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邓演达在武汉的活动

2014-09-15 21: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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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后，中国革命曾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时人评论“邓演达三字已成为中国革命黄金时代”的象征。这当然不免有溢美之处，但邓演达确实是与大革命的黄金时代共荣辱、相始终的。按他在大革命武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把他在1926年9月至1927年7月这10个月的经历，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人三主任”，主政湖北、武汉，影响及于全国

    在汉阳、汉口光复后，蒋介石于1926年16日在汉口筹设湖北临时政治会议，自任主席，掌握湖北、武汉“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但因战局变化，他要离鄂赴赣，唯恐大权落在俨然要与他一争高下的代主席唐生智之手，临行前致电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将湖北、武汉的军事交唐生智办理，民政交邓演达为首的湖北政务委员会，财政交陈公博为首的湖北财务委员会，有意把军事、民政、财政三权分立，以便架空唐生智。同时任命邓演达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节制所有在汉各军；任命陈可钰为武昌攻城军司令、陈铭枢为武汉警备司令，邓演达的胞兄邓演存任汉阳兵工厂厂长，进而削弱了唐生智在军事上的影响。不久，陈公博亦去江西，财政划归政务委员会。邓演达身兼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和湖北政务委员会主任，一人而兼三主任，权力兼及军、政、财三方面。时人写到：“武汉的政府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政府，现在还没有明朗化。……谁在统治武汉呢?邓演达将军。他是国民党左派、南军总政治部主任、优秀的指挥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任命的这里的高级权力机关是湖北政务委员会。”情况正是这样，从1926年9月中旬蒋介石离汉到1926年12月13日武汉党政联席会议在汉代行中央和政府权力的三个月里，邓演达可以说是湖北、武汉地区的“最高负责人”，或武汉政府的“中心”、“重心”，主政湖北、武汉，影响及于全国。

    在两汉初下，武昌仍在围困之中时，北伐军政治部即派郭沫若于9月10日在汉口设办事处宣传国民革命军的政治主张，支持已组织的工会公开，“无组织的便重新加以组织”，并查封军阀的逆产，“封了两家很反动的报纸”。在他们辛勤努力下，“民众团体遂渐地产生，民气高涨了起来，汉口的局面便顿然改了旧观。”汉口当时一份有影响的刊物评论说：“湖北在军阀铁蹄时代，奸商、政蠹、省议员、将军团等，互相勾结。人民受其痛苦，真如水深火热。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宣传队即首先以铲除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为口头禅。人民重见天日，莫不欣喜若狂。”邓演达汉口、武昌两头跑：一时接见汉口各界代表，阐述北伐军的宗旨和政策；会见各国领事，宣传北伐军的对外政策，希望他们劝侨民各安各业，不要阻挠北伐军的行进；还在汉口接见武昌敌军中过江来商谈起义投诚的代表，分化瓦解敌军；接见武昌城内群众的代表，设法解决城内居民断炊的问题。一时又到武昌，协助攻城军司令统筹破敌之策。为了打击城内负隅顽抗之敌，他们调来中山一号、五号两架飞机，炸毁了敌人的电台、炮台。又指挥黄埔军校工兵科、第二军工兵队以及安源矿工，从洪山南侧开挖两条通往宾阳门和通湘门的坑道，一直挖到城基。邓演达是学工兵的，从勘测到施工，他都亲临指导。武昌城10月10日被攻下那天，邓演达正在汉口主持汉口各团体的群众大会，消息传来，全场欢声雷动。邓演达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始有余暇入浴”，竟发觉肉腐烂，其任事之艰苦卓绝，盖可想见。

    北伐军总攻武昌时，邓演达即派政治工作人员随军入城，“竟日在城内遍贴标语，散发传单，及沿街对人民宣讲。14日又将政治宣传队员分编为15队，分区划段，规定宣传大纲，每日均出发向人民宣传”。当时报载：“现时遍城中无论各街道小巷，到处都有该军各政治部之标语传单，及碰见该军宣传队之旗帜，政治宣传之演讲。足见该军对于求军民合作之殷，所以到处都受人民欢迎也。”

    北伐军进驻汉口不久，总政治部和以董必武为首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市党部召开工界恳亲会，决定由政治部督促各工厂迅速开工，惩办工贼，由省党部负责组织全省总工会。武昌攻克的次日，政治部即搬到武昌阅马场红楼，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合署办公，彼此在推动工农运动发展上通力合作。11月又合组了一个劳资争议仲裁委员会，负责调解日益增多的劳资纠纷。

    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邓演达在武昌攻克后即加强了政治部建设。他把政治部分为前方和后方两个部分，后方政治部管辖粤、桂、滇等省，由孙炳文负责，前方政治部管辖湘、鄂、赣、闽、川、黔等省，由他亲自负责。政治部设主任、副主任，下设一处、三科、一委，再下设股。政治部人员也授军衔，主任邓演达为中将，副主任兼编史委员会委员长郭沫若为少将，秘书处长兼宣传科长朱代杰，总务科长郭冠杰、组织科长章伯钧等为上校。除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三军朱克靖、四军廖乾吾、五军李朗如、六军林伯渠、七军黄日葵继续留任外，又向唐生智的第八军派去彭泽湘任政治部主任，这是他在与中共方面商议后从中共湖北区委书记任上调去的。这样，除蒋介石嫡系第一军外，北伐军主力的七个军都设有政治部，政治部主任都是共产党员。他还派共产党人安健去新组建的第九军任政治部主任，重点作刚刚加入北伐军的贺龙、杨其昌两个师的工作。派包惠僧到新反正的夏斗寅的独立第十五师任政治部主任，耿丹到新改编的刘佐龙的第十五军任政治部主任，又派季方任政治部驻江西代表、江董零任驻福建代表，开展新光复地区的工作。据苏联顾问回忆，蒋介石在他的嫡系第一军战绩不佳时，也“迫不得己地恢复了连队中的党代表职务，为此向邓演达要人。在来到这两个师的政工人员中间有12名共产党员。”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革命人才的需要甚急。邓演达10月10日便在政治部后楼设立政治训练班筹备处，以包惠僧为主任，校址在武昌大学，计划招生500人。邓还在与苏联顾问谈话中提出：“黄埔军校今后的前途问题固然重要，但是为了革命，现在更需要就在武昌这里建一个新的学校，而且我们还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武昌军校。……应当使更多的团长、营长得到深造的机会，而且深造这项工作最好不在黄埔军校，也不在广州，而是在这里，在武昌进行。”恰这时国民党中央确定在武昌另设中央军校分校，将黄埔军校内政治科移武昌，原政治训练班筹备处从10月27日开始改为在武昌筹设中央军校政治科，邓于11月2日被委任为政治科主任。先在武昌紫阳桥烈士祠边找了一所停办的中学为校址，邓嫌它太小，难容500以上的学生，“须找一个像黄埔军校那样的校舍才行”。包惠僧跑了几天，最后定在当时是省立第一师范的原南湖书院旧址。以邓演达为主席的招考委员会旋即向全国发出了招生信息，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奔走相告、踊跃报名。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地方组织更遴选了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负笈来汉。经过初试、复试，最后录取986名男生，195名女生。一批未被录取的青年，经过考试，进入设在武昌南湖的学兵团。12月9日，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政治科教务会议，确定了教务科目与编写讲义人员。16日又召开了教课事宜会议，出席的教官有李达、李汉俊、毛泽东、恽代英等人，宋庆龄、李立三等则被聘为特别演讲人员。12月下旬和1927年1月1日，中央军事学校政治科学生500人和炮兵科学生800人、工兵科学生400人陆续来到武汉。武汉的分校不仅有黄埔五期的政治、炮兵、工兵科，又有新招的第六期政治科，总人数达到3000人左右，于是在1927年1月19日正式改名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邓演达被任命为代理校长。

    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办的《革命军日报》随军迁来武汉后，以潘汉年为主编(后改为杨贤江)，同时又编印了《社会月刊》、《一周时事述评》、《政治工作周报》、《军人俱乐部》等刊物。政治部还支持第八军前敌指挥部办起了《武汉民报》，由曾钟圣(中生)、张菘年(申甫)前后任主编，办起了《前敌》周刊(后改为旬刊)，支持第七军办《大志愿》周刊、《社会月刊》，第十一军办《血路》周刊，第十五军办《重光》周刊，军校和学兵团分别办《革命生活》日刊和《学兵》日刊。应该肯定，政治部的工作是有声有色的，国民革命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都与此分不开。

    作为总司令部的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负责节制在湖北、武汉的军队。当时在汉的军队主要是第四、八军。四军由邓演达的族叔邓仲元(邓铿)创建的粤军发展而来，内中共产党员多，战斗力强，北伐中荣膺“铁军”的称号。邓演达同粤军将领同乡同学又是多年的同事，他在军事政治党务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很大。尤其与四军的几个主要战将张发奎、陈铭枢、叶挺、黄琪翔关系甚笃。先是四军主力十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副军长兼十一军军长的张发奎在政治上是完全跟邓演达走的。当蒋介石兵败于南昌，几至被俘时，武汉有些人以隔岸观火的态度，等待着看蒋氏闹笑话。少数人则以南昌久攻不下，为之焦急。邓演达以大局为重，令张发奎、蒋光鼐率四军的四个团东下驰援，协助李宗仁的第七军攻下九江、南昌。八军唐生智从汉阳获得大批武器弹药，队伍发展很快，蒋介石盼望邓演达成为他的化身来控制唐生智。虽然邓也在极力观察和了解唐，但在处理财政问题、汉阳兵工厂的人事问题以及军械问题时，都能秉公办理。唐生智要邓派人去八军政治部工作，他即商同中共方面同意，派时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的彭泽湘带张其榷、曾钟圣、熊受煊等共产党人去八军，并于10月20日为该军创办机关刊物《前敌》杂志。该杂志在一篇反驳攻击武汉工潮的文章中写道：“工潮与革命，实不相反，而且相成。日前唐总指挥致湖南省政府一电有云：近来农村纠纷之激烈，乃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斗争之必然现实’。至理名言，我们应当深加领略；农村纠纷如此，工厂纠纷(工潮)亦然。”这明显是用唐生智的话来达到支持工农运动的目的。因此，当邓演达调八军山炮营和黄埔工兵科同援江西时，唐慨然应允。邓还派中山二号、五号飞机往江西参战，并向江西运去大批军饷、弹药。邓的这些行动，有力地支持了江西战局，给另一个北洋军阀头目孙传芳以沉重打击。

    除关心东南战局外，邓演达还从军事战略的角度，争取和改造长江上游的四川军阀。他曾向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公建议：“北伐一定成功，要取武汉，……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大，共产党同志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当朱德作为杨森的代表来汉输诚时，他不但同意杨森的军队参加到国民党这一方，而且命令朱德挑选一批约三、四十人的政治工作人员，带他们回四川，在杨森军队里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接着致函杨森“委任陈启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未到任前，着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朱德兼代”，“委任唐午园为贵军宣传队队长，率领队员二十人前往工作，着归朱德代表指挥。”同时还接受中共方面的建议，派刘伯承到四川去运动杨森、邓锡侯的部队。虽然杨森首鼠两端，最终还是站到了反革命的一方，但邓的工作对分化瓦解军阀势力，一定时期稳定武汉上游的局势，仍起了很大作用。邓还派人对西北的冯玉祥和闽浙一带的部队作了大量工作。

    一个时期，外电盛传蒋介石拟将江西战场留给他人指挥，自己则去福建。从大局出发，中共中央很不赞成，特紧急指示在汉的张国焘和中共湖北区委：“如果有此事，望即告加(伦)邓(演达)，切努力阻止之。”加伦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中共中央用他来影响蒋是自然的。寄希望于邓，则反映了邓与中共的关系以及他在北伐军事战略方面的影响。

    在汉阳、汉口光复，武昌尚在围困，湖北的许多地方还未拿下时，邓演达受命于9月23日就任湖北政务委员会主任，主持湖北、武汉的政务。陈公博离汉后，湖北、武汉的财政也由他统筹。当时的政务委员由蒋任命，左、中、右的人都有，但因有邓演达领导，又有李汉俊、詹大悲、邓希禹、张国恩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辅佐，还是起到了一个临时革命政权的作用。第一次政务会议，明确宣布行使湖北已光复地区的权力，通过了文官任免规定，司法事务管辖，象鼻山煤矿管辖等议案及委员会办公细则。9月25日，邓演达在汉口各界代表会上宣布，湖北的政务、财政暂由他主持，“对于湖北政治，必须彻底整理，其对于各县县长任用，取决考试录取，再予以适当的训练，务使为地方造幸福，为人民解除痛苦。”当天和次日，任命麦朝枢、詹大悲、郭沫若、刘赓藻(后由张国恩兼代)为委员会秘书处长、建设、教育和民政科长。接着又陆续任命了汉口、武昌市长以及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和司法委员。在邓演达的主持下，湖北政务委员会在恢复与发展湖北、武汉的经济以及政权建设上，都有一定的建树：

    第一、恢复与发展经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的统治，湖北、武汉的经济已经凋弊不堪。北伐军攻克武汉前后，一些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企业以及与帝国主义军阀有联系的厂矿企业，纷纷抽走资金，缩小生产和营业规模，甚至关厂关店。摆在邓演达面前的形势是：百废待兴，经济问题成堆。戎马倥偬，邓演达和当时许多领导人没有也不可能认真坐下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但他还是力所能及地去做一些事。在由他参与制定的《湖北最低限度政纲》里，确定“湖北省政府应尽力整理省有生产机关，规定奖励实业之切实办法，改良市政，恢复交通，以利商旅，尤需速筹水利款，修复已溃灾垸与加固未溃堤防”，还“应采取适当步骤奖励国货及土货之输出，并铲除关卡税局之一切税弊，同时希望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之商人与政府合作，以迅速达到此目的。”

    临时政务委员会专门设立了农务、水利、林业各局，农务局以武昌、宜昌、襄阳三地为中心，将全省分成鄂东、鄂西、鄂北三个农区，分别掌管本区内的农事、蚕桑、棉茶、畜牧、水产等事务。省农务局在作物品种的调查、征集、交换及改良、病虫害之驱除、预防及标本制作、农产品制造、耕地整理、农具改良、气象观测等方面，不断给各农区以指导。为了取得直接的生产经验，省里接管和兴办了一些试验场，包括湖北农桑试验场、汉阳黑山农林试验场、襄阳农事试验场、荆州第一棉业试验场、钟祥第二棉业试验场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湖北地处长江、汉水流域，每当春夏水涨，沿江堤防经常被冲溃，大批农田被淹，成千上万人民流离失所。1926年夏，上车湾堤溃，监利、沔阳、江陵、潜江、天门、汉川、汉阳、嘉鱼、荆门等县一并付之汪洋，几百万人背井离乡，淹死的人数以万计。沔阳七百二十一垸，除个别逃离者外，几乎是阖村阖家浸没。临时政务委员会成立后组建的第一个职能部门便是水利局，并委任著名的国民党左派詹大悲为局长，主管全省水利及堤土、闸工等修防事宜。省水利局确定武汉附近各堤闸工程及各县灾区、溃堤及特别险要工程，由局派员分途勘察筹修。另在黄州、沙洋、郝穴分设汉黄、襄河、荆河水利分局，具体管理武汉至黄梅一段的长江、汉江以及长江在荆州一段的水利、堤闸。计划的重点工程有长江的车湾堤、简家湾堤、汉黄堤、黄梅马华堤以及钟祥的四三堤等，估计需要三百四十七万余元。在军需浩繁、财政紧张之际，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决定将武汉江汉关所收附加税拨出为堤工费，又将北京赈务督办转华洋义赈会拨付湖北款项，“以半数交水利局修堤”。为赶在水枯期间开工，先拨10万元给省水利局抓紧进行。据詹大悲报告，当夏初洪水到来以前，已完成计划的堤工占百分之九十，只有马华堤因江西、安徽两省款项未到位，而未完工。

    工矿业方面，由詹大悲兼任湖北官矿局长，他大力扫除官矿原有封建恶习，裁汰冗员，杜绝贪污，将每月日常开支减至15000元上下。在任三月，仅售交东亚公司矿砂即达3万1千余吨，计洋11万元，除偿还前任所欠东亚公司7万元及其他支出，尚存矿砂2万余吨，结存3800元，使湖北国有矿山的面貌大为改观。

    市政建设方面，政务委员会也有一些规划和举措。为方便行人往来，扩展城市，建设新武昌，10月19日发布布告决定拆除武昌城垣，并以万声扬为拆城委员会主任。汉阳门城墙的拆除工程最早动工，由政府招商承办。计划在拆城后兴建四条马路：由汉阳门沿长江修马路一条；由望山门修马路一条直达鲇鱼套车站；由阅马场修马路一条出大东门至洪山；由武圣门街修马路一条先至琴园，以后再延伸至徐家棚车站。汉口六渡桥到怡园一带的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六渡桥到江汉路一段)长达935米的石渣黄泥路年久失修，凹凸不平，影响交通，妨碍商业交往，决定将它翻修，改为水泥路面，于1927年1月招商承包，2月21日开始施工。供应武昌方面电力的武昌竞成股份有限公司，因资金困难，面临停业的危险，政务委员会考虑到武昌为“省会之区，军民两政机关林立”，一旦停电，不仅妨碍政务设施，“且与省会治安亦时时发生影响”，特别指示省财政部门每月拨洋4000元，以维持竞成公司的电力供应。

    第二、澄清吏治，建设廉洁的革命政权。北伐军入汉以前，“湖北处于军阀铁蹄时代”，可谓“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人民受其痛苦，其如水深火热。”为澄清吏治，建立廉洁的革命政权，决定将文官任免法制化、规范化。先后讨论通过了《文官临时任用条例》、《湖北文官临时惩戒条例》、《湖北文官推荐实施细则》、《湖北文官考试办公处暂行条例》等条例和实施细则，决定将荐任科职以下文官的任用程序分为推荐、考试、训练与任用四项，提倡公开的竞争性考试，考试合格再以相当的训练，然后才授予实职。政务委员会在武昌罗祖殿街设立了湖北文官临时养成所，专门训练准备上岗的文官，训练期为三个月，所长先是张国恩，后为何翼人。

    政务委员会先后颁布了《湖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以及会议议事细则、办事细则、总办公厅简章等条例和细则，规范了一个远比1925年北洋政府公布的省政府组织法全面和有效的省政权模式，是我国地方政权建设的一个发展。同时还公布了《湖北行政公署临时组织大纲》、《湖北临时县司法委员会组织条例》、《汉口市暂行条例》、《武昌市暂行条例》等，为建设基层革命政权，稳定湖北、武汉的政局，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政务委员会还公布了《湖北政务委员会编制表》，确定了各级文官的编制和公费、俸给。主任和委员都是兼职，每月公费300元，科长以下为专职，科长俸给300元，秘书、股长240元，股员80—160元，事务员60—150元，书记60—120元，录事30元。待遇不算高，但足以养廉。同时还规定了“兼职不兼薪”的原则。邓演达在一篇总结湖北政务委员会工作的文章中说：“我们到湖北去的口号是‘澄清湖北政治’，所以一到汉口便设立政务委员会，此会的成立与发展，都是在军事的困苦艰难中，无力保护，虽然无大成功，但是有强大的意义表现出来，就是打破封建的政治独裁制，建设民主委员制，竭力帮助党务发展，打破城市乡村的封建势力的压迫，开农工运动的根基。”应该承认，邓演达在担任湖北政务委员会主任以后，以建设革命政权，稳定湖北、武汉的政局，推动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邓演达在武汉光复后的三个月里，一人挑起了军、政、财三方面要务，一时汉口，一时武昌，一时南昌，一时广州，担子之重，事务之繁，工作之累，可以想见。一个当时访问过他的日本记者事后回忆：“邓氏廉洁持己，生活俭朴，不修边幅，完全以牺牲的精神从事革命。……在那时候，蒋介石在南昌受了反革命的包围，只来武汉一次。只有邓氏一人在武汉，以不眠不休的精神，应付一切军事政治的工作。当革命高涨的时节，邓氏因过度疲劳的结果，陷入极度的神经衰弱症，然犹不自爱惜，无日不蓬头垢面，乘着小汽车，东奔西走，为革命尽瘁。他的这种精神，真令我们日本人也受了异常的感动，即帝国主义者也在暗暗的惊叹。”另一个日本海军的翻译也回忆说：“那时候，真是国民革命的黄金时代，尤其是总政治部的伟大的活动，真是令人惊叹。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即是邓演达氏，他的刻苦耐劳的精神，不单使在汉口的日本人感动，即远在国内(指日本国内——本文作者注)，亦尽注意于邓氏其人。在那时候，谁都深信只有邓氏是武汉政府内部的柱石，他的实际势力也超于汪精卫之上。”这些赞誉之词，是在他英年早逝后写的，而且那时他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处在被蒋介石残酷的镇压下，不可能是溢美之言。但不管怎样，在邓演达主政湖北、武汉这段时期，打倒了一个军阀吴佩孚，给另一个军阀孙传芳以致命打击，工农运动在发展，革命形势如日中天，可谓大革命武汉时期的黄金时代。

砥柱中流，维护革命政权，推动形势发展

    1926年12月13日，到汉的中央和政府委员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与已在汉的董必武、邓演达等在武汉组织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中央和政府的权力。邓演达是联席会议里“最重要的一员”，但湖北、武汉的大政方针，由联席会议决定。加上他经常在武昌、南昌走动，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苏联顾问鲍罗廷成了主要的决策者。在邓演达和蒋介石为迁都而生裂痕后，蒋于1927年1月中旬改派朱绍良主持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事务，要邓“对于总司令部事务不多过问”，邓的权力进一步受到削弱。但因全国的革命形势仍在发展，作为“真诚革命”并有较大影响力的邓演达，仍是当时的中流砥柱．维护革命政权，并为大革命的黄金时代继续书写光辉的篇章。

    1、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开中国外交史的新纪元

    帝国主义国家在疯狂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在重要的通商口岸都划定了所谓的“租界”。那里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统治制度”，实际上是中国领土上一个个的“国中之国”。他们可以以租界为基地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中国人甚至中国官员都不能在这块属于中国的土地上自由行动。一首汉口竹枝词唱到：“横沟界限任安排，划出华洋两便街，莫向雷池轻移步，须防巡捕捉官差”，生动地反映了包括中国官员在内的中国人都不能在租界随意行动的事实。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是清军还是民军，都被挡在汉口租界以外。但在北伐军光复汉口后不几天，也就是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进入汉口的第二日即1926年9月11日，“他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坐上他的一辆轿车，从江汉关穿过高悬着严禁中国武装军人入内的牌子，冷不防地闯入了租界禁地。当英国巡捕正在惊疑失措时，他的座车已如流星一般飞奔疾驶，又穿过法、日等国租界，绕了一个大圈子，才胜利的回到总政治部。……他如此蔑视帝国主义者，敢作敢为，压倒一切的革命精神”，自然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以后，正像一位苏联顾问描绘的那样：“在6月份，还不可能在租界里碰见任何一个中国士兵。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到处是一堆一堆的中国人，……苦力们不仅敢在‘欧洲贵族’的江岸上走动，甚至还敢在那里坐下来。军帽上佩有国民党党徽的士兵，若无其事地在印度巡捕老爷身边走来走去。”

    1927年1月3日，中央军校政治科学生在江汉关演出时，大批英国水兵从英租界冲出；用刺刀驱赶群众，使数十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1人生命垂危。4日，正在南昌参加军事善后会议的邓演达闻讯，即在会上慷慨陈词，表示：“我主张以全国人民为后盾，国民政府采取坚决态度进行交涉，藉此一举收回在汉口的英租界，作为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第一战。”当即回电武汉政治部机关：“政治科学生，竟被英兵戕害，死伤相继，无任愤悲，已请总座电外部严行处理，希就近督促办理，学生等应告惮忧。”同时电联席会议，建议乘势收回汉口英租界。在各界群众高涨的革命情绪和各方面人士的强烈要求下，联席会议于5日组织“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实际上收回了被英国人盘踞了66年的中国的这块国土。

    6日，九江英租界又发生英国水兵打伤中国工人，并向江岸发炮轰击事件。愤怒的群众当时冲进英租界，英租界的英人避居舰上，请求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贺耀祖派兵去弹压。但贺派去的士兵“纪律太坏，抢劫英界住居竟日”，在租界里的中国群众也“顿形慌乱，幸得各级政治部之人员，极力演讲劝告，群众始渐散去。”邓当即于7日由南昌赶到九江，“一面严函贺师长负责维持”，并加派第六军一营人入界，一面于8日晨亲赴英租界视察，决定组织英租界治安临时委员会，由“人民与政府合组之”，并推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任主席。“税务司洋交涉员因惊慌擅离职守，已嘱交涉员函令回署供职，以免税关事务停顿。”

    当英国人调兵遣将，“开战之声，日震吾入耳鼓”时，邓演达当即约见日本记者，严正表示：“英人欲用武力恢复，我等亦当以武力应付，盖中国人对外国枪弹之恐怖，已成过去。”2月19日、20日，英国人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签订协定，终于同意了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既成事实。

    2、挫败改都南昌的图谋，维护国共合作的政权

    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大革命洪流从珠江流域席卷到长江流域，武汉已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中心，迁都武汉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蒋介石曾经积极主张迁都武汉，认为：“共党势力在粤，迁之使其无所凭藉，易于取缔。”中共方面也认为蒋“因见唐生智等部势力之强大，已非他自己所能节制，想提高党的威权，且想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一面借此以范围唐等，一面杜绝汪精卫回广州取得国民政府领袖地位。”从革命全局出发，邓演达赞成迁都武汉。当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派宋庆龄与国民政府四部部长于11月16日先行赴汉为迁都调查布置后，他又与张发奎衔蒋介石之命于11月23日乘机飞赴广州，其中重要任务之一便是“与中央党部接洽一切”，敦促中央北迁。在中央11月26日作出正式迁都武汉的决定后，他乘飞机赴南昌向蒋介石复命，并于12月2日欢迎了路经南昌的宋庆龄一行。当晚，与叶楚怆一道和蒋介石“谈至十二时”。接着陪宋庆龄等上庐山与蒋介石进行会谈，然后又先回武汉于12月10日在武汉迎接宋庆龄一行。当到汉的中央委员、政府委员组成联席会议代行已经在广州宣布停止办公的中央和政府权力时，蒋介石是赞成的，“函电俱在，均可覆按。”蒋于12月19日、20日两日电邓演达：“对于武汉联席会议决议案。皆表同意。”但当联席会议闻讯中央和政府的两位代主席张静江、谭延?已到南昌，宣布国民政府即于1927年1月1日在汉办公时，蒋介石看见“革命与民主的空气弥漫了武汉，形成了新的革命形势，在武汉各军将领及国民党比较进步的人士，很自然地不知不觉地跟着革命的新形势走而形成了与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局面相对立的革命民主的集团，蒋介石不仅不能支配武汉，还要受制于武汉”，因而无视中央和政府的多次决议以及自己以往的主张，公然不让他们到武汉就职，妄图“挟天子以令诸侯”，改都南昌。1927年1月3日，蒋在南昌召开了一个所谓的中央临时会议，强烈要求“政府暂设南昌”。张静江、顾孟余公开支持蒋，谭延?也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但“邓演达坚决反对这一点”。1月15日，当蒋介石在汉口招待武汉各界代表时，各界代表都强烈要求蒋介石让中央党部和政府迁鄂。邓演达则把大家的要求归纳为：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刻迁往武汉，蒋总司令长久坐镇武汉。他的话得到众人的赞同，各界“一呼百和，极为热烈”，使蒋介石十分尴尬。邓演达认为蒋一时主张迁都武汉，一时又要改都南昌，“视党国如奕棋，失大信于天下”，故而坚持让蒋介石履行诺言。他这样一再顶撞蒋介石，自然使蒋大失所望。蒋当即免去了他的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职务，并加派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训练部主任、学生总队长兼南湖学兵团团长，周佛海任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架空了邓演达在分校的权力。蒋介石从武汉返回江西后，继续坚持己见。邓明知有危险，仍奉联席会议指示于1月下旬去江西说服蒋介石。邓在庐山与蒋进行了彻夜的长谈，蒋根本听不进邓的意见，只是大谈鲍罗廷对他怎么无礼，共产党人搞的工农运动怎么过分，彼此不欢而散。从蒋那里离开后，邓“大喝其酒，借着酒精，大哭了一夜……大概反蒋的决心在那夜下了”。当时，蒋介石借口要他担任总司令部代理参谋长，想把他也圈留在江西。当他与郭沫若从庐山去南昌时，几乎死于第三军的兵变之中。外面则传说蒋“软禁邓演达于南昌”。

    严格说来，邓演达以往与蒋介石在对中共和工农运动方面虽有歧见，两人并未发生过公开争执。蒋将湖北、武汉的军政大权交邓掌管，除了看中邓的个人能力、北伐战争中的贡献以外，当然也认为邓对自己还是忠诚的。邓本人对蒋政治上的所作所为不尽赞同，但也认为蒋是北伐军的总司令，北伐的大业还需蒋指挥。所以当他从武汉回广州后，还在总司令部的欢迎宴会上肯定：“此次蒋总司令在前方之努力，任何同志不能及他，一种坚毅勇敢之精神，任何同志不能不佩服，凡我同志应引为模范人物。”同时认为“个个党员、个个武装同志，都要如蒋总司令努力，亲爱团结，前途才有希望”。但政治部宣传科长、共产党人朱代杰却不歌颂蒋介石，而是强调党权，宣传拥护中央领导，发动工农运动，使蒋介石大为反感，1926年12月22日电令邓演达，批评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将宣传科代科长朱代杰“撤革”、“永不录用”，并将政治部移设总部行营，宣传科先移南昌。这使邓感到蒋对他的工作不仅不支持，且持反对态度。但他与蒋真正的反目，还是从这次迁都之争中看到了蒋“私心自用“，利用手中的军权，驾驭党权、政权，实行军事独裁的真面目以后。因此，当他从南昌又经九江逃回武汉后，立即与徐谦、吴玉章、孙科、顾孟余等于2月9日组织行动委员会，名义上反对昏庸老朽的张静江，实际上进行着一场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行为的宣传攻势。接着又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在2月24日召开的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宣言，明确提出“军队要绝对服从党的指挥”、“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思想的势力”的口号，并将武昌与南昌之争称为是民主与封建之争，是革命与妥协之争，是成功与失败之争。为了反对封建独裁，发扬民主精神，推动革命形势发展，邓演达从拥蒋、劝蒋走到与蒋彻底决裂的一步。

    由于中共和包括邓演达在内的国民党左派的努力和斗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如期于1927年3月10日在汉召开。会议肯定了联席会议的功绩，削弱了蒋介石的党政军大权，选出了一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进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领导机关，使国共两党在党内的合作进展到在国民政府里的合作；会议重申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支持蓬勃开展的工农运动，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会议还在《统一革命势力案》里决定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合作办法，并派代表参加共产党国际会议，更使两党由在党内的合作发展到两党以平等党的身份的合作。这次会议是民主对独裁、共产党人和包括邓演达在内的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斗争的胜利，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邓演达在会上十分活跃，以致当时的《北京晨报》评论说：“徐谦、邓演达为武昌派(即共产派)的领袖，在党中权力甚大，此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所议决各重要议案，半皆出自二人计划。”陈公博也认为邓演达和孙科是“两颗亮晶的明星”，在这次会议上是“唱大轴的”。邓演达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农民部长，并成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会议前后的明争暗斗里，邓演达更一柱擎天，果断处理了亲蒋军事势力的三次异动，才使会议得以顺利召开，武汉的政权得以稳定。

    (1)稳定陈铭枢出走后的局势，掌握了第十一军的军权

    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武汉的军事实力人物除唐生智以外，便是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以及第四军副军长张发奎。蒋以前与陈铭枢并无多大关系，是邓演达帮助他与陈“调情”，才使他任命陈为武汉卫戍司令，藉以牵制唐生智。在蒋1927年1月来汉期间，特意到租界的医院里探望陈铭枢，要陈“勉为其难，以后再说”，实际上是让他在武汉趁机而动。接着又让李宗仁来汉作了陈的工作。当陈2月份去南昌时，蒋更让陈警告邓演达“不要作共产党的尾巴，跟共产党人跑着太远”。同时让陈“分清是非”，站在他一边反对武汉方面。邓演达洞悉蒋的阴谋和陈的动向，在向陈指出了蒋的“违背总理遗教，反对总理三大政策”的问题后表示：“现在是革命的团结起来，不革命的反革命的淘汰出去，没有妥协的余地”，并在军事上作了必要的布署。陈见无法异动，只得于会议前的3月6日离汉赴赣。事情发生后，邓演达与唐生智次日即召集该军军官士兵谈话，并当即向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作了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主席团旋即命令第四军副军长张发奎兼代第—军军长，军委未成立前，武汉卫戍事宜由唐生智负责管理，武汉、汉口卫戍事宜由张发奎、李品仙分别负责。3月16日他又应张发奎之邀对第四军、第十一军军官讲话，鼓励大家坚定决心，“为农民工人奋斗牺牲”，“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赶快走开”。因为邓演达等卓有成效的工作，当蒋介石要陈铭枢设法把这支“部队拖出来”时，陈铭枢已感到无能为力了。至此，第十一军和第四军便在武汉国民政府的掌握之下，成为国民政府的坚强支柱。

    (2)果断处理工兵事件，惩办了军校的反动分子

    1927年3月10日，湖北省总工会在汉口血花世界召开宣传会议，部分工人喊出了“打倒军事独裁”和反对蒋介石的口号，引起武汉军校政治科第五期学员中的反动分子不满，纷纷冲进会场，殴打工人，并非法将4名工人押回军校。正参加第二届三中全会的邓演达闻讯，当即向全会作了报告，建议中央组织由他和恽代英参加的调查委员会，严肃处理这一事件。经过调查，认为这是军校中少数反动分子有组织、有预谋的行为，决定送回被拘捕的工人，并惩办肇事凶手。在此基础上，学校进行了一次查办反动分子的运动，先后处分了10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学校中的右派势力，使武汉军校成为当时的一个革命堡垒，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又一支柱。

    (3)改组军校领导，全面掌握军校领导权

    蒋介石1927年1月中旬到武汉后，虽然同意任邓演达为武汉军校代校长、恽代英为政治总教官，却将军校教育长、训练部主任、学生总队长、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以及学兵团长等职让他的亲信张治中、周佛海担任，妄图架空邓演达、恽代英在军校的权力。二届三中全会将武汉学校正式命名为中央军校，并以谭延?、徐谦、恽代英、邓演达、顾孟余等5人为教务委员会委员，以谭、邓、恽为常委，主持校务工作，实际上撤去了蒋介石的军校校长职务。蒋不甘心失败，又命张治中以军校学生和能掌握的兵力，趁机控制武汉政府。邓演达得到消息，即让张发奎派部队监视张及其党羽的行动，并代表国民党中央，要张辞去本兼各职，旋即在军校和学兵团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对国民党右派运动。张治中见无机可乘，遂离汉去南昌。不久，邓演达又以“周佛海在中央军政学校内事情太忙，体难胜任”，请求中央“另给他一个清闲位置”，让国民党中央免去了周在军校职务。周佛海也在不久逃离武汉。邓演达与恽代英旋即把经过甄别的1300多名学兵团学兵编入军校，将学兵团驻地南湖改为军校二部，由黄埔工兵科、炮兵科驻扎。又呈请国民党中央，任命施存统、侯连瀛、杨树松等取代了张、周在军校的职务。这样一来，武汉中央军校完全在武汉国民政府的掌握之下，在维护武汉政局的稳定以及讨伐杨森、夏斗寅的叛乱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支持农民运动，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

    武汉时期大革命农民运动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发动与领导的结果，与国民党左派，尤其是邓演达的努力也分不开。

    邓演达是孙中山先生“扶助农工”政策的忠实拥护者与执行者。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可以说就是农民革命”，“我们革命真能成功，非得到广大民众拥护不可，尤其是最大多数的农民”。在北伐军行进的过程中，邓演达曾在衡阳召开政工人员会议，要求政治部工作人员沿途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与组织农民。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努力下，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为北伐军侦察、通讯、向导、扫雷、交通、宣传、救护、送茶、送饭、慰劳直到拿起武器参战，并在驱逐北军后建立城乡政权。中共中央局在一份报告中说：“此次北伐军入湘入赣，得民众之援助极大，尤其在江西，农民参战更为踊跃。如攻新余时，北伐军已不支，农民用土炮(约二百人)逐走敌人，北伐军遂得冲上，在邓家铺时，北伐军不赖追击，农民替北伐军追击；攻入南昌退出南昌皆得农民之助力不小，不然，北伐军之损失更大。此外，如一路的送茶送饭，觅度肩挑，或代觅米粮等，则到处如是，给北伐军以种种便利”。汉口《市声周报》肯定北伐军：“一战而下长沙，再战岳州克，节节胜利，所向无敌，今则会师武汉之说，亦已达目的。……其胜利成份，半由于军队有组织、有训练，半由于平时宣传主义之得力，民意所归，其获胜实非偶然也。”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邓演达把政治部的工作重点转到农民运动方面。总政治部专门设立了农民问题讨论会，聘请毛泽东、恽代英、李达等为委员，每周星期六开一次例会，由邓和所聘委员作农民问题报告，并积极支持各地农民协会的活动。二届三中全会上，他与毛泽东共同拟订了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的议案，并在会上提出严惩阳新土豪屠杀农会干部的议案。作为处理阳新惨案的成员，他与吴玉章、毛泽东督促有关方面迅速查办了凶手。他因此在二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在此前后，他又和毛泽东、陈克文一道办起了培养全国农运人才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筹组了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为培养全国农运人才，推动全国农运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到1927年4月，全国省一级的农民协会或其筹备处已有十多个，有组织的农民达到1000万人左右。正像中共中央分析的那样，“在北伐军所占领的湘、鄂、赣等省的民众运动，的确是已走入革命道上，革命已深入到乡中去，每个小县每个小村中的人民，均感到一种新的印象，充满着新的企图……。这次中国社会内层的震动，较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更为深刻。”沉睡千百年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觉醒和农民运动的发动，极大地推动了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并对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总之，从1926年12月到1927年4月上旬，邓演达虽已不是联席会议和武汉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在政治中枢和军事方面的地位都有所削弱，但他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仍存。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里，他是无畏的战士，在处理革命内部矛盾、维护政局稳定方面，更是无私无畏、有勇有谋。这一段时间里，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不仅收回了两个租界，还光复了上海、南京，给另一个军阀孙传芳以致命的一击；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组织和运动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有这些成就，都有邓演达的努力和贡献。作为支撑武汉政局的中流砥柱，邓演达在青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力挽狂澜，回天乏术，转移战场

    到1927年4月上旬，大革命的洪流已波及中国十余省区，收回了两个租界，打垮了两个军阀，形势似乎如日中天。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各种蓄积的矛盾突然一股脑爆发出来，且一发不可收拾，形势急转直下。先是英美借口北伐军3月24日攻克南京时，侨民和领事馆人员受到伤害，下令炮轰南京，接着在上海至武汉一线集结陆海军部队。并于4月11日以英、美、法、日、意五国名义向武汉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帝国主义列强撕下了种种伪装，公然与蒋介石勾结，对武汉国民政府采取军事威胁，经济封锁政策；同时，蒋介石在南昌与武昌之争失败后，决心经营东南，他走一路杀一路，杀到上海，于4月12日在上海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了大屠杀，接着于4月18日成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南京国民政府，明令通缉陈独秀、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邓演达等87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时封闭了上海的政治部分部，逮捕政工人员160位之多。在此前后，重庆、北京、广州等地也进行了大屠杀；由于国内外反动派的封锁、施政不当以及工农运动失控所引起的武汉的经济危机更趋严重，工厂关闭、工人失业，物资匮乏、物价飞涨，金融紊乱、财政亏空。面对国内外反动派威胁、封锁、恐吓、颠覆，武汉国民政府的决策人决定对外采取“战略退却”政策，对内重新审视以往支持工农运动的政策，一些曾经高喊过革命口号的人开始动摇，怀疑此前与共产党的合作，开始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大革命发展到顶峰时，突然急速滑落。革命的黄金时代已告褪色。

    而对险恶的形势，邓演达虽然在武汉掀起的讨蒋运动中十分活跃，却已感到力不从心了。因为自从汪精卫4月10日到武汉后，他在武汉政治中枢和军事方面的地位进一步削弱了。他本人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一向在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十分活跃的他，后来参加会议时却极少发言，如四次常委会(7、8、9、10次，4月15日到5月6日)仅参加2次，其中一次未发言。10次中政会(11—20次，4月11日至5月10日)仅参加5次，其中一次未发言。

    鉴于中常委、中政会已为汪精卫、谭延?、孙科、徐谦、顾孟余等人把持，为继续推进革命，邓演达遂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农民土地问题以及军事问题上。在他看来，革命要深入发展，必须要取得广大民众，“尤其是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拥护不可，必须要“切实的解放农民”，确定一个分地予农民的办法。因此，他在国民党4月2日召开的五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建议成立了以他和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任委员的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这以后，他以极大的热忱组织了包括国民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几乎所有领导人、武汉政府所辖几个军的领导人、以及15个省区的代表共60余人，从4月8日至5月6日，前后开了13次会议，以科学和严肃的态度提出了有关农民和农民土地问题的七个议案，这在中国历史也是国共合作历史上的一桩划时代的大事。

    与此同时，他也以极大的热忱建立革命武装。他曾向兰腾蛟透露：“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我已向苏联预购步枪3万支，以学校学生为骨干，拟编7个工农师作为革命基本队伍。”指示接替张治中任军校教育长的侯连瀛，“不要把军事政治军校仅仅当成一个学校来看，一切要做战斗准备。”在得知军阀杨森率兵东下进据宜昌、夏斗寅转移沙市时，他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建议“要兵工厂拨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枪，交把中央农民部、国民政府农政部同全国农民协会去分配”。接着，又让军委发布命令，“各机关一律武装，各学校次第发给枪支。”并于5月10日决定，中央军校编为中央独立师，侯连瀛为师长，杨树松为副师长，宋汉英为参谋长，兰腾蛟为步兵一团团长，史文桂为二团团长，杜道周为炮兵营长，柳善为工兵营长。随即又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名共产党人恽代英、施存统为中央独立师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还倡导和支持了国民政府警卫团和湖北省政府警备团的建立。

    日渐向右转的汪精卫，对邓演达争取农民获得土地的努力采取了漠视和扼杀的态度。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20次会议上，他们极力攻击工人运动和武汉中央军校学生的“左倾”，公开反对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行动，鼓吹“左，左乃陷大泽中”，“如农民运动，把一般地主都赶跑了，农民自己没有资本去耕种，也是没有办法。”因此操纵会议以8票对3票(林柏渠、邓演达、吴玉章)将邓演达辛苦20多天、大小十多次会议讨论通过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束之高阁。但邓演达呕心沥血配合恽代英等建立的中央独立师却在杨森、夏斗寅叛变、武汉政府处于生死存亡关头时力挽狂澜，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27年5月12日邓演达被汪精卫等差遣奔赴河南，参加第二次北伐，武汉的党政军大权完全落到了汪精卫、谭延?等一帮人手里。5月17日，英国驻汉口领事牛敦离开汉口，宣布与武汉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并在致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通牒中，攻击武汉政府是不负责任的政府，“完全缺乏实践文明国家责任之能力”。美国和日本也紧随英国，美国一些人甚至建议把美国驻华使馆从北京移到南京，公开地站到蒋介石一边。也就在这一天，夏斗寅的叛军从南面逼近武昌，川军杨森也从襄河西岸协同东进。5月21日，长沙爆发了屠杀工农的“马日事变”。接着，江西的朱培德也“礼送”共产党，参加到反工农、反共产党的大合唱里。武汉地区的经济也进一步变化。武汉政府已处在“四面楚歌、叠卵可危”的时候。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原来一度高喊“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走开去”，企图利用武汉方面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利用武汉党和政府的正统地位，与蒋介石争夺党、政府乃至全国领袖地位的汪精卫突然感到自己抱的是一团火，火中取栗，已到引火烧身的地步，因而定下了反工农与“分共”的决心。对于坚持孙中山联共、扶助农工的邓演达当然也视为眼中盯。当邓演达正随北伐河南的军队浴血苦战的时候，扩大的国民党中常会禁止了总政治部编印的资料的颁发，还要“彻查负责编辑的人”。顾孟余更完全否定邓演达在河南的政治与宣传工作“没有一件事受人民的欢迎，列车被打毁了，东西也被抢光了”。在汪精卫等一伙6月10日在郑州与冯玉祥的会议上，邓演达完全被撇在了一边。在得知会议达成了分共与镇压工农运动的协议后，邓演达更感到十分沉重。据郭沫若回忆，“那是择生最苦闷的一段时期”。

    待邓演达6月15日回到武汉，武汉的反动气氛已甚嚣尘上。冯玉祥连续三电武汉，要求让“做了共产党的工具”的邓演达离国出洋。为了挽回颓势，他深夜往访汪精卫，想劝汪精卫改弦易辙，不要朝反革命的路上走下去，结果不欢而散。

    在革命处于危难的时刻，共产党和国民党里的一些人如谭平山、宋庆龄、彭泽民、施存统和邓演达讨论过另组新党、继续革命的问题。政治部苏联顾问铁罗尼也向中共中央的张国焘提出拥邓出来力挽狂澜、收拾残局的问题，鲍罗廷也与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联系，想以邓取代汪精卫。

    这时的邓演达不是不想有所作为，但摆在面前的形势确实太严峻了。第一，武汉以外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强大压力，武汉政府内汪精卫一伙已占绝对优势；第二，他原来与张发奎关系不错，借此可以影响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但正像时人评论的“在汪精卫没有到武汉的时候，张发奎在政治上是完全跟邓演达走的”。汪精卫回来以后，张发奎更多地站在汪一边，他对四军、十一军的影响已减弱；而他较有影响的中央独立师先是讨伐杨夏未归，后又被唐生智军队分割监视；第三，邓演达本人是保定军校出身，早年任过粤军团长，有丰富的带兵经验。当时有人提出让邓演达组织一支警卫军，自己担任军长，但却被邓演达拒绝了。他对劝他自带一军以作革命保障的郭沫若说：“我才把老虎皮脱掉，又要披上吗?”表示了自己对掌握军队的漠视。没有掌握军队，这是他无力回天的最根本的原因。

    周恩来在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说过，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情况正是这样，开始一个时期，中共方面都认为他“完全是蒋的人”，不赞成他主政湖北，要求让他去“主持黄埔训练及接洽西北工作”。认为他“与鄂各方关系不好，”“在鄂难以立脚，以去蒋处为宜”。后虽认为需要与邓演达发生“亲密的关系”，却始终认为汪精卫是最可信任最有能力领导革命前进的旗子。当铁罗尼向张国焘建议拥邓时，张又以邓已不能影响第四军，公开拥邓反汪，会危及自身的安全，并说中共是自己“独立地干，还是拥着一个国民党领袖来干”也还没定，而拒绝了。

    到6月下旬和7月初，形势继续恶化，邓演达的住所已被何键部下监视，连宋庆龄的住所也被搜查了。他毅然退出了6月29日召开的第33次国民党中政会，次日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对汪精卫一伙背叛革命的行为愤怒地加以谴责。在感到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自己回天乏力时，他还是作了最后的努力，尽力为革命的未来而操劳。

    第一，在2月22日的中政会上坚持让郭沫若担任包括第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在内的第二方面军党代表，7月6日又推荐郭沫若继自己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想让郭沫若代替他继续去影响这支革命军队。临走前又在汉口一家饭店接见总政治部各股长，并留下致郭沫若和总政部人员的信，勉励他们坚持革命，继续革命。

    第二，中央独立师讨伐杨夏战斗刚结束，汪精卫一伙便宣布于6月30日起取消独立师名义，军校学生都复员回校。他们咒骂军校师生为“赤子赤孙”，急于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时军校的第五期学生即将毕业，学兵团的学员纪律涣散，只有邓演达在武汉新招的第六期学生中革命和倾向革命的较多，为免使这批学生军被唐生智、许克祥的重兵包围缴械，邓演达配合恽代英先将他们移驻南湖校区，接着又以“打野外”名义，全副武装地到卓刀泉一带行动，“必要时准备就地出发”。这支军队后被叶剑英劝张发奎收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的主力。

    第三，临走前通过谭平山转告中共中央，希望中共中央注意汉口的马日事变的到来，据他所知唐生智的部下何键正准备在武汉向共产党和工农开刀。

    7月13日，邓演达公开发表《辞职宣言》。不久离开武汉，到国外去学习、去思考，准备组织力量继续革命。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时期，也是邓演达一生为反帝反封建建功立业的最光辉的时期。邓演达曾是这个时期的中心和支柱，这个时期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几乎都与他分不开。他是这个时期黄金时代的象征。他的出走，也意味着这个时期不可避免地结束了。

    中共中央一度忽视邓演达的重要性，而过多地依赖汪精卫、唐生智。他们错过了与邓结盟，将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以及中央独立师的力量统一起来，挽救革命的机会。7月15日汪精卫分共以后，中共中央在《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中，才明确肯定邓演达与宋庆龄为“革命的群众领袖”，“号召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拥护孙夫人及邓演达的宣言”。在中共中央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时，虽然邓演达没有参加起义，仍被选进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和参谋团里，视邓演达为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二辑，本文作者袁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