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灵的传奇人生

2014-09-15 21: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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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峦叠翠的湖北省当阳县的西北部山区，有一条长2.7公里的山沟，因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此居住过，后人便称其为杜甫沟。1899年10月的一天，杜甫沟一王姓家庭生子添丁，这家男主人王作相曾读过几年私塾，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左思右想，便给儿子取名为王培灵，希望借诗圣的灵气培养出一个有灵气的后代。果然，王培灵没有辜负父辈的希望，他走出了杜甫沟，一步一个脚印踏得坚实有力，走得无怨无悔，留下了令人回味的记忆。

    2006年12月和2007年4月，笔者两次到家住武汉的王培灵次女王黔民的家里进行了采访。又通过电话采访了王培灵在北京工作的长子王钦民，并查阅了大量党史资料，基本弄清了王培灵坎坷和曲折的人生经历。

王培灵是萧楚女的得意弟子，他执笔起草了
《乡俗改良会宣言》和《乡俗改良会章程》

    接受了“五四”运动新思想的萧楚女，于1920年8月应湖北省立襄阳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刘泥清邀请，到该校任教。初来乍到，他就被一批好学上进、品学兼优的学生吸引住。其中，就有从杜甫沟走出来的王培灵。王培灵，1918年考入省立襄阳二师，入学时的学名是王荣东。王培灵常常在萧楚女开设的新文化课上提出自己的疑问和想法，深为老师所喜爱。新文化课开阔了王培灵及同学们的眼界。于是，王培灵与当阳籍同学罗国玺串联了在二师读书的荆门的庞紫蓉，远安的方振声，南漳的王玉书、蔡楚藩，钟祥的王东平等人，筹办乡俗改良活动。在萧楚女的指导下，王培灵执笔起草了《乡俗改良会宣言》和《乡俗改良会章程》，并利用寒假串联了钟祥私立中学、荆门龙泉中学的一批进步学生，在荆（门）、当（阳）、远（安）、南（漳）、钟（祥）五县交界处——当阳方家口小秦沟召开上述五县边界乡俗改良会成立大会。会议由王培灵主持，五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有二百多人当场签名成为正式会员。

    乡俗改良会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组织，在大革命初期，它起到了唤醒民众、反帝反封建的作用。《乡俗改良会宣言》提出：反对尊孔祀孔和读《四书》、《五经》，提倡白话文；反对缠脚、反对包办婚姻和三从四德，提倡天足、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和解放妇女；反对封建迷信，打倒鬼神塑像；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抵制英、日货物，不打弯把子伞，不坐外国船，不吸“哈德门”香烟等等。假期，王培灵和罗国玺、李时鲜、汪效禹、傅子和等各自携带油印的宣传品回所在县进行宣传。

    王培灵等这批学生乡俗改良会员回县后，得到了当地教育界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旋即，当阳的瓦仓、观音、淯溪3个区也建立了乡俗改良会。尤其是瓦仓的乡俗改良会，还积极开展乡俗改良活动，他们收缴了大地主汪扬、汪运深的鸦片烟枪，捣毁了烟榻，踢翻了区团总汪和廷宴席上的桌椅，捣毁了二十多座祠堂、庙宇的神像牌位，动员妇女剪发、放脚，清算了地主的苛捐杂税账项……这些活动，锻炼了一批知识青年，这些人后来成为当阳党组织的主要骨干力量。

    二师毕业后，王培灵回到家乡，到当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教书。对学校依然举行祀孔典礼等活动，王培灵极力阻止，动员学生和职工不参加这些仪式，从而得罪了支助办学的地主豪绅。不久，王培灵被迫辞职。在当地名耆张国威等人的支持下，1922年，王培灵考入湖北省立医科大学。他假期回当阳后，仍继续从事乡俗改良活动，分别到双莲寺、黑土坡等地挨家挨户宣传“永不裹足，天足永放”等新思想。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开除了王培灵的党籍，
经董必武斡旋，王培灵得以恢复党籍

    王培灵在湖北省立医科大学读书期间，经同乡于树德介绍，认识了参加过辛亥武昌首义的聂豫。聂为当阳河溶人，武昌首义时任革命军都督府军务部参议，协助军务部长孙武指挥作战。听聂讲述自己的革命史后，王培灵深为自己的家乡有这样一位革命者而自豪，认为中国革命要成功，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此后不久，他经聂介绍为国民党党员。

    1926年，时任国民党武昌区分部委员、在武昌医科大学就读的王培灵，受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组织部长、共产党人陈卫东的派遣，回当阳筹建国民党当阳县党部。国民党当阳县党部筹备委员会成员由共产党人李超然及王培灵、朱绍裔等人组成。李超然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当阳的国民党组织实际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同时由于王培灵的原因，当阳乡俗改良会的骨干大多数加入了国民党，这为后来的当阳城关起义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和组织基础。王培灵回汉后向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汇报了当阳县党部的筹备情况，均得到了认可。

    王培灵的工作得到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肯定。年底，国民党武昌市党部筹备委员会成立时，王培灵被任命为筹委会宣传部长。不久，国民党武昌市党部正式成立，王培灵当选为组织部长。1927年初，王培灵参加了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湖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他被在汉的当阳人傅作辑等人诬陷，说王身为党国要员，强求与肖某成婚姻，不符合中山先生倡导的婚姻自由。此时，国民党右派的某些人，也以此为由攻击王培灵。本来，肖某与王培灵同在国民党武昌市党部工作，二人纯属工作关系，只不过二人关系较好而已。但在不明事理的肖某父亲的伪证下，以及其他莫须有的罪名中，王培灵被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撤销了一切公职，并开除国民党党籍。

    事情很快被在汉的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董必武得知。董必武一直赏识王培灵的才干，1924年9月到当阳指导工作时，就对王培灵等领导的当阳乡俗改良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董必武认为处理王培灵过于草率，便多方斡旋，使王培灵很快得以恢复党籍和公职。董必武还亲自主持了王培灵的平反会议。

    此后，王培灵常有机会与董必武、陈潭秋(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邓初民(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委员长)等人见面，常向他们讨教一些国家大事。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发生不久后的一天，王培灵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遇到了陈潭秋。当时，陈潭秋握着王培灵的手说：“我下乡了，先走一步!你可要想好自己该怎么行动！”王培灵当时有些拿不定主意，不料这一犹豫，使他失去了这次跟共产党走的机会。

蒋介石在庐山有心召见王培灵，
王培灵却有意拖延时间，回避了高就的机会

    1926年8月，北伐军分左、中、右三路在湖北同时行动，左路军作战的主要目标是荆州、沙市、襄阳，以策应唐生智的中路军进攻武昌。这时，湖北地委军委和国民党省党部军委也组织湖北省北伐先遣队予以配合，王培灵积极参加了先遣队工作，为左路军北伐先遣队总指挥军医官，随左路军党代表吕超在荆州、沙市等地组织农民迎接北伐。吕超后经贺龙推荐代理左路军总指挥，王培灵也一直跟随吕超行动。

    在沙市工作期间，王培灵与当阳的中共组织联络员李时鲜相遇。他便利用工作之便，将宣传北伐的标语和密写通信器材交给李时鲜，并嘱其转告朱绍裔、李超然、芦雅卿等人，作好发动起义准备。9月21日，当阳发动了响应北伐大军围攻武昌的城关起义。城关起义一举攻克当阳县城，并成立革命政府，随后部队连克荆门、钟祥，迫使远安守城部队投降。不久王培灵随吕超从沙市乘小火轮绕道长沙回到武汉。在武汉，董必武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宁汉分裂，使国民党湖北省党务工作陷入瘫痪状态。不久，吕超到庐山去见蒋介石。蒋介石非常器重吕超，因为早年孙中山设置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时，吕和蒋均被孙中山任命为该委员会委员，故蒋对吕的能力十分了解。蒋在向吕了解湖北的党务工作情况后，又要吕向他推荐后备干部，吕便向蒋举荐了王培灵。蒋在了解了王培灵的情况后，十分满意，连声说好，并要王培灵来一见。吕超即打电报到武昌，要王培灵尽快赶到庐山，王却借故拖延时间，不肯前往……

王培灵给孟宪章的信中说：“吉鸿昌将军
出国，要妥为照护。”差点引来杀身之祸

    1927年“七一五”以后，汪精卫政府在武汉大肆屠杀革命人士，国立湖北医科大学校长陈雨苍为保护该校和一批社会上的青年学子，乃与西北军总参谋长刘骥联系，将六十多人送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王培灵弃政后，也随这批学子离开武汉。11月，他们到达郑州后，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亲自接见了他们。随后，王培灵被安排在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开封第二医院任院长并兼军医速成班教官，主讲解剖学。次年，王培灵被调往郑州特种兵师司令部徐廷瑶部下任军医处处长兼院长；1929年初又被调任西安医院院长；不久，调潼关任军医总监司卫生科长。在西北军里，王培灵遇到了他在襄阳二师的校友、西北军宣传处处长孟宪章。此外，王培灵还因职务之便，结识了西北军的一些高层人物，如二十二师师长吉鸿昌等。吉鸿昌耿直的性格，给王培灵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王培灵回汉口第一医院工作。

    1931年8月，吉鸿昌因反对进攻工农红军，被蒋介石撤职；9月又被勒令出国“考察”。王培灵听此消息，便写信给正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国际政治的孟宪章说：吉鸿昌将军出国“考察”，是有人所逼等等。谁知此信被特务机关截获，认为王培灵与西北军勾结，以期在武汉图谋不轨，王培灵遂被捕入狱。后因查无实据，王培灵才在被关押了40天后获释。后来，吉鸿昌到了日本，不久又到美国和欧洲考察，孟宪章亦随吉鸿昌到美国及欧洲。归国后，孟写了《环球视察记》一书。

沈钧儒鼓励王培灵“好好为抗战伤病员服务”

    抗日战争初期，王培灵参与创办了军政部军医署140后方医院，为一等军医上校院长。一天，有关部门为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辛亥革命老人沈钧儒（新中国建立后，沈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民盟中央主席）在汉口普海春大饭店召开欢迎大会。王培灵被邀请参加宴会。席间，沈钧儒就抗战的意义、形势以及方针、政策作了演讲，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此后，经友人介绍王培灵结识了沈钧儒。王培灵和沈老谈起辛亥革命，老人依然怀有未酬之壮志，说正准备在汉口组建抗敌救亡总会，为抗战出点力，并希望王培灵发挥自己的长处，好好为抗战伤病员服务。

1949年，王培灵参加了
民盟湖北省委组织的保卫武汉活动

    1948年，王培灵在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卫生处工作时，经已离开军旅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的孟宪章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武汉解放在即，王培灵参加了民盟湖北省委组织的保卫武汉活动，在省民盟负责人聂国青(建国后曾为湖北省副省长)的直接领导下，同国民党展开了斗争，在“反搬迁”过程中保存了一批医院的公共财产。武汉解放后，王培灵被武汉城工部评为“积极分子”，留在湖北省卫生处工作，并被派到蒲圻参加支前工作。

1957年王培灵被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并恢复公职

    1957年王培灵任黄陂滠口湖北省立后湖医院院长时，被安排到广东考察麻疯病治疗情况。一年（1958年）后才回到武汉。回汉后，被告知成了右派。原来在反右斗争中，后湖医院要完成一个“右派”指标任务，院方鉴于王培灵的特殊经历，便把这个指标给了他。王亦因此进了监狱，1961年王出狱后回汉阳居住。

    1979年10月，黄陂县委为王培灵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公职。1981年1月27日，王培灵在武汉去世，享年82岁。

（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六辑，本文作者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