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码字：残留在民间的甲骨文活化石

2014-09-15 21: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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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由湖北、陕西、河南、四川四省毗邻八地市联合拍摄的反映秦巴风俗民情的大型系列片《秦巴纪事》播放了郧县党史县志办公室副编审王天富发现研究“肉码字”与甲骨文一事。与此同时，王天富深入研究“肉码字”的演变过程、使用领域、留存原因，以及“肉码字”和中国唯一女性文字“女书”的联系等研究也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近日，笔者走访王天富，了解了他对“肉码字”的发现和研究的过程。

出生乡村，自小结缘“肉码字”

　　“肉码字”是郧县及邻近周边地区民间从古沿用至今的一套比较完整的记数文字。其写法为“????????久十”，读音和意思与现代汉语规范字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完全相同。其记数排列为竖排，目前发现可记到三位数。它以棍竹为笔，以灰土为墨，在猪、羊等鲜肉块上记下肉的重量。
　　王天富，1950年4月出生于郧县大堰洞耳河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自懂事起他便接触到了这农村常见的“肉码字”。每逢腊月，人们在那里忙着杀猪，他就站在一旁“凑热闹”，静静地观看猪杀好后，砍成肉块秤出重量，标出“肉码字”。长年地观看，多次数地接触，小小年纪的王天富就认识了“肉码字”；上学后，假期回来他还能帮助大人写“肉码字”，大人过秤、报数，他划码字。已经识字的王天富，对这种记数方式感到好奇，觉得既是计量重量，那为何不用阿拉伯数字或是中文数字，偏偏要用这种特殊的数字?且这种记数方式在农村很广泛，连文盲也认识已标“肉码字”的肉的重量，购买时，照码付钱，不再过秤。
　　他上学后，由于知识的增长，已写惯了常用的数码字。可有一次他在帮大人写肉码时，无意中将肉的重量用阿拉伯数字标了出来，肉块挂出后，却惹得一些年长者的嘲笑，使他大为不解。他想，为何人们常用的记数方式在标示肉的重量时，在这里却得不到认同?而那稀奇古怪的“肉码字”却有这么大的“魔力”，且在民间根深蒂固，取得了老年人甚至文盲们的认同?一般农民都会识、会写，可从城里来的一些驻村工作队队员还不认识呢?一连串的问题使具有好奇心的王天富要去探个究竟。于是，研究“肉码字”这一想法在少年王天富的心中便萌生了。

学以致用，将古文字联系“肉码字”共同研究

　　王天富初中毕业后没能读到高中，回乡当了一名农技员，两年后，又有幸成了一位民办教师。作为村上少有的“知识分子”，自是被村人宠着，每遇杀猪宰羊，必请他入座，同时也将杀猪砍肉中唯一一件可以体现文化水平的活儿——划“肉码子”交给了他，王天富自然乐意接受。
　　由于王天富的人缘和勤恳工作，就在全村所有教学点被撤并之后，他又有幸成为唯一一名留任的民办教师，被安排到大队学校教书，后又有幸被抽调到大堰中学担任语文教师。
　　1979年，华中师范大学招收恢复高考后第一届5年制本科函授生，王天富报考了汉语言文学系并被录取。在攻读汉语言文学期间，王天富热衷于研究古文字。他时常联想到那些“肉码字”，是否就是古文字中的记数方式在民间的留存?
与此同时，教授他古文字音韵学的晏教授的一句话：“在古汉字研究领域，还有许多空白点。”又给了他更大的启发。他便将古汉字的研究同“肉码字”联系起来，希望能有些重大发现。
　　
　　华师毕业后，王天富在教书之余，仍致力于古文字和“肉码字”的研究，他借助《说文解字》对照研究，还致力于研究郧县的一些方言土语和地方上留存的上古语音，以及郧县地方文字的词意和发音演变，搜集整理了不少文字资料。

研究出现重大突破，“肉码字”原是甲骨文残留

　　1991年，王天富调进了县城，在郧县党史办工作。工作环境的改变和视野的拓展使他更有时间去潜心研究“肉码字”。要研究“肉码字”，首先要搞清它的使用范围，王天富便以书信的方式同全国各地的史志部门广泛联系，询问当地有无发现和使用这种文字的记数方式，然后在自制的“肉码字”使用区域图上标示出来。
　　“肉码字”起源于何时，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走访中，他发现人们都不知道“肉码字”是从哪朝哪代创造的。但从表现形式上可以看出，“肉码字”具有结构简单，书写工具和材料原始，笔画瘦且长，折笔较少．字型未定，记数较小(目前发现仅能记三位数)等特点。
　　王天富将“肉码字”同甲骨文相比较，他认为二者至少有以下相同或相似之处：第一，甲骨文没有完全摆脱陶器图画写实的影响，而10个“肉码字”则有6个酷似图画记实记号。第二，甲骨文的大部分字可以正写、反写或倒写，而“肉码字”中的“????十”等五个字，也可以正写、反写或倒写。第三，甲骨文可以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合起来写，表示一个复数，而“肉码字”也可以并写。甲骨文的书写载体是龟甲或兽骨，而“肉码字”的书写载体则是与甲骨文书写载体密切相连的柔软鲜肉的表皮。他认为，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可以深埋在地下留存千古，而写在鲜肉表皮上的“肉码字”则不可能久存，只有靠人们在鲜肉上书写，代代传承。
　　
　　王天富在研究中发现，汉民族早期文字并非甲骨文一种，目前已发现有西安半坡村陶器文字、青海都柳湾陶器文字、杭州良渚陶器文字等。“肉码字”与这些文字相同或相似，也进一步证明了“肉码字”的原始、古老。
　　王天富还认为，文字源于记事，记事源于记数，而远古的靠结绳记事(数)和现在使用“肉码字”中的“?”(五)，形状酷似结绳。因此，他认为“肉码字”是原始社会晚期或奴隶社会时期留存下来的，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肉码字”是与甲骨文同源共体的记数符号。因为地下不可能发掘出写在鲜肉表皮上的“肉码字”，因此一部分被淘汰，一部分被遗落，而剩下的这些“肉码字”便成了残留。

　　历史上，郧县是周商的交汇之地，古属庸国。发现甲骨文的殷墟遗址(河南安阳)与同样发现有甲骨文的陕西扶风、岐山周部落原地，处在郧县东西两侧。他断定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郧县先民在对外交流中免不了使用甲骨文。
　　王天富将这一重大发现形成学术观点，写成《郧山汉水真丰腴甲骨文字活民间——鄂豫陕三省结合部发现甲骨文活化石》一文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表。
　　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文字研究专家邱紫华的认同。邱紫华说：“这个‘肉码字’实际上是古代文字的一种残留，它代表一种地方文化的符号，对它的研究可以与文字的起源以及最早的语言文字符号的代表涵义做些联系起来的探究。过去，文字工作者仅从古籍和文物两个渠道研究古文字，‘肉码字’的发现开辟了民间古文字这一研究新路”。

拓展领域，“肉码字”研究再出新成果

　　王天富的学术观点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摘报》、《湖北日报》等几十家新闻媒体报道了这—消息。中南民族学院一个研究生还专程赶来和王天富就“肉码字”一事进行探讨，他将“肉码字”的使用范围和古代贸易联系起来，认为在鲜肉上划上标示重量的“肉码字”，是为了进行货币交换或交易，因此，“肉码字”的发现，对研究古代贸易是一个新的突破。
　　王天富在近来对“肉码字”的深入研究中还发现，“肉码字”不仅仅适用在鲜肉上，一些老中医开药方标注剂量时，用的也是“肉码字”，同时，一些地方账目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记数方式。
　　王天富还在进一步拓展研究的领域，他又将“肉码字”同世界上唯一性别文字——“女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渴望取得重大突破。
　　对“肉码字”这一残留在鄂豫陕三省结合部的“甲骨文活化石”的抢救挖掘和研究，不仅是摆在王天富面前，而且是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任务。（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二辑，本文作者冰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