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抗美援朝战场的特殊演出

2014-09-15 21: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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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11月，我接到中央有关部门通知，让我率团赴朝鲜慰问。赴朝前，我在北京又一次演出了《宇宙锋》。演出结束后，后台突然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传来浓厚的湘音：“我晓得她会演得这么好的嘛!”原来是贺老总来了。他唇上留着浓重的黑须，穿着一套中山服，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唱得好啊!到朝鲜去唱给战士们听，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这次赴朝鲜慰问团的总团长就是贺龙同志，梅兰芳是副总团长，我任三分团的副团长。

    不久，我们穿上军装，在沈阳作了短暂的停留后便乘火车越过鸭绿江。我们一踏上这片热土，立刻就感到了战争的气氛。对于朝鲜，小时候我就听说过种种神话般的传说。那里山清水秀，森林茂密，大地上盛开着鲜花。无论男女老少都能歌善舞，尤其是妇女穿了那飘逸鲜艳的长裙，一歌舞起来就和仙女一样。可是如今美帝国主义者正在蹂躏、毁坏这么一个美丽的国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愤慨，恨不得马上能够飞到那些抗击侵略者的英雄身边，对我们最可爱的人作最诚挚亲切的慰问。

    列车在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小站上停了下来，车窗外响起了热闹的人声，这是志愿军战士在欢迎我们，朝鲜的老百姓也自发地围上来，他们站在瓦砾断壁之中，迎着寒风不断地鼓掌。汽车尚未停稳，大家就高兴地跳下。我们被热情的战士团团围住，他们争先恐后地为我们拿行李，把我们簇拥着走向军用卡车。卡车载着我们顶风斗雪在弹坑满目的山路上急剧颠簸。过了几个小时，在一个不起眼的大山沟里停下，这就是志愿军战士的驻地。虽然这儿弹痕累累，一片荒凉，但战士们一个个笑逐颜开，就像在家里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我们的住地是一个山洞，洞内既黑又小，但大家挤在一起感到很温暖。

    稍事休息后，我们就向驻地首长提出立即进行慰问演出要求，首长关切地劝我们第二天再演。我说：“太阳还没落山，可以赶着演一场。”首长苦笑了一下说：“现在的太阳一丝暖气也没有了，西边又爬起了云层，不一会就有暴风雪。”我们不信，首长拗不过我们的强烈要求，只好通知战士们在广场集合。所谓广场，其实不过是冰雪覆盖的两山之间的旷野而已。为了迎接慰问团，战士们破冰取土，垒起一座小土台，两边安上几根柱子，再挂起简陋的幕布，就成了一个简易舞台。不久，我们就开演了。

    说也怪，正如首长预料的那样，朝鲜的严冬白天很短，转眼间太阳便落山了，沉重的山影携着刺骨的阵阵寒气，暴风雪果然接踵而来。尽管大家都穿着厚实的棉袄，仍像披着一件羽纱似的感到寒冷。我们的手冻僵了，脸冻得发麻，额前“小水片子”贴到脸上就结成冰，而贴直条大鬓的“大水片”时，脸冻得发裂流血。虽然气候恶劣，可演员们在台上演出还是一丝不苟。该轮着我上场了。我有一个习惯，一向只穿单衣着戏装，要是套上了毛衣，就像被绳子捆住手脚，什么都施展不开。于是我将战士们披在自己身上的军棉大衣一脱上了台。天气的确很冷，据说在零下40多度。我演的是《玉堂春》，开始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冷，然而演到“三堂会审”时，跪在台上清唱十来分钟，就领略到了朝鲜冬夜的凛冽。首长为了使我们不受风雪的袭击，命令战士们在台的四周围上了帆布，又在台上点燃几盆炭火，但仍然无济于事。不仅帆布被吹得像海上行船的风帆，那炭火竟也只见飘着几束红黄的火苗，像是凝固了似的，没有一丝儿热气，舞台上彻骨的冷。我偷眼看见首长在台侧皱着眉与通信员低声耳语，我知道他是在为我的身体担心，从他那焦急的神情中还可以看出，他希望我就此结束演出。此时我看看台下，只见战士们裹着毯子，披着帆布，坐得稳稳当当，一动也不动，仍兴趣盎然地盯着我的表演，仿佛丝毫未发觉自己已成了雪人。再看看台上，乐队的同志和往常演奏一样，没有人特别在意寒冷。琴师刘志雄的手冻得流血了，但依旧指法熟练地操着琴；鼓师的竹签子被冻颤得直抖，几次弹到地上，但拾起来继续敲打……大家都知道这是在为我们最可爱的人演出，寒冷又算得了什么!于是我感到身上有股热气直冒，支持我顺畅地唱完了那一大段西皮唱腔。

    以后，我们又流动为分散在山沟坑道和山顶哨所的战士们作慰问演出，而且常常是夜行军赶场。我们的背包里装着战士们为演出准备的美味佳肴：四川榨菜、皮蛋、馒头……趁着夜色，顶着寒风前进。有时山陡路滑，首长怕我们掉下山谷，就让几个战士搀扶我一个人走。有一次我不小心崴了一下，战士们都当成大事对待，显得很紧张。跨溪过河时，我们便手牵着手，一个紧跟一个以防有人掉队。饿了，大家就啃馒头，吃“佳肴”，可那是什么佳肴呀，一啃就直掉粉末，只能用双手捧着吃。榨菜和皮蛋也成了玻璃球般的冰疙瘩，只有用舌头舔化才尝得出咸味来。但与战士们相比，我们真算得是享受特殊待遇的“贵宾”了。

    某山沟里有一个连队自入朝以来，一直坚守在前沿阵地，两年来和敌人交火数百次，寸土未丢，战果辉煌。由于战事紧张，连队的战士不能撤下来看我。他们听说我们前来慰问，天天都在眼巴巴地等待。是啊，战士们在激战中，尝尽了炮火硝烟的滋味，经历过无数次战友牺牲的悲痛，如今遇到家乡的亲人来演出，他们能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吗?面对这样的勇士，我们顾不得一路风尘，立即在不足三米宽的坑道里演出。

    战争是残酷的，坑道的上空不时地响着防空警报，断断续续的枪声也不时传入耳内。部队首长要我们立即疏散，他说：“我们今天迎亲人，明天迎亲人，总算把亲人们迎来了，我们就是怕炮弹不长眼睛，把亲人们炸着了怎么办?”但慰问团全体演员说，战士们连死都不怕，难道我们连冒点风险都不能吗?这时真的有一颗炮弹炸瞎了我团一位杂技演员的眼晴，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被吓倒，没有一个人肯撤离。大家亲眼目睹敌机狂轰滥炸犯下的新罪行，心中充满了无比的仇恨。坑道狭窄，人群拥挤，我们就和战士们脸对着脸，肩并着肩地唱，看着战士们那高兴的样子，我们越唱越来劲。最后军民合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高昂激越的歌声响彻朝鲜上空。

    我们每天急行军，要翻越好几个山头，演出好几场。长途跋涉，我们的双脚都打起了血泡，好几次我都跌倒在坎坷不平、冰雪覆盖的路上。晚上回到驻地，浑身像散了架似的，十分疲劳，但是我发誓：“不让一个战士漏看我们的戏!”

    一天，凌晨5时，朦胧的夜色掩护我们悄悄通过敌人炮火封锁区，沿着陡峭险峻的环山小道慢慢往上攀登，到达山顶哨所已是朝阳初升。坚守哨位的是一位不到20岁的年轻战士，他走上血与火的战场已两年多，一直忍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和孤独寂寞的煎熬，听到的都是枪炮声和伤员的呻吟声，没有听到过歌声。见到我们爬上山顶，他那双明亮的眸子中含满了惊喜的泪水。我急忙上前，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说：“同志，您受苦了!”“不!我能为亲人站岗，为祖国站岗，这是我最大的荣耀!”是啊，只有“祖国、人民在我心中”的人，才能以苦为荣，才是最幸福的人。

    为勇士的豪情壮志所鼓舞，我一溜烟跑到哨所下面的一块空地上，迅速穿上戏服，演了一出《杨排风》。我感到嗓子特别好，手脚也特别利索。当唱到“打娇儿矣”时，我借用拨火棍起舞，大圈往返的快速圆场，然后又急速退到下场台口，猛地一个抛棍舞势，竟放双臂，如鸟奋翼，紧接着一个精彩、准确的接棍。这种大幅度的舞台调度，快速的节奏，奔放的舞姿造型，以及稳捷干净的耍棍，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一个富有正义感、英勇、顽皮、逗人喜爱的小姑娘的形象。虽然演员只有我一个人，却造成了异常热烈的舞台氛围。这位战士和大伙一样，高声地叫：“好!”

    这时却传来一个严肃的声音：“好什么!谁让你们来这里演出的?”话音未落，只见部队领导急冲冲地赶来。他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原来我们已经进到了离敌人只有十几米的最前沿阵地。这个山头是敌人观察和炮击的目标，这个山坡就直接暴露在敌人的火炮射程之内。因此部队不许我们这样冒险演出，一则被敌人发现，暴露了军事目标，二则慰问团演员容易发生意外。

    晚上，我受到慰问团领导的严厉批评，我作了检查，并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但这丝毫未减弱涌动在我内心的激情。

    那时，我们每到一处演出，都要到战士居住的小山洞里去，洞内很小但都很整洁。我们到处搜索他们的脏衣服，那袜子、鞋子真叫臭，但我们一旦找到，都像如获珍宝。我们洗衣服不用肥皂，不用手搓，而是像阿妈妮那样用棍棒捶打。我们还随身携带小针线包，抽空为战士们缝补衣服。一次，我为一个战士缝棉袄，结果连内芯也一起缝上了，棉袄脱不下来，急得我只好将它拆了重缝，浪费了战士宝贵的时间，我又一次流下惭愧的泪水。以后，这个绣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小针线包，又跟着我到了福建、广西前线。我一直将它珍藏在我外出演出或开会，用作放内衣的小皮箱里。

　　一个月零七天的慰问演出很快就结束了，部队首长和广大指战员对我们的慰问活动给予了很大的鼓励，说我们不仅为前线带来了乡音，带来了乡情，还带来了旺盛的战斗力。志愿军总部特此授予我崇高的荣誉——一等功臣称号。

　　如今，近40年过去了，赴朝慰问活动，尤其是那些我有生以来绝无仅有的特殊演出，至今想起来还热血沸腾，历历在目，使我终生难忘!。（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二辑，本文作者陈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