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老与蓝文蔚先生的交往

2014-09-15 21: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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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在80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中，始终如一地高度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且不断弘扬这一光荣传统，使之代代相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更是楷模。这里仅将董必武同志关心爱护和积极帮助党外民主人士蓝文蔚先生之事作一简要忆述。

    蓝文蔚字汉凌，1894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生，1976年去世，湖北黄陂天河镇大蓝湾人，系辛亥革命先烈、孙中山先生亲自委任的国民革命军二路军总司令兼关外都督蓝天蔚(字秀谊、陆军上将)的胞弟。文蔚老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历任国民军连、营、团、旅、师长(授陆军少将衔)。抗日战争前曾任陇海铁路货捐局局长，湖北省水利局局长、烟土局局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国民政府参议。

    蓝文蔚老系笔者同族的叔祖父。抗战前夕，家父蓝芝烈任职广西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文蔚老亦在广西四集团军任高参，我们两家同住桂林，往来甚密。解放后，笔者虽在外地工作，但只要因公回到武汉，必去看望文蔚老人。记得1954年10月和1956年8月两次去武昌粮道街老人寓所探望时，老人曾深情地对我谈起他一生与董老的深厚情谊。

    董老与文蔚先生早在青年时期就有较深的交往。1927年，董老在黄安(今红安县)发动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失败后遭到国民党保安团的追捕，正在十分危难之际，时任国民党军师长的蓝文蔚先生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亲信暗中将董老营救到他的司令部，款待数日，待若上宾。临别时并赠送川资和衣物，派人暗中护送董老到广州。

    抗日战争时期，董老和文蔚先生都在当时的陪都重庆，董老是代表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议；文蔚先生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将参事，是代表湖北出席参政会的参议。因此，他们不仅经常相聚，共商国事，而且私下交往频繁，常有推心置腹的长谈。董老向文蔚先生介绍解放区军民奋勇抗击日军的战绩，并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种种阴谋，鼓励文蔚先生站在人民大众革命的立场上，多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不受国民党蒋介石的欺骗。在董老的帮助和鼓励下，文蔚先生逐渐看清了国民党的种种腐败与倒行逆施，逐渐脱离国民党军政界。抗战胜利后，他主动辞去了在国民党政府中所任的一切职务。

    抗战胜利前夕，董老明确要求文蔚先生回到武汉，充分利用自己的名望与影响，保护党的地下组织与民主进步人士的安全。按照董老嘱托，文蔚先生回汉后，一直寓居武昌粮道街祝家院11号一普通民房，深居简出，暗中为保护党的地下组织和迎接武汉解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较为突出的是：1948年汉口仁德医院党的地下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始终得到文蔚先生的支持与帮助。他充分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李宗仁、白崇禧、程潜和孙科的关系，特别是与桂系的特殊关系，请他们为仁德医院题写匾额和院名，为掩护该院地下党组织的安全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正当国民党军警宪特猖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迫害进步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之时，文蔚先生应医院地下党组织的要求，通过时任武汉行辕办公厅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司法处)处长的冯嶷(字歧吾)与自己是内亲的特殊关系，请冯出面为该院办了一张盖有武汉行辕关防大印和白崇禧私人印章的通告，上书“慈善机关，不准驻军”八个大字。有了这张显赫的“护符”，不仅当地权贵另眼相看，而且国民党军警宪特务也不敢轻举妄动，有效地掩护了该院地下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详情见宿通权先生所著《记仁德医院地下党的工作》一文，刊1999年10月《江岸文史资料》)。

    在武汉解放的前夕，为了迎接解放，保护国有资产不被敌人破坏，文蔚先生还根据董老的指示，积极与当时在汉的政界元老和社会名流李书城、张难先、陈时、张希文等人发起组织护城队，组织工人和学生参加护城队，对遏制国民党撤逃时的大破坏，确保武汉三镇顺利解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解放后，文尉老人从没有向人吐露上述在暗中为革命所做的有益工作，也没有主动与董老联系提出生活上的请求，一直闭门寓居武昌粮道街一简陋民房，过着很清贫的生活。直到1951年，发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才使文蔚老人不得不求助于董老。
那是1951年初，全国城乡掀起了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有一天，文蔚先生的黄陂老家农会干部和民兵数人，突然来到粮道街先生寓所，强行带走先生回乡清算。其实文蔚先生在乡下无田产，只有其二兄蓝才蔚(字汉生)有田产出租。文蔚先生为了支持土改运动，慨然与民兵同行，回到离别数十载的老家。由于当时的土改工作组不了解文蔚先生历史上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更不知道他与董老的特殊情谊，加之刚解放不久，农会干部政策水平也不高，于是把文蔚老人关押在一暗室中，严格监管，使其失去了人身自由。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文蔚先生只得给董老写了一封短信，诉说自己的处境。

    此信是文蔚先生托一农妇带出来交夫人转寄北京的 。当时董老任政务院副总理，日理万机 。在繁忙的政务中，他仍及时给文蔚先生作了回复。笔者1954年在文蔚先生家还亲眼目睹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字样的大牛皮纸信封存放在老人的书柜里。据文蔚先生告诉我：董老很珍惜昔日的情谊。在信中他肯切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历史上曾经为人民做过好事的朋友是决不会忘记的。并说已电告湖北省有关方面从速处理此事，保证文蔚先生人身安全。同时在信中还企盼文蔚先生继续为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献言献策，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由于董老的直接干预，湖北省有关方面立即派人去黄陂当地做工作，迅速释放了文蔚先生，并送其回汉休息。同时由于董老的力荐，不久湖北省人民政府诚恳邀请文蔚先生出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在董老的鼓励与帮助下，文蔚老人解放后坚持学习，努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仅积极参政议政，献言献策，为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建设奉献余热，而且为了响应毛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毅然将自己的独子蓝维中送去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一次与美军的激烈空战中，壮烈牺牲，血洒朝鲜国土。志愿军总部授予蓝维中“革命烈士”称号。事隔多年后，文蔚老人还自豪地对亲友说：“维中死得重于泰山，他为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而死是很值得的。”

    1990年家父在台湾病逝，我获准赴台奔丧。在台期间，曾与胞兄蓝毓华(台湾国防三军大学主任教官，台北阳明山管理局建设处处长，现旅居美国洛杉矶)谈起文蔚老人，家兄对我说：“1948年我在汉任职时，曾去看望汉凌三爹(我们平时都这样尊称文蔚老人)。在粮道街寓所曾遇见一位身材魁梧、身着长衫、头戴礼帽，有如老学者风度的长者在座，我去后，他们又移至书房长时间谈话。客人走后，汉凌三爹对我说：‘毓华，你知道刚才送走的那位客人是谁吗?’我摇头表示不知道，三爹笑着对我说：他就是中共鼎鼎有名的董必武先生呀!”

    如今，两位老人都已作古，但是老一辈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交诤友、同甘苦、共患难的高尚情操确乎永远值得后辈人学习和效法!!（转载《湖北文史》第六十七辑，本文作者蓝毓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