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房县《抗战日报》

2014-09-15 21: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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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节节深入。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有志之士，奋不顾身，投入抗战。我从上海大夏大学回到武汉，1937年冬，与许荫民、许承宙等约集房县旅汉学生十余人，组织抗日救亡宣传团，共推许荫民和我为正副团长。千里长途，沿途宣传，返回房县。

    回房县后，面临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无合法机构，因在当时不经政府批准，是不能成立机构的；二无经费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宣传工作，如何安顿回县学生，我与许荫民商请程松卓先生陈后为我岳父设法解决。程是前清秀才，在武昌读法政大学，民国初年任均州审判厅长及四川省丹棱县知事，后在山东省政府当秘书，抗战前两年回房县闲居，在县中享有声望。程先生得知省政府命令县成立县动员委员会的消息后，亲自找县长邱仲川商量，成立了房县抗战动员委员会，邱仲川兼任主任委员名义；程松卓以副主任委员主持。许荫民和我分别任县民教馆长、西关小学校长，又兼任动员委员会专任委员；我分工负责动员委员会的宣传。原来抗日救亡宣传团的人员安置在动员委员会工作。

    1938年春，共产党员雷天鸣（原名雷盈鉴，鄂西北解放战争时英勇牺牲）回到房县，与许承宙在城郊学校及居民中教唱抗战歌曲及话剧演出，一时间，房山县城郊到处响起了高亢的抗战歌声。那时，当地群众渴望知道抗战消息，而外地报纸，以交通不便，辗转传递，颇费时日。有鉴于此，动员委员会成立后，即着手筹办《抗战日报》。开始消息来源、经费、刊行等等，困难重重。后经多方奔走交涉，终于一一得到解决。报纸篇幅为16开。我和许荫民、雷天鸣主持编辑出版。雷天鸣是在县动员委员会成立之初回来的，后推选为动员委员会委员。《抗战日报》是房县有史以来第一张出版的报纸，它的诞生，使山城人民耳目一新。

    报纸以报道抗战消息和国际新闻为主要内容，以激励人民爱国热忱，动员人民抗战为宗旨。消息来源，则商请县无线电台台长朱韩修义务供给，如朱有时太忙，则由医生屈子昭用耳机收听广播供给，千方百计克服在山区办报的困难。

    共产党员庞俊(原名庞进禄)以合作社主任名义适于此时来到房县，许荫民、张云冕、雷天鸣、许承宙等与庞取得联系，乃得在其领导下开展工作。

    报纸发行之初，日销200份左右，订阅户主要为城关、下店镇、青峰、大木等镇市，后来发行量增到400份左右，发行区域扩展到郧县(当时八区专署所在地)、竹山县等地。

    抗战宣传，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揭露阻碍抗战的社会黑暗面；在封建势力把持下的房县，也就决定了《抗战日报》在工作上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不怕阻力甚至承担风险地进行斗争。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兹按时间顺序，叙述数事，以见梗概。

    房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兼县教育科长陈存浩，在县作威作福，到处伸手要钱，惹起了许多有正义感者的愤恨和蔑视，但对他无可奈何。1938年五六月间，他在西关三官台一个汉阳人开的客栈里，同一大批黄陂、孝感等县旅房县的商人通宵聚赌。我同雷天鸣同住在西关，掌握陈这方面的确凿事实后，便在报纸上登出了他的聚赌丑闻，给这位权势人物当头一棒，此举大快人心，也为报纸树立了敢于摸老虎屁股的声誉。陈存浩对《抗战日报》自然极为仇恨，只因事实俱在，不敢公开报复，但在心中却极为仇恨我们。

    一天，县城北面桃园的一个农民的耕牛在山边摔伤，这个农民便将牛宰杀出售了。这本是很合理的事，但地方保甲长却在借机敲诈勒索未遂之后，诬报这是屠宰耕牛(当时屠宰耕牛是违禁的)，请县政府惩办。报社根据事实真相，揭发了保甲长贪污、欺压的罪行，刺到了地方贪污之徒的痛处。

    距县城西30华里的军店，是房县较大的一个集镇，街道长两华里，商店及住户，鳞次栉比，居民甚多。动员委员会宣传队在城郊屡次演出话剧时，观者如堵。其时保甲长买卖壮丁的现象，在在惊心，实为抗战时期一大弊端。如果不揭发这种弊端，予以惩治，仅仅以口头及文字宣传抗战，又何能鼓动大家积极起来抗战？我同雷天鸣决定到下店去演抗战话剧，就便了解掌握一些买卖壮丁的具体情况。我们到下店的当天晚上，就有许多农民到宣传队住地，向我们诉说邓保长买卖壮丁的事实。我们将买卖壮丁的人名、住地、时间，开列一纸，共有十几人之多。

    第二天在显圣殿前大广场上演出时，前来观看的有一两千人，邓保长也来了。我出其不意在戏台上把邓保长喊出，派人监守，并当众宣布其买卖壮丁的具体情况，并宣布将他送县政府惩办。这时，台下掌声雷动。第三天，我们到上达河演出时，沿途遍贴欢迎我们宣传队的标语，令人十分感动。《抗战日报》随后也登出了宣传队惩治邓保长的消息，读者高兴，县政府却十分狼狈。

    以上数事，使县长邱仲川、陈存浩两个权力在握的人恨之入骨，大有对动员委员会的人及《抗战日报》若不除去，则县无宁日之感。他们既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抗战宣传，更无查封《抗战日报》之合法理由，不得已而求其次。邱仲川指使其侄儿在县政府办了一张不定期出版的小报，与《抗战日报》相抗，但是他们拿不出一点像样的东西来，他们自认为的杰作，是一次刊登了一幅名为《动物会》的图画，以影射谩骂动员委员会，盖因当时人简称县动员委员会为“动委会”，“动物会”者，“动委会”之谐音也。画面上画了几个动物，影射动员委员会及办报的人。

    然而，这位县太爷的贤侄竟然忘了他的叔父大人是动员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了！这张报纸一出，立即引起爱国青年及有正义感的人的愤慨：程松卓当即以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名义书面责问县政府，我同许荫民、雷天鸣、许承宙四人找到邱仲川当面提出抗议。邱见势不妙，被迫宣布停刊。他们本来准备砸别人的头，却不料结果反砸了自己的脚。

    邱仲川、陈存浩经过几番较量，也自感威信扫地。不久，便都离开了房县。

    接邱仲川县长任的是湖南攸县人徐硕俊。徐在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前卫日报》社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此人比较开明，对《抗战日报》比较宽松。但接任县党部书记长的陈松却与徐不一样，到房县后处处与《抗战日报》过不去，较其前任陈存浩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在徐硕俊看不起党棍，认为陈遇事掣肘，因而与陈貌合神离，不与合作。

    陈松到房县后，即暗中放出谣言，说《抗战日报》是共产党操纵的报纸。这时庞俊已离开房县，陈这样造谣，是把《抗战日报》编辑人员视为眼中钉，必欲拔除之而后快。一次，陈松在许多人参加的会议上，盛气凌人地对《抗战日报》进行指责、造谣，说报纸“受共产党操纵”。这时，我忍无可忍，拔出手枪（当时，地方时有抢劫事件发生，我带有动员委员的手枪自卫）指着陈松质问：“《抗战日报》宣传抗战，宣传抗日，难道这也有罪?谁是赤色分子？你拿出证据来！”陈松被问得哑口无言，但他色厉内荏，仍然咆哮。陈经此打击，认为有失威风，第二天就离开了房县。但他不肯善罢甘休，随即向第八区专署告状，说了《抗战日报》的不少坏话。从此，《抗战日报》处境更加险恶，编辑人员也随时面临被迫害的危险。

    我那时年青气盛，看到日军侵略，国家危急，以爱国热忱，不计其他，对于坏人坏事，敢于揭露，因之招来了迫害。1939年农历八月五日，徐硕俊派科长黄能秘密通知程松卓先生说：“刘（翔）专员已密电县政府暗中监视张云冕，让他赶快走，免遭危险。”我即于翌日离开房县，前往川黔。雷天鸣随后也前往老河口等地。《抗战日报》至此停刊。

    报纸停刊，但余波仍在，1940年冬，我以为时过境迁，事已平息，仍又回到房县。然而就在我回房县后的第三天早晨，就被房县三青团宋秉彝、刘述之等带地方团队逮捕。幸得程松卓先生极力营就，始脱于难。（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六辑，本文作者张云冕，时为房县《抗战日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