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前,我参加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武汉军校)的学习,当时编在入伍生男生二大队第八队。
武汉军校设在武昌的“两湖书院”内(原址即现在的湖北艺术学院),开始的名称叫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校长由蒋介石兼,教育长是张治中,政治部主任则由郭沫若兼(郭当时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那时恽代英是总政治教官,施存统是政治教官。
武汉军校的学生开始是从广州黄埔军校转来的,有一个炮兵大队,一个工兵大队,一个政治大队,一个经理大队,还有一个警卫大队。我们这批入伍生是1927年初在武汉新招的,共有三个大队,即两个男生队(一、二大队)和一个女生队(三大队)。每个大队由四个队组成。大队相当于营,队则相当于连。当时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如社会发展史、三民主义,还学习军事,搞三操两讲,课程是典范令。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搞大屠杀,并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同武汉革命政府相对立,这样宁汉就分裂了。宁汉分裂后,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就改名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由邓演达兼,教育长是杨树松(原教育长张治中此时已跑到南京去了),政治部主任则是恽代英。
武汉军校的学生,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国民党员;国民党员学生中,又分为左派和右派。宁汉分裂后,蒋介石在南京也办了个军官学校。这时候,武汉军校的一些国民党右派学生,就跑到南京投靠蒋介石去了。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在武昌南湖誓师,举行第二次北伐(第一次北伐是指在广东革命政府领导下,1926年7月从广州开始的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的战争。第二次北伐是指广东革命政府北迁武汉,成立了武汉国民政府,领导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编者)。部队由武汉出发,沿京汉铁路北上河南。正当北伐军在河南同张作霖的部队打得紧张的时候,四川军阀杨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叛军夏斗寅,乘武汉兵力空虚之机,发动了向武汉的进攻。杨森的部队从鄂西向武汉进攻,夏斗寅的部队则从湖南方面向武汉进攻。夏斗寅的部队一直攻到了离武汉只有四十华里左右的武昌土地堂一带。
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由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立即开赴前线,迎击由南路进攻武汉的夏斗寅部队。我们军校也奉命编成中央独立师,从武昌坐火车出发开到叶挺部队所在地,在叶挺统一指挥下作战。我们是晚上上火车的,到纸坊下车时,天已快亮了。我们立即开到土地堂,和夏斗寅部队接上了火,当天下午就把夏斗寅打垮了。随后,我们就开到了蒲圻、嘉鱼一带,并从这里渡过了长江,到了江北的峰口,准备打杨森。这时,杨森的部队已在仙桃镇被打败。于是,我们在沔阳只呆了一段短时间,就回到了军校。
我们回汉后,正是六月底、七月初,武汉气候开始炎热,形势也很紧张。恽代英已走了,由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我们全体学生便全副武装地投入了军事演习。目的是跟程潜(任北伐军第六军军长)办交涉,想让他把军校的学生带出去打游击。但是,程潜不干。这样,我们只搞了一个星期的演习就回校了。
就在这时,施存统也叛变了。军校已不能继续在武汉停留,就改编成张发奎的教导团。张发奎是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第二集团军的总指挥。那时认为张发奎是国民党左派,因此寄希望于张发奎。张发奎的总指挥部设在江西九江,我们教导团要开到九江去归队。我们是由武昌分乘几条木船,由一个小火轮拖着走的。在武昌上船时,何键的三十五军就驻在汉阳,他的队伍在龟山上头监视着我们。
从武昌出发,到石灰窑(在黄石市)时,因天色已晚,就停船过夜,我们都没有下船。这时,武汉政府警卫团(也称张发奎的第二集团军警卫团)也在石灰窑,他们要我们上岸一起赶到南昌去,但我们教导团的杨树松(是个旧军官)不同意,他坚持要把我们带到九江去,找张发奎归队。8月3日下午,当我们到达九江后,张发奎不让我们上岸。原因是武汉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左派学生居多,他心有疑虑。结果以我们缴枪才同意上岸。我们是晚上岸的,一个连一个连地把枪集中起来,连子弹、刺刀都交了,然后大家徒手到一个学校的操场上露营。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我就问连党代表:“今后怎么办?”他说:“现在乱哄哄的,不知怎么办。”我说:“没有办法,我就走哟。”他说:“可以,你走吧。”我为什么要走呢?因为我想全国各地都在“清党”,我们又被缴了枪,下一步就是“清党”了,与其被“清党”抓住了坐牢、枪毙,不如离开这里另找别处干革命。这样,我就走了。
离开教导团后,我到处找党的关系。在上海经党中央介绍,去广东到叶贺军中。这时,教导团随张发奎也到了广州。有一天,我找到了连党代表,他告诉我,教导团内并没有“清党”,被叶剑英保护下来了。叶剑英当时是张发奎的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得此消息后不久,我又回到教导团,并参加了12月份的广州暴动。失败后,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师,退到了海陆丰根据地。(转载《湖北文史》第六十五辑,本文作者程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