从来不徇私情，不讲面子。他是省委组织部长，又是省军转办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每年在安置转业、退伍军人时，总有不少老同志、老战友、老部下给他写条子要求照顾。薛坦仍是该怎么安置的就怎么安置。一次，解放军某兵种的一位负责同志为一位转业干部的安置问题亲笔给薛坦写了封信。薛坦见信后，在上面批示：“请军转办按政策规定办理。”将信转给了省军转办。1975年，武汉市的一位老红军为一个熟人的孩子从郧阳调回武汉工作请薛坦帮忙，这位年轻人拿着老红军写的信找到薛坦家里说：“薛叔叔，我伯伯让我找您，我毕业后被分配到郧阳工作，现在又回武汉进修了两年，想请您帮忙把我留在武汉。”薛坦耐心地对这位年轻人说：“郧阳也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嘛，你在那里工作不是很好吗？”谈话间，年轻人从包里拿出一袋白木耳，递给薛坦说：“薛叔叔，这是我伯伯托我带给您的，请一定收下。”薛坦没有接，而是问这个青年人：“你是共产党员吗？”“是的。”青年人回答。“咱们共产党与国民党总是不一样吧？不应该这样搞吧！”青年人惭愧地低下了头。

?忠于革命  忠于人民

?　薛坦投身革命40多年，无论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都无限忠诚党的事业、忠于人民，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
　　1947年8月，组织上决定薛坦第一批从北方解放区南下湖北时，他一岁多的大孩子正由痢疾引起抽风，生命垂危，而夫人贺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即将分娩。这对当时有些正在寻找各种由头不愿南下的人（南方那时还是蒋管区，随时有作战牺牲的危险）来说，是个很好的理由，但身任地委宣传部长的薛坦毅然决然地告别了怀孕的妻子和病危的女儿，踏上了南下的征程。这并不非薛坦不爱自己的妻女，只是当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发生冲突时，他能自觉地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和人民的利益，从而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到湖北后，薛坦自愿到艰苦的湖区去开展工作。1948年底，薛坦患了疟疾，但只要高烧一退，他又拼命地工作。后来，他病情加重，吃不下饭，只能靠喝蛋花水维持生命。当他的夫人贺民赶到时，房东心有余悸地对她说：“你怎么才来，薛部长前几天都差一点不行了……” 1972年，薛坦重新工作后，由于他在被“监禁”的5年期间，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他不得不住院治疗。期间，组织上决定他再度出任宜昌地委第一书记，他二话没说，立即停止治疗奔赴宜昌。又如1984年夏天，中央整党指导小组来湖北指导工作时，薛坦不顾其时他已是一位癌症缠身的重病人，仍忙着整理资料，详细地向中央整党指导小组汇报了湖北的整党情况。?
　　对待同志，特别是老干部，薛坦则关怀备至，薛坦在省委组织部任上时，一次，正患重感冒的他，恰逢一位病重老干部手术。薛坦知道后便赶到手术现场，一直坚持到深夜12点钟老干部手术结束才离开。次日凌晨3时，他得知这位老干部生命垂危时，又急忙赶到医院……一有位老同志住院治疗，医生要求安心脏起搏器，需要3000元，薛坦立即批办。而他自己病重住院治疗、医生要给他注射干扰素，当他得知每针要花近百元时，十分心疼，坚持要自己出钱。

?洁白坦荡  刚直不阿?

　　薛坦为人心胸开阔、襟怀坦荡。“文革”初期，薛坦被打成了“走资派”，尽管经常受审、挨批挨斗，又被抄家，但他心中仍坦坦荡荡。他常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难道我们共产党员、党的干部连古人都不如！我们做的是革命工作，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怕公开。”1967年春，薛坦得知荆州地区的县、公社党政领导班子都处于瘫痪状态时，便不断地向揪斗他的群众组织要求，让他回去抓一段时间的生产，并保证“随传随到”。回到机关，他迫不及待地找军分区负责同志，商量研究如何把生产抓上去。他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关键的一季错过了，全年就被动了。?
　　薛坦有一位抗日战争时期的老部下，在“文革”中因遭受造**派的严刑拷打，屈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员”，他的这一招供牵连了薛坦，为此，薛坦遭到非人的折磨和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位老部下向薛坦同志道歉，薛坦却宽厚地安慰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你也受苦了。”这个同志听了他的话，涕泪并下，感动不已。?
　　薛坦不仅胸襟坦荡，而且刚直不阿。“文革”初期，造**派逼他要钱、要物、要车、要翻案的，接连不断。睡觉，只能打个盹；吃饭，也在谈判桌上。有些人采用车轮战术，企图将他头脑搞昏，逼他表态，但他始终坚持党性原则，该劝说的劝说，该抵制的抵制。有个群众组织逼他签字开除一个单位领导人的党籍，薛坦当即答复：“我了解他，是位好同志，不是‘三反分子’，你们不能这样搞！”有个干部因违法乱纪受了处分，要薛坦批准撤销原处分。薛坦马上批驳道：“你的问题证据确凿，处分得当，不能撤销，希望你正确对待，接受教训。”这个干部要他做“识时务的俊杰”，扬言不撤销处分就有他好看的，薛坦淡淡一笑说，党员有党的原则，我不能拿原则做交易，更不会抛弃党性来逢迎人、讨好人。?
　　薛坦65岁就逝世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任重亲笔为他题写了挽词：“为人正派，克己奉公”。在向薛坦同志遗体特别时，有位老干部放声哭喊：“老薛啊老薛！你走得太早了啊！”是啊，薛坦确实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那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洁白坦荡的高尚情操，却永远留在了湖北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心中。（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七辑，本文作者孙少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