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向阳湖情结”

2014-09-15 21: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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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新版《咸宁市志》“大事记”上读到原文化部创办向阳湖“五七”干校的记录：“著名作家、艺术家和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及家属6000余人到该校劳动锻炼。”一种高度的敏感，使我立即萌生了抢救这笔文化资源、挖掘这座“文化金矿”的念头……从此，每逢出差进京，我在紧张的公务之余，有计划地拜望了一大批昔日下放咸宁的文化名流，经常是白天抽空预约，夜间促膝长谈。如果遇上双休日，甚至一天连续采访五六家，工作始终在快节秦、高效率地运转。返程后，我有空便泡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了“文革”期间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新时期以来一整套《全国报刊索引》。同时，多次去咸宁向阳湖实地考察，连咸宁干校的其他分布点——汀泗、双溪、金口乃至丹江等地，我都一一光顾，尽可能掌握更多的素材。

    我还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收集“向阳湖文化人”出版的著作和其他涉及干校的书籍，并坚持订阅了20余种有参考价值的报刊。对已走访的对象，我都分门别类建立了“个人档案”，采访笔记、观察日记和整理的录音不下百万余字。有了丰厚的积累，我在地方报刊上开辟了有关“向阳湖文化”的专栏，历时5年之久。这些文章不仅频频“亮相”于省城新闻媒体，还被《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文艺报》、《新华文摘》、《英语世界》等多家京城报刊发表和转载，并全部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为了不断“扩大战果”，我把闲人们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牵连“情结”上，一直保持着和北京及各地“五七”战士的联系，为他们寄报刊资料，约请写回忆文章。由于实在太忙，我只要动笔写信，一般都是集中起来一次写几十封，百余封，有次还创下了一天写200余封信的记录!每当得知有“五七”战士重返故地，无论是北京贵宾，还是香港来客，我都会自觉放下手头的事情陪同前往，义务当好向导；如果传来我采写过的老文化人逝世的消息，我便马上向其亲属发出唁电，聊表缅怀之情。

    本文作者与蒋路、许麟庐、朱家晋、秦岭云、林锴、张世简(自右至左)等六名中央文史馆馆员合影为了点燃“星星之火”，使向阳湖文化的传播早日成燎原之势，我逢人说项，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点子”，竭力付诸实施。有位“知音”因此送了我两名评语：呕心沥血，无孔不入。比如，欣然接受邀请，在笔会、培训班和中文系讲坛上作向阳湖专题报告；又如，主动与市电视台、邮政局联系，策划拍摄了向阳湖人物系列专题片，发行了《中国向阳湖文化名人风采》系列纪念封，再如，协助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咸宁干校史料专辑”，并发起成立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创办了会报，建立起网站……

    当然，干任何事业都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在我尽情遨游于向阳湖之时，也难免遭遇到小小的风浪，嫉妒、嘲讽乃至攻击也随之而来，如“不务正业”啦，“看不懂向阳湖”啦，“出卖文化人的苦难”啦，等等，我都一笑了之，必要时才撰文反驳。因为我坚信，提高咸宁的知名度没有错，“铭记历史、弘扬文化”不会错，何况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员。所幸的是，经过众多文化人和咸宁人的共同努力，向阳湖文化声誉渐隆，方兴未艾。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7位新闻出版界委员联名提案，建议文化部和湖北省领导重视并支持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新近出台的《咸宁市走向21世纪的战略构想》，也将向阳湖文化村的建设提上议事日程。毫不夸张地说，向阳湖已和九宫山、赤壁、汀泗桥等名胜一样，成为鄂南在全国最具影响的地域之一。如今，在新兴的咸宁中等市，提起向阳湖，可谓家喻户晓。尤其在我所接触的圈子里，大有“开谈不说向阳湖，枉到文坛走一遭”之慨!

    面对这一派“丰收景象”，我感到无比的欣慰：近2000个日日夜夜的心血没有白费。然而，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每取得一点小小的进步，都离不开众人的帮助，这也正是我坚持不懈、埋头苦干的动力之所在——
忘不了文化人的呵护。我先后采访了200多位“五七”战士，都受到过热情接待。在我编著的《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两书出版后，许多前辈来信或打电话表示祝贺，有的知名人士还撰文给予高度评价，鞭策我写好全景式反映咸宁干校历史的纪实报告文学。

    忘不了党组织的关心。从我着手宣传向阳湖文化伊始，原地委领导就给予充分肯定，大力支持。新的市委领导又根据我的特长和爱好，将我从党委办公室调到政协负责文史工作，使我钻研学问由“副业”变成“主业”，从而全身心地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

    忘不了朋友们的勉励。自打我“移情别恋”心系向阳，爱的温度直线上升，我的北京、武汉和温泉的几位文友时刻都在密切关注着，他们妙笔生花，陆续写下了一篇篇精彩的文字见诸大报名刊，赞赏“打捞沉船”，褒扬“文化苦旅”，既是为向阳湖推波助澜，也是为我鼓劲加油。

    忘不了亲人们的厚爱。身为医学硕士的妻子屈尊为我当了几年“秘书”，利用休息时间打印出我写下的全部文稿，让我在案牍劳形之余，切身感受了“红袖添香”之快；未成年的儿子也渐渐知道我整天在写向阳湖，只要我把自己关进书房，他从不打扰；我的岳母、母亲和已成家立业的兄弟姊妹也都熟悉我，理解我，为我减轻了不少“后顾之忧”。

    自然，我对热心的读者和报刊的编辑，更是心顾感激。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他们的青睐，向阳湖能有今天的影响……

    每每想到上述的一切，我总是告诫自己：永远不能满足现状，今后进一步探讨“向阳湖文化现象”，努力建立一门新兴的“向阳湖学”，肩上的担子将越来越重。看来，正如别人的“红楼梦情结”、“敦煌情结”和“长城情结”一样，我的“向阳湖情结”会系得越来越紧，恐怕今世再也解不开。（转载《湖北文史》第六十五辑，本文作者李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