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叶明

2014-09-15 21: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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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母亲带着我们家人来到长乐园。“将军园”里聚集了许多部队和湖北省地方的领导和同志们，来看望并为父亲送行的既有他生前熟悉的同志，又有许多老战友的子女和他敬重的国家主席的后代。父亲虽走了已逾八年，可母亲和我们却感觉从未离开过父亲，每时每刻都守护在他的身边。每当我整理翻阅着父亲那些资料时，父亲的身影一幕幕在我脑海中浮动。
　　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那时的中国灾难深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因生活所迫，仅九岁的他就做了童工，12岁进了兵工厂，正如父亲的诗中所写：
　　
　　我
　　车床底轮齿下
　　压榨出来的孩子
　　机器沉痛的呻吟
　　悲啼了我父亲的死
　　生活的残酷
　　又失去了我的一切亲人
　　我痛苦的带着一颗炽热的心
　　追随着工农兵跑到
　　光明与黑暗挣扎的世纪里
　　曾被黑暗压得我喘不过气
　　也被苦难吸过我的血
　　并以自己饥寒的肉体
　　睡热过那冻硬的土地
　　在那艰难的日子里
　　我找到了终身的亲人——伟大的党
　　
　　1927年，在白色恐怖下，还是少年的他就在成都兵工厂参加了党的秘密组织，他积极投入工人运动，参加罢工和反对军阀的斗争；他被党派到军阀部队中做兵运工作；他积极发展少共组织，组建了少年先锋师并任政委；他活跃在陕南，领导开展游击战争；他被派往白区，只身去上海联络党组织。1934年初，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成为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我曾听过几位红四方面军老前辈说，那时的他朝气蓬勃，年青强干，敢说敢为，勇于承担。1935年他率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开始长征。在长征途中，他公开反对张国焘拒绝北上、调头南下的分裂行径，遭到了张国焘打击处理，被下了枪，从团长降到了基层。但他没有因此消极，当得知红军二次北上，他将区里干部和地方武装200多人组织起来，克服重重困难，追上了红军主力，得到了总政治部的表扬。在爬雪山过草地后，他又踏上了西路军的悲壮征途，在打到弹尽粮绝，被敌人逼得无路可走时，他跳下了悬崖，被树杈刺穿右背，晕了过去，受伤而大难不死的他被敌人抓住。其后，他机智地串通被俘的红军战友们逃脱了敌军的控制，徒步讨饭奔到了延安。一个人如没有坚定信念、超强毅力，是不可能走完这一段路程的。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发展成熟，并走向了全中国。父亲在延安艰苦的岁月里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在抗大，他努力学习贯彻毛主席战略思想和教育方针，为培养抗日骨干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到冀中参与整军工作，他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参加反“扫荡”斗争。他积极参加整风运动和审干工作，对肃反扩大化进行鉴别平反。也是在延安，他和母亲燕骥结合了，成为终身的革命伴侣，并有了我们兄弟姊妹。延安的八年是父亲的思想政治水平得到提升，工作斗争经验得以丰富的年代。

　　按中央的部署，父亲奉命随抗大开赴东北，建立了北满（合江）分校，任副政委、党委书记并兼任佳木斯卫戍司令部政委。辗转于林海雪原之中，随着战局的不断胜利，大军南下到达中原，历经20多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新中国。1949年，父亲和解放大军来到了武汉，那是他们这一代人最欢欣、自豪的时刻。墓碑上的这张照片，是父亲和母亲于1950年初春在中南军政大学时所照，照片中的风姿展现出他们那时的精神风貌和那一代胜利者对建设新中国的热诚渴望。从那时起，父母亲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来了。1951年他调到湖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从1955年成立武汉军区他又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直到1983年离休退役，可以说父亲把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扑在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上，他注重抓部队机关的思想作风建设，经常深入基层连队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指导帮助部队解决困难。60年代在全军树立了一面旗帜，即一军一师的“硬骨头”六连，这个榜样的塑造树立，凝聚着他和一些同志的心血。他关心地方建设，鼓励部队对湖北、河南两省的建设事业予以支持，建立了良好的军民、军政关系。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严格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准为个人利益向组织伸手，许多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深有体会。
　　然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也是不平坦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对于像父亲这样身经百战、无所畏惧的老战士们带来了巨大挑战和冲击。1967年7月20日，在武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规模群众抗争。当毛主席安全离开武汉到达上海后，他思考着武汉发生的事件，交待说：“还是早点离开好。走时把叶明、孔庆德同志带去北京，因为他们帮助做了工作，回去可能受害。”灾难果真发生了，父亲被军队中一帮造**派极端分子抓走，在河南、湖北两省轮番批斗，遭致身体受伤，精神受损。可那位刚刚上台的林彪死党向周总理报告说：“叶明找不到了，估计已经自杀了。”周总理发了脾气，说：“叶明是有骨气的，不会自杀，在‘七·二○事件’中，叶明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是保叶明的，你们一定要把叶明找回来。”在周总理的直接保护措施下，父亲被接到北京治病，避免了更大的不幸。后来他和军区几位老同志又重新站出来工作，回到领导岗位。其后，北京曾派人来见父亲，带来了上告诬蔑他的黑材料给他看。父亲说，我不看了，带回去吧。这时，他考虑更多的不是个人的恩怨，他在思考，今天发生的这一切，应如何认识、总结经验教训，中国革命建设的路还要继续走。他以宽阔的胸怀面对现实的矛盾和斗争，他始终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能实现。
　　父亲一生酷爱学习，直到晚年，他每天都要看报纸，读书。我们从小就见到家里有两样东西，一是枪，后来都上交了。二是书，家中有很多的书，当我和秘书在整理他的丛书时才知道，原来那么多书他都读过，书上都有他的笔记。我们把一部分书存放在父亲的房间里，把更多的书捐给有关地方，让更多的人去充实。父亲和老一辈革命者所追求的理想是建设一个富强、公平、美好的新中国，会有后人去继续努力奋斗去实现他的理想的。
（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八辑，本文作者叶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