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12日深夜，我国著名诗人徐迟先生从同济医院高干病房6楼坠落！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简直难以置信，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消息！

    全国第六次文代会、第五次作代会将于16号在北京召开，湖北的两会代表即将起程，我们都在为参加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的事忙碌着。那真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啊，忙了一天，刚刚睡下不久，大约是深夜12点已过，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电话是从机关打过来的，省委宣传部通知我们尽快赶到同济医院高干病房，说徐迟同志出事了！初听这个消息，我还不大相信，徐迟先生住院有了一段时间，听说马上就要出院了，怎么会突然从病房的楼上坠落？！我一直在回避着“跳楼”两个字，在没有得到确切信息之前，我不相信那会是徐老的主动行为。

    徐迟先生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在深冬的武汉，省作家协会把他安排在医院里，是因为他的呼吸道毛病犯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冬天来了。那时候，省府所在地武昌水果湖还只省级领导和很少一部分楼房装了暖气，徐迟先生所住的地方虽然叫“高知楼”，却没有通暖气。那时候，能装空调的人家也不多，一到冬天，冷得让人难受。所以，作家协会报经省政府同意，给徐迟先生家安装了一套取暖设备，楼上的碧野家都没安。徐老家的暖气设备刚刚安起，据说是烧油的小锅炉，机器是安装了，但以当时的工资水平和消费观念，要个人负担每月近千元的燃油费，还是很难的，而以徐迟先生的为人，他是不肯再伸手向政府要油钱的，我估计那个锅炉就很少使用甚至于没有使用。所以，徐老从外地回汉，作协就将他直接安排住了院。

    我立即上了车，和文联党组书记潘涛同志会合后直奔汉口。深夜的街道，空旷而冷寂，天上的星月也似乎在为一个天才文学家的逝去而默哀。等我们赶到医院，高干病房的一楼正亮着灯光，门厅左边的房间里已经有人在等着。徐迟先生在文联工作的儿子徐建夫妇和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李勇先赶到，李勇是接到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重农同志的指示，要他代表省委宣传部，代表王部长本人赶到现场的。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蒋林，还有刘富道等同志也陆陆续续赶来了，加上我们文联的人，好像还有派出所的人，来的人坐了一屋子，尽管有些挤，但大家没有寒暄，没有招呼，只是互相点点头，因为大家已经确信，徐迟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大家心中可能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怎么会这样？！过了一刻，同济医院的张院长走了进来，跟他一起进来的还有徐迟先生的主治医生和管床护士，那个女护士显然是被吓着了，她悲伤着，挤站在旁边。

    事隔多年，当时的细节虽然不一定记得十分准确，但基本的情况是：张院长进来后，就主持情况通报会，简明扼要地说了徐迟从楼上坠落前后的情况，经医院发现和抢救，病人已经去世。然后就请主治医生把有关徐迟先生入院前后的情况说了一遍。大家都在避免使用那个可怕的“自杀”字眼，但大家已经相信，从温暖的房间走向寒夜的窗口，那是徐迟先生自己的选择。同济医院高干病房，在当时的湖北武汉，应属住院条件最好的地方了，我除偶尔来看望病人外，再很少来过，所以，这里的医生我都不认识。那位主治医生介绍了徐迟是什么时候进的医院，住在哪个病床，经检查，有些什么病，怎么治疗的，云云。大致意思是说，徐迟是著名人物，住进医院之后，得到了很好的照料和治疗，身体已经康复，近几天正在准备出院。他还说了一个细节，就是有一个管床的女护士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有一本什么书，好像是诗集，在徐迟这里，也许是要请徐老签名，徐迟还专门送还了这本书，这一细节既可解释为准备出院，似乎也有交待后事的意味。在说到出事的情况时，据他介绍，徐老住的是双人间，同房住的另一位老人是哪个单位的老干部，按照医院的作息时间，大约在晚九点左右，探视者就会离开，大门要锁，然后，就要求病人休息。徐迟住的病房是六楼朝南的一间，一进门靠墙并列两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可供洗脸、洗澡和大小便，南边是阳台，有一扇玻璃门相通，阳台上半部是用几扇玻璃窗密封了的，病房里有暖气，病人可以穿着睡衣在房间和阳台里活动。

    据介绍，护士交班后，每隔一个时间就查一次房，因为徐老他们不是重症病人，加上是在夜里睡觉，难免松懈，但一切正常。据同室的那位病友说，虽然是躺着，但两个人都没有真正入睡，9点多或是再晚一点上床，徐迟上了一趟厕所，说房间闷热，就把通阳台的窗拉开了一些，又上床睡了。后来，室友迷迷糊糊中，听到徐迟先生轻轻打开了通往阳台的门，然后是一阵沉静，过了一会，室友似乎听到了开窗的声音，过了一阵，似乎听到了一声响声……这位室友绝不会想到这样一位大作家会从窗口跳下去，他还以为徐迟是因为睡不着觉在阳台上透透气儿哩。据护士说，后来，她再来查房，发现徐迟的病床上没人，看看房间里也没有人，她首先想到的地方是厕所，她手里是有电筒的，发现厕所里也没有人，然后她就找到阳台上，阳台上也没有看见病人。这时候的她大约还没想到已经发生的事实，当她发现阳台的窗子被拉开了，而且窗框的某一部分被拉脱了轨，就赶快走过去，探出头用电筒往下照，在稀微的月光下，电筒光射在了一团白色的物体上。我估计那位小护士当时已经慌乱，意料到了那下面可能是什么。因为，那下面是路边的花坛，每天都有专人打扫的，不可能会有什么东西扔在那里，更何况徐迟先生所穿的病房服是护士们再熟悉不过的那种条纹白。据说，当时，护士慌忙给下面值班室打了电话，值班的男同志开了门过去一看，是一个人！这就出大事了。医院自有一套应急办法，他们是否进行抢救，如何抢救，没有细说，我们也没人询问。医生说，当时，徐迟瞳孔已经放大。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从高高的六层楼上跳下来，而且是在寒冷的冬夜，被发现时瞳孔已经放大，那再好的医术恐怕也回天无力了。

    在情况介绍会上，主要是听医院方讲。主治医生讲了，值班护士讲，护士讲了，院长又插话。据宣传部李勇处长讲，他赶到医院时，徐迟已经被抬到门厅，先生的身体外表完好，李勇看了尸体，又看现场，当场认为不是他杀，和家属商量，同意按常规进行下一步处理。作家协会和文联的同志听了，也都没有讲什么，只是轻声议论了几句，作协的同志说，昨天党组书记蒋林还来病房看望过徐老，他们还谈笑风生，听说，有人已经帮他买好了去海南的飞机票，应某海洋石油报的邀请，徐老即将南下，一可以避寒，二可以写作。大家都沉浸在震惊之中。我们尊敬的徐迟同志怎么会自杀呢？我一直不想用自杀这个词，我想徐迟先生也不想用这个毫无感情的词语，他不会自杀，但他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需要以生命来抗争呢？我们在一个单位工作生活几十年，老人虽说性格有些孤傲，但那是一个著名诗人的特质啊，浪漫和激情伴随了他一生，他的心胸很宽阔的。后来有人猜说，徐老是不堪病痛的折磨，这是不对的，年纪大了，小病小痛是常有的，但绝没有达到“折磨”人的地步，老人这次也不是因为重病而住院。在医院里，除了医生护士，听说作协还专门请了一个中年妇女做护工，安排老人的吃喝，何况徐老身体已基本康复，在作出院的准备。有人说，徐老是因为婚姻的不欢而散，我也不相信。我见过那个陈女士，刚结婚那一段时间，徐老的脸上一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夫妻还双双出席过我们的几次会议。后来才出现不和，那位夫人来武汉闹过几次，1994年12月，我们召开省文代会和作代会期间，那位夫人还要冲击会议，但那也是两年前的事儿了，都了结了，早冷淡下来了，不值得事后再用生命去抗争。我们也听说老人的爱女远在异国，他很思念的。音音是徐老的爱女，酷似她的妈妈，是徐老丧妻之后的亲情依靠和生活依靠，听说小女因不肯接受那位后娘等原因，远去异国，所以，徐老实际上是一个人生活，徐老还有一个儿子住在附近，负责照料他，听说当天儿子还在他身边的。我还听作协的同志讲，中国作协的全国代表大会马上要召开了，党组书记蒋林去医院看望徐迟，把中国作协的开会通知送给他，还希望他能出席全国盛会。他们征求过徐迟先生的意见，是否出席北京的会议，徐迟先生说，他不出席了，临别，还希望给他的朋友们带个好，还说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当时，我在现场一面听一面想，他杀是被排除的，按院方的描述，徐老的跳楼是他的一种自主行为，既不是早有预谋，也不是临时起意。我也认为，徐老近期的生活中不存在迈不过去的坎，也没有直接的导因，可能是几种因素的作用，促使他死于老年孤独引起的一种心理失常。

    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现场。其实，事故现场就在我们开会的窗外，就在病房楼大门的左侧，我们来时就是从那里经过的，那是环楼边的长形花坛，花坛约二到三米宽。冬天里，坛内已经没有了花草的生命，只有一条高约一尺的矮冬青篱笆墙，紧挨冬青墙的是花坛水泥护墙，很矮，将路面与花坛隔开。张院长指给我们看，对着窗口的冬青树被压坏了一块，紧挨冬青的土地上有一个坑窝，那是徐迟先生从高处掉下来时撞出的，据当时来现场的人说，发现徐老时，徐老是仰躺在那里，屁股在土坑部位，身子压在篱笆上，而头则放在水泥矮墙上，身体尚有余温。大家分析，老人可能是先坐上窗口再下坠，因为手拉窗框的原因，离窗下坠，屁股的重力先撞在并不坚硬的土地上，紧接着身子砸了篱笆墙，头部顺势倒在了水泥护墙上，听说只断了三根肋骨，头颅没有摔破。现场除了看到的痕迹，没有散落物和鲜血一类的东西，也没有被人整理过的痕迹。

    我们一行人接着去了太平间，大寒的夜路，只走了几分钟，觉得很长很长。随着吱呀一声门被打开，我们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在清冷而令人恐惧的小房子里，徐老孤独地平睡在一个高高的尸床上，医务人员轻轻掀开尸布，我们看到了熟悉的身影。徐老仍是瘦削的身材，清癯的面孔，睿智的双眼已经永远闭合，高高的鼻梁十分显眼，因为头朝里，我们看到的是那一对阔大的鼻孔仍然张开着，仿佛还在呼吸着寒夜的空气。我们环站着，给徐老三鞠躬，以痛惜和尊重之泪作了最后的告别。我开始进来时，猜想着徐老的头从那么高的地方坠下，而且碰在水泥矮墙上，恐怕是很难看的了，结果不是这样，是否是医院已经对他的面容进行了整理？总之，从外表看不出一点因碰撞而造成的破损。他以诗人的性格作了一件世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但他仍然保持着诗人沉思中的完美，他安祥地躺在那里，对我们这些熟人、亲人和朋友们的惜别不管不顾，视而不见。除了痛惜，我感到一丝儿欣慰，诗人在他离开的最后一刻，仍然保持了他令人尊敬的完美形象和尊严。

    徐老是我十分尊敬的名人，他给我留下的总是一幅微笑的面孔，我也一直以在他身边工作多年而感到幸运。那还是“文革”后期，在武昌紫阳路215号那个小院里，我们欢迎他一家三口终于从“干校”回来。他一家人挤住在一楼楼梯边两间小房子里，我和几个单身同伴住在二楼对望的集体宿舍。他从干校一回来，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写作，1977年一期《湖北文艺》发表了他的诗歌《不唱哀歌唱颂歌》，次年又发表了《再说散文》，之后又发了《火中的凤凰》、《文学源流表及序跋》以及《巴黎散记》等多篇出访散记。他去江汉油田深入生活，发表了报告文学《石油头》，没什么大反响，但他手中久违的文笔已经通电来神，1978年1月，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刻，《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以及湖北省报均予转载，并获得当年全国报告文学奖。他的这篇文章真是恰逢其时，它是文学的也是科学的报春鸟。2月，湖北省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徐迟先生高票当选副主席。1981年7月，武汉市成立报告文学创作研究会，徐迟先生当选为会长。在全国各地，徐迟先生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和追捧，让多少终生追求的作家望尘莫及，这是他一生中青春才华的又一次喷涌，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而惬意的时候。

    徐迟是江南才子，20岁就开始写作，他1936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就叫《二十岁的年轻人》，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和乔冠华、袁水拍等人是好朋友，他曾与戴望舒、叶君健合编英文版《中国作家》，协助郭沫若编辑《诗原》月刊，历任国际新闻局《人民中国》文教组长兼秘书。当年，毛泽东以民族大义从延安赴重庆谈判，年轻的徐迟写了《毛泽东颂》的诗去拜会，毛泽东书赠他“诗言志”三字真言，徐迟其才华之眩目，其才情之潇洒，历史传为美谈。进北京后徐迟曾任《诗刊》副主编，《世界文学研究》主编。在大跃进年代，他响应号召主动调来湖北工作，将他的诗情和才华播撒在江汉的热土之上。他曾任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湖北分会副主席、名誉主席等职，参与了文艺界许多大事的决策，培养和鼓励了许多文学的新人。改革开放之初，在文学的春天来临之际，徐迟先生向机关党组织递交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在讨论徐老入党的党委会上，我是很激动地投了赞成票的。

    我曾在医院那个冬夜的现场认为徐老死于老年孤独引起的某种心理失常，今天看来，也不尽然。从事后发现的一些迹象和材料来分析，先生之死，非一念之差，似乎是诗人久有的一种选择。世界上有不少很著名的诗人都曾以生命化作星光灿然划过夜空，他们对生命的最后燃烧有着比我们常人不同的向往。徐老当他从热烈的文学高峰回至冷寂的原地，或有某种窘迫和无奈，特别是他年迈的身体和他年轻的心之间不能和谐相处之时，老人在精神层面上产生了某些幻化，或者说，诗人对衰老和死亡还没来得及准备，衰老和死亡已经在逼近，在这一点上他如同所有的老人，当面对夕阳之时，都会对自己走过的路进行反思，比如是否该从事文学，是否该来湖北，是否不该有那次婚姻，等等，但徐迟浪漫诗人的心性和精神特质，会对人生归宿有着诗意的想象，对于生死有与俗众不同的理解。徐老并不怕死，他生前是关心和公开支持安乐死的，他对死亡自有一种理解。徐老是改革开放之后，较早走出国门的作家之一，1979年4月，徐迟跟随巴金访问法国，他目睹了发达国家的现实，回来之后，经过“经年之久”的思考，写出了《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不久，“四个现代化”的蓝图已经正式提出，徐迟就敏锐地感觉到了春天的信息，他响亮而热情地为现代化鼓与呼，四个现代化、文学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这些词语不时出现在他的演讲和写作中。1980年左右，我们《长江文艺》编辑部举办了一次作者座谈会，专门请徐老给我们讲课，他刚从巴黎回来，在会上鲜明地提出了“文学现代化”问题，他认为文学要为现代化服务，文学自身也要现代化。这时候的徐迟，一头扎进了报告文学里，他就像掌握了“马良的神笔”，老人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工业，关注科学，他诗情激荡地写出了一系列的报告文学：《石油头》、《哥德巴赫猜想》、《在湍流的涡漩中》、《生命之树常绿》、《结晶》、《刑天舞干戚》，一篇又一篇，一时令洛阳纸贵。徐迟！报告文学！这是多么辉煌的字眼。报告文学来得快，是重磅武器，对时政能鼓能呼，能痛快淋漓地表达，而写诗、写小说多用曲笔，难以显效。徐老是我国最早使用电脑写作的作家之一，据说，他一面写作一面还要放着贝多芬的交响乐。徐老是一个纯真直率的诗人，他激愤时曾几次宣布挂笔，其实他从来没有停过笔。在他处于文学创作的高峰状态时，他一面又在写自传性的长篇《江南小镇》，他还有一个宏大的计划，他要翻译《荷马史诗》，据说他已经译完了几千行，时断时续，终未能完成。

    徐老是一个视文学为生命的人，他希望的是一种很纯净的精英文学。我当年主编《今古传奇》，想探索文学真正走向大众的路子，在作家协会从省文联分立时，曾有一种意见认为《今古传奇》属于文学，应分给作协，但徐迟先生坚决不要，后来，《今古传奇》越办越红火，还受到了上级表扬，有些人就有些微言，但徐老不为所动。徐老不喜欢通俗文学是众所周知的。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大约是1985年，省作家协会将召开换届大会，这一次大会民主空气十分浓，好像刘宾雁、白桦都从北京上海赶来助阵。多数人的意愿是想让徐老当主席，但徐老公开表示他不当这届主席，听人说他还劝现任主席也不要再当，主张让碧野来当。有趣的是选举的前天通夜有一批人在串联，理事会上还公开争执吵架，宣传部好像也没能驾驭住会议的走向，结果是骆老继续当上了主席，而碧野只当了个副主席。徐老是从不骂人的，听说他也骂了人。徐迟是一个真正的文人，浪漫和激情伴随其一生，他对新生事物充满向往，一生追求光明，歌颂进步，对现实的不合理持批评态度，不管对人对事，他不溢美，不隐恶，对那些明知错了就是不肯认错的行为很反感。针对文坛的某些乱象，包括市场经济初期出现的一些混乱，他是不大理解的，也是敢于公开指摘的。

    徐老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曾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特别是他的夫人陈松，娇小美丽，她是大学生，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她为了徐迟的事业，为了孩子，放弃了工作，全力操持一个家。她总是躲在徐迟身后，用柔情的双眼关注着丈夫，维护着丈夫，鼓励着丈夫，而后来的那个女人，却是想借助丈夫，想站在徐迟的前面，两者相比，反差太大，徐迟怎么消受得了。徐老一生眼界甚高，能入其法眼者不多，官场的人多势利少诤友，文坛的人多酸气少名家，曲高而和寡，因此他老人家的朋友多是两方面的人，一是他引以为傲的科技界文化界的佼佼者，另外多是涉世未深的崇拜者。所以徐老会感到孤独，好比找不到能跟他进行很好交流的对象。晚年，他的写作也已力不从心，他的这种孤独，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孤独，不是儿女能帮助排遣的那种，是较高层面的一种友声和唱，他不肯回到世俗的生活中来，差不多把自己给架空了。大诗人都写出过令人难忘的诗句，世界上的诗人也做出过令人惊奇的举动。徐老逝世之后，很多人对死因进行过诗意十足的分析，也有不少人从心理学角度来论证，但似乎都没有重视中国开始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这就是空巢老人问题，徐老其实也是一个空巢老人，他还是一个精神生活要求很高的空巢老人，也许，还另有解释，这个日子有些特别，因而他将羽化成仙，乘风归去。

    见徐迟先生最后一面的情景总是挥之不去。徐老走得太突然了，就像写出了浪漫而精彩的诗行，我们一时还没能理解其诗意，他却掷笔离席。我们没有来得及给他召开追悼会，在新华社将这个噩耗公之于众的当天，湖北省文学艺术界的代表们就匆匆起程去北京参加五年一度的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了。我和很多代表一样，一路上都还在遗憾着徐老的事，我努力地思想着，终未能理解一个著名诗人从寒夜的窗口向另一境界飞去的美妙情怀。

（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八辑，本文作者李传锋。201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