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月”工程运载火箭系统总指挥岑拯

2014-09-15 21: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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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顺  佚名

    编者按：岑拯，浠水县丁司当镇人，1964年12月出生，1982年考入北京航天航空学院空气动力系，硕士毕业后进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从事长征三号甲火箭的空气动力和热设计工作，2004年，出任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总指挥，2007年，任“奔月”工程运载火箭系统总指挥。

家乡岁月：差点成理发师

    在离浠水县城约10公里处，沿着一条窄窄的水泥路前行2公里，来到一座小村庄。在一口池塘旁边，有一栋两层的楼房，门口悬挂了横幅，张贴了新对联。记者与随行的浠水县委领导一起来到丁司当镇天灯树岗村李子园湾——岑拯的老家。顿时，鞭炮齐鸣，欢呼声、祝贺声沸腾了这个小村庄。岑拯的父亲——66岁的岑年宏见领导们与记者到来，忙得不亦乐乎。因儿子岑拯成了新闻人物，他前夜一夜难眠，昨日一大早就起来打扫卫生。并招呼亲戚前来帮助迎接各级领导和朋友。岑年宏介绍说，岑拯出生于1964年，兄妹4人，他排行老二。在岑拯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因病去世。他从小不像别的孩子那般调皮，是个“很省心”的孩子。岑拯上初中时，还处于“大集体”的岁月，由于家大口阔，生活难以为继，岑拯初中毕业后不能继续深造，便跟着在当地理发的二舅学理发。岑年宏的想法是，纵使将来孩子不能继续深造，学一门手艺在身也不会饿肚子。岑拯的二舅说，岑拯学手艺的时候非常聪明，看几遍后就会拿剪子替别人理头发。两年后，他的手艺已全部学到家，可以独立工作。记者在村里采访时，许多中年人均表示，岑拯曾经为他们理过发，理发水平还过得去。理发手艺学成后。岑拯认为理发没有多大发展前途，他又拿起书本继续啃。他的舅舅和父亲发现他对读书很感兴趣时，经过商量，决定让他继续读书。1979年9月，岑拯又来到浠水里店高中读书。岑年宏说，岑拯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从不与别的孩子打架闹事，一有时间就坐在家里看书，一直都不用他操心，而他也很少“打扰”儿子的学习。

品学兼优，是名优秀学生

    1981年，岑拯从浠水里店高中毕业，由于当时学校里没有英语老师，这一次考试，岑拯名落孙山。不过不服输的岑拯没有就此放弃，后来，他被转到浠水一中就读，通过猛补英语，1982年再次参加高考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航天航空学院空气动力系。记者在浠水一中看到，学校门口和校园里到处挂着祝贺的横幅，学校还摆出了关于岑拯的特大喜讯，许多学生在观看和称赞。获悉岑拯担任“嫦娥一号”运载火箭系统总指挥时，他的老师和部分同学都来到母校，为学校出了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岑拯的班主任张海潮介绍，岑拯不善言辞，性格内向，但学习刻苦认真，团结同学。除了上课认真听讲和做完作业外，晚上回到宿舍还要继续看书。他的字写得非常漂亮，数学成绩一直是班上名列前茅。在当年的高考中，他成绩居全县第二名，填报志愿时，张海潮老师指导他填报了北京航天航空学院。岑拯的英语老师邱申元称，岑拯刚转到学校时，英语成绩并不好，但他肯钻，身上长期带着一个小单词本，一有空就掏出来背，英语成绩提高得很快，以至在高考时，英语成绩也没拉后腿。“低调做人，做杂事兼杂学当杂家杂七杂八尤有趣，先爬行后爬坡再爬山爬来爬去终攀顶。”这是岑拯的物理老师陈诗旺给他题的一副对联。陈诗旺老师回忆道，岑拯读书非常用功。在第一次高考落榜时，他并没有灰心，而是下决心从头开始，所以复读时改了名字。岑拯的原名叫岑道平，但他觉得人不能依靠别人来拯救自己，只能靠自己拯救自己，所以就改名岑拯，决定将来一定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岑拯的同学——浠水县丁司土当镇副书记程行云说，与岑拯同学两年来，从没有与他红过脸。岑拯不喜欢出去玩，总是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看书，不管什么问题他都喜欢弄个清楚明白。在他考上大学后，他们就很少见面，甚至连电话也没有通。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提起他，只知道他在航天部门上班，至于具体干什么，大家都不知道。

为了工作，15年没有回家

    “自从他结婚后，就一直没有回过家，至今已有15年。”岑年宏说。1992年结婚时回来过一次，以后就一直没有回家，平常也很少与家里打电话。岑年宏有时候想念儿子，就打电话问候一下，他却总是说工作忙，没时间回家看望老人，请父亲原谅。鉴于儿子工作忙，家里有什么困难，岑年宏都找小儿子，从来不打搅老二的工作。但岑年宏养成了看报、剪报的习惯，默默关心着岑拯的事业。
    岑拯姐姐家的条件较差，姐夫因病去世后，在武汉生物工程学院读书的外甥的学费成了问题。为培养外甥自力更生的人生态度，岑拯和弟弟每人给外甥提供了数千元，但告诉他，这是无利息贷款，等他毕业后有能力了还需偿还。10年前，岑年宏在当地医院查出肝硬化，因身体没有出现不适症状，一直没把这当回事，而岑拯忙于工作，也没能送老父亲去医院做全面的身体检查。“一家人都没沾到他的光。”岑年宏笑呵呵地说。虽然如此，但是，岑拯是他们一家的骄傲，儿子能为国家做点事，他们感到无上光荣。岑年宏称，他去过儿子那里两趟，一次住了一个礼拜，一次住了20多天。儿子和儿媳妇虽都拿工资，但两口子分工明确：一人的工资拿来还房贷，一人的工资负担“吃穿”。

命运将他带进航天

    1982年，岑拯高中毕业。高考是人生的“三岔口”，面对这个命运转折点，年少的他并没有过多的想法，在填报高考志愿书时，成绩优异的他，在期望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的同时，也期望学到一门能立世的“手艺”。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对机械十分感兴趣的岑拯，在老师的推荐下选择了一个和机械有关的学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那时，航天对他而言是一个空白。远在千里之外的他，从未想过比飞机飞得更高的人造卫星，更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为中国航天事业效力的航天人。 进入大学后他选择的是空气动力学专业。本科毕业后，他又顺利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完研究生。成绩优秀、为人踏实的岑拯成为老师的得意门生，当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时，老师推荐了他，岑拯就这样迈入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大门。一切是那样的平淡，又是那样的自然，岑拯就这样与航天结缘，与长征三号甲火箭结缘，而这一切只是拉开他人生辉煌的序幕。岑拯毕业那年正是知识贬值的说法泛滥的时期，那时对这种现象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诱惑下，一些技术人员纷纷放弃了清苦的技术研究工作，下海经商，做起商海的弄潮儿。岑拯至今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他在单位面试时，一位领导曾问他：“是否能在这里一直干下去？”生性平和的他，爽快地回答道：“能”，岑拯表示要干就干好。面对商海风潮和高收入的诱惑，岑拯有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他对能学以致用，用自己的所学为自己开创一份新天地感到幸福，同时更为能投身到祖国的航天事业的建设中，踏上这片光荣神圣的沃土而备感自豪。也许正是因为这份甘于平淡的质朴本性使然，他才能坚守长征三号甲火箭，度过那艰苦的研制岁月，历经风雨，痴心不改。

以此为乐以此为荣

    长征三号甲火箭是1986年立项的，它是在长征三号火箭基础上的改进型，是一枚三级液体火箭，主要用于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运载能力为2650千克，比长征三号火箭翻了近一番。1989年来到一部的岑拯从事的是长征三号甲火箭的空气动力和热设计工作，就是研究火箭飞行过程中的气动特性。这是一个理论性很强、枯燥艰苦的工作，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工作。当时长征三号甲火箭研制几乎处于停滞阶段。岑拯虽然也羡慕正在如火如荼地从事其他型号研制的工作人员，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自己所从事的长征三号甲火箭研制工作是个“冷门”。工作虽然没有太大的压力。但岑拯仍然一心扑在研制工作上，认真地做好工作。在完成自己份内工作后，他还经常帮助需要帮助的同事完成其他的工作。1994年初，经多年孕育的长征三号甲火箭载着研制人员的希望和梦想，静静地伫立在发射场的发射台上。1月，正是那年冬天最冷的时候，寒风刺骨。虽然长征三号甲火箭已进入发射场，但为了保证产品的优质可靠，后方的试验工作并没有停止，一些设计人员还在继续进行产品可靠性试验，岑拯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他们做发动机试车试验，试验过程中，意外地发现发动机的伺服机构工作不正常，大家心中一惊。历经波折和挫折的长征三号甲火箭终于可以进入发射场，就要向世人展示自己神威的时候，却出现了这样的意外。正在参加试验的每一位研制人员都深知，一定要查出“症结”，决不能让长征三号甲火箭带着隐患上天。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问题终于被查找出来了，原来是伺服机构的油管被冻住了。问题的根源找到了，大家就集智攻坚，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为了防备万一，发射场的工作人员对整装待发的长征三号甲火箭采取了措施。这件事给岑拯留下很深的印象，使他深切地感受到航天事业无小事，任何一个疏忽都有可能带来更多不必要的工作，甚至引起严重的后果。从此以后，岑拯在面对任何工作时都更加细心，更加谨慎。经过8年的艰辛攻关，1994年2月8日，长征三号甲火箭首飞获得圆满成功，并在1年内取得了双连冠的佳绩。长征三号甲火箭不仅技术先进，运载能力大，为中国在国际卫星发射服务市场增添了竞争的能力，也为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研制奠定了基础。随着长征三号甲火箭研制的成功，长征三号甲火箭研制队伍也迎来了事业的春天。也许正是因为岑拯在平淡的研制工作中，能踏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他得到了领导的赏识，赢得了发展的机遇。长征三号甲火箭发射成功后不久，岑拯就从专业组被调到了总体组工作，并担任了总体组组长。

学海无涯乐行舟

    40岁出头的岑拯，给人以年轻帅气的印象，这似乎与他的“老总”身份不太相称。性情平和的他，与人交谈时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让你感觉他这个“老总”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在谈起他担任总指挥的这件事时，岑拯谦虚地说，是同事的帮助、鼓励和大家的厚爱，是各级领导给予他的信任和关怀，使得他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个人的综合能力上有机会得到不断地提高。其实一个人的成长除了外部的机遇外，关键还是取决于自身要有前进的驱动力。不服输，善于学习，就是岑拯前进的内动力。岑拯是一个内向的人。当初选择理工类的学校，是因为岑拯认为从事技术研究的工作就是简单地写写算算，单纯地做自己的研究，在自己的空间内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不需要与他人有过多的交往，一切都是简单的。但人的潜力是能被外界环境激发的，被分配到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总体部后，在总体部“大局、系统、严谨、争先、包容”的文化的浸润下，在老一代航天人的敬业精神感染下，善于学习的岑拯逐渐发现自己所不知的另一面，而这另一面改变了他原定的生活轨道。作为工程组组长的岑拯，一次临时被“点兵”召开设计和工艺方面的协调会。以往只是埋头于自己工作的岑拯，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业务知识，对其他部门的工作，尤其是生产加工方面的工作了解的不多。在协调会上工艺组组长对他对工艺工作了解的不深入当场表示了不满。这件事给他的触动很大。岑拯虽生性淡泊，与世无争，但却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从那以后，他以不知为耻、知耻而后勇的精神，虚心向身边的每一位同事学习。时至今日，已担任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总指挥的岑拯对专家的称呼依然保持谨慎。他说：“我还不是专家。人家称呼你为专家，那是恭维的话。你不能欺人，更不能自以为是地自欺。坦诚地说，在技术上还有许多我不懂的地方，还有没吃透的地方。”岑拯说在他的“求学”过程中，当时担任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总指挥的龙乐豪和总设计师贺祖明给了他很多帮助和指导。无论是从专业技术上，还是从管理上，以至为人处事上，他们都是他学习和做人的楷模。到了总体室后，由于工作的需要，岑拯参与协调的工作要多一些，接触两位老总的机会也就更多些，他就利用每一个机会从他们那里“偷学”东西。“偷学”老总们主持会议的风格，对问题的分析判断的方法，处理解决问题的经验。

勇立潮头担重任

    淡泊名利的岑拯，虽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大“管家”——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总指挥，但现实中他从组长、室主任、副总师再到总指挥，每迈出坚实的一步，管理潜力也逐渐被挖掘出来，调动起来，为他积蓄了更多的管理能力。长征三号甲第四枚火箭发射前，由于技术状态发生了更改，二级氧化剂在加注时液位不正确，发生了溢出。如不及时解决，将直接影响到第二天的发射。情况十分紧急，时任主任设计师的岑拯在当晚查阅设计文件，分析事故出现的原因时，他突然想到长征三号乙火箭最近一次发射时有加注容积和液位的数据，有可借鉴之处，他心中盘算，应该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他用长征三号乙火箭1998年最后一次发射时的加注容积和液位作参考，拟算出此次长征三号甲火箭二级氧化剂第二液位以上的补加量。此方案一提出，立刻得到大家的响应。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火箭的二级氧化剂加注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它也显露了岑拯解决突发事故的能力。2004年，岑拯出任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总指挥。长征三号甲第九枚火箭发射中国第一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二号”，这也是长征三号甲火箭首次发射气象卫星。为此，这支队伍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提高火箭的可靠性，采用了一项新技术，即“激光惯性测量组合”技术，该技术增加主从冗余，进一步增强了火箭的可靠性。除此之外还第一次使用100立方米的液氢运输加注车，从而使火箭燃料加注更可靠、更安全。就像面对每一次发射任务一样，所有的队员都全神贯注，认真做好每一部分的工作。然而，意外总是不能避免的。刚刚担起总指挥重任的岑拯在上任后执行的第一次发射任务就面临着一次重大考验。2004年9月，这枚火箭进入发射场后不久，在单元测试间进行平台测试时，平台突然发生了倒台。此前，长征三号乙火箭首飞就是因为平台倒台，而引发了箭毁星亡的后果。那是每一个从事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研制人员心中刻骨铭心的痛。长征三号乙火箭1993年初立项研制，经过3年紧张奋斗，终于完成了飞行前的一切准备工作。1996年2月15日，长征三号乙火箭托举着国际708通信卫星在起飞2秒钟后飞行姿态就出现异常。火箭以很大的负俯仰角和负偏航角向右前方快速倾倒。22秒后，撞在发射场附近的山坡上，星箭俱毁，发射惨遭失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的一个“黑色星期四”。后经分析试验表明：控制系统惯性基准发生变化是发射失败的原因。由于火箭飞行的惯性基准发生了变化，平台输出了错误的信号。长征三号甲火箭第九枚发射在即，发生平台倒台事件，宛如一片乌云在天空飘过，得知这件事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感到了一份压力。岑拯停下了正在进行的协调会，迅速赶往现场。这个意外事故不仅引起火箭发射队的重视，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有关领导也十分关注，平台一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何迅速有效的排查故障，以快捷的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是岑拯首先考虑的问题。排查从源头做起，从设计到操作过程，一项一项进行，不放过任何一个过程，细究每一个可能存在问题的环节。包括在京的平台系统研制人员及各级领导在内，那时已没有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之分了，所有的时间都是用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经过大量的分析，最终查出导致平台倒台的“罪魁祸首”，原来是因地面设备老化而引起电路出现问题，致使该闭合的电路没有闭合，该通的电路没通，引起指令错误，导致平台的倒台。查找到引发问题的根源后，平台倒台的问题很快得以解决。如果说，这次平台倒台的意外事件锻炼了岑拯处理突发重大问题的能力并考验了他的全局观的话，那么，“十一五”期间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发射高峰，则是在检验岑拯作为总指挥运筹帷幄的能力。

举重若轻将帅风

    自1994年2月长征三号甲火箭首飞成功以来，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共进行了15次发射，其中，1997年和2000年为发射高峰年，平均1年内3次发射。然而进入“十一五”以后，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的年平均发射为6—7次，比1997年和2000年增力了一倍多。发射任务高度密集，历史上绝无仅有，即使在考虑双工位发射的条件下，任务和工作量也是极其艰巨的。火箭批量生产，这是中国航天发射史上从未有过的。怎样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圆满完成任务，这期间又将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在冷静地分析形势后，年轻的总指挥岑拯深刻地认识到这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发射高峰期要求生产装配的高峰要提前1～2年。部分单机甚至更长，因此，对各承制单位的研制生产能力是个严峻的考验。岑拯和同事们深入到航天一院的工作人员在给长三丙的发动机安装大喷管各单位、各系统开展了大量的调研，对火箭批量生产能力、资源配置、设备设施的配置，以及人财物的现状进行摸底，理清了37个影响运载火箭批量生产的大问题，针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型号两总又组织召开调研会，全面听取了各单位对所承制产品的研制进展、后续批次任务安排、存在的问题和拟采取的措施。在此基础上，最后形成了40多页的调研报告及《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2006—2010年任务研制短线及对策分析报告》和《长征三号甲系列型号研制进展情况报告》，呈报院决策层，为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完成“十一五”期间的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两总”还亲自带队到各研制单位检查生产和落实情况，分别召开了发动机、惯性器件、伺服机构、遥测系统、箭体结构等各系统专题会，协调各方面问题，细化研制生产计划。在经过缜密的组织和协调后，岑拯他们又对“十一五”期间的各项任务进行了全面策划和部署。
    在岑拯的组织下，他们加强顶层设计。充分挖掘现有的生产能力，加强调度，均衡安排，进行火箭批量生产的质量管理办法研究。针对火箭组批生产的实际情况，他们还制定了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组批生产质量管理办法和验收管理办法。针对后续任务型号队伍人力资源紧张问题，岑拯他们一方面对关键岗位进行充实，另一方面加强研制生产人员培训，研究确保质量、提高效率的新方法、新措施。他们还加快可靠性增长研制工作，将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尽快转化到飞行火箭产品技术状态上，使火箭的可靠性有实质性提高。在谈到面对前所未有的任务，压力是不是也是前所未有的时候，岑拯笑着说，作为总指挥的确感到肩上的担子是沉甸甸的。因为有时，你代表的不是个人。作为总指挥，在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内部有时你代表的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在研究院内部有时你代表的是型号队伍；当面对用户时，总指挥代表的不仅是整个型号队伍，还要代表院、代表集团公司。身份的不同要求就不同，承担的责任大小就不一样。但岑拯认为，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只有依靠集体的智慧，发挥民主的力量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他说，长征三号甲火箭研制队伍是一支能打硬仗、作风优良的队伍，在集团公司和院领导的支持下，在老总们的帮助下，他们这支队伍有信心完成“十一五”期间的发射任务。
    “十一五”期间我国开展“嫦娥工程”，岑拯和他的队友们用长征三号甲火箭完成探月卫星发射任务。这是中国航天史上举世瞩目的发射，它再次引起世人对中国航天的关注和热情。在谈及此事时，岑拯又露出他那温和的笑容说：“航天事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每一次发射都具有特殊意义。任何一次发射都要求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以百分之百的努力确保成功。探月工程同样如此。目前，我们的准备工作正按计划进行。”看似平淡的话语，却显示出岑拯在大战前的平和心态。（转自《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