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中国近代史词典》,在“徐”姓的条目中,能见到中国近现代史的诸多历史名人,如徐世昌、徐树铮、徐锡麟等,惟不见徐永昌的大名。其实,这个人是不能忘怀的,尤其在当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更应该怀念他、记住他!
一、受降签字,历史定格
1945年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密苏星”号战舰上,举行了日本政府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我国陆军上将徐永昌代表中国签字,接受日本投降。9月2日8时30分,“密苏星”号乐声大起,顷刻间,从主甲板上走出一列衣着殊异的人。第一个就是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他穿着一身洁净的哔叽军服,左胸上两行勋绶,向在场迎接的美国军官举手还礼后,拾级登梯走至上层甲板上。8时50分,联合国代表团在签字桌靠里的一面列队静立。以徐永昌为首的50位海军将领和50位陆军将领,也分别排列在预先安排好的位置上。不久,一位美国军官领着瘸了腿的日本外相重光葵(侵略中国时被炸伤)和梅津美治郎来到主甲板。作为中国代表,徐永昌在美国代表签字后第二个签了字。签字后,徐永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地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该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你听,这70年前讲的话今天来听,是不是很有现实的针对性!事后,徐永昌将自己签字的笔上刻上“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签日本降书之笔”的字样,装入一个镌有“万邦咸宁”的绒盒内,将其献给国民政府保存至今。
二、少时孤贫,善有善报
徐永昌是山西崞县人。13岁就成了孤儿。为了谋生,他来到大同一个车马店打工。他吃苦耐劳,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深得店老板好评。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和光绪帝出逃,师爷徐椿龄随行。武卫左军的一个营部到大同护驾,宿于徐永昌所在的车马店。由于随行的士兵都上街玩去了,无人照应师爷徐椿龄。徐永昌就主动地为这位老先生泡茶递水,殷勤扶侍。老先生深感其诚,在得知其身世后便生相助之意。走的时候将他带离了大同,并介绍他参了军。从此,徐永昌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显达之后,徐永昌不忘老先生的知遇搭救之恩,每年春节都给老先生拜年,行跪拜之礼。后来,又把老先生接到北京养老,侍奉如父。由于两人都姓徐,外人都以为他俩是亲生父子。直到1930年老先生逝世,北平、天津的报纸还报道“徐主席(其时徐任河北省主席)父亲去世。”徐闻之,也不作任何更正说明。
三、勤勉笃学,终成大器
徐永昌受到徐椿龄先生的帮助,参加了清军。一如他在车马店打工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挑水、打更这些别人不愿干的苦活累活他都乐意去做。闲暇时间,就认真读书学习。在武卫左军的随营学堂里,他是学习最刻苦的。他从随军学堂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4年他考入了陆军大学,并一鼓作气,面壁9载,终于完成了当时国内最高军事教育。毕业后辅佐孙岳,逐渐在北方军界扮演重要角色。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山西省、河北省主席。抗战胜利前,晋升为一级上将,真可谓“民族大器”。难怪蒋介石选他代表中国参加受降签字呢!
四、宽人严己,丰碑自立
徐永昌以《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为左右铭,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宽恕他人。在任山西省主席以后,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旧属建议趁阎锡山不在山西之机,重组旧部军队,或者在重要机关安插“自己人”,以掌握山西的实权。徐永昌一口拒绝。他说:“我们是要做事,只问能做事不能,非组织机关用几个自己人才是做事。”弄得进言者十分尴尬。抗战初期,蒋介石怀疑阎锡山“通共”,徐永昌在蒋心情畅快时向其进言,为东北军说话:“东北军未必通共,不要自疑。阎先生精勤稳练,苟以国事属之,尤能顾全大局。整个经济问题,若能与阎先生商一新经济长策,或较求之外国人为妥当”。他的进言,既缓解了蒋、阎的关系,又维护了当时国共合作的抗战大局。
他的恕道还施及自己厌恶的人,例如张作霖。对于张作霖,徐永昌一直对他没有好感,“因他多年是纵兵殃国”。但张死后他还亲自去祭悼,理由是,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证明他扰民乱国而绝不卖国”。
徐永昌的“宽人严己”还表现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1930年春节,他携续妻给恩人徐椿龄拜年,见面时,妻子向先生鞠躬,而徐永昌则行跪拜礼。出来后,妻子怪他为何不早说要行跪拜礼。他解释说,行礼但求各自心安就行了,不一定都要跪拜,而自己行跪拜礼是因为一直以来都这样,不能因为有妻子而改变。
1959年,徐永昌在台湾去世。蒋介石送的挽联是“怆怀良辅”;阎锡山写的挽联是“事人忠而律己严”;白崇禧送的挽联是“出总师干,入掌机枢,晚岁更荩劳,历危夷而一贯;行由正路,居处安宅,平生惟谨慎,淬德业以常新”。这些赞誉,实际上是徐永昌先生生前自立的丰碑。
(民建湖北当阳市第三支部副主委 李国荣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