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往事

2014-09-15 21: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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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系

一

    我的母亲是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生于农历戊戌年（公历1898年）正月十八日。我生于癸酉年二月三十日（1933年3月25日）。这样说来，她应是35岁生的我。我是在武昌外国教会（基督教会）办的一所不大的仁济医院降生的。这所医院在武昌偏东北，离长江边不远。它的遗址，我在1983年还专程去寻访过，那时还在。那是一栋不高的西式楼房，前有一个天井院落，已经荒废，正在等待拆除。可惜当年我未带相机，没给它留个影。我母亲为什么去仁济医院生孩子呢？我想可能是两个缘由，一是她这么大一把年纪才生头胎，怕发生问题；再就是离住家地比较近。听我母亲讲，她怀我那阵子，是住在武昌积玉桥附近的“近宜别墅”，离这家医院不远。“近宜别墅”当时已相当老旧，是一个住着好些人户的有天井的中式大杂院。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上中学时曾特意去这院子看了看，已经老旧不堪。听老人家说，积玉桥那一带上世纪80年代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个老旧的“别墅”恐怕早已不存在了。

    母亲在我懂点事时给我讲，她生我很顺利，是自然产下。那些穿白衣裳的护士小姐们工作细心，待她好，祝福她生了个身体健康的男孩。母亲又曾对我说，我怀上你顶担心的是怕把你弄掉了。我怀生搭妊的，除了买菜做饭，时不时还要洗一大家人的衣裳。那时候，你已好几个月了，有回我端着一大盆洗好的衣服从天井边走过，那上面有水，我脚一滑，摔倒在地上，连气都喘不过来，我真怕把你摔坏了。看见我摔下的你的四爷（“四爷”是我的一个还没出嫁的堂姑，那时她在读女子师范。我家乡土话称“姑”为“爷”）连忙扶我起来，她为我担心。她说，我要给大哥大嫂讲，再不要你干这么重的活了。可是我不干哪个干？亏得你命大，没有摔坏。你出世后，四爷蛮喜欢，常抢着抱你。有回她说：“毛，你好大胆！这个家，你也敢来？”

    我母亲为什么这么晚才生我？为什么她要为一大家干活，怀孕了还这样辛苦、忙碌？为什么我的名字叫“毛”？她究竟是个什么人？在家庭里是个什么角色？今天，年轻的读者可能不大容易明白。听我慢慢道来。

    我母亲原名叫春英，是沔阳通海口人。1970年春节放假时，在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的我，带着母亲和我最小的女儿首次回到沔阳去探望母亲的故地及从未见过面的她的亲戚们。这江汉平原腹地，是一大片水乡泽国，到处是河湖港汊交织，村落浮现其间。而自制小木船，仍是人们互相往来以及运输物资的最便捷交通工具。母亲记得的旧时代民谚有“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若是收一年，狗子都不吃糯米粥”。可见江、河（特指长江在湖北最大的支流襄河，又称汉水）的水患，是相当频繁的。然而因是江河湖沼的冲积平原，那土壤又是非常肥沃的，只要一年大熟，有棉花，又有大米，老百姓的吃穿大都不用犯愁。母亲一家是贫苦船民，在老家仍有自己的老屋和菜园。母亲的父母也即我们的外公、外婆，是以自驾小木船为一些商家运输产品（如江汉平原盛产的棉花、大米、水产品及其他土产）谋生的个体劳动者。

    他们有一双儿女——8岁的我母亲和小她6岁的小弟弟。平常年景（不发大水），一家人的生活尚能过得去。那时丧失土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江河里驾船干运输或捕鱼为生的，不在少数。那时，跟着父母一起四方行船的我母亲，虽说仅是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却学会了驾船，常帮父亲划桨，以使父亲有片刻喘息，抽几口旱烟。她除要帮眼睛有毛病的妈妈摘菜、洗衣、做饭外，还要看顾好刚学走路的小弟弟。她总是默默地做事，从不叫苦。父母将她当作心肝宝贝，他们自己很少吃鸡蛋，每天早晨却总要煨三只鲜蛋给女儿补身子。

    1907年6月（农历丁未年五月下旬），母亲一家人从外港回到自家老屋，母亲随着我的外婆侍弄了家中菜园数天，这之后就没有晴天了。雨下了六七天，最后又转成暴雨，连下了三天三夜。第三天后半夜，像闷雷一样的轰轰响声惊醒了我的外公。他判断是一处堤坝冲开了，大水马上要来，连忙起身，叫醒一家人，背着干鱼、米袋和一些随身用品，慌忙火急地跑向了自家系船的河岸，解下缆绳，立马朝着能够进入大江的东南河港划去。雨还在狂落，伸手不见五指。轰轰的响声愈来愈大，水上浊浪掀天。

    外婆搂着两个孩子在底仓，只觉船上跳下落，像要散架一般，不得安宁。等到天明，一家人吓呆了，只见天是黄的，水是浑黄的，汪汪的大水望不到边，水里什么都有，倒下的树，箱子、柜子不少，就是看不见一个人。有死猫、死狗、死猪，也不晓得死了多少人。外公一家是死里逃生，可紧接着厄运就到，雨后几天曝晒，暑气蒸腾。外公十分劳累，又挨了冷雨侵袭，受了风寒，接着又中了暑，他先是发寒颤，接着高烧不退，一病不起，最后病死在船上。外婆只好找别的驾船人帮忙，买了几条苇席将外公草草葬在河堤上。

    我外婆带着两个小孩——我母亲和她的小弟弟漂泊到了汉口，小船停靠在码头，一家人生活十分困难。更不幸的是，一天，她的爱女、还在童年的我母亲被一个花言巧语的女人贩子拐卖，不知拐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母亲后来告诉我说，当时她被女贩子一伙的两个男人用黑布蒙上眼睛后关在一间不见太阳的小屋里，房门上了锁。最初几天，夜深人静，她能够听见江风吹过来的一个女人很惨的哭声，喊声，像是在呼唤什么人。她想，那一定是她的娘在哭她喊她。她估摸关她的地方离娘所在的那个码头不远。可在汉口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娘和她，她和娘，像是隔着千山万水，再也见不着了。

    她想到外婆那只原本就受了伤的右眼而今哭女儿，怕是更看不见东西了。外婆本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因为要帮家人干活，她的父母从小没给她缠脚，生成一双天足。过门后因此不讨婆婆喜欢，认为媳妇大脚丢了她做婆婆的面子。有回拿着她的铜烟嘴打在她的眼睛上，因失血过多，从此右眼看东西只有一线光了。幸好外公还是维护她的，她的婆婆过世后，他们生了我母亲，外婆担心母亲将来受到她一样的遭遇，本要给母亲缠脚，但又因为爱女心切，看见母亲痛楚，顿时又为她放脚。这些话是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将母亲从老家接到北京后，母亲同我聊往事时讲的。她说旧社会做女人真遭罪。

    她被人贩子拐卖，卖到山乡一家地主兼官宦人家为奴，那时还是个女童，这开启了母亲的特殊人生——漫长的苦难生涯。

二

    1970年，我陪伴母亲回她的老家通海口，听到当地亲戚告诉我一个信息，说是上世纪30年代，贺龙红军活跃于洪湖苏区时，有一回从通海口路过，部队短暂休息时，一个红军营长找了路边的几个老乡亲切地对他们说，他就是本地人，还通报了自己的名字叫雨生。小时候发大水，他的父亲带着家人驾船出走，半路上死于瘟病，埋在堤上。他的母亲到了汉口码头，他唯一的姐姐又被人贩子拐卖，下落不明。他的母亲在监利县帮一户人家做活，将他养大。后来他参加了红军，在鄂西、鄂北打了许多仗，好不容易来到家乡，队伍又要开拔，没有时间来认自己家乡的亲人，只好等革命胜利后再回来。

    告知母亲和我这个信息的人，是我的一位堂姨表哥，长期在当地从事基层党组织工作，他见多识广，对这个从家乡过路的红军营长的身世讲得有鼻子有眼。一听就觉得像我亲舅舅，甚至连名字也能对上号，因为母亲很早就告诉过我，舅舅的名字叫雨生。可惜当年亲耳听见红军营长讲这些话的两个老人，而今都谢世了。我本想根据这个线索去寻找舅舅，但一想年深月久，难度甚大，他如果还在人世，应是像他自己许诺的，胜利后会回到家乡来看看。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没有来，恐怕是在惨烈的战争中牺牲了。

三

    1988年母亲去世一周年，我写了篇纪念她的文章叫《忆萱》，其中“童年”一段写道：

    1907年的一场大水灾，使母亲九岁就失去了自己至亲的亲人——爹娘和弟弟，被人贩子胁迫着贩卖到陌生的山乡一户官宦、地主家为奴。从此，母亲的童年没有欢乐，没有领受人间爱的温暖，只是被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主人驱逼着干活。用母亲自己的话说，除了会说话，跟做活牲口没有两样。会说话也不准你随便说话，只是一天到晚低头做活就是了。她还是孩童，而她晚间侍候的小“少爷”跟她同年，比她还大几个月。她白天干了一整天活，踏着晨露去打猪草；个子长得小，够不着锅台，站在凳子上煮一大锅猪食；跋山涉水，风吹雪打，去到十几里以外的镇子为老爷买羊肉；给小姐梳头洗涮，铺床叠被……这已经够她精疲力竭。可是晚上还要侍候那调皮的恶作剧似的小少爷。他不肯早睡，也不准侍立一旁的她打瞌睡。一见她打瞌睡便大叫：“你又闭眼了，你又闭眼了!”折磨她大半夜。母亲曾对我说：“我一生就是欠瞌睡。到你们家来，有几年是侍候老太太(我曾祖母)。老太太爱吃刚摘下来的新鲜豆角、青菜。我每天起来天都不亮，满天星星，一个人到菜园里给老太太摘菜……”

    回头再讲：这家官宦、地主人家，曾出过翰林，这翰林的孙女，便是这家人家已说亲、待出阁的17岁小姐。他家在汉口从人贩子手中将9岁小女孩、我未来的母亲买下，就是为了做待嫁小姐的贴身丫环。这位养在闺中的小姐，是他家的独女，知书识字。她足不出户，当然不是受的像男孩们那样熟读四书五经，承接那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简称)的正规教育。她在家里请先生发蒙认字之后，领受的多是些“三从四德”之类的女教；再就是学做“女红”，绣花——描花绣朵、做针线活等这类较轻松有趣的手工技艺。但也只是凭自个儿喜好学学练练，并没有什么约束或定规。

    这类人家的“大家闺秀”，一般说来是不做什么事情的，有事情是陪侍的丫环替她做，她自己不必动手。如梳头洗涤，便是小丫环主理。平日里她们可以晚起早睡，养息自己。她们闲暇时间颇多，那么做些什么事情呢，既已知书识字，自然想娱乐消遣，扩充知识，无非是看闲书，小说、诗词之类。作为新买来的丫环，我母亲一进门便被取消她父母给取的名字，而改名为“彩霞”，上上下下都这么叫她。一到这家，从此小姐私人生活方面的一些事，便全由这个“贴身丫头”侍候。

四

    一年后，小姐出阁。陪嫁丫环——10岁的我母亲，自然也就归属于我父系这个以山水为氏族图腾的华夏从长江、珠江到黑龙江流域这一古老较罕见姓氏。

    我父亲娶亲，也是18岁，与小姐同庚，但大她一点月份。他和这位小姐、我的法定母亲的婚姻是门当户对的，因为我祖父也是翰林——清光绪年间的进士、被皇上选赐的翰林院庶吉士。父亲有三个兄弟，他是长子，个头高高，长得白净，五官周正，眉毛较重，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政系。父亲脾气温和，待人宽厚。他的弱点，据说是胆子小，照现今的话也就是较平庸而谨慎吧。所以他学的是法律，却并未干法律方面的事。一生多半时间是做政府机关的科员级小公务员。上世纪30年代我出生前后，据说也办过小学教育，任过一个叫“三一小学”的校长，但时间不长。有时也失业赋闲在家。但父亲和他的元配、我的法定母亲生育甚多，他们共生育四男四女，都是我的哥哥、姐姐。我最小的姐姐生于1930年，而最小的哥哥生于1931年，那时父亲和我法定的母亲已经40来岁。

    那个母亲缺奶，那时普通人家喂养小孩一般用不起奶粉或牛奶，而是雇请奶妈或找人用“代乳粉”之类喂养。养育这么些孩子，可见父母负担之重。还有个负担更重的人，那就是小姐的陪嫁丫环，他们家的家庭奴仆——我的生母，他们称呼为彩霞的人。她10岁随她的小姐进我父亲家，早年曾为我的曾祖母服务过。但随后二十多年，她主要是当父亲家的家庭奴仆，除了继续侍候她小姐的起居生活外，做饭、洗衣、带孩子、在乡下时侍弄菜地，都是她的日常事。我的哥哥姐姐们在成长过程中可以说没有哪个没沐过她喂养、抚育、照料之恩。

    那八个哥姐中，有两个中途夭折，患病时都是她一人在他们身边守候，直到送终。其中有个姐姐患的是恶性肿瘤，她因细心看护，一个手指被脓血感染而致残。

    上世纪30年代，我母亲已进入中年，还是个单身孤女。家族中有同情心的人，自然要关心她的归宿。而从父亲这个收入不丰、孩子成群的家庭来看，似乎不能缺少这个一天到晚做活却又免付报酬的家庭奴仆。按照中国古老的封建习俗，这样身份的女子，要么离开这个家庭嫁人，要么为男主人“收房”，做小妻。上世纪60年代，母亲向我诉说了她作为陪嫁丫环侍候我家男女主人的痛苦。她说，两个人有时联成一气整我，夜深人静，他们两个躺在被窝里，罚我跪下……母亲还对我讲过她如何留在我家的情形。

    她说，家里两个爹爹(按：我的两个叔祖父。其时我的祖父早已过世)都劝我跟你父亲“圆房”。我说要圆房可以，不能糊里糊涂，马马虎虎，那算什么!将来我养了小孩，叫人当野种欺负，那他还怎么做人?我的意思是按照乡里办法，起码也要请一桌客，让大家作个见证，我是你家正正经经结的亲。我母亲虽说不识字，没文化，但她心里明白得很，就是在封建习俗之下，她也要为自己和将来的孩子，争个豁亮的生存权利。在她的坚持下，他们照办了。但是“圆房”了，她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变。她35岁怀上了头胎的我，肚子那样大了，还得为家人洗衣服……

    我在家族男孩中大排行12，是父亲膝下的4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大家都叫我小毛或毛弟。我几岁时，便能看出我的母亲在这个家里奇特而难堪的境遇，当然那时候的我还不大明白其究竟。就拿称谓来说，我叫我父亲的元配，同我哥哥姐姐们一样，叫她姆妈，叫我自己的亲生母亲却只能叫娘。我哥哥姐姐们叫我的母亲为彩姑，算是他们的一个姑辈。而母亲仍然称我父亲为“大少爷”，称我那个母亲为“小姐”，直到他们步入老年。我母亲叫我哥哥姐姐们从来不直呼其名，而是按其排行，称为“九少爷”、“三小姐”……当然她的亲生孩子们除外。

    在我七岁的时候，家中来了个客人，这客人我们称舅舅，自然是我姆妈娘家的堂兄弟一类人。那时我正坐在父母亲房里一角的小凳上做作业，父亲在接待那个舅舅，我娘给客人送上了一杯茶。娘出房后，那客人小声问我父亲，刚才送茶的这个女人是你家什么人，父亲回答说：“是我家一个老丫头。”我当时心里的痛楚简直像有个锥子往我心口直戳!我萌生了对侮谩我母亲的父亲的憎恶。我心想，娘呀，我将来长大了，做了事，一定要好好报答你，让你和别人一样活得舒服、快活，绝不让你再受欺侮，我发誓不许任何人欺负你!母亲在家里的屈辱地位，一下子让我彻底明白了，虽说我只有七岁。等我稍微懂事了后，娘总是恳切地对我说：“儿呀，你要好好做人，做事，学好!我往后还靠哪个，就靠你呀，儿呀，要给我争气!”她的这些话一直铭刻在我心里。

五

    人似机器，也需要原动力。那么，我的原动力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的处境，使我从小就感受了社会的不公、人间的不平，本能地同情弱小者、劳动者。因为有感性的了解，我长大了几岁后，读鲁迅解剖中国传统社会弊端、巴金抨击中国封建家庭之类的小说，就很容易理解；而读西方卢梭诸人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著作，也极抱同感，容易接受。在进入中学后，我萌生了对传统社会叛逆的思想。记得1945年抗战胜利后，暑假我随家人返回老家，我就曾对我的一个叔祖父颇为不恭。我认为他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地主、乡绅，将他和进步小说中抨击的地主豪绅对上号了。

    我曾和我的堂弟们去逛乡村里一些庙宇，我们故意拿着树枝抽打那些泥塑的菩萨。叔祖知道后颇为不悦。他曾对人说：“毛(我的小名)这个样子，看他将来长大了，要么是成龙成凤；要不然，就会遗臭万年!”他在这“遗臭万年”上，加重了语气。其实叔祖对我将来的估计及警示，对我反倒是个激励。我那时是初中二年级学生，暑假过后，就该上初三了，还知道一点世事。我明白无误地认为，遗臭万年的人，只能是残害了抗金名将岳飞的奸臣秦桧，是背叛民族、投降日本人的大汉奸汪精卫。我才不学他们呢!我要“成龙成凤”，做个顶天立地，对得住我母亲的人。

我的父系

一

    听母亲讲，我出生不久，母亲就带着我坐上小船，回了老家。在船上，母亲还烧香拜佛，祈求观音菩萨保佑我们母子平安到家。我跟母亲回到了老家村北头第一家——父亲和先祖们住过的老宅。我与母亲相依为命，在这栋大宅里，我生长了4年。我虽还是婴孩，不能不对这栋房屋和它的环境，留下深的印象。印象之一是，这房子真大。我和母亲是住在中间靠后、窗户侧对着天井的一间小房里。我学会走路后，每当母亲去县城买东西，我就会从房里出来，走到后门边去等待母亲回来。这个过程至少要越过两个天井，两个宽敞的厅屋。厅屋两边都是房子，最后一个厅屋里放着一个木制风车(绞谷米用的)。

    再往后，两厢就是宽敞的披屋(放置柴草、农具的地方，也有做牛栏马舍的空间)。走过了披屋，才到达后门门口。奇怪的是，宽敞的厅屋，两边的房子，大都是空着的，没有人住。有时母亲要到湾前的池塘去洗衣服，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屋里，总是怀抱衣服，牵着我的手，从前门出去。这样一来，我又要走过三个天井，两个大厅，其中一个是接待客人的花厅。过了望楼，方能到达大门口。我们是从左边的侧门往前走，要经过光线不好的“黑巷子”，方可重见天井和厅堂。这两三个断断续续的“黑巷”，小孩觉得蛮怕人(这是乡土话，意思是很可怕)。1945年我跟小哥哥等回到老家，那时我们已是十多岁的少年，可每当夏季从门外纳凉回来穿过这两三条“黑巷”时，仍觉得有点害怕。记得当时我们兄弟们总是一面快跑一面互相吓唬。什么“顶上有楼，你听楼上有响动，那里有个狐狸精；巷子门后躲着个鬼……”

二

    1945年暑假，我回到老屋小住。这期间我对老屋的观察更仔细，印象也更深刻了。
    我先从老屋东北面约两华里的祠堂说起。这侍奉着先祖的祠堂在一个山包上，后边是生长着密密匝匝百年老树的松柏树林。这青幽幽的祠堂后山和白墙黑瓦的祠堂，很远就能望见。祠堂建筑面积很大，至少不下三进，两侧又各有许多房屋。一进祠堂雕梁画栋的大门，就可看见二门门楣上一幅横匾写着“派流涂山”这四个大字。啊，父系的先祖根生在涂山涂水边，与治水的大禹的妻室颇有关系。这当然遥远了。

    往近一点说，祠堂门前立有四根旗杆。长期住在乡下的我的堂弟告诉我，中间那个最大的旗杆是我们祖父清光绪年间被皇帝点了翰林的象征。两旁三根小旗杆是民国以后立的，一根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我的叔父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哲学博士学位的象征(其后，他长期是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国际法学专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是第一个起义回归新中国的驻外大使)。另两根分别是两位堂叔的象征：上世纪30年代，他们一获美、俄两国两个农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新疆第一号农学家，曾任新疆农林厅长和新疆农学院院长)，一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水利学博士学位(曾长期在家乡省份主持水利工作，贡献良多)。立这样的旗杆自然是家族的荣耀，更是对后代的激励。

    这个祠堂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办有家族小学，是我发蒙之地。我还依稀记得4岁时我便进了祠堂小学，主要是认方块字，我即将出阁的师范学校毕业的大姐是我的老师。我和长我两岁的最小的一个姐姐早晨一同去上学。有次放学回家碰上大雨，我和小姐姐一人撑着一把伞回家。姐姐的伞被风吹到水田里，我连忙卷起裤腿，去水田里给她拾伞。南头种田的人看见了我的举动，连声称赞说：“毛，这个小人不简单，还帮他姐姐。”放学回家后，住在一间小房子里的我大姐，常常一面弹风琴，一边考我的方块字，拿着一个个小方块字问我，检查教的字我是否都记得。

    这次回来，才看清我家这个大宅的方位。这是一个大湾(家乡土话村庄叫做湾，大点的村庄叫大湾)，从北头起，坐西北而朝向东南，一栋挨一栋的青砖瓦房连绵成一个浅浅的弧形。靠北头的一至五栋房屋，就是这个姓氏的五大房。

    所谓五大房，是指我太祖茂贤公的五个男孩，也就是我的五个高祖。太祖的父亲荣阳祖，自家乡远赴四川长寿县的葛兰桥(至今长寿仍有葛兰场这个地名，从名字看仍是个商贸集中之地)从事贸易，太祖19岁时跟随家人回到鄂东故乡。那时家境并不富裕，他的生母和继母都因早逝而葬于长寿，他虽有孝心，却难以前往祭扫。但他对别人的急难困苦，总是鼎力相助。太祖嗜诗书，他和太祖母王氏加意培养造就他们的五个孩子。他们的五个儿子都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知书达礼，见识不凡。

    五个儿子中有三个从事商贸，两个读书精进，其中一个在汉口设立教馆，以致用之学教学生，影响日益扩大，经济收入也丰。经营商贸，排行第四的即是我的高祖辉琳公。他和三伯祖焕藻公，承继发扬了先祖经商的志向，在汉口开行，将生意做得很大，后来还开钱庄。与他交往的人，都佩服他年纪不大而少年老成，为人慷慨大方，办事从来不拖延、懈怠，说干就干，于是声名远播。四面八方都有人乘车、登船来这“九省通衢”之地的大行，或学做生意，或愿充帮手。最小的五叔祖原是致力于学的，但因哥哥们经营的大行需要而加入进来执掌账务。他们日积月累，不数年便创下了可观的家业。于是大伯祖主家政，二伯祖协助。五叔祖随后又在家乡附近的新集开行。

    因商务的发展、繁荣，带动家乡成为县东的大镇。五兄弟互爱互助，和睦亲密。排行老四的辉琳公，更成为兄弟们的主心骨，掌门之人。于是五个兄弟，这家族中显赫的一支，大约在19世纪中期，由辉琳公牵头，兄弟们共同决策，干了两件大事。一是物质方面的，盖了五栋相联一起又各立门户的大宅，这就是“五大房”的由来。应该说我的这几位先祖还是有远见的。他们把赢利的资金用来盖自用的较永久的住宅及继续投向商贸及办学，造就新兴人才，为改变国家的贫弱而尽力；而不是照中国传统办法，去购买土地，做寄生式土财主。“五大房”的铭记分别叫益记、和记、正记、德记、元记。

    我的太祖辉琳公这支为益记，居位于北首第一家。再是精神方面的(文化传承方面的)，所有子孙都上学读书；清同治三年(1864年)，辉琳公出资为主，组织人力物力修了族谱，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鞭策后人的作用。

    五大房的五所大宅，可以说是这个大湾的主体。然后隔着两条巷子，有南头的村落，再南还有下湾。这个大湾，前后各有水塘。前边的水塘，是洗濯用水，家庭主妇都在那儿洗刷衣服。后边的大水塘水质清洌，是饮用水，也是养鱼的鱼塘。前面水塘的前边有前湾，后面水塘的后边有后湾。这些湾子的人，都是同宗同姓的，可以说是一个祖宗的后代。

    要论风水态势，拥有五家大宅的大湾，是优越的。整个大宅的建筑地势是前低后高，后门外的地面微微隆起，好似一道山包，屏障着这个大湾。而大湾的前边则是一大片平坦、开阔的场地，便于人们户外相聚，或做事，或休息、娱乐。特别在夏夜，大人、孩子们都会搬出竹床，坐在那儿乘凉，观星星或追逐明灭的萤火虫。大湾左侧，是一道由高向低缓缓起伏的小山脉，但到了最前边则形成一座浑圆昂首的青草覆盖的小山包，俨像龙头。小时候像我这样的孩童，常常爬到山顶去玩。我忽然觉得这北南西东两条山脉像两条龙，环绕护卫着大湾。

    而东边那个龙头正挨着北头第一家我的家宅。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房子盖起来30载后，辉琳公的长孙、我的祖父福田先生清光绪年间举进士，为翰林院编修，被授庶吉士。这个北头首家，也就成为进士第。它的标识，仍是门前立了旗杆。宅内花厅上有皇帝赐的匾。

    左边那逶迤起伏的小山脉，隔着一条起伏的小路，与我家大宅长长的外墙走向正好是平行的。小时候，我喜欢从我家后门的外墙角出发，沿着这条紧挨着外墙的小路，由西北向东南，一直走到尽头，再转过墙角，直抵我家前门。这对4岁小孩可不是件容易事。我总觉得墙是那样高，路是那样长，好像总也走不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来那次，我12岁，人也长高了些，但我还是觉得那外墙很长，从北到南，要走上一阵子，方能走完。这长墙象征这所大宅的进深，究竟有多长，可惜那时没想到丈量，得不到准确数字。它有那么多进房屋，几乎一眼望不到头的外墙当然相当长，是毫无疑问的。在童年，它成为我观赏的一道特殊风景线。

    大宅的宽度，也值得一谈。我印象之中，大宅房间的横向布局为进门是个对着天井、花厅的朝楼(朝楼又叫望楼，空间大，可以做戏楼)，两边各有一排细小窗棂的房子，这是供办家学用的房屋。天井两侧，一般有左右厢房。各个厅堂左右两侧，则有前后正房。但在左边一侧，我发现那里还有两房并列的前后正房，靠里边的前后正房前边还有小天井或栽置花木的小花园，自成一个世界。再靠里面，则是我在外边看见的那道长长青砖外墙里侧一部分。

    我依稀记得第二进厅堂左边往里去，面对一个小花园，是一间放满线装书的书房。房子里有古色古香的深棕色木制书箱，每个书箱上面刻着绿色的字，写着经、史、子、集之某一部著作书名，排列有序地从地面一直升腾到接近房顶。这些并排耸立、垒起的书箱，一直延伸到房屋紧里边光线幽暗的地方。又还有一格格高大的书橱，可以清楚地看见上面摆放着一函又一函的线装书。这无疑是先祖留下来的一个书库或家庭藏书馆。这些书当然是以古代典籍为主。1945年，我只是个初中二年级生，涉猎中国古籍甚少，除了《古文观止》上的某些篇章及唐诗为我所爱外，对其他的中国古籍还不甚感兴趣，所以没有驻足浏览。至今觉得甚为可惜。

    第三进厅堂右侧前、后房，是我父母的住房。靠天井的前房较小，为我1至4岁时生母与我同住处。挂有帐子的木制床紧贴后边的木板墙。靠天井一面有个不大的窗户。窗户附近有一小长条桌，放置茶具、母与子一些生活洗涮用品及母亲的针线篓子等。靠东边墙有一高高木制柜子，底下两层放衣、被，上边几层放些杂物。其中有一层有个饼干盒子，里边总是放着些购自县城、适合小孩打零嘴的土制小点心，像狗脚豆(烘烤过似狗儿小脚掌那样的小甜点)、桃酥、小饼干等。在娘(我生母)嘱咐下，我饿了可站在一实木椅上自取点心。这饼干盒里的点心，为我自取、独享，这大约是母子两人的一个小秘密吧。而今(1945年暑假)经过了8年我回来，我仍然感觉这小屋的气息是我和母亲两人的，我似嗅出了母亲的奶水香味，还有狗脚豆用手轻捻后，往口里送时的那绝妙的甜味儿。

    这靠天井的小房与后边一间大的正房有小门相通。正房面对厅堂的门是两扇对开的门。门上有颜色剥落的对联“钟鼓乐之；乾坤定矣”。1945年，我记下了这两句话。当年懵懵懂懂，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长大了，才明白这是男女婚姻喜庆的贺词，也可以讲是比较典雅的贺词。那么是什么人结婚呢?从那对老旧的鲜红色已变成灰白的对联判断，它经历的岁月，恐怕已近半个世纪。那么这对新人，非我的父亲和我称姆妈的、父亲的原配莫属了。我这鉴定应当是准确无误的，因为这正是父母的住房。

    我1945年暑期回乡，有意思的是我的父亲、生母和我的其他哥姐、妹妹们留在武昌并没有回来，而是我最年长的姐姐，带着姆妈和我、小哥一起回来的。我和小哥及住在前厅那边的堂弟们，自由无拘地到处去玩。有时也在屋里玩，好奇地翻箱倒柜乱看。我知道每间住房上边还有暗楼。我们曾在父母的住房里玩。那天午间阳光正好，我抬头看见头顶有个隐秘的门正对着房中央，那必是登楼的门。平时楼门是不开的，我和小哥忽然动了上楼一看的念头。说干就干，我们搬来一把木梯。木梯对着楼板中心，往上轻轻一顶，那楼板的门便开了，原来这楼门是活的，开合都方便。梯子便靠在楼门上，我们沿梯而上，终于到了楼上。这才发现楼上光线一点都不暗，而是亮堂堂地，什么都看得清楚。抬头看，只见这有相当高度的瓦房顶，上边安了长长一列亮瓦(一种结实透明的玻璃瓦，乡人称此为亮瓦)。有了亮瓦，不仅有亮光，白天太阳也能照射进来。这样的环境，既透光，又能防止虫卵、霉菌滋生。可见一百多年前，造房屋的先师们，还是很有科学头脑的。

    这楼上什么最多呢?还是书刊。我和小哥仔细翻检一些较大的木箱，发现里边有好些书刊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抗战前的，最多的是《国闻周报》期刊，还有一部分《东方杂志》，也还有些抗战初期的书刊。我们很感兴趣地翻阅着。其中范长江写的《塞上行》，一下子吸引了我。回武汉复学时，我将此书带走。在阅读过程中，我了解认识了范长江——这位中国的名记者；也对中国西北的蒙疆地带有了感性印象。后来我曾就楼上的藏书问过父亲，他说《国闻周报》他战前一直订阅的，有时也看《东方杂志》。至于《塞上行》一书的原主人，我猜可能是我的兄长或堂兄们的读物。因为有两位兄长，在抗战初期投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三

    我的曾祖父典于公是值得一说的，他是太祖辉琳公的长子，幼读诗书，能识大体。弱冠不慕荣利，弃举子业而从事货殖(经商)，承先行父辈之业于汉口。他重仁义，轻资财，彬彬然有书生气度。

    汉口那时是中国中部重镇，四方过来的商人良莠不齐。但是典于公待人以诚，接物以礼。数年间远近客商都服膺于他。有的商人因权益方面的纠葛，投诉于官府而不得解决，往往求助典于公，他一句话就使他们平息下来，双方在互让互赢之下，妥善解决了问题。

    他平生酷爱诗书，善待友朋。一时知名之士，都乐于与他交往。好些人在他那儿免费住宿、就餐，习以为常。对待戚族，他也毫不吝啬，贫苦者，他默默周济他们，使其处境得到改善，但从不张扬。至于地方公益及慈善事业，他亦无不竭力提倡，解囊推助。清光绪辛未年(1871年)，家乡旱魃为虐，哀鸿遍地。曾祖父悯然忧之。当年他的长子——我祖父芥庵(福田)新膺馆选，假归省亲。曾祖父便叫他面请于谭姓地方官，要他从地方财政拨款购粮赈济灾民。

    曾祖父得款后亲自去长江下游的芜湖一带采办米粮转运，设总局于县城，并在人烟稠密地区遍设分局以平粮价，拯救了饥饿的灾民，使其无一死亡。此事他前后费时四月不说，且还以自己的资金来补贴官府拨款开销之不足，完全不计自己的银钱损失。跟他共事的官员，建议他向官府如实报销，以便填补他经济上遭受的损失，但被他拒绝。此外，他还变卖了部分家产，以偿还在做公益事业中所欠他人的债款。事后，他绝不张扬，也不求地方官府褒奖。他的急公好义，在人群中是第一等的。

    以上材料来自我的一位堂叔祖父德权公为我曾祖父写的小传片断，载于幸存下来的一份未被完全毁灭的1925年重修的家谱中。

    德权公在曾祖父小传中最后说：“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馀庆。书经云：德无常亲，主善惟亲。宜乎天道之有以报施善人而克昌厥后矣(使后人的发展吉祥如意，繁荣昌盛)。”我相信作者的见解及判断，我还想起我家老屋大门上贴的象征家风的两句箴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因为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这已为事实所证明：“五大房”先祖们的后代的确是人丁兴旺，人才辈出。自20世纪20年代肇始，“五大房”的后代或出国留学学成归国服务，或在本土成长，有所建树的专业人才不可胜数。恰似“长江后浪推前浪”，家国之事业，后继有人。

四

    2000年春季某天，接到我95岁高龄婶子的一个电话，她说：“你来一下，你三叔有点古旧书，落实政策时作者三叔允檀先生，是起义的国民党政府驻外大使。他于1950年携家眷回国，在北京定居，任外交部顾问。1964年允檀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文革”中被抄家，其中外文图书、日记等，遭造**派洗劫一空，大多散失殆尽；残存的惟有少量古籍。1979年外交部、公安部为允檀平反冤案，落实政策。没人要，他们准备处理。我听到消息后，赶紧跑去，才将这点书要了回来。

    如今我年事已高，家族中就你是学文的，可能有些书，对你还有点用处。因此趁我还在人世，请你来挑拣一下，有用的书，你不妨拿走。”我遵命去了，发现有本篇幅不大的线装书，名叫《东瀛见知录》，起初我没在意，看别人写的序言，才知此书作者为涂芥庵，“芥庵”正是我祖父涂福田先生的字。

    祖父生于清同治戊辰年(1868年)，光绪甲午年(1894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受当时厉行新政的湖广总督端方聘请，做过汉阳府中学堂(晴川书院改制)监督，致力培养造就新学人才，颇著成效。其后被选调“直隶”(今河北省)，做过几任知县。我曾读过父亲纪念他的一篇文章，说他“以书生服官，律己清廉而勤慎爱民，舆情翕服(意为众人都从心里服他)”，在巨鹿、井陉均有突出政绩，受民爱戴。后来我查阅有关县志，也有类似记载。如上世纪20年代成书的井陉县志说：光绪三十四年在那儿任知县的涂福田“明察有为，可称循良”。这证实了父亲所言非虚。民国以来祖父受聘在湖北督军萧耀南的督军府做过几年幕僚，于1925年辞世，终年57岁。

    父亲的文稿还说，祖父“生平为人沉默寡言，行事不苟，齐家以礼，化民以诚。介而静，毅而通，不肯随流俗俯仰……百氏之书，无所不读。平居手不释卷。其为文多致力于古文，颇邀时誉，惜遗稿散失，诸多未能付梓”。父亲知道祖父古文写得好，但他生前未对我讲过祖父上世纪初(1906年)在巨鹿知县任上曾赴东邻日本考察并写出著作的事，可见父亲也不一定见过祖父写的这部考察日本的书。

    崇阳刘桪先生在《东瀛见知录》的序言中说：“岁丙午六月，考察宪政大臣返自欧美。余友涂君介庵亦以是时自日本考察政学归。”他说，涂君是静悄悄地骑着一匹马进的都门，没有惊动任何人；跟那些大臣们回来时专车迎接、人们夹道欢呼的热闹场景大不一样。但是从他的行囊里，发现了他新写的《东瀛见知录》，拿来读了，才了解他的足迹所至；才知道他下的工夫，他的心得、收获。刘君又接着说：“介庵固笃学勤思，曩岁同宦京师，昕夕过从，抵掌剧谈。每剖一事、研一理，必推见其极至，不为肤浅雷同之论。

    同人咸俯首折伏，以为其思力足以剖天人；其才之闳，足以贡于世也。未几以翰林改主事又改知县，得直隶之钜鹿，不即履任，毅然东渡，将益恢张其听睹，以质究向日所学之得失。兹编即其纪游之作。读者观其诹考之审核与讨论之精当，忧愤之诚，溢于言表。亦可以测君之所志矣。”这引动我阅读的兴趣。这本著作采取每天记下作者在日本用心考察，所得见闻、思考，和收获的详细情形，并非一般的纪游之作，而是华夏爱国爱乡土的一位有学养的基层政权负责人，精细地从日本明治维新的举措中，发现并找见了日本人在变革图强中如何学西方文明之精髓而使自己受益，并以他亲见亲闻的日本在人才培养教育，发展工商业经济及政治法律等等方面认真学习、参照西方的长处而取得的实绩，提供给中国的仁人志士，使他们得到一份这样可资镜鉴的日本在上世纪初如何富国强国的生动、直观的资料。

    对于当年积弊太多、积重难返的中国的掌权者，介庵在本书结尾奉送了两句话：“维新时代万绪千端樊然待举。为一事即有一事之益。除改良政体、普及教育外，固无本末缓急之可言……”读完这本劫后余存，难得一见的介庵公融学术性与史料性为一体的力作，我非常同意刘桪先生评价并描述先祖为学特性的那几句话：“笃学勤思……每剖一事、研一理，必推见其极至，不为肤浅雷同之论。同人咸俯首折伏，以为其思力足以剖天人；其才之闳，足以贡于世也”。然而据父亲写祖父的文章说：祖父在从清朝到民国间，政局混乱的那些年代里，他已“淡情仕进，益伤心于时事之不可为”。有的军阀官僚欲礼聘他入伙，“皆以一笑置之。

    常曰名利为人生缰锁，百年以后终归乌有。余行年五十馀，素不慕虚名，亦不事奔竞。好官不过多得钱耳!何必为自身作孽，殃及子孙。吾布衣粗食，足以适体。日念弥陀自有至乐”。父亲还说，祖父“自奉俭约。至于事亲爱弟周济戚友则绝不吝惜。服官三十馀年身无长物”。关于祖父的死，父亲是这样写的：“先大母指作者父亲的祖母，也即作者的曾祖母。春秋太高，遽尔弃养。先父体素孱弱，哀伤过度，遂至毁身以殉。是年八月十三日竟撄腹疾而终，年仅五十有七。”祖父的“沉默寡言，行事不苟”，“布衣粗食”，一尘不染，自奉俭约，生活简朴。他这些习俗及个性，与我从我母亲那儿了解的有关情况也差不多。母亲那时是家里的丫环、下人，是曾祖母、祖父看她长大的，她对祖父的印象是他非常朴素，一年到头总是穿布衣长袍，一双青布鞋。他话不多，走路轻轻的。他对下人很好，总是和颜悦色。他和我的曾祖母把我的母亲当成家里的小孩一样看待，要是有谁欺负，他们就要出来说话。

五

    在曾祖父这一支，我的父亲是长房长孙。正而八经地讲，我要感谢父亲。他不仅仅给了我健康生命，而且给予我精神营养，即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一个人活着，如果光是肉体生命的养育，那任何高等生物都能办到。但是精神、灵魂呢?这必须是文化传承、精神传承。只有文明的人才能够做到。而我的受过良好中国传统思想教育，又从西式大学毕业的父亲，他既背负着中国五千年精神文明的果实，又经受了近代西方以人为本的哲学、科学，政治、法律之洗礼。这样的父亲，虽说终年忙碌干着他为养家活口而做的职事，然而面对他众多的孩子们呢，他又必定是最天然的帮助他们发蒙的教师。我父亲这位教师，温和，从不疾言厉色，对什么人都不发脾气。他是孩子们很称职的家庭教师。

    这首先源自他的爱心，他喜欢他的孩子们，八九个不嫌多，他尤其喜欢幼小者。愈是喜欢，愈要从小不点就开始，给予他(她)们以良好的教育。他是采取细水长流，润物无声的办法。在家中，他是个说话不多的人，甚至有点不苟言笑，不大愿意跟孩子们一起嘻笑逗乐。这就显示了他做父亲的一点威严。因此孩子们从小似乎都服他，对他有一点畏惧感。他爱他的孩子们，是在于他的循循善诱，总不忘给他们以知识、文化的传承及开启。记得在鄂西山区的乡下，当我们还没有进学校时，他就要我们一边练字一边抄写古文，我们上学后他也还是要我们抄。日积月累，我和小哥哥各抄写了厚厚一册古文。

    从古到近，我们抄录的名篇佳构真是不少。他将中国历史朝代以最简捷的方法教给我们，这就是“唐虞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民国”，要我们背下来，并用大字抄写。练了笔，也记住了中国最简明的历史世系。他还将我们家族的来源写成简单的几句话：“涂氏先祖贵老大人，明洪武二年自江西迁居黄陂，到我本身有十九世，某某(写上各人的名字)敬书”。反复写成大字，这样我们也就记住了家族从哪儿来。端午节吃粽子时，他就给我们讲忠君爱国的诗人屈原。这样，在我们小小年纪吃粽子时就知道中国古代有个了不起的会做诗的贤臣屈原。还有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故事，也是在父亲随意平淡的讲述中，留给我们深刻印象，也就记住了这首歌。

    赵国将军廉颇跟相国蔺相如“将相和”，以及“负荆请罪”的故事，则让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有知过必改，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大将风度。父亲以他的爱心、和善，给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他对上学了的孩子们的功课，好像不怎么过问。看课外书，他也是随我们这些孩子的意，并不干涉。父亲一直很爱看书，那年月可看的书不多，他身边除有可供我们抄写的《古文观止》外，还有他喜看的《曾文正公全集》和《徐霞客游记》。没有书看，他就借别人的。父亲借的别人的书，我也看了不少，如他借别人的金（圣叹）批70回《水浒传》，我就反复读了好多遍，并且还模仿着编了些章回小说。那时，我看的书还有些是过路的哥哥姐姐或他们朋友留下的，如小说《茶花女》、文言文翻译的《天方夜谭》等。上述这几本书，我都看得着迷。

    但父亲从不干涉，从不限制我们的读书范围。那时候没有什么小孩玩具，我们就到外面跟农家孩子们一同玩逗狗、斗鸡、捉蜻蜓等游戏。父亲不反对我们玩这些游戏，但他不允许我们玩游戏时损害老乡的利益，更不准搞恶作剧。有一回，我将农家房东的一只大公鸡赶到茅坑里去了，女房东看见后就大声斥责我，父亲听见后便不动声色走到我背后，给了我两“立弓”——用他的大手指猛弹我的后脑壳。他脸色凝重，一声不吭。从此，我再也不敢搞这类恶作剧及做损害老乡的事了。在家中，饮食起居，父亲也十分注意规范我们养成良好习惯。如吃饭不允许掉饭粒，不允许碗中留剩饭菜或倒给别人等。他给我们讲“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古诗的意义，于是孩子们都十分珍惜粮食。他还规定小孩不许上桌吃饭，不许嚼得有声。他很注意女孩子们的仪容、姿态，要她们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允许扭捏作态。我想，这些都属于家教范围吧。

六

    中国的文字跟外国不同，特别在称谓方面，同一称谓有很多用法、叫法，丰富多彩，变化无穷。这叫外国人看来听来，简直眼花缭乱，不知所以。所以这类称谓，中国人容易明白，小孩子也好接受，而翻译成外文，恐怕就难了。比方“姆妈”和“娘”是同一个意思，但我于我的生母和非生母，便有两种叫法。我唤生母“娘”，称另一个母亲“姆妈”。按中国传统，我娘在家庭的地位低下，我同父异母的哥姐就只叫她“姑”，不叫跟“姆妈”同等的“娘”这个字。我现在要讲的我喊姆妈的，就是我的非生母，或者也可以说法律地位比我生母高的那位母亲。

    我很少涉笔我的这位姆妈，但要从她对我的影响、教育方面，我还是要感谢她老人家的。我们的关系并不坏，她也将我当她自己的小孩对待，只不过我并不是她亲生的。

    我曾在一篇文稿里讲，小时候听一位女性背诵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和《长恨歌》；这位女性便是我姆妈。抗战时期，我家住在偏远山乡老乡的茅屋里。一天，正在做针线活儿的姆妈忽然将手中活放下，为围在她身边的我们几个小兄弟背起唐诗来。她满口黄陂话地先背《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杯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忙忙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她不打哽地一句一句背下来了。我至今仍记得她背“……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意。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这几句的情景。她轻言细道，字字清朗，句句含情，也像是在诉说着她自己的身世。我当时也就七八岁，还没有接触过古诗词，但不知为什么，却像丢了魂似的，心完全被姆妈背诵的诗句牵着走，虽说有的字句是半懂不懂，但仍然是几度沉迷。她背到“……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时我更增添了未曾有过的凄哀感。姆妈背《长恨歌》更是有声有色。从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到最后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她是一口气背下来的。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像是直观地看了一出皇帝和他爱妃难舍难分的感情戏。我要感谢姆妈这位书香人家出生，从小知书识字，有文化素养的女性，是她给了我中国传统诗歌的启蒙，使我从童年到青年，除了阅读小说外，还迷恋从中国的到外国的诗歌，为我后来走上文字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姆妈一生尽妻子、母亲义务，光孩子就生育了八个，那是非常辛苦的。命运使她做了家庭主妇，而没有在社会上发挥她的聪明才智。她不能出去工作，这跟中国旧时代重男轻女的习俗有关系。我哥哥曾对我说，姆妈曾诉说父亲“自私”，那是在家庭困难时，父亲将姆妈从娘家带来陪嫁的心爱首饰拿去卖了，她有点不满，父亲却说：“你人都是我的，何况首饰?”父亲这种观点自然是不对的，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家庭。这也说明“妻从夫”的观念，对父亲那辈人有相当影响。

    我还记得姆妈与我的一些往事。1943年，父亲从恩施调来凤县工作。这时我最大的姐姐已从大学毕业，回到父母身边。因为家庭人口多，负担重，一家人便暂时分居两处。父亲和我娘，还有我的一哥一姐、两个妹妹留在来凤；大姐姐领着姆妈，我小哥和我，去离来凤30里的宣恩县李家河湖北第一女子师范，在姐姐教书的地方居住、上学。有半年时间，是姆妈、姐姐照料我和小哥的生活。姆妈主要做家务，姐姐在学习上管教她的两个小弟。我们四人生活得很和谐。姆妈对我们很慈爱，从来不对我们发火，我们也十分爱戴她。倒是姐姐对我们两人管教较严。那时我和小哥上小学六年级，我虽然较调皮，但对姐姐还是有点畏惧。

    1945年抗战胜利后，姐姐带着姆妈、我小哥和我回到黄陂东乡我们的老家，然后姐姐独自一人回武汉做事。此后的一天姆妈雇了两辆“红车”(老家乡下用的木制独轮小车，有的地方叫鸡公车，可载人和物，用人力推送)，带着小哥和我去北乡“家家”家(即姥姥家，我们老家称姥姥为“家家”，那时姆妈的母亲、我们的这个外祖母，还健在)看望“家家”（后来，我们还在那儿住了两天）。姆妈带着一些杂物，乘坐一辆车；我和小哥乘坐另一辆，分别坐在独轮两边。那天天气晴朗，不冷也不热。我们早晨即出发，两位农村壮汉推着咿咿呀呀叫唤的小车沿着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缓慢地行进。姆妈的车居前边，我们两人在后边。我们是初次坐“红车”，充满了兴奋、好奇，也不觉路的凹凸不平，车的颠簸、摇晃。看不够四周好看的田畴、山川、竹林、农舍风景。60华里路程，从平原到丘陵、山岳，“红车”走了大半日，方到达“家家”家。

    这户从前的翰林人家处在山坳湾子里领头第一家。规模似比我家老屋小一点，且有点耕读人家气氛。因为进门即看见两边宽大的披屋，一边堆放着许多柴禾、稻草、农具之类。另一边则是牛栏、猪舍。台阶上的二门是真正的住宅。厅堂里可以看见同治皇帝赐的匾和两旁挂的好几副楹联。他家的厨房在二门院落底下右侧角落，相当宽敞，且灶台上有口很大的铁锅。看见这铁锅，我想这可能就是我娘九岁时煮猪食用的那口大锅……我们小兄弟俩和姆妈被安排住在厅堂左侧的正房里。吃晚饭时，我们总算见到了“家家”。那时她已八十高龄，身体瘦小，穿一对尖椒形很小很小的鞋——老人家是缠足的。

    众人扶她就座。这时站在她身旁的姆妈，赶紧要我和小哥拜见“家家”。我们跪下给她磕头，她慈祥地拉我们起来。她看着我对姆妈说：“这小孩是彩霞生的，长得蛮好嘛。”姆妈说，他们都进了中学读书。“家家”说，是要读书，读书长见识。晚餐做了好些菜。“家家”要我和小哥哥上桌陪她吃饭——这是我们头一回上桌子吃饭，因为在我家，小孩是不让上桌子吃饭的。我曾听我娘讲过这“家家”，说她不到30岁就守寡。起因于老太爷(她的公公)在四川酉阳县任上时，来了一些要杀官府的人。那些人捆住了老太爷，刀架在他后颈要杀他。这时少爷（也就是姆妈的父亲）出来了。他对那些人说，你们不要杀他，他年纪大了；再说杀他也麻烦。你们把我杀掉吧！就这样，少爷替他爹死了。此事感动了县城好些人。后来，老太爷一家人平安回到汉口，不久又回了老家，不再在外边做事了。“家家”那年29岁，就成了家里当家人。她侍候老爷，照看晚辈，种田、收租……所以这“家家”不简单。我们去看她那年，她已做了八十大寿。

    在“家家”屋里那些日子，我常翻看房里一些旧书。其中一本章回小说《青楼梦》，是过去未曾读过的，我遂抓紧时间读起来。姆妈看见后温和地对我说，这本小说还好看，我小时候看闲书时读过的；房里光线不好，你拿到外面去看；看不完不要紧，带回去看。这是一种宽容、大度。第三天，我们又坐“红车”返回东乡老家了，当时《青楼梦》我还来不及看完，便按姆妈说的带着这本书走了。后来，这本书便成为我手边的书，在学校里，我经常拿它跟有书的同学交换别的书看。

    那时，我读各种课外杂书，包括大人看的读物(如时事政治方面的书)，甚至是一些所谓“儿童不宜”的书(如小说《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镜花缘》以及一些外国爱情小说等)，大人们(父亲、母亲、姐姐们)从未对我进行过干涉，相反会为我读书创造些条件。这样，我吸收知识的面就广、见闻也就更多了；知道世界上的事情也比一般涉书机会少的孩子们为多。这就是生在读书人家的好处，因为他们知道小孩会从读书中得益。例如小学时代，我远在重庆后来早逝的大姐还寄过一本叫《雪中行军》的连环画给我们看。书里讲的是苏联“红军”为了扫灭“白匪”而长途跋涉，在西伯利亚艰苦行军的故事。

    这是我头一次接触“红军”和“白匪”这两个词，当时还不太明白。但读这连环画的印象，当然是英勇的“红军”好，“白匪”坏。若干年后，才晓得那是介绍苏联红军初创时期的经过(大姐为什么给弟妹们寄这样的书，自然跟她思想进步有关系；我大姐夫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抗战胜利回到武汉后我读初中。那时我姑妈是一所师范学校的图书管理员，暑假里，我便和小哥常到她那里去借小说看。《红楼梦》就是从她那儿借阅的；万有文库本的《石头记》，也一本一本地在那里看完了。当时有几本写光绪皇帝及其后妃命运的书如《瀛台泣血记》、《御香漂渺录》等很流行，是原清宫皇族、后来到美国的德麟女士写的。这些书是父亲借来的，他不仅给我们看，且还同我们讲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戊戌政变”、光绪皇帝和珍妃艰难度日等故事，从而使我们对腐朽的清朝有了较深刻的印象。

    总的来讲，父亲是好人，姆妈是好人，我的娘更是最好的人。父母祖上的遗传基因肯定都不错，他们的孩子们，我的异母哥姐，个个为人诚实、善良、本色，脑子活跃，上学多半是优等生，走入社会，个个敬业乐群，在单位都是出色的工作者。而知识分子父亲和贫苦劳动者我母亲结合生下的我，更加与众不同，这是知识和劳动结合，“高贵”和“微贱”结合，传统和反传统结合的矛盾统一体。至少在心灵、性格、行为等方面，可能我比哥姐们更丰富而别样吧。难怪小时候，父亲和老家乡间的伯伯、叔叔们常昵称我“毛(我的小名)杂种!”我感觉这昵称中含有欣赏意味。有时“杂种”就纯种而言是变异，也是改善；至少生命的耐受力及张力也许更强——这也算我的一点体会吧。
（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