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协委员，省民政厅党组成员，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尹本武：现代乡村治理呼唤“乡贤”

2017-01-19 1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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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故乡的人回故乡，没有故乡的人去远方”。故乡，让我们魂牵梦萦的地方，承载着多少人的生活体验与记忆。“逃离城市的雾霾和喧嚣，居住在山青水秀的乡村，有几块菜地，每天一觉睡到自然醒，在蓝天白云下喝点下午茶……”，这样安宁、幸福的生活让无数城市上班族心驰神往。

 

    2015年的春节，一位从大别山走出去的博士生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大江南北的微信圈中迅速传播，乡村、乡愁触动着人们敏感的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是人口从农村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据统计，2012年我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1076．28万人，占农村实际从业人员比重为46．0%；21－49岁的青壮年756．33万人，占比70．3%，且九成以上为初中文化以上程度。农村劳动力、尤其是有知识的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导致出现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乡村空心化、老龄化，部分农村凋敝、自然村落消失、有些乡土文化逐步消亡……。

 

    农耕时代，我国采取乡绅制度和宗族治理，较好地维持了对乡村的有序管理；改革开放前，通过人民公社，有序地组织起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改革开放后，随着分田到户、农民外出务工等，几千年来被拴在土地上的农民得到充分自由，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解构，乡村旧的文化、社会秩序已经被打破，新的治理体系又未建成，一些乡村的“村民自治”变成了“个人自治”。我省是农村大省，要扎实推进我省的乡村治理工作，建设“系得住乡愁”的乡村、建设承载着我们心灵的栖息地，任重而道远。我们在研究乡村治理时，需要转变观念，积极引导乡村中那些有闲、有德、有识、有钱、有声望的“乡贤”进入乡村治理领域。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符合各地实际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激发农村社会组织活力。”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要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我省各地积极探索乡村治理工作，这里列举两例：

 

    1.秭归在建设“幸福村落”中充分发挥“两长八员”作用。秭归县开展“幸福村落”建设，其核心是在地缘、农耕、习俗、文化相近的治理单元内，充分发挥“两长八员”的作用。所谓“两长八员”是指村民理事长、党小组长、经济员、环保员、管护员、宣传员、调解员、张罗员、帮扶员、监督员。他们大都有共同性的特征，即年龄在六十岁左右，有公心、有奉献精神、有时间、有经验，从而形成了由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担任基层治理的主体，维护乡村的有序运转。如陈家坝村是秭归县的一个有2400多人的普通农业型村庄，村里年轻人大都出去打工。在创建“幸福村落”过程中，将原来的五个村民小组按自然村落分布分为十三个村落，发挥村落中“两长八员”的作用，对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村落内的环境、基础设施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村民的凝聚力显著提升，归属感显著增强。

 

    2.洪湖、沙洋老年人协会撑起乡村治理一片蓝天。为探索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10年前在洪湖和沙洋县就资助建立了四个老年人协会。协会的基本理念是以少量外部资金为基础，通过老年人个人能力，调动村庄资源，实现“自我组织、自我运作”，以自娱自乐的形式，实现“低成本，高福利”的目标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会长由村委推荐一名在村庄中有权威与能力的精英人物；协会的骨干人员也都有一些相似性的特征，如有过村组干部经历、有较好群众基础、“爱管闲事”、积极负责。

 

    老年人协会的运作主要分为日常活动，包括唱歌、跳舞，打鼓，看戏、打牌、聊天等；特殊活动包括老协组织人员慰问突患大病或长期卧床病人、为老人祝寿、吊唁去世老人等。通过这些活动和方式，不仅团结、凝聚起老人群体，让他们感受到温暖，面且激发起他们的主体意识和无私奉献精神，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的治理工作。调研发现，成立老年人协会的村，村容村貌更整洁，民心更齐，村务管理公开有序，呈现勃勃向上的生机。

 

    由此可见，乡贤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农耕时代的乡贤，往往是那些掌握着知识、与官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富绅。而在当下，知识已经不再被垄断，乡贤已不再局限于知识分子，他们可能是商人、退休官员、回乡创业人员，说话办事公道、德才兼备的智者，也有可能是一辈子没有走出过村庄但是积极奉献、有公益心的普通群众。

 

    倡导乡贤治村，本质上并不是为了追寻一种模式而寻找一类群体，而是努力发掘并激活村庄中有效的治理力量。在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愿意重返农村生活的退休官员、学者、商人、回乡创业人员毕竟是少数；大学生村官担任村第一书记毕竟只是临时举措。寻找乡村治理新的力量，既要争取那些有威望、热心公益、身体健康的退休官员、学者，但更应着眼于当前农村中的老年群体。他们经验丰富，对农村、农民有感情，有的还做过村干部，对于凋敝的乡村社会建设仍然抱有很大的信心和热情。在乡村治理中，不仅需要他们“说公道话”、调处邻里矛盾纠纷，更需要他们来凝聚民心、稳定民心、凝聚起乡村建设的力量。当然，更加由衷地呼唤、热忱地欢迎那些有知识、有能力、有德行、有社会资本、在外打拼的精英回归参与乡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