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亲历记

2014-09-15 21: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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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夏，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为了推动全国文物保护工作，打报告经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批准，在北京故宫博物馆辽西路原皇太后居住的慈宁宫举办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北京、新疆、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湖北、湖南、安徽、浙江等省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珍贵文物参加了这次展览。我受湖北省博物馆革委会和驻馆工宣队的委派，携带在京山发现的两周之际的曾国铜器、江陵出土的彩绘石编磬和楚国“郢爰”金币、以及在巴东巨猿洞发掘的巨猿牙齿化石等文物参加了这次展览。这次展览的展出物品非常丰富，在我国文物展览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关注。现将这次展览的有关情况简述如下。

    这次展览由王冶秋局长亲自抓，国家文物局文物处陈滋德处长协助王冶秋局长处理展览的日常工作；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任顾问，指导各省市文物展览的业务工作。

    整个展厅是由各分展室组成，各分展室由各参展单位独自布展。大殿的西侧陈列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妻墓的珍贵文物，这是整个展览的开头。展品有我国首次发现的保存完好的西汉金镂玉衣（两件）以及青铜长信宫灯、鸟篆文的青铜钟（壶）、铜鼎、铜壶滴漏、铜博山炉等大批稀世珍品。新疆展室展出了“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晋唐时期的各种织物、大批自晋迄唐的各种文书和书籍、各种各样的唐代干果和食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木碗中还盛着保存完整的唐代水饺。

    甘肃展室展出了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成组的铜车马，其中铜车14乘、铜马39匹和大批铜俑，以及一些金银器和一件1.05米高的绿釉陶楼，展示了墓主生前宏大的车马出行场面。陕西展出的有西安南郊何家村发掘的一千多件文物，其中金银器达270件（是建国以来唐代金银器的一次最集中的发现，其中不乏珍品）；此外还有一件造型非常优美的玛瑙杯；唐代的三彩马与骆驼等文物亦在展出物之中。

    山西展出的主要是北魏司马金龙墓的木屏风漆画和石雕柱础，以及侯马的战国奴隶殉葬墓等文物。北京主要展出了珍贵的元代青花扁壶和元代的螺钿漆器，以及在元大都遗址和北京市发掘的大批文物。河南展出了隋唐最大的粮仓——洛阳含嘉仓的出土文物以及东汉时期的陶楼和陶仓等大批出土文物。山东主要展出了西汉成组的、栩栩如生的乐舞杂技陶俑；同时还展出了明代鲁荒王墓的大批珍贵文物。湖南展示了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和长沙浏城桥1号楚墓出土的战国早期大批文物。安徽主要展出大块“郢爰”金币和17块马蹄金等珍贵文物。浙江展出了现存最早的描金堆雕漆器、现存有明确年代的最早的双面绣品、罕见的北宋雕板印刷品、“洁白坚滑”的北宋纸张和精致的鎏金银塔等文物。

    我们湖北的出土文物展览厅在慈宁宫东厢房的第一间，面积约30平方米。我省的展品较少，靠北墙西部的两个平柜，分别放置江陵发现的楚国金币“郢爰”一枚和建始发现的巨猿牙齿20余颗。在北墙东部的一个双层展架上，悬挂着江陵发现的25具战国时期楚国的彩绘石编磬。东墙的近北边是一个平柜，平柜里陈列京山曾国的铜车马具；紧接着是一排大立柜，陈列京山曾国的铜鼎、鬲、、簋、豆、方壶、盉、盘、匜等文物。

    总之，整个展览的文物丰富多彩，而且每件文物都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珍品。

    展览实行各省的出土文物各自负责布展的办法，由于我省只我一个工作人员，无论我如何努力都难以完成任务。好在有王冶秋局长和各兄弟省市同仁们的帮助，我才顺利完成了布展工作。我们初到慈宁宫时，因房子多年没人住，地上的灰尘很厚，房顶与墙上布满了蜘蛛网，院子里也长满了杂草。做室内清洁我一个人还行，可搬柜子就不行了。那里的平柜需两个人抬运，大立柜要六人至八人才能搬动。我手足无措。幸好我在北大考古专业读书时的两位同班同学——山东的白云哲和河南的伍常忠二位先生也来京参加这次布展，于是，我便请他们二位帮我抬平柜与大立柜，拿放置展品的大积木、布等展览所需的物品。白云哲后来还派两位女同志帮我擦平柜与大立柜的玻璃。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省展室的陈列架终于到位了。

    这次我带来的我省参展文物，有些已经残缺，王冶秋局长知道后，便亲自出面帮忙解决修复问题。如，江陵发现的一具残缺半边的与一具断为两块的彩绘石编磬，就是王局长亲自联系北京玻璃厂的师傅帮助修复并用他的专车送回的。京山出土的曾国铜器也有一些器物已残缺的，如方壶的莲瓣形盖饰与等铜器等，也是王冶秋局长让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高级技师，将其修复得完整无缺。京山发现的97件曾国青铜器中，有10件有铭文，且大多在器内，为了使展览的效果更佳，需拓片作为辅助展品，也是王冶秋局长安排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拓片技师帮忙完成此项工作的。此外，郭沫若先生、邹恒先生也为我省展品的考释做了许多工作。

    布展期间，郭沫若先生曾在王冶秋局长的陪同下到我省展室视察。当时，我担心自己对京山曾国铭文铜器的释文考释不准确，就壮着胆子请郭老帮忙考释。郭老欣然应诺，并于第二天派他的秘书将释文送来了。关于这批曾国青铜器的年代问题，我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初步断定为两周之际，即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之间，但究竟是西周晚期还是春秋早期，却难于决断。一天，我国商周考古第一人、我的大学老师邹衡先生来展室参观，我当即请他帮助断定年代，他看后果断地说是西周晚期，他的回答终于解开了我心中的疑虑。

    文物展览不像百货公司那样，只要把货摆出来就行了，它要讲究陈列艺术，要通过陈列形式来突出展品主要内容。我是学考古专业的，对博物馆的陈列艺术根本不懂，为此十分发愁。当时参加北京展室工作的吴梦麟女士，是我北京大学的师姐，1960年春季，我们曾在北京怀柔水库工地一起发掘过战国两汉墓群，有一些交情。见我遇到了难题，她便主动向我提出让他们负责美术设计布展的同志来帮忙。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终于完成了展览的形式设计与布展工作。

    文物展览离不开必要的文字说明，当时我就四组文物写了说明文字，每件文物也标注了名称、时代、出土时间与地点，请王冶秋局长审查。由于我是湖北派出的参展人员，还必须将这些文字说明寄回武汉，请省博物馆革命委员会和驻馆工宣队最后审定，才能缮写。我的书法很差，达不到展览缮写文字说明的要求，还是我的同窗好友白云哲先生，请他们山东的书法家法为基先生帮忙，在各方的帮助下，湖北省出土文物布展的全部工作终于完成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各省、市、区都按照王冶秋局长的要求如期完成了。我们这些参展的同志就在故宫里从事文物展览等相关工作。一天，我听河南与山东的参展人员在交谈中说，国务院正在前门饭店召开一个有关高校复课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各省市都派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这两省的同志为了扩大展览的影响，准备第二天上午去会上请本省教育代表团的领导来参观展览。我听后很受启发，决定跟他们一道去请我们省的同志来参观参观。

    第二天上午，我们坐公共汽车到了前门饭店。我找到省教育代表团副团长王平（代表团团长是省革委会副主任韩宁夫，当天上午在参加国务院召开的代表团团长会议），王平原是咸宁军分区司令员，后调到湖北省文教指挥部军工宣队任指挥长。他待人热情，我简要向他汇报了我省参加“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的情况，并表达了来请领导前往审查的意思。王平副团长表示，一定将我的意思转告韩宁夫团长。此后的第四天上午9时，有一个电话从故宫西华门传达室打到展览办公室，说韩宁夫同志找湖北的同志。办公室让我立即赶到西华门迎接韩宁夫同志。

    我以前从未见过韩宁夫同志，这次一见，觉得他身材魁梧，和蔼可亲。在从西华门至慈宁宫的途中，韩宁夫同志向我详细询问了展览会的情况，还十分关心地问我们还有什么困难。到慈宁宫后，王冶秋局长接待了韩宁夫同志，并嘱咐我好好陪同韩宁夫同志参观。韩宁夫同志认真仔细地观看每件展品，对一些文物珍品还谈了自己的见解。他在展厅参观了两个多小时，直至闭馆时才离开。我同他步行至前门，他请我吃完饭后乘公共汽车回驻地，我亦返回慈宁宫。又过了几天，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来故宫参观文化展览，韩宁夫与湖北代表团的同志自然也不例外，这次韩宁夫是选择重点文物仔细观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韩宁夫先后担任湖北省的省长、省委书记，十分关心文物考古工作，多次亲临考古发掘现场，有力地推动了湖北文物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此为后话。

    1971年7月10日上午，我们吃完早饭后到慈宁宫上班，王冶秋局长却突然宣布今天休息，由陈滋德处长带大家到颐和园玩。我因数月的布展工作忙碌，身体十分疲劳，而且在北大读书时常到颐和园参观，因而提出在慈宁宫外的宿舍休息。王冶秋局长却不同意，说今年谁都不准留在慈宁宫，全体人员都必须到颐和园。稍后，文物局的一辆大巴将我们拉到了颐和园。下车后大家议论纷纷：“是谁来参观把我们都赶了出来？”有人说：“是不是毛主席来参观？”话间一落，马上有人反驳：“毛主席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不可能白天来参观”。

    也有人说：“会不会是周恩来或林彪来参观？”周总理是十分平易近人的，不会将大家赶走；林彪很少看博物馆，专程到慈宁宫参观的可能性很小……大家在颐和园边走边议论，终无结论。下午5点左右，大巴将我们拉回了慈宁宫，一切如旧。第二天上班时，我见到王冶秋局长的司机顾师傅，问他昨天是谁来参观的，顾师傅表示亦不知情，我们也不敢去问王冶秋局长。数日后，《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都刊登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从巴基斯坦到北京秘密访问的消息。这则消息发表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前几天到慈宁宫参观的神秘人物，原来是基辛格。

    展览正式展出前夕，王冶秋局长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到慈宁宫审查。郭老从头至尾地认真审查了每件展品及其说明，认为很好。当时在北京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等的文物展览均已关闭，因此，“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可谓是“一花独秀”。正式展出之初，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军队许许多多领导都来参观，掀起了参观高潮。有一天，很多军队的领导来参观，北京展览室的吴梦麟急忙赶来告诉我说，你们省军区的司令员陈再道也来参观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江城武汉，造**派“打倒陈再道！”的标语与口号，让江城人知道了“陈再道”这个名字，但陈再道司令员我却从来未见过，于是我紧跟吴梦麟找到正在观看展览的陈再道司令员。仔细看来，陈司令员的个子不高，但非常壮实，人也十分和气，他头戴军帽，身着普通军衣，脚上穿一双麻制草鞋，非常朴素。

    一天上午，我突然发现邓颖超同志也在参观的人群中。她仔细地观看每一件展品，并询问有关情况。我的一位在中央乐团弹琵琶的好朋友方国庆，看到邓颖超同志后，拿起乐槌敲击江陵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国彩绘石编磬，演奏了《白毛女》歌剧中的黄母出堂乐曲。邓颖超同志听后非常高兴地说：“应将它搬上舞台。”还有一天，在众多的参观者中，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及其夫人蔡畅（时任全国妇联主席）来到了湖北展室，蔡大姐看到建始巨猿洞出土的巨猿牙齿化石后对我说：“这个人的牙齿这么硕大，人也一定非常高大。”我解释道：“这是巨猿牙齿，不是人的牙齿。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蔡大姐随即说：“你马列主义学得好。”当年我才31岁，看到国家领导人这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非常感动，也倍受鼓励。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自布展与开放以来，全体参展的工作人员都十分辛苦。1971年9月上旬的某日，王冶秋局长宣布休息一天，除留下二三人值班之外，其余同志都到天坛参观，我因已多次到过天坛而被留下值班，就是这次值班，让我有幸见到了陈毅元帅及张茜同志。这天下午3时左右，在王冶秋局长的陪同下，陈毅元帅及其夫人张茜来慈宁宫参观展览，稍后，他们一行就来到了湖北展室。张茜是武汉人，到家乡展馆参观自然更加高兴。她很亲切地问我：“你是湖北的？”我回答：“我是湖北省博物馆的。”张茜说：“听你的口音像是广东人。”我说是福建人，大学毕业后分在湖北工作……陈毅元帅当时已患癌症，警卫员搬凳子让他坐着看。我也给王冶秋局长搬个凳子坐着，两人边看边谈，十分尽兴。

    1971年9月上旬某一天上午，从北京故宫的西华门至慈宁宫戒严，沿途站满了哨兵，展览办公室通知各省、市、区参展人员坚守岗位，不要到处走动。我们心里明白，一定是中央重要领导人或重要外宾前来参观。果然，在上午10时左右，一批军人来到了展室。我们很快就认出了其中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等人，他们身后紧随着警卫员。他们边走边看，不要求讲解。我们都静守在展柜旁边，不敢乱说乱动。黄永胜个子很高很壮实；吴法宪时任空军司令员，个子矮胖，走路时是个倒八字脚，两手的食指残缺；叶群的个子也不高，身着军装，与他们边走边谈。他们很快就看完整个展览，沿途戒备也解除了。这批人是林彪在军内的主要干将，当时社会上有许多传闻，他们一起来参观展览后，大家议论纷纷。

    也是在1971年9月上旬的一天傍晚，我们在食堂吃完晚饭后刚回到宿舍，突然接到通知，要求各省、市、区参展的同志马上到展室准备一两件最重要的文物，供中央首长来参观时看。我们进慈宁宫展室时，周围已有卫兵戒备。我们猜想，毛主席是晚上工作，这次一定是他老人家来参观。慈宁宫是座木结构建筑，因怕失火而未安装电灯。当时，我们都拿着手电筒到展室准备文物。根据展览办公室安排，我们要送一件战国时期楚国的彩绘石编磬，我们便很快将这件彩绘石编磬放在一个可以两人抬的木箱里，抬到展览会接待室前面的院子里排队等候。我心里想，可以见到毛主席了，内心激动不已。见到前面从接待室出来的同仁，我急忙问：“是毛主席吗？”回答却是：“是江青，不是毛主席。”我很失望。到我们送彩绘石编磬进接待室时，只见江青坐在凳子上，面前罩有黑纱，让人看不清她的脸。她看了我们抬进去的文物一眼，就叫抬走。这次接待工作，前后还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后，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人都来参观了，到中国访问的外国代表团也必定来参观这一展览。1971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们上班时看到慈宁宫里外戒备森严，办公室通知大家：今天有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来参观，要大家坚守各自岗位，做好接待工作。10时左右，海尔·塞拉西皇帝由郭沫若副委员长陪同来到湖北展室，郭沫若副委员长择其重要文物向他作介绍，海尔·塞拉西皇帝听后，不断地点头称赞中国古代文物精美。海尔·塞拉西皇帝一行分为三个参观小组，每个小组约相距一个展室的距离。五位公主为第二小组，随在海尔·塞拉西皇帝一行的后面参观；第三小组是随团来访的众大臣。参观结束后，我们都到慈宁宫大门口欢送海尔·塞拉西皇帝一行。

    次日上午，随海尔·塞拉西皇帝来访的宫女、工作人员与机组人员也前来参观。埃塞俄比亚是1970年与中国建交的，海尔·塞拉西皇帝是两国建交后埃塞俄比亚第一次访问中国的皇帝。当时他年事已高，但很健壮。海尔·塞拉西皇帝在参观完慈宁宫后要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见，听说途中海尔·塞拉西皇帝提出要参观北京故宫的三大殿，这就给我方出了一个难题，因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故宫博物院已闭馆。无奈，郭沫若副委员长只好将车队绕到故宫午门外让他看了看。

    美国总统尼克松率美国代表团于1972年2月21日至28日来中国访问，这次访问确定了中美关系的几个基本原则，是中美关系的重大历史性转折，为1979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尼克松总统在北京访问期间，也曾于一天上午9点多来到故宫慈宁宫参观文物展览。参观后，尼克松总统说，中国真的是个文明古国，你们一说就是几千年前的珍贵文物，而我们美国只有200年历史……

    在故宫慈宁宫举办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受“乒乓外交”的启迪，向国务院递交了准备出国举办文物展览的报告，周恩来总理很快就批准了。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筹备办公室成立了，办公室下设政治、业务、后勤三个部门，并从全国各省、市调集了大批文物，依历史年代分成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战国秦汉、唐宋、明清等几个部分。这个展览的筹备工作在北京故宫西华门内的武英殿，也就是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攻进北京后称帝登基的大殿。经过一年余的筹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于1973年先赴法国巴黎展出，后又赴英国伦敦展出。在英、法展出期间，受到英、法人民的广泛好评，参观展览的人络绎不绝。尔后，又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欧洲等国展出。文物传深情，友谊联四海，“文物外交”发挥了增进友谊，架设桥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的成功举办，也推动了全国的文物工作。此后各省、市的文物部门也纷纷举办当地出土文物展览。这些展览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祖国的历史，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发展。（《世纪行》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