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华中喉舌——《武汉日报》

2014-09-15 21:45:58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历 史 沿 革

    《武汉日报》是国民党在华中的喉舌，创刊于1929年6月10日。它是蒋介石1929年4月打败桂系军阀李宗仁，控制武汉之后，为巩固华中统治而出笼的。它的社址在北洋军阀王占元督鄂时的财政厅长李华堂经营的《国民新报》报社。1925年李华堂为了炫耀自己，在泰宁街口(今江汉路)兴建一座三层楼的《国民新报》大厦，是当时汉口华界内唯一的一座新闻大厦。1926年10月，北伐军光复武汉后，《国民新报》停刊。先后在这座大厦里办过《民国日报》、《湖北日报》、《中山日报》等报纸。

    《武汉日报》创刊初期，是由曾集熙、张廷休负责筹备。《武汉日报》的报头，是当时任国民党南京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题写的。1936年元旦，因胡汉民被蒋介石赶下台，改用国民党中委邵元冲的题字。1936年12月12日，邵元冲在西安事变中被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击毙，当时《武汉日报》如丧考妣地发了消息。邵元冲的题字一直沿用到1949年5月15日《武汉日报》停刊时。

乘 水 灾 起 家

    《武汉日报》创刊后，开始设备简陋，工作人员很少，发行量只有两千份左右，在社会上影响微不足道，竞争不过当时一些有影响的报纸，几乎办不下去。

    为了挽救《武汉日报》的危机，国民党中央于1930年走马换将，改派胡伯玄任社长，王亚明任总经理，宣布它为国民党中央的直辖报纸，直接调拨经费，为它撑腰打气。

    王亚明是贵州人，与国民党CC骨干分子谷正纲、谷正伦是同乡。他利用二谷的关系与CC头子陈果夫、陈立夫挂上了钩。有了这样强有力的政治后台，身价百倍。不久，他挤走了胡伯玄当上了社长。

    1931年夏秋之交，汉口发生了空前的大水灾，全市一片汪洋，多数报纸被迫停刊。《武汉日报》因有新闻大厦，二楼以上不怕水淹。机器设备搬到二楼，照常出报。由于市民急需了解灾情，所以发行量上升较快，经营大有起色。到了1934年，报社资金逐渐雄厚，大肆革新设备，购置对开平版机四部、卷筒机一部，添制各种字体、铜模、制版、铸字等设备，并改用新五号字排版，日出报纸对开两张半。到了1935至1936年增出星期刊，这样报纸的发行量从1934年的七千份上升到两万三千多份。

    王亚明为了加强编辑部实力，扩大报纸影响，于1935年前后邀请曾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政治教官的宋漱石当总编辑。宋是云南人，与王是云贵大同乡，又有亲戚关系。宋的大老婆与王的老婆是姑表亲戚，因此两人关系十分密切。中统骨干分子杨虔洲，对王吹吹拍拍，很快从记者当上了采访部主任。杨是“地头蛇”，加上特务身份，因此在社会上活动能力很强，是个造谣专家。

抗 战 时 期

    芦沟桥事变以后，由于平津华北相继沦陷，上海、南京先后失守，武汉成了抗战中心。这时，各种进步力量从四面八方云集武汉，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也于1938年元月在汉口创刊，它的言论和新闻鼓舞了武汉人民，增强了抗战信心。可是《武汉日报》却大唱反调，连篇累牍地叫嚷“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为蒋介石大唱赞歌。对与敌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造谣中伤，为连打败仗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开脱罪责。如刘峙明明是作战不力，失地千里，被人民群众骂为“飞将军”，它却胡说是“战略转移，以空间换取时间”，企图掩人耳目。

    徐州失守后，蒋介石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英国大使卡尔，与日军眉来眼去，频繁接触。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阴谋才未得逞。

    1938年夏天，武汉已是战云密布，蒋介石在武汉外围部署了百万大军，但马当一失，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就快速撤到重庆去了。真正抗日的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却坚持到10月25日最后一天。这天《新华日报》出版最后一期，把战况真实地告诉了武汉人民。而当天的《武汉日报》还在蒙蔽武汉人民，说“国军坚守阵地，与敌军奋战”。实际上蒋介石的百万大军，在二十五万日军进攻面前，早已溃不成军。日军于26日轻易地占领了武汉。

    武汉沦陷前夕，《武汉日报》的头目们，早有打算。1938初，他们就在宜昌创办了一个《武汉日报》分社，准备好了退路。到了撤退时，他们有计划、有目的地分成三部分离开和留下：社长王亚明带了一部分人跑回老家贵阳，在贵州开拓阵地，办起了贵阳《中央日报》；总编辑宋漱石带了一部分人跑到宜昌，与那里的分社人员会合，在宜昌扩大局面，出版对开大报。但是，宜昌很快陷落，计划落空。宋漱石就跑到重庆，请示交涉经费。分社社长徐叔明就带领人员到恩施，想在那里复刊，却遭到陈诚的冷遇。因为它是CC支持的报纸，陈诚与CC一向不和，相互勾心斗角。所以对《武汉日报》是另眼相看，拒不发给他们的配给大米。大米是陈诚严格管制的物资，市场上买不到。吃都成了问题，报纸也就出不成。当时报社有人主张干脆把报纸交给陈诚，但是国民党中宣部不同意，经过反复交涉，陈诚才松了口。因陋就简地出了一张四开小报。1940年冬，宋漱石从重庆回到恩施，挤走了社长徐叔明，改出对开报纸一大张。不久，陈诚为了抵消《武汉日报》影响，自己办了一个《新湖北日报》，大肆宣传陈诚在湖北实行的“新政”。

    宋漱石为了争夺读者，扩大报纸发行，针对当时恩施机关、学校林立，青年、学生云集，他任用曾经参加过左联、思想进步的韩劲风主编副刊，发表一些进步文章，吸引读者，收到较好的效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当时后方盛传沈雁冰和邹韬奋遇难，说是因为国民党的飞机要运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和她的保姆、洋狗，将沈、邹赶下飞机，后遭日军杀害。韩劲风写了一篇悼念文章，矛头直指国民党，陈诚勾结湖北省党部主委苗培成，苗是山西人，孔祥熙是他的后台，因此对韩的文章也很反感，于是由省党部逮捕韩劲风。陈诚的目的是一箭双雕，既打击了《武汉日报》，又使CC难看。但是，恰恰相反，《武汉日报》反而因此扩大了影响，又请张昭麟(刘乐杨)、曹祥华(宋不知他是中共老地下党员)等思想进步的人来办报，采取时左时右的姿态，与《新湖北日报》竞争，搞得陈诚与《新湖北日报》社长、中共叛徒谢然之苦无对策。

    《武汉日报》在恩施落脚后，人员设备有所增加，除社长宋漱石外，主要人员有：总编辑张考祥，总主笔张昭麟，主笔曹祥华，编辑主任先是李继先、后为杜俊华，要闻版编辑先是吴自强、后为吴子赞，国际版编辑先是张特夫、后为王剑鸣，副刊编辑先是韩劲风、晏明，后为吴金麟，记者许良莘、段奇武，驻贵阳记者戴广德，驻重庆记者兼办事处主任邱杰夫等，职工一起不到一百人。地址在恩施滚子坪。

    前面提到留下来的主要是三个人，即杨虔洲、芮道一、谢楚珩和几个印刷排字工人。他们是有意识地潜伏下来。据杨虔洲1947年6月10日在《武汉日报》创刊19周年纪念特刊上写的回忆文章中供认：1938年10月25日清晨，他们在大夹街一个小巷子里的民房楼上，秘密出版《武汉日报》之际，突然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几个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出现在他们面前。周以关切的语气敦促他们随他一起离开武汉，对他们说日军快要来了，再不走就走不了啦!他们支支吾吾，搪塞周的劝告。周恩来当时出于善意，关心他们的安全，哪知道他们是按照重庆的意图，有意留下来，进行“曲线救国”的。日军进城没有几天，芮道一就以“日华文化协会”总干事的身份出现，不久，杨虔洲也当上了日伪警察局的特高课课长，成了身兼特务、汉奸的“双料货”。

    1940年秋，日军不让杨虔洲等人在汉口活动，杨即跑到老家黄冈三里畈，重组人马，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1941年，太平洋战争暴发后，宋漱石按照国民党中宣部的指示，通知杨虔洲创办《武汉日报》鄂东分社，发行“敌后版”，但他们办报的目的不是为了抗日，而是针对新四军的。从此，杨虔洲既是中统特派专员又是《武汉日报》分社社长，他的特务人马也成了新闻工作者。

抗 战 胜 利 之 后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龟缩在黄冈三里畈的杨虔洲及其一伙，18日才知道这一消息，他们害怕我新四军阻止他们抢夺胜利果实，又怕在恩施的宋漱石捷足先登，于是急如星火，鬼鬼崇崇地分批化装溜进武汉。22日，杨虔洲通过伪军头目邹平凡与日军接上了头。邹为了今后的出路，乐意效劳。在日军的同意下，杨虔洲顺利地接收了日伪《武汉报》(在《武汉日报》原址)，杨为了争取时间，尽快出报，将伪报工作人员大部留用。经过一番周折，28日以孙赓扬(杨的化名)为发行人正式复刊。为了造成既成事实，杨自任社长，任命芮道一为总编辑，夏芷青为总主笔，殷为民为编辑部主任，袁明皓为采访部主任，奚俊为资料室主任，陶畅如为校对组长，杨华筠、何烈为记者，董伯韩为电务室主任，组成编辑部。另外任命高袖海为总经理，沈仪藻为总稽核，张吉六为人事室主任，田钦廉为秘书主任，朱云启为会计主任，刘竣伯为出纳主任，陈云五为发行主任，孙澹安为广告主任，张锋为总务主任，组成经理部。一些汉奸文人如马希珍、杨世英、李济其、肖亚白等用重金行贿，投入杨的怀抱，当上了记者、编辑。

    杨虔洲不仅发了“劫收财”，又获得这些送上门来的“外快”，一下成为富翁，全家老小十几口，高级公馆两处，西装革履，轿车进出，而他下面的一些头目，大多数也有了私人黄包车。

    这时困在山城恩施的《武汉日报》人员，恨不得插翅飞回武汉，而宋漱石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解决回武汉的交通工具到处奔走。陈诚虽已调走，而他的代理人郭忏(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却坚决不让宋随长官部参谋处长谢士炎的先行小组乘专机来汉。后来宋四处求情，得到新任湖北省主席王东原的同意，才和他一道乘轮船来汉，仅带了会计主任徐中贤、总务主任程光桂、编辑吴子赞。行前他安慰留在恩施的人员说：“我们打前站，你们随后来。”

    9月上旬，宋漱石一行乘船到达汉口后，目睹杨虔洲先入为主，人事早已安排就绪，心里凉了半截。他原来在恩施曾吹嘘，报社复员之后，要在原址上盖座七层大楼，更新全部设备，把《武汉日报》办成美国《芝加哥日报》一样的大报，讲得天花乱坠，这下成了泡影。不久，王亚明以国民党中宣部武汉接管特派员身份来汉，成了武汉文化、新闻界的“太上皇”。在王出面干预下，杨不得不就范，报纸发行人改为宋漱石，宋为社长，杨任副职。但是，杨虔洲是有条件的，他要恩施人员留在宜昌办分社，不能全部来汉，经理部人事不能更动，编辑部则由宋作主。宋一一表示同意，因他心中另有安排，不斤斤计较眼前的得失。

    宋漱石急电在恩施的人员不要回汉，可留在原地办报，并任命张昭麟为分社社长。恩施人员获悉后，顿时闹翻了天，怨声四起，个个愁眉苦脸，安不下心来。

    八年背井离乡，谁不想早日与家人团聚?我也很心烦，一天在江边散步，偶然碰到在第六战区联勤司令部当副官的同乡贺恒武，他问我为什么还在这里?我苦笑地说：没有船票，我飞回去?他说：“要什么票，快跟我上船。”因此，我幸运地坐上了轮船于9月23日到了汉口。上岸时，看到人民群众欢迎我们的情景，真是百感交集。
到了报社，先行到达的吴子赞见到我，高兴地说：“你来的正好，这几天把人的肺都气炸了，他们这些编辑先生们(指留用下来的伪报人员)奴性难改，明明是日军无条件投降，却标成战争结束，东亚实现和平，明明是日军向十集团军缴械，却标成日军和国军交防。一点中国人的骨气都没有。”

    过了几天，国民党开始“整肃汉奸”，留用下来的伪报人员纷纷开溜。宋漱石要吴子赞编国内要闻版，王剑鸣编国际版。所谓“整肃汉奸”，是作作样子给沦陷区人民看的，实际上前门抓，后门放，很快就烟消云散。那些甘为日军作伥的家伙们，又在为国民党效劳了。

    不久，从宜昌、重庆又陆续来了一大批人，有主笔曹祥华，总编辑张考祥，编辑部主任杜俊华，记者许良莘、段奇武、古静，副刊主编胡绍轩，副刊编辑张四翼、叶平林，总主笔陈友松(曾任香港某大学教授，是宋请来把言论关的)，美术编辑汤德英，编译张承书、韦恒章、万启鳌，驻平津特派员戴广德，驻京沪办事处主任邹杰夫，经理李光象，印务部主任陈克毅，工厂总领班王顺安，人事主任关建晨，校对组长游世泽，校对员王士逵、魏厚德、董敏英、孙国梅，会计许世昌，出纳季端征，材料保管员孙鄂痴等。

    由于后方来人日益增加，杨虔洲原来任用的一些人员的职务作了调整，总经理高袖海改任秘书主任，遗职由李光象继任，原秘书主任田钦廉调任职工消费合作社主任，资料室主任奚俊让位于熊寿农(袁雍十人团成员)，改任省市版编辑，总编辑芮道一让位于张考祥，改任主笔，总主笔夏芷青改任主笔，遗职由陈友松继任，校对组长陶畅如改任人事室干事，遗职由关建晨继任。这样从恩施来的人员和黄冈来的人员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宋漱石和杨虔洲两人也是貌合神离。不过，他们两人各有自己的利益范围，一个抓配给纸，一个抓经理部，大体上相安无事，使两派矛盾没有白热化。

    配给纸是宋漱石的“摇钱树”，王亚明也是靠它过日子。为了谋取暴利，他们向上虚报每天发行对开两大张报纸八万份，实际上只有四万多份(1947年最高数)。虚报的纸张，就由驻沪办事处主任邹杰夫在上海盗卖，大作黄金投机生意。当时报界行家估计，《武汉日报》一家所得的配给纸，比武汉所有的报社得到的总和两倍还多。到底有多少配给纸，是一个谜，除宋、王、邹三人之外，连杨虔洲也摸不清底细，为此，他常发牢骚。当时汉口报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心虽嫉妒，但有时还得找宋求援，搞一点配给纸，捞一点便宜。杨虔洲也很眼红，他就利用《武汉日报》卷筒机上的边角余料、人工设备，不花一文钱办起一个《建国晚报》，虽然只有千把份发行量，但不要本钱的生意，还是有利可图的。

    经理部是杨虔洲的“聚宝盆”，他控制很严，水泼不进，就是从恩施来的李光象，虽是经理部的总经理，也无法问津。《武汉日报》每天发行四万多份，两版半广告，收费标准又比其他报纸高，按20%的回扣，其数字相当可观，足够杨及其一伙挥霍享受。何况杨虔洲还发了“劫收财”，早已是“五子登科”了。
编辑、资料工作及其它

    《武汉日报》自1946年元旦起，由一张半改为两大张，因此它的版面和栏目较多。版面大致分工如下：一版右下方约五分之一的版面，每天发1500字的社论，字数、地位固定，用四号字排，其余全部是广告。二版是国内要闻版，没有广告。三版是国际新闻，也没有广告。四版是省市地方消息，广告占了一半。五版是经济新闻和行情，广告占了三分之一。六版是教育、体育，广告占了一半。七版是社会服务、各地通讯和各种专刊特刊，轮流出版，广告占了一半。八版是副刊，一半是广告，轮流出版《鹦鹉洲》、《今日谈》和《新时代》。它的经济新闻版是较有市场的，因为它不仅有本市和各大城市行情，而且还有国际行情，所以工商业者都要看它。社会服务版栏目也较丰富，有读者呼声、知识讲座、法律问答、卫生常识，家庭顾问、职业介绍、代邮等。每版只有一个编辑，六七两版由一个人编。编辑天天上班，根本没有什么例假和节日休息。

    比较重视资料研究工作，不惜花费人力物力，全室有11个工作人员。分工是：编辑胡肇书、张承书、阮璞、周起予，他们轮流上夜班配合新闻，撰述翻译各种资料文章，栏目有战局分析、国际了望、新闻地理、新闻人物、名词解答等，他们有时还写小评论(如周末漫谈)。美术编辑汤德英和练习生汪攸然管理各种图片(照片、锌版、铜版、胶片)共三千多张，大部分是接收日伪《武汉报》的，同时也从中央社和各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购置了一些，凡是国内外各种人和事及风景名胜都有，分门别类作了卡片索引。图书管理员周海峰和练习生叶义甫管理五万多册图书杂志，其中大部分是接收伪《武汉报》的日文和英文图书杂志，其余是自己添置的，也作了目录索引。两个练习生每天剪贴本报和全国七家大报，按月装订三十多份交换报纸。1947年，宋漱石学上海《申报》，出版年鉴。这项工作也是以资料室为主，动员编辑部一些人参加，总负责是曹祥华。用布纹纸作封面，出了上下两厚册，共约一百万字。

    宋漱石为了和其他报纸竞争，争时间，抢新闻，设了三个电台。第一电台，也就是原来的电务室，共约十几个人，每天直接收译中央社电讯，比本地中央社发稿要早二个小时；第二台，是请中央社电台台长张松泉几个人打短工，每天收接各地特约记者发来的经济新闻；第三台，是请汉口广播电台工程师王文棣带几个人，每天晚上抄收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哈瓦斯等通讯社的外文电讯，由夜班编译许良莘、段奇武、韦恒章、万启鳌等译成中文，改为本报伦敦、纽约等地专电发表，以吸引读者，国际经济消息和行情也是来源于此。

    《武汉日报》的印刷设备，在当时武汉报界是首屈一指的。它有两部轮卷机、六部对开平版机和其他一些机器。制版、铸字、铜模齐全。工厂厂长刘石定，是留用下来的台湾新竹人，是一个有能力的技术管理人员。总领班王顺安，领班游永全、徐寿山。另外设有印务部对外营业，主任是陈克毅，会计王治安，利用卷筒机上裁下来的纸张，代印四家小报(如《罗宾汉报》、《建国晚报》等)，并接印一些杂件。

    1947年下半年，王亚明、宋漱石和杨虔洲想把官办帽子去掉，改为所谓民营，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邀了汉口一些知名的资本家和银行的经理入股。程子菊、李荐庭不仅入了股，还担任了董事和监事。王亚明为董事长。成立那天曾大事热闹一番，在璇宫饭店会了餐，开了庆祝会。会上宋漱石洋洋得意，大放厥词，说《武汉日报》从此进入了“新时期”，还要大发展。其实这不过是灭亡前的挣扎罢了。1948年秋，宋漱石预感“山雨欲来风满楼”，蒋家王朝快要完蛋，于是他比哪个溜的都快，借到上海催运纸张的由头，一去不复返了。

从逃跑到覆灭

    1948年11月间，淮海战役胜败已成定局，这时杨虔洲和报社的一些头目们，个个垂头丧气，心神不定，暗地作了逃走的打算。不久王亚明从南京来汉料理私事，以董事长身份在报社二楼召开全体职员会议，他以失败者的心情在会上说：现在大势已去，武汉难保，职工凡是自己有办法离开的，都可以走。他要杨虔洲对走的职工发三个月的工资，作为安家费。厂长刘石定就是听了这番话，领了三个月的工资，于春节前回台湾去的。春节以后，杨虔洲借口报社收入减少，发不出三个月工资。以后不管走与不走，都未领到三个月工资。杨也再不是天天来上班，只是偶尔打个照面。

    1949年3月中旬，杨虔洲、李光象拆走一部轮卷机和其他器材，准备南逃到衡阳或广州出报，他们说如果不拆走机器，“华中剿总”就要派兵来炸毁机器。夏芷青、杜俊华和王剑鸣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工人，保护机器。叫工人们说：机器是我们的饭碗、命根子，拆了我们靠什么生活?这时曹祥华、胡肇书也在发动工人保产。工人们采取怠工方式，和他们磨时间。拖到4月上旬，他们等不及了，只好搞一部对开平版机和一些器材，由工厂领班游永全押运南逃。先逃到衡阳，后又跑到广西柳州，在那里出了几天小报，维持不了生活，就散了伙。

    到了5月初，杨虔洲很少露面。8日早晨，摄影记者周赉慌慌张张跑到编辑部说：“杨社长走了!”大家问他怎么知道，他说，我到杨的公馆(现上海街派出所)已“人去楼空”。过了一会，电务员吕质文也跑来说：“李光象跑了”。我们及时向地下党汇报了这一情况。地下党负责同志指示我们，迅速召开全社职工大会，选举代表成立保产护厂委员会，照常继续出报，一是迷惑敌人，二是维持职工生活，因为当时武汉还处在敌人的控制之下。当天下午，夏芷青在二楼编辑部召开全社职工大会，宣布杨虔洲等已逃走，报社一切事情由职工自己作主，建议选举代表，成立保产护厂委员会。选出七个代表组成委员会，其中有夏芷青、杜俊华、王剑鸣，制版工人赵永利，排字工人尹国先、田长久，还有轮机房的一位工人(忘了姓名)。第二天，夏芷青指定杜俊华负责编辑部工作，王剑鸣负责保卫，领导工人纠察队，地下党发了三支手枪、两支卡宾枪，以防敌人破坏。并指定沈仪藻负责经理部，许世昌负责会计。并要曹祥华、杜俊华、胡肇书、王剑鸣、赵永利、尹国先等将报社财产逐一进行登记、造册，准备向军管会派来的人移交。

    5月22日，军代表叶兆麒来报社接管，分别找曹祥华、夏芷青、杜俊华、王剑鸣、胡肇书、杨华筠谈话，要他们集中学习，由曹祥华负责，随后发了三个月的生活补助费。（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一辑，本文作者方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