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大四分校在前进和发展的同时，也经常遇到反动势力的干扰和破坏。1938年春，一个混进学生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王哲为了搞垮民大四分校，利用一部分受国民党宣传影响较深，对共产党和进步力量有偏见的师生，在师生中进行分裂活动，并煽动部分学生闹事，脱离学校。为了揭露他的阴谋，教育全体师生团结抗日，杨献珍坚定地发动组织全体师生与王哲开展说理斗争。在辩论会上，王哲辩论不过广大师生，就暗中唆使他的同伙向台上扔石头，乱吼乱叫，破坏会场秩序。革命师生就把王哲包围起来，齐声谴责他，要他回答问题。后来经过搜查，又发现王哲为了跟其主子保持联系，还在宿舍里藏了一部小型电台，这一下更激怒了广大师生对王哲的极大愤慨，一时间“打倒汉奸特务王哲！”“反对分裂倒退！”“谁破坏就打倒谁”的口号声响彻学校上空。在铁的事实面前，王哲理屈词穷，狼狈不堪，丢下电台灰溜溜地逃跑了。
1937年11月7日日军占领太原，华北各大城市以及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也相继于同年冬陷于敌手。华中、华南许多城镇在日机不分昼夜的袭扰轰炸和日军疯狂进攻下遭受着无尽的苦难和严重的威胁。但是，此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仍不许人民群众起来抗日。当时许多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处于走投无路，报国无门的苦闷之中。当他们得知晋西南有个决死队创办了一所抗日游击学校后，便从大后方来到曲沃，要求参加办学。杨献珍深知要办好学校就离不开教师，而要办好抗日游击学校，就不能没有忠实可靠，愿意抗日而又能够吃苦耐劳的教师。
因此，他不论在创办随营三分校，还是在主持民大四分校的工作中，都非常注意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放手大胆地吸收前来投奔革命，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和自已一道做好学校的工作。据1985年5月3日杨献珍回忆说：“我在随营三分校和民大四分校工作期间，先后共接待和安排了三拨前来曲沃参加抗战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第一拨是从平津来的张立森、梁明、殷实等同志。张立森、梁明是夫妇。这三人是先找到林枫，再由林枫转而介绍给我的。张立森、殷实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原来是华北党的刊物《北方红旗》的编辑，后来直隶省党组织遭敌破坏，失掉了党的关系，抗战爆发后找到北方局要求抗日。关于他们的组织关系，山西省工委书记张友清给我交待说，不能马上恢复他们的关系，等工作一个时期后，经过审查，如他们表现很好，再给他们恢复关系。后来我把他们安排到随营三分校当教官（即教师），给学员们讲课，他们果然像一个共产党人的样子，作风朴朴实实，工作积极认真，处处以身作则，表现很好，我就请示山西省工委给他们恢复了组织关系。第二拨是宋筠、张维汉、秦准、赵秀龙等四人。他们是从南京监狱出来的，被捕前都是大学的学生，有的还在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像宋筠1931年9月就在上海法学院读书时入了党，1933年因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革命活动被敌人逮捕押到南京坐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经党组织向国民党交涉才得以释放。出狱后，他们就奔赴陕北找党，参加抗日。但是，他们出狱时都没有把党的关系接上。到陕北后他们在吴安参加了青年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学校的领导让他们到抗日前线去自已找工作。
有天，董天知找到我说曲沃街上有一个客店里来了几个人，不知从哪里来的？是些干什么的?让我去找他们谈谈。我去见了他们，他们向我说明了原委，并拿出了他们在青训班学习时学校发给他们的讲义。我仔细地看过讲义，就排除了奸细之类的顾虑。随后，我把我了解的情况给董天知讲了，他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几个人都是有用之才，现在学校正缺乏教官，就让他们给学生讲课、帮我办学。他们没有组织关系，等以后条件成熟了，再给他们恢复关系，恢复不了，就重新入党。后来他们在学校都成了我的得力助手，对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8年冬民大四分校停办后，他们分别被调到决死三纵队或地方工作，有的当了营、团级干部，有的当了抗日县长或是县委书记。第三拨是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的刘文华、黄其琮、葛民中、叶笃庄等同志。刘文华是著名的才子、女外交家龚澎的丈夫，唐山交通大学学生，1932年赴德国柏林科技大学留学，1930年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德国期间即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是反帝大同盟的中坚分子和领导成员。1938年和杨虎城一起回国途经香港、武汉转赴西安，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民大四分校工作。民大四分校停办后，被调到八路军总部担任朱老总、彭老总的秘书。
1942年反扫荡时，刘文华因阑尾炎穿孔无医诊治，不幸牺牲。黄其琮是一位在遗传工程研究方面造诣深湛，著述颇丰的著名学者，抗战前系广东中山大学的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广东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林伯渠介绍到民大四分校任教。1937年１２月，我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长期和我一起工作，和我成了莫逆之交。全国解放后，任天津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文革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葛民中、叶笃庄都是西北地区有名的学者，葛民中在哲学研究方面尤有相当的成就。
“民族革命大学一共有四个分校，四个分校总的说办得都不错，但那时在山西，人们都一致认为我们四分校办得最好，在社会上名声最大。为什么？有人评论说，杨献珍是搞教育的内行，他过去就是办学堂的。这完全不对，就我一个人的能力怎么能办好那样一个学校。真正的原因是，我放手大胆地接纳和吸收了上述这三拨高级知识分子，尊重他们的人格和学问，充分信赖和依靠他们，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同时，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生活上尽量为他们排忧解难，从而极大地焕发了他们的革命热忱，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这也正是我们党对待知识分子的一贯政策。”
1938年2月26日，日军侵占临汾，曲沃吃紧。杨献珍率领民大四分校全体师生撤退到翼城山区曹公村，一面继续上课训练，一面开展群众运动，向广大农民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动员青年参加决死队、八路军。在曹公村期间，由于民大四分校和国民党石友三、张仁杰的部队的营区距离很近，他们曾多次到民大四分校寻衅滋事，企图改编、吃掉民大四分校。杨献珍、雷震等人察觉后，及时戳穿了他们的阴谋，随后又将学校转移到了决死三纵队驻地附近的浮山县三交村一带。
杨献珍在办学的同时，十分重视抓军事工作，创建抗日游击武装。1938年3月，民大四分校的学员纷纷要求武装起来，开赴敌后同日军作战。杨献珍因势利导，热情支持，当即将原随营三分校的那一批学员（后编为民大四分校的第六队）和其他队的部分学员共300多人，组成民大四分校游击队，由雷震任大队长，赖林之、高治国、贾定基、曲文达等四人分别任第一、二中队队长和指导员，开赴晋南曲沃、翼城、新绛、闻喜、夏县等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其他新来的学员继续留校学习。雷震走后，学校没有了军事教官，为了不影响学员的军事训练，经杨献珍向山西省工委要求，八路军总部又派了一个红军团长胡正平来领导学员们的军事训练。
1938年5月中、下旬，杨献珍见这一批学员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条件已成熟，便决定把他们也武装起来，组成民大四分校第四游击队，由胡正平任大队长，张维汉任政治主任，宋净明、魏纪兴、李世渊等人分别担任第一、二中队队长和指导员，开赴安邑、虞乡、解县、芮城一带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
雷震、胡正平所领导的这两支部队自成立之日起，就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全按照八路军的建军、治军原则办事，教育干部战士遵守群众纪律，和群众结成鱼水般的关系，在群众中求生存，在群众中求发展。不久，在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下，民大四分校游击队不仅争取了部分地方实力派武装，还瓦解了当地汉奸武装杜银娃的100余人，经过教育，弃暗投明加入了游击队。
当时，晋南同蒲路沿线的县城和大一点的村镇均已被日军占领，而两厢广大地区都是空白，蒋介石、阎锡山部队的散兵游勇则到处抢劫虏掠，危害群众；还有日军汉奸更是经常出来抢劫和奸淫妇女。对此，这两支部队一经发现便主动出击，予以痛歼，既保护了群众，也使部队得到了锻炼。麦收季节，这两支游击队的干部战士除积极帮助农民收割小麦外，还组织起一些游击小分队切割敌人电线，伏击敌人汽车，打击从各个据点窜出来骚扰群众的日军，保护了群众的利益。
当时日军曾企图侵犯晋、陕、豫三省交界要地风陵渡，民大四分校第四游击队得到情报后，便在沿途积极而巧妙地阻击敌人，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的进犯计划，掩护群众顺利地实行了转移。在日军增兵晋南，继续向南进攻时，民大四分校的两支游击队又不失时机地转移到猗氏、万泉和稷山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在侯马、闻喜、夏县一带多次设伏，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给敌人以重大创伤。
这两支游击队还积极主动地帮助各县抗日政府发展抗日游击武装。到1938年秋冬，晋南13个县都陆续有了自己的游击队，人数少则500人，多则900人。这些游击队对打击敌人，保卫抗日民主政权，保护群众利益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第一游击大队在雷震同志的领导下，还帮助同蒲铁路工人自卫队（简称铁工队），建立健全了政治思想工作制度，要回了被国民党张仁杰部强行夺去的枪枝弹药，使这支由铁路工人组成的抗日武装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这支部队后来加入了民大游击一大队，成为其第一支队，但对外仍称“铁工队”。
杨献珍非常关心、爱护这两支游击队的成长和发展。据雷震同志1985年春回忆说：“民大四分校游击队开赴前线后，由于当初成立时没有报告阎锡山，所以他就不拨薪饷，当队伍开到夏县一带后，部队没有经费来源，后勤供应极其困难，广大群众虽然都热心支持我们，但力不从心，拿不出东西来帮助我们。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干部战士斗志昂扬，情绪饱满，衣服破了，自己补，没有鞋穿，就割藤条自己编草鞋；部队缺粮，就到农民家里吃派饭，给农民打借条，等到抗日战争胜利了加倍偿还。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杨献珍还从民大四分校非常有限的经费中，每月挤出几十块大洋支援我们，让部队度过难关。他这种慷慨解囊的行动，使我非常感动，至今还铭记在心。更重要的是，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让我们几个主要领导干部回到学校向我们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精神，帮助我们总结作战和开展群众运动的经验，鼓励我们发扬成绩，吸取教训，以利再战！”
1938年8月，杨献珍郑重向决死三纵队军政委员会提出报告，建议将这两支部队合并提升为团级建制，编入决死三纵队序列。决死三纵队经过研究并上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批准，由阎锡山签署命令授予“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游击十团”的称号，由雷震任团长，张维汉任政治主任；下属三个营，分别由刘明、戴云程、胡正平、曹振邦、王学林、宋净明担任第一、二、三营营长和教导员。从此阎锡山也就开始给这支部队发饷和军装了。这支部队后来成为战斗在晋南、晋东南的一支劲旅，1939年在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中，该团在粉碎阎锡山的反共高潮和保存决死三纵队有生力量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民大四分校经过杨献珍及全体教职员工同心协力，积极工作，越办越好，慕名前来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短短的八九个月时间里，为决死三纵队培养训练了1600余名军政干部，为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培训了500多名干部。当时国民党五十三军也驻在浮山一带，部队的纪律很差，士兵经常骚扰群众，影响很坏。该军军长万福麟风闻民大四分校的名声，亲自跑到学校，要求杨献珍派干部到他的部队去开展政治工作。杨献珍慨然答应，选派了张腾霄、葛民中等20多名干部到他的部队。这些同志去后，不论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扭转军风纪方面，还是在推动积极抗日救国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正当民大四分校办得蓬蓬勃勃、有声有色之时，阎锡山突然下令撤销这所学校。对此，杨献珍和全体师生虽然坚决反对，但为了不致影响我党和阎锡山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大局，也只好服从。事后，杨献珍才得知阎锡山下令停办的缘由。原来是：民大四分校有两个退了学的南方学生，跑到武汉后给报社写了一篇稿子，文中谈到民大四分校的教官给他们讲唯物论，辩证法，讲革命的理论，公开发表后，阎锡山驻武汉办事处的人立即剪下来寄给阎。阎一看就火了，不由分说便下令解散民大四分校。
民大四分校停办后，杨献珍让会计把学校的来往帐目认真地加以清理，将最后剩下的1000多块钱如数上交给阎锡山。阎锡山收到这笔钱后，颇感疑惑地对人说：“杨献珍是个什么人？到手的钱都不要，此人恐怕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吧！”
学校办不成了，杨献珍不知下一步如何办？他打听到朱德总司令就住在沁水县的端氏镇，就带上刘文华去找朱总司令。朱总司令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并问他们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杨献珍说：“民大四分校阎锡山不让办了，我没有什么事干了，怎么办？是不是让我离开山西系统，回到党内来做工作？”朱总司令听了立即说：“不可。你现在不能离开山西系统，你一离开，就把我们那些人都暴露了，特别是把薄一波给暴露了，你还是留在山西工作为好，想回到党内的心情可以理解，待以后时机成熟了，再调你回来。”朱老总的一席教诲，顿使杨献珍心知肚明。
杨献珍回来了，刘文华却被留了下来，并且担任了朱老总的秘书和德文翻译。以后，杨献珍每忆及此事，就不无感慨地说，人生充满机缘。不相信机缘不行。刘文华同志若不是和我一起去见朱老总，怎么会调到八路军总部工作？只可惜这么好的一个同志，就因为盲肠炎的小毛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竟英年早逝。这个噩耗后来传到晋东南后，我一想起我和刘文华同志在民大四分校那段同甘共苦，契合无间的友好合作，就禁不住鼻涩心酸，心绪黯然……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支援八路军抗战
杨献珍从端氏镇返回浮山县三交村，等待组织上重新分配工作。其间，他又办起了军政干校十一分校，为决死三纵队办了一期排以上干部训练班，两期敌工训练班，一期以县、区农会主席为主的地方干部训练班。不久，北方局即通知杨献珍到第五行政专署担任秘书主任。从此他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支援八路军抗战方面。
还在太原失守前，阎锡山即把山西全省105个县划分为７个行政区，每区设一个行政公署。太原失守后，除了由共产党员宋劭文、薄一波、张文昂三人分别主持的第一、第三行政区的４５个县和其他一小部分由共产党员、牺盟会干部以及爱国开明人士主持的县政权外，其他县、区政府的主政人员，在日军来到之前纷纷弃职而逃。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向各县县长宣布：在日军进攻时，汝等虽不必守城，但须留在本县打游击，愿者留任；凡自认无力胜任者，则另行派员接替。
此命令公布后，全省竟只有27个县长表示愿意留任。为此，牺盟会趁机向阎锡山建议，凡空缺之县，立即由牺盟会挑选优秀会员接任。如不及时用牺盟会去代替那些昏庸腐败的旧官吏，他的绥靖公署势必成为一具空洞的躯壳，与其让政权落入八路军、共产党的手中，还不如早点交给牺盟会接收为上。所以，牺盟会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他的认可。
1938年初，日军发动晋南攻势，2月下旬即以其精锐部队直取战略要地长治。长治是当时山西第五行政公署所在地，公署专员续济川是阎锡山的内弟。此人骄奢淫逸，寡廉鲜耻，对人民群众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对革命进步力量残酷打击，血腥镇压，民愤极大。日军围攻长治时，国民党四十七军三一一旅旅长兼守城司令李克源和副司令李克渊率领所部，与敌浴血奋战，而续济川未闻枪声竟在10天前就携带金银财物逃到吉县阎锡山的临时公寓苟且偷安去了。
４月，日军集中５个师团３万余兵力分九路向我晋东南根据地围攻，妄图一举消灭我晋东南抗日民主力量。我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决死一、三纵队以及国民党数万驻军在朱德、彭德怀的亲自指挥下，历经半个多月的鏖战，歼敌4000余人，收复了包括长治在内的１９座城市，并于４月下旬成立了晋冀豫军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长治收复后，续济川在阎锡山的怂恿支持下，梦想重返长治官复原职，但因遭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阎锡山无奈，只好将续另作安排。在这种情况下，牺盟会便不失时机地向阎锡山提出了举荐戎子和出任第五专署专员的建议。阎锡山考虑到戎子和是山西青年中的有为之士，且对他也颇尊重，与其让五专署的大权落到共产分子的手中，还不如交给戎子和牢靠。主意一定，阎锡山便下令任命戎担任五专署的专员。
第五行政公署的专员，负责长治、长子、屯留、潞城、平顺、壶关、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浮山等12个县的政权工作。杨献珍就是在此时由北方局决定分配他到第五专署担任秘书主任，并以牺盟会长治中心特派员的身份，辅佐戎子和开展工作的。
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五专署建立了党团组织，戎子和为党团书记，杨献珍、王兴让为党团成员。王兴让同时是牺盟会长治中心区主任。长治地扼晋东南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此时这里不仅是五专署的驻地，而且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二九师的指挥机关、抗大一分校也住在离长治很近的屯留县的一个村子里。长治县城还住有以黄镇为团长的工作团、以裴梦飞为书记的太南地委机关。真可谓是风云际会、精英荟萃，战时的长治县城充满着热火朝天、生机蓬勃的抗日救国气氛。
由于五专署的驻地有着如此众多的首脑机构，所以，杨献珍在工作中遇到难以解决的事情，便常常和戎子和、王兴让一起去向北方局、太南地委或八路军总部负责同志请示汇报，以取得直接指导和及时指示，因而五专署的工作很快地打开了局面。
五专署所辖的12个县，在戎子和、杨献珍等人就任前，就已有几个县的县长是经由牺盟会成员派任的，他们中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虽非共产党员，但也拥护抗日救亡运动，能够执行党的指示的进步人士。但还有占一半以上的县级政权，仍然掌握在那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人手中。而即使是那些已被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掌握了政权的县，在县政府机关以及区、乡两级政权中，也仍混杂着许多横行乡里，鱼肉人民，敌视革命，反对抗日的反动分子以及地主、恶霸分子。
因此，杨献珍就任后，就把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列为首要任务。面对反动势力的拼死反抗，杨献珍沉着冷静，坚持斗争，他紧密团结革命力量以及进步人士，以阎锡山批准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第七条“铲除汉奸卖国贼及坏官坏绅坏人，扶植民主监政”为武器，对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牺监会、决死队，不支援八路军作战，不积极动员群众抗日的县长以及各级政权中的反动分子予以坚决撤换，然后从牺盟会、决死队以及曾在随营三分校、民大四分校学习过的学员中挑选优秀分子，出任各县县长和充实到各级政权部门中去。
经过重新任命的县长及一批区、乡级干部到职后，一扫旧衙门、旧官僚的恶劣作风，处处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大公无私，秉公执法，一心为民众，一心为抗战，因此，在较短的时间里使全区出现了一派军民团结，军政团结，上下一致，政令畅通，齐心抗战的新局面。当时阎锡山公开下令，不许给八路军粮食，企图困死、饿死八路军。五专署坚决抵制阎锡山的命令，指示各县县长要确保给八路军供应粮食，不能公开地给，就秘密地给，白天不好运送，就改在夜间运送。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杨献珍后来干脆把潞城县县长宋乃德调出来，专司为八路军调运粮食的工作。对于五专署的这项工作，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将军非常满意。为此，八路军总部和左权将军曾多次对五专署的干部和群众进行表扬和感谢。
为了加强五专署的安全保卫工作，北方局还特派富有专门经验的刘秉琳、李月波二人到五专署训练安全保卫人员，参加培训的全部是忠实可靠的共产党员。山西省政府转发的南京政府的反共文件到了五专署，杨献珍便扣下来，不再向下转发，有些重要的文件，杨献珍便派刘秉琳或李月波转送给驻长治的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首脑机关参阅，对北方局、八路军总部负责同志及时地掌握国民党当局的动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与此同时，各县在建立游击队，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反奸清霸，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安定群众生活等方面，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此外，为了坚持敌后长期抗战，杨献珍还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在长治县先后建立了枪炮修械所，军用被服厂，为部队修理枪械，提供被服。后来又经杨献珍提议，在五专署成立了经济建设委员会，并与第三专署联合成立了“上党银行”，发行了上党钞票，对于稳定根据地的金融秩序，繁荣经济，粉碎敌人的分割、封锁，克服敌人给根据地造成的财政困难，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反叛逆斗顽敌，应对突然事变
1938年10月21日、25日，日军相继占领了广州、武汉，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一反抗战初期将主要兵力向国民党战场进攻，对其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而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将进攻的主要锋芒转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我华北根据地。与此同时，英美等国也对国民党当局实行频频不断的劝降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营垒迅速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和分裂，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公开投降了日本，并在南京成立了汉奸傀儡政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虽然还留在抗战阵营，但实际则推行着一整套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加紧对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制造磨擦，镇压抗日力量，与共产党争夺地盘。而华北地区特别是山西更是国民党制造磨擦，争夺地盘的主要战场。
自抗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就一直未放弃对阎锡山的诱降、劝降活动。此时，它们更公开提出只要阎放弃抗战，积极反共，日本政府就愿以发还阎锡山集团资产的49％作为代价。而一贯善于窥测方向的阎锡山，便急剧右转，加紧了反共分裂的步伐。
1939年3月25日至４月22日，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了167人参加的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以下简称秋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晋绥军的师旅长以上军官，新军纵队司令、政委，各区保安司令，各行政区专员和个别县长、牺盟会中心区以上干部；蒋介石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五专署专员戎子和去秋林参加会议后，由杨献珍代理专员。
本来阎锡山曾点名要杨献珍去参加会议，但杨献珍坚决拒绝赴会。为了应付阎锡山，他让戎子和捎话，说五专署有专员参加就行了，都走了家里无人看门。随后杨献珍便离开长治县城到各县去检查工作。临走时，他又嘱咐办公室：如果阎锡山再打电报催我去开会，你们就以专署名义复电，称杨献珍有事，日前已去西安了。就这样，杨献珍躲过了这个反共反人民的秋林会议。
秋林会议是阎锡山由联共抗日转向积极反共的转折点，是公开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的会议。在会上，阎锡山从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全面反共办法，为他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充分的准备。
阎锡山在喧闹、鼓噪一阵之后，紧接着便提出了一个“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待遇”的所谓“五统一”方案，要求决死队一律按照国民党部队统一的建制和番号进行整编，把决死队统一于旧军之中，并拟定以旧军为基干编入新军，由旧军统领新军；把决死队各纵队一律分割为两个旅，即一纵队改称为独一旅、二一六旅；二纵队改称为独二旅、一九六旅；三纵队改称为独三旅、一九七旅；四纵队改称为独四旅、二零三旅；工卫旅改称为二零七旅。同时下令取消战地动员委员会和各抗日救国团体。
为了策应阎锡山，在会内除了有王靖国、赵承绶、陈长捷等晋绥军的高级将领与公道团及政界人物邱仰浚、薄毓相、李江等狐假虎威、助纣为虐，替阎锡山摇旗呐喊，大肆诬蔑攻击决死队、牺盟会、战地动员委员会外，在会外，他们还策划、导演了一个土豪劣绅代表团到秋林会场跪泣哭诉的闹剧。这些土豪劣绅在会场上哭兮兮地向阎锡山提出要求取消牺盟会，解散决死队和各抗日团体，撤销阎锡山抗战初期颁布的武装群众、组织群众抗日、实行合理负担等等一系列的进步法令。对于这帮人的要求，阎锡山自然深为满意，当即欣然答应，全力支持。
对于阎锡山的种种倒行逆施，与会的秘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即给予了义正辞严的驳斥和坚决的抵制。指出：妥协投降、分裂倒退是一条死路，汪精卫走的就是这条死路。华北人民、山西人民已经觉醒起来了，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谁向日军妥协投降，就反对谁，打倒谁。决死队、牺盟会抗战最坚决，人民最拥护，劳苦功高，功勋卓著，不仅不应取消，而且应该发展。与此同时，决死队各纵队、各牺盟会中心、各专区、各县政权的负责人也一致表示，对阎锡山掀起这股逆流一定要坚决顶住，要不怕翻脸，不怕破裂；立场要坚定，旗帜要鲜明，回去后大家要提高警惕，努力工作，要时刻准备着对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
杨献珍虽未参加秋林会议，但他却密切注视着会议的动向。当他从北方局和太南地委获知阎锡山等在秋林会议上急剧右转的情况后，便以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对民族对祖国高度负责的精神，自觉、主动地将自己的全副精力投入到迎击敌人随时可能向我发动进攻的准备工作上。首先，他不失时机地采用举办宣传干部形势座谈会、牺盟会干部培训班的形式，向全体干部彻底揭露阎锡山的投降阴谋和叛变行为，提高对阎锡山及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革命警惕，以迎击可能出现的突然袭击。
这次座谈会一共开了两个星期。会议临结束前，杨献珍要求会议代表回去后，一定要认真传达会议的精神，并结合各县的实际情况，适时地做好机关干部的转移准备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凡是遵照杨献珍的指示精神，对蒋阎反共顽固派的突然袭击事先有所准备的县，在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中，就未受到损失，反之，就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损失，有的甚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杨献珍采取的第二个措施就是着力对五专署路东办事处所辖的部队进行卓有成效的整顿和改造。杨献珍自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以来，就一直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活动，军事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领域。但是，他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斗争，深深地懂得枪杆子的重要，因此他自从被北方局派遣到五专署工作后，就密切注意这里的军队状况，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
1939年，日军调集5万多兵力向晋东南发动第二次九路“围剿”，日机不断地向长治县城投弹轰炸，杨献珍和戎子和根据日军的进攻态势，估计不久敌人就将进攻白晋公路和长治县城，于是，将晋东南的12个县，以白晋公路为界，分作两大片。路西6个县，即长治、屯留、长子、沁水、浮山、阳城，由戎子和带领专署机关、决死三纵队、牺盟中心区、民族革命中学、黄河日报社去沁水一带活动；路东6个县，即壶关、潞城、平顺、陵川、高平、晋城，在路东设立五专署办事处，由杨献珍带领办事处、保安第九、第十团以及一个政训队在壶关、平顺山区活动。
1939年8月，日军沿白晋公路南下，迅速侵占了长治、屯留、潞城、黎城等县城，打通了白晋公路和邯长大道，因此，五专区便被分割成了路东、路西两大块。由于五专署办事处手中没有可靠的武装，杨献珍便和八路军取得联系，以借助八路军的威力来开展各项工作。
当时，抗日军政大学由延安迁到山西后，恰好也住在壶关山区，校长为何长工，政委是杨奇清。杨献珍将两个保安团带到壶关、平顺山区后，经过仔细调查摸底，发现保安团的领导成员很多都是阎锡山的旧军官，他们不仅贪污腐化，而且思想也很反动，一旦发生战事，势必倒戈反水，会给抗日斗争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
为此，杨献珍积极主动地去向抗日军政大学求援，向何长工、杨奇清要军事干部去替换那些不可靠的旧军官，何长工、杨奇清立即满口答应给予热情支持。何长工校长握着杨献珍的手对他说：“你们要多少干部，我们就给多少干部，你们要什么样的干部，我们就给你们什么样的干部。”杨献珍幽默地说：“我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何长工说：“你报个数吧！”杨献珍答道：“那就先支援我们30名吧”。不久“抗大”便给杨献珍输送了30多名军事干部（其中土地革命时代参军的红军干部6名；仅一个是非党员）。有了这批军事干部，杨献珍立即和在保安团工作的地下党员高体乾、高治国等人着手整顿改造保安团的工作。
这项工作首先从保安九团开始。因为该团团长于文华非但贪污腐化、吸食毒品，而且资敌军事情报，思想反动，民愤极大，在官兵中非常孤立。撤掉他的团长职务，易于得到官兵的支持和拥护。一切准备工作停当后，一天杨献珍以五专署秘书主任、牺盟会长治中心特派员的身份，在全团军人大会上宣布撤销于文华的团长职务，同时任命高体乾为保安九团团长。于文华眼见大势已去，便提出要求调离。杨献珍为了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决定发资遣送，予以宽大处理。
保安十团团长卢有年是阎锡山的忠实爪牙，是阎安在五专区的一颗定时炸弹，他不仅和阎锡山的第八集团军军长孙楚来往密切，而且经常在官兵中散布消极悲观言论，挑拨离间，制造磨擦。杨献珍经与高治国、高体乾等人计议，一致认为这颗定时炸弹必须坚决清除！
此时，卢有年见于文华被撤换后伪装老实，而暗中仍不停地进行破坏活动。为了稳住部队，不使卢有年的阴谋得逞，杨献珍等便以部队急需整训为由，把该团从晋城调往壶关，放到保安司令部身边严加控制，然后再寻找时机将卢换掉。但还未等杨献珍他们动手，就有人向杨报告，说该团七连连长郭继正阴谋携枪叛逃。情况危急，事不宜迟，杨献珍立即下令将郭继逮捕起来进行审讯。
经过审讯，郭交待他在被派往秋林受训期间即为阎锡山的特务收买，并指示他在卢有年叛变时，即率七连充做内应，杀掉营长吴殿甲（吴系我党的分支书记），夺取军事指挥权。保安司令部当即决定将郭继枪决，并发布命令，撤掉卢有年的团长职务，任命由抗大调来的一位红军干部担任该团团长。
保安九团、十团的领导成分得到纯洁后，杨献珍又将不可靠的营连级干部逐步加以撤换，分别任命由从抗大调来的军事干部担任两个团的营连级干部。在改造整顿保安团的过程中，由于杨献珍和高体乾等人始终坚持了积极而慎重，果敢而稳妥的方法，所以，在整个工作中，除十团发生少数人叛逃外，没有大的损失。
在完成保安团的整顿改造工作之后，杨献珍又对路东六县的公安局长、县大队长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对那些不可靠者，毫不迟疑地将他们全部撤换下来，然后由抗大派来的干部取而代之。
杨献珍十分注意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作战能力。他在整顿改造保安团的同时，始终不忘对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工作。抗大的军事干部到部队任职后，他要求他们一定要按八路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条例，对部队强化训练，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因此，这两支地方武装在短短的时间里，便一改往日自由散漫的习气，成为人民的两支好军队。
与此同时，依靠八路军和抗大的支持，杨献珍对路东所属的保安队以及公安局长、县大队也进行了整顿改造，将原来掌握在敌人手中的武装，转而牢牢地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为未来应对蒋阎反共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献珍在整军经武，狠抓军事工作的同时，为了使路东广大抗日军民了解、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知晓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和任务，揭露阎锡山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坚定广大抗日军民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他决定进一步加强舆论宣传工作。为此，他特意将王春从基层选拔到五专署路东办事处主办的《黄河日报》路东版工作。王春是山西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聪明、热情、积极，朝气蓬勃，能写一手好文章。为了加强充实报社的力量，杨献珍又把赵树理也调到《黄河日报》工作，请他分管该报副刊《山地》。赵树理擅长通俗文学，常常把抗日军民的英雄事迹写成章回体小说在《山地》上发表。
因此，该报自创刊后，就一直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杨献珍十分关心和爱护这张报纸，除了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亲自参与指导、制定报纸每月的报导计划外，还时常为报纸撰写社论和宣传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的文章，从而使报纸办得有声有色，成为打击敌人，鼓舞人民的匕首和投枪。（未完待续) （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二辑，本文作者萧岛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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