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曹美成,号勉功,1913年8月18日出生於武昌一个工商业家庭,抗战中毕业于广州大学政治系。1946年元月,祖父曹云阶将曹祥泰杂货店正式传交我父亲经营管理,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业绩斐然。1957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8年得以平反。1989年12月1日因病去世,享年76岁。父亲生前曾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湖北省委委员、武汉市第二商业局顾问、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顾问、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武汉市文史馆馆员等职。
父亲与爱国人士的交往
父亲年青的时候,思想很进步,1941年春,他在香港读书时,结识了著名爱国人士、诗人柳亚子先生。柳先生对我父亲奖掖备至曾赠诗一首:“论交遍湖海,晚乃识曹生,颇有如兰契,宁烦月日盟,仓皇九龙别,辛苦桂林行,暂遣潮州去,期君学业成。”并誉称为:“笃行君子”。
我的祖母去世后,应我父之请求,柳先生曾为祖母撰写“墓碑铭”,这件珍世作品还曾发表在熊佛西先生主编的《文学创作》上,短短数百字,高度概括了我祖母的一生,叙述了曹氏姐妹的家世,是一部具有高水平的佳作。
1941年,父亲经柳先生介绍参加了由柳亚子、谭平山、陈铭枢等发起成立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革”前身)的成立大会,并被选举为民革中央青年委员会委员,还参加了庆祝陈嘉庚先生从南洋脱险胜利归来的大会。
1945年,父亲与柳先生在重庆重逢,柳先生与我父亲亲密交谈,宣传民主与革命,对他影响非常之大。
1946年11月4日,上海《文汇报》刊登消息,称父亲以湖北省商联常务理事身份自汉飞沪,在沧州饭店招待记者,揭露国民党军政官员于抗战胜利初期在武汉名为接收、实为劫收的事实,以及捐税繁重等种种倒行逆施。
同年11月,父亲专程到上海辣裴德柳公馆拜会了柳亚子先生,并与柳先生、柳夫人郑佩宜、亚老之孙光辽合影留念,足见感情之深。
正是在柳亚子先生等爱国人士的影响下,我父亲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并于武汉解放前夕坚定了留下来不走的决心,积极参加了“和平促进委员会”以及“救济委员会”的活动,配合中共地下党进行反迁移、反破坏,保证社会秩序安定、工矿企业完整接管的工作。许多活动在武昌长街湖北省银行进行,有些会议在我家召开。我父亲当时是武昌市商会常务理事,他曾带头抵制国民党当局要商会筹集五万银元所谓“劳军代金”的摊派款,父亲的态度对广大工商界人士有一定的影响。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父亲参加了迎接武汉解放的活动,他以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到汉口刘家庙参加了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大会。接着还在解放路、司门口亲自燃放鞭炮迎接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武昌城。
另据我父亲介绍,他与齐白石还有忘年之交呢。
1950年,父亲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校址在北京西苑。星期天,他常常去拜望国画大师齐白石,观赏白石老人作画,从中有幸收藏国画40余幅,视为至宝。我父亲自己有个书斋,名叫“澄楼”。白石老人认为这个名字起得很雅,操刀为他治了一方印:“澄楼”。
1951年9月,我父亲由武昌赴沈阳开会,特地绕道北京,去看望齐白石老人。老人很高兴,对他的儿子齐良末说:“知我者,曹先生,”当即画了四幅花鸟相送,在一幅《荔枝喜鹊》的空白处写了“大喜大利”几个篆字,题跋云:“勉功仁弟辛卯秋九月来京华,越明即返汉阜,余匆匆成此,吾弟笑之。”父亲随身带去一本《齐白石年谱》,首页上印有齐白石老人的半身照片,老人接过书本,在上面写下“勉功仁弟常相见”,留作了永远的纪念。
两本珍贵锦册的来历
我家中现还珍藏着《中山衣钵》、《愿为燕妮》两本锦册(系国家档案馆转赠复制品),其封面题签均为柳亚子手书。《中山衣钵》原属父亲所存,《愿为燕妮》原属母亲桂华珍所珍藏。这两本锦册的题词,大多数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当时重庆一些集会上一些名人题赠给我父母的。值得讲叙的是柳亚子先生与林庚白先生早年都是清末民初反清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社员,后来同为国民党左派人士,抗战期间林庚白先生被日军杀害于香港。1945年12月20日,是林庚白先生逝世的周年忌日。这一天柳亚子先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主持了一个纪念会。到会的都是中国政坛上颇为活跃的著名人物,除民主党派人士张澜、沈钧儒、陶行知、邓初民诸先生外,在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邓颖超等同志也应邀赴会。会上,我父亲拿出他事先准备的《中山衣钵》锦册,请众人在上面留言。众人应邀纷纷题词,尤其是董必武同志得知我父亲是湖北人时,更是分外高兴。这两本锦册题词共计113帧,是相当珍贵的词作和书法墨宝,是难得的文史珍品。我将妥为珍藏,代代相传。
大批珍贵文物捐献国家
父亲为人严谨、朴质,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抹牌,即使参与某些社会活动,也只是应酬,相陪等候。
父亲还是一位文物收藏家。他一生酷爱中国文化艺术,细心收藏张大千、齐白石、丰子恺、尹瘦石等名家书画珍品。黄宾虹老人是著名的山水画家,他生前曾将自己入川沿途写生画稿三十余幅汇编成册,题名《蜀游山水画册》,当代文人在画册上题跋极多。画册先为收藏家陆丹林先生珍藏,后陆先生又将其转赠给我父亲,册中又增加了杨千里、沈尹默等先生的题字。解放后,父亲将画册送往杭州,请宾虹老人再度作题跋,使画册更加珍贵。
几十年来,父亲千辛万苦保存了大量文物,但他并没有视其为私有财产,曾两次把文物捐献给国家。1954年4月1日,他用三轮车将家藏善本图书411册、名人字画10件,送交湖北省文史馆。尤为珍贵的是何香凝手书的横幅:“恢复十三年精神,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这幅字是我父亲20世纪40年代在桂林请何题写的。“十三年”即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1924年。父亲第二次捐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将珍藏40年的《中山衣钵》、《愿为燕妮》、《黄初嗣响集》三本锦册等70件文物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受到国家档案馆和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的奖励,并发给奖状和证书。
57年前茅盾先生在重庆给先父题词:“文采风流今尚存”,这是先生对我父亲一生的写照。(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二辑,本文作者曹家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