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中共党内曾经历十次路线斗争之说盛行一时。若按时间排序,前三次的代表人物分别是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第四次便是本文的主人公——罗章龙。伴随着历史风雨的磨蚀,罗章龙已逐渐被人们所淡忘。阅读本文,或许能够帮助您了解他的一生。
恰同学少年曾与毛泽东是密友
1896年11月,罗章龙出生在湖南浏阳。他一生曾用过文虎、罗王敖阶、罗仲言、纵宇一郎、沧海、无我、柏格森、景云、彼得罗夫等十几个笔名和化名。
少年时代的罗章龙喜欢交友和游历,不仅笔之于书,而且付之以行。1915年的一天,正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在校园里看到一则《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启事中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他联系,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做朋友,并云:“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罗章龙随即按照启事的联系地址寄去一信,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信末署名纵宇一郎。几天后,两人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在交谈中罗章龙方得知征友者为毛泽东,二十八划乃其名字的笔划数。第一次会面两人谈了整整三个小时。毛泽东表示:“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此后数年,罗章龙和毛泽东经常结伴而行,步行参观了长沙周围很多名胜古迹,如楚国屈原故居、汉朝贾谊祠、岳麓山上的崇德寺、王夫之的家乡、太平军攻打长沙的妙高峰等地。有时毛泽东单独出游,回到长沙就情不自禁地找罗章龙叙谈观感。1917年,毛泽东游览南岳,登上了祝融峰。下山途中便迫不及待地写信给罗章龙,描述自己的体会,第一句话便是“诚大山也!”随信还寄去了他游览南岳所写的诗。这一时期,毛泽东还邀请罗章龙一同步行从长沙回到他家乡——韶山。
1918年4月,由罗章龙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学会成立后即决定派罗章龙去日本学习。临行前,学会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其饯行。毛泽东亲自到码头送行,并赠诗一首,题目为《送纵宇一郎东游》,诗云: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秭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心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罗章龙乘船抵达上海后,随即购买前往日本神户的船票。正待出发时,忽闻东京发生日本警察迫害中国侨民事件。罗章龙激于义愤,乃退票登岸,中止了日本之行。
回到长沙,罗章龙和毛泽东等于当年8月来到北京。罗章龙考入北京大学,毛泽东则经人介绍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这一时期,他们两人积极参加北大的各种学术及青年活动,参与建立新闻学会、哲学会等学术团体。这年冬天,他们两人加上萧三乘车从北京来到天津大沽口,参观被冰雪覆盖的大海。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仍在北大学习的罗章龙经常与他通信,纵论天下大事。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一封信中认为:在中国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兄以为何如?”当月底,毛泽东把湖南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印制出版,其中有多封是他与罗章龙的来往信件。
投身革命致力工运成领袖
“五四”运动时期,罗章龙是北京大学文学院的本科生,同时是院学生会成员。当时,北大学生会中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学生,他们思想激进,意志坚定,非常活跃,罗章龙就是其中之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一天,北京3000多名大学生聚集到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强烈要求严惩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当游行学生来到东城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前时,看到里面有很多持枪军警。义愤填膺的罗章龙和其他四五位同学搭成人梯,打开了曹宅临街的窗户,并从窗户跳进房内,打开宅门,放进潮水般的学生,痛打了躲在宅内的章宗祥(曹汝霖不在家),放火烧掉了赵家楼。
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成立。
这个支部共有12人,其中就有罗章龙。他还是该支部三名负责人之一,主要负责宣传。负责组织的是张国焘,支部书记是李大钊。这一时期,罗章龙主办了《劳动者周刊》,并经常到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为工人上课。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全国仅有53名党员,罗章龙名列其中。北京党组织为选举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专门召开了党员会议。在酝酿人选时,大家考虑到担任支部书记的李大钊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教授和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7月又正值两个学年交替期间,公务繁忙难以抽身,另外考虑到李大钊是社会名流,突然南下引人注目,便推举张国焘和罗章龙为代表。但罗章龙十分谦让,提出工作繁忙不能分身而辞谢。最后确定张国焘和刘仁静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罗章龙担任该部北方分部主任,具体负责北方12个省和16个大城市的工人运动,全国铁路总工会及全国各铁路工会亦在其领导之下。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罗章龙奉李大钊之命连夜只身前往调查并领导工人罢工。当时陇海铁路的罢工形势十分复杂,洛阳、开封、徐州虽然都有工人组织,但都属自立门户,且互相对峙,帮会色彩浓厚。交通系获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已派人前来领导罢工,便散布谣言,说来人是广东政府派来的探子,如发现立即报告路局军警抓获查办,对报告人提职加薪,吸收其加入交通系。这对操湖南口音的罗章龙来说无疑加大了工作难度,且有生命危险。
罗章龙初到开封时,领导当地铁路工人罢工的老君会会长与他会面时就因他的南方口音而未与他深谈,而是先安排他去浴池洗澡,乘机检查了他的随身证件,验明身份后才表示真诚的欢迎。陇海铁路工人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持续了近10天,最后以实现工人提出的条件而胜利结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对这次罢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就连军阀吴佩孚也承认:“这次北大书记部人在北方铁路与交通系斗法,居然神出鬼没,打败南方财阀,他们确实有些办法哩!”
1922年10月,罗章龙参与领导了中国最大的煤矿——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担任罢工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在1923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中,罗章龙是这次罢工的指挥机构——中共京汉铁路党团的主要领导。这次罢工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后,罗章龙以无比悲愤的心情夜以继日地赶写出10万字的《京汉人流血记》,并搜集了林祥谦、施洋等烈士被杀的照片。这本书于当年3月即在北京出版,前后约印5万多册,发行甚广,是中国最早的一本介绍“二·七”罢工的著作。
由于罗章龙在建党初期领导工人运动方面的突出表现,在1923年6月举行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不仅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五名成员之一。在这届中央局中,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这一年,他不满27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成员。在激流震荡、腥风血雨的大革命浪潮中,罗章龙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四大、五大、六大上,他连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共六大的副秘书长(秘书长为周恩来)。这一时期,他还作为中共代表多次参加国际会议。在第四次国际运输工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该会的中国书记。
四中全会一失足成千古恨
1930年前后,罗章龙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大群众团体,下设两个产业工会,统辖15个地方工会,仅在白区的赤色工会会员就达3万多人。1930年初,党中央将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王明调到全国总工会任党团秘书和《劳动》三日刊编辑。这一时期,中共的各项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红军已有13个军10万余人,先后建立了15块革命根据地;曾遭受国民党摧残的白区工作开始恢复,全国的工人运动逐步恢复和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日益加剧,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不断。
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标志着立三路线的形成。李立三根据决议精神制定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将党、团、工会的各级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立三路线”的推行使刚刚恢复起来的白区工作和工人运动受到严重的挫折和破坏,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到不应有的重大损失,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极大危害。随后的瞿秋白又继续坚持“立三路线”,犯“调和路线”的错误。面对党内严重的领导危机,罗章龙、何孟雄、王明等人提出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召开紧急会议,彻底批判立三路线,改造中央领导机关。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举行。主持这次会议的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
这次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争论异常激烈。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一、关于会议的性质。罗章龙等人力主召开紧急会议;而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则认为召开的应是六届四中全会。二、关于如何评价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罗章龙等人认为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并没有真正改正错误站到“国际路线”上来;王明等人则认为已回到国际路线上来。三、关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人选问题。共产国际提出了一个名单,罗章龙等人另外提出一个名单。这次会议从早晨7点钟一直开到晚上10点结束,连续开了15个小时。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实际上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
由于米夫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不择手段地保举缺乏实际斗争锻炼的王明上台,压制与打击与会者的不同意见,从而激化了党内矛盾。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在罗章龙的带领下,参加这次会议的10余名代表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并通过了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1月20日,新组建的中央通过决议,公开点名批判罗章龙等人,并宣布撤销罗章龙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职务。1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
罗章龙退出政治舞台后,从1934年开始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华西大学、湖南大学、湖北大学等校任教,撰有《中国国民经济史》等著作,被评为一级教授。1978年,他调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并连任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此时他虽然已届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出版了回忆录《椿园载记》等著作,先后发表了《回忆新民学会》、《国际代表马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陇海路大罢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风雨历程》等一批弥足珍贵的文章。为抢救和搜集整理党的历史资料工作做出了巨大努力。
1995年2月3日,罗章龙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转载《湖北文史》第六十五辑,本文作者薛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