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到洪湖苏区

2014-09-15 21: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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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莫斯科开办了一所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简称莫斯科中大或孙大，学校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培养革命干部。

    1925年下半年和1926年冬，先后有两批中国学生（共七百多人）赴莫斯科中大学习。他们之中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有学者张闻天，也有十几岁的小姑娘，如沈联春、顾红梅、张锡瑞等。他们年岁不同，资历各异。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左派也有右派；在号称进步的青年中，还有披着马列外衣、挂羊头卖狗肉的阴谋野心家，王明就是其中一个。

    我是在1925年第一批由中国共产党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

    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七百多中国学生，几乎没有人懂俄语，仅有周达文、杨明斋两人能翻译一些日常生活用语。后来虽从东方劳动大学调来了潘家辰（他的俄语基础好），上课时翻译人员仍不够用。为使学生迅速掌握俄语，李培芝（王若飞的爱人）和我，被派到苏联友人家里去“三同”（同吃、同住、同学习）。与此同时，学校还办了一个直接用俄语授课的俄文班，其成员有俞秀松、董亦湘、刘少文、李培芝和我，王明也在其中。我们学习的课程主要是《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世界革命史》。

    1926年，中大校长米夫升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之后，决定到中国视察，以进一步掌握中国政党、工会、青年、妇女等各方面的情况。这时，我和潘家辰已经结婚，于是学校让我们夫妇随米夫回到国内到中共中央工作，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当翻译。当时，和我们一起回国当翻译的有四个人：家辰跟着米夫，负责党务工作翻译；刘少文负责工会；我负责妇女；王明负责青年。后来，王明为了争得米夫的赏识，常在米夫面前说家辰不安心工作，翻译有差错。结果米夫决定将家辰与王明对调。从此，王明成了米夫言听计从的座上客。后来米夫回到苏联，也独把王明带在身边。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打着维护国际路线的旗号，向驻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的瞿秋白、邓中夏、陆定一等负责人开火，对中国共产党发号施令。

    米夫回苏后，我和家辰、刘少文继续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国际联络处做翻译工作，时间达两年之久。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我同家辰作为工作人员被派前往参加会议。中共六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又送我们到国际列宁学院去深造。当年，这是一座最高学府，世界各国共产党支部都送了一些党员来这里学习。中国去的人不多，我记得有董必武、王若飞、李培芝，再就是家辰和我，大概不到十个人。我们在那里学习了两年，于1930年回到国内。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王明的许多亲信被派往白区和苏区执掌大权，贯彻他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政策。夏曦就是在这年3月派到湘鄂西洪湖地区的。

    夏曦到洪湖不久，我和家辰也被安排到湘鄂西工作。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一路上化装成新婚夫妇。进入洪湖地区后，党组织事先派人准备了船只接送我们。在地下交通站的同志一站一站地带领下，我们于5月1日到达了洪湖瞿家湾。那天，瞿家湾刚好开群众大会庆祝“五一”。整个会场红旗飞舞，队伍整齐，站满了拿着梭标、红缨枪和大刀的赤卫队员、少先队员、儿童团员，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革命气象。

    稍后，夏曦指示撤销邓中夏红二军团政委及前委书记职务，改红二军团为红三军，军长贺龙。并命令邓马上回瞿家湾，否则以违抗命令严肃处理。3月下旬，夏曦宣布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由他任书记和军委分会主席。4月中旬，分局作出了苏区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议案的中心内容是清党，决定将出身于地主、富农，甚至小商家庭的党员全部清除出党，只准发展工农分子。

    5月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又作出了《土地问题及反富农的斗争的决议案》，夏曦指责以周逸群为首的湘鄂西特委执行了所谓“富农路线”，强调要“加紧反富农斗争”，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彻底平分土地的左倾政策。

    6月中旬，湘鄂西临时省委（湘鄂西特委同时撤销）在瞿家湾成立，临时省委书记为崔琪，副书记杨光华，委员有段德昌、马武、彭国材等。组织部负责人杨成林，宣传部负责人庄东晓，家辰是省委巡视员。

    这一个月，夏曦还主持召开了湘鄂西分局扩大会议，洪湖根据地所有的负责人基本上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要不要土改（那时叫平分土地）和军事行动的方向应向哪里发展这两个问题。夏曦一开始是不同意土改的，理由是苏区根据地没有巩固，不能进行土改；土改了也难巩固。多数同志在会上批评了夏曦的错误思想，认为平分土地是苏区群众的强烈要求，我们应该代表群众的利益。夏曦无法，只好改口说：“慢一步再来土改，等到秋收之后再搞土改。”军事方面的争论意见就更大了。夏曦认为洪湖根据地很难巩固，应当更换地点。他的错误主张受到众人反对时，又矢口否认他有“放弃洪湖”的意思，而是有人错传了他的意见。那位传达夏曦意见的同志马上反驳说：“我不敢假传圣旨，那是你的意见啦！”弄得夏曦无言以对。会议在争吵中结束，讨论没有结果。

    1931年夏，湖北遭遇了几十年来未有的大水灾，洪湖地区江河猛涨。不久，国民党军又发动对洪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敌人一方面从军事上向我们进攻，另一方面决堤放水，以水代兵淹没苏区，造成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广大农民颗粒无收，无处安身，死的人不少。这时，摆在我党面前的任务，一是要从军事上打破敌人的“围剿”，二是要发动群众救灾。群众由于没有饭吃，曾经发生过贫雇农斗中农（因为中农有佃粮）的现象。那是洪湖苏区最困难的时期，那里到处一片汪洋。我们没法办公，都上了船。部队给养成了大问题，机关干部的生活也难以为继。为了暂避水灾，临时省委机关不得不从瞿家湾转移到了监利的周老咀。

    大约三个月后，洪湖地区大水退下去了，省委机关又从周老咀搬回了瞿家湾。

    1931年12月的一天，湘鄂西省委召开过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我参加了。参加会议的还有夏曦的爱人谭国甫。会上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检查洪湖水灾期间我们党领导群众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第二，讨论当时的军事行动方向问题。到会同志批评夏曦面对困难仓惶失措，对处于水灾中的群众的痛苦漠不关心，束手无策。批评他在军事上主张撤离洪湖苏区，而不是想方设法巩固洪湖苏区。大家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路线问题。但是这次会议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党内斗争正在继续。

    1932年1月间，在瞿家湾召开了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会议从22号一直开到29号。会议前几天同后几天的情况和气氛完全不同。会议开始由夏曦作政治报告，然后大家讨论。到会同志严厉批评了夏曦到湘鄂西苏区半年多来的一系列错误，不同意他在报告中讲的那些“成绩”。与会人员一致感到这是湘鄂西根据地从来没有过的一次民主会议，心情格外舒畅。我们开会时，谢老（谢觉哉）正在我们会场对面的一条街上的房间里办《工农日报》，我们这边的发言他那边都能听到，于是他便一边听会一面写稿。会议开到第三天时，受湘鄂西省委委派到中央汇报工作的尉士筠及受中央委派来湘鄂西参加中央分局领导工作并担任红三军政治委员的关向应自中央到达洪湖后，会议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由批评夏曦的错误而转为批评湘鄂西省委委员、红三军政治委员万涛、潘家辰，我也受到了株连。结果，大会接受了夏曦的政治报告。

    会议结束后，批判万涛、家辰和我的斗争继续着……

    1932年5月，湘鄂西苏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肃反”，不少负责同志被抓被杀。我和家辰也在这次“肃反”中一同被捕，我们夫妻从此互相隔离，再无见面此后不久，潘家辰被害。

    1932年秋洪湖沦陷前夕，被作为“改组派”分子关押在瞿家湾的一大批同志几乎都被杀害了。在他们正准备杀我时，因为敌人的马队逼近，来不及杀了，我才幸存下来。

    从此我便离开洪湖，只身去找党的组织……

  （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六辑，庄东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