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风暴席卷台岛

2014-09-15 21: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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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奇文  沈骏

    台湾是近代帝国主义蹂躏最深、最直接的地区,所以台湾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也是最坚决的,屡仆屡起的革命斗争仍以回归中国为职志。1895—1901年台湾人民持续七年的反割台、反日占领斗争遭日本殖民统治残酷镇压后,直至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台湾人民反日斗争出现了暂时平静、沉寂的状态。但以孙中山为首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正蓬勃兴起,革命党人在台湾渐渐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台湾也成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接受较早的地区。
　　光复台湾是孙中山先生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孙中山数度来台,亲自筹划革命工作并关心台湾同胞的革命事业。1911—1915年,台湾抗日民族革命斗争可以说是在祖国声势浩大的辛亥革命直接、间接影响下发生的,是辛亥革命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台湾的一系列革命可以说是在辛亥革命影响下促成的,也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在台湾的具体体现,它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我们可窥视出台湾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血浓于水、密不可分的民族凝聚力,悠深的祖国情结。

    一、日本殖民者入侵台湾，大陆台湾同胞同起反抗
　　　　
　　中日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签订,清王朝出卖台湾领土于日本殖民者,激起全国人民反抗。从1895年4月17日签约到5月8日烟台换约前后22天,在京的举人三千多人次上书达38件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壮举。这一消息传到台湾,台湾人民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全台誓死反日。日本侵略军于1895年5月25日登上台湾后,台湾各地纷纷组织义举,配合刘永福为首的黑旗军,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八封山、嘉义等地与日军浴血奋战,黑旗军副将杨泗洪、义军首领徐骧等为国捐躯。最后,台南背水一战到弹尽粮绝。10月19日,刘永福含恨离台。这期间,日军先后投入5万兵力,激战5个月,伤亡达3万多人,其最高指挥官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在嘉义被击重伤毙命。然而,自发组织的台湾人民终不能抵胜日寇侵略军,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二、日本殖民主义者在台湾地区的罪行
　　　　
　　日本殖民者在政治上施行殖民统治的三大支柱:一是日本总督的独裁专制。日本占领台湾后,在台湾设立总督府,对台湾人民实行高压政策。日本政府赋予总督府拥有行政、司法、立法大权。历任总督对台湾颁布实行《匪徒惩罚令》、《台湾刑事令》、《法院条例改正令》、《保甲条例》、《治安警察法》等一系列律令,规定对台湾人民反日斗争实行残酷的惩罚。如《匪徒惩罚令》规定,“不论具何等之目的,为达其目的,以暴力或以胁迫而结合聚众者,与匪徒同罪”,“首领及教唆者处以死刑”；“参与谋议或指挥者,处以死刑”,“附和随从或为杂役者,处以有期徒刑或重惩役”；“给资兵器、弹药、船舶、金钱及其他之物件,或供给会合之场所者,或帮助其他之行为者,及帮助匪徒,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一句话,凡是反对日本殖民主义者都要处死。根据这些血腥法令而被残杀的台胞,仅从1898年至1902年短短四年间,即达11900多人。二是强化警察制度。据统计,全岛有警察机构1500多处,警务人员1.8万余人。平均每160个居民有一名警察,警察权力极大,包揽警务、税收、食盐、樟脑、鸦片的专卖。全岛成了一座暗无天日的大监狱。三是强化保甲制度。全岛居民以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实行连坐。另外,保甲中各户户主还要担负纳税、服役等多达100种以上的所谓“义务”。以实现其“以台制台”的目的。
　　经济上,日本殖民者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1898年后,台总督府陆续发布了《台湾地籍令》、《土地调查规则》、《土地登记规则》、《官有林野取缔规则》,实行所谓“丈地归官”、“土地所有权申报”,以所有权未能充分证明为由,没收了历代台湾人民开垦和赖以生存的大片土地和森林。1911年又颁布《土地收买规则》,用极低的价格强行征购人民耕地。这种掠夺使全台湾土地总面积370.7万甲中,有246万甲被殖民政府占有,18.1万甲被日军财阀及私人占有,二者共占地264.3万甲,占土地总面积的68.5%。金融方面,日殖民者1899年设立台湾银行,扶植日资摧残民族资本。日资还垄断台湾贸易,1897年起,日殖民者先后对鸦片、食盐、樟脑、烟草、酒类实行专卖,低价购入台民的原料、产品,高价出售,榨取台民膏血收入占总督府收入40%～60%。台湾劳动者在日占时期,劳动时间长达1014小时,工资却很低,如1923年统计,台湾工人一天仅1.76元；占80%的台湾农民受的剥削更为残酷,日殖民者对农民的苛捐杂税高达80种以上。
　　文化上,实行思想奴化政策,从日殖民者第一任台湾总督起即以与日民同化的方针,用“各种设施和经营,使本岛民众,纯以帝国国民而忠诚于我朝廷,涵养教化指导其对国家的义务观念”。这种奴化措施形成所谓“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人用日本名,讲日本话,供日本神社,以不同的配给和待遇来分化瓦解台湾民众。

    三、革命志士联络台胞结友图兴
　　　　
　　对于日本统治台湾的种种罪行,孙中山先生和革命团体同仁都深恶痛绝,他们分析形势,拟订计划,准备在台湾发动革命。1897年8月中旬,孙中山与陈少白在日本横滨密谈。两人在谈话中,对1895年《马关条约》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行径极为义愤,他们共同关注着台湾同胞的命运。陈少白沉痛地说,台湾割给日本已几年,“不知被搅到怎样的地步”。他提到“我两人困守一方,无从发展”,希望能够到台湾活动,“把那里的中国人联络起来,发展我们的势力,岂不胜于待住在这里”。孙中山很同意陈少白的建议。
　　据陈少白后来回忆,为了到台湾活动,陈少白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日本政界人物,包括即将赴台准备上任的澎湖厅长。他还请朋友写信介绍一些在台的重要人物,如台湾“总督”、“警察厅长”、“台北知县”等。陈少白启程前还照例“到神奈川县求领护照”。那“知事”耍了个阴谋,欺骗他说:“你到台湾时,把你的来历说明,自能容你登岸,也不需要护照。”陈少白信以为真,也就不再要求办理护照。然而,这“知事”等陈少白走后,立即写信向日本首相告发,要防范陈少白到台湾的活动。这些情况,陈少白还蒙在鼓里。
　　客船摇晃了整整三天,终于到了基隆港。他与船上相识的日本人一起到一个日本人开的旅馆寄宿。此人是要到台南任高等审判厅厅长的,他们在船上谈得很投机,相约同行。栈房主要来客登记,陈少白写上“中国人”三个字。他要陈少白拿出护照,陈说没有,房主严肃地板着脸说:“凡无护照的中国人,处罚甚重。”立即要陈回到船上去。这时陈少白才明白上了那“知事”的当。日本人占了台湾后,不容许没有护照的中国人登岸。可是,陈少白想,我吃了三天苦,现在到了岸,哪有回去的道理。他对房主说:“你送我到巡警局,我自有办法。”房主找来巡警,一同到巡警局。见到巡官,巡官看到陈少白一身和服的打扮,像是日本绅士,因此说:“你不是中国人。”陈少白回答:“我正是中国人。”这下巡官耍起威风来了,他拍着桌子,非要陈少白拿出护照,不然就“回到你来的船上去”。陈少白无论怎么解释都无济无事,没有办法,他只有拿出好几位日本友人写给“台湾当道”的日本官员的介绍信为证明。巡官看后,知道来人有背景,不敢怠慢,才把脸改变过来,要去请示。不一会儿,他回来对栈房主说:“署长已答应了,你领他回去,但他要到什么地方,总得先来报告。”从此,陈少白在台湾,每到一处都受到监视、控制。
　　在从基隆到台北的火车上,陈少白“认识”了一位自称“金矿师”的日本人,两人相约到台北找客栈寄宿。安顿好后,他们一同进餐,可酒过几杯,此人突然红起脸说:“我奉劝你,好好把你的来历说出,你到底到这里来干什么？要不然恐于你有大不便处。”陈听后颇有些生气:“你不要白操心,我的事,你不要管好了。”看得出来,此人是被派来监视陈少白的。过了一会儿,陈少白将名片给房主,请他到警察署处,说明陈少白在此,明天亲自到警署相见。他们见陈少白如此有来头,又见权威官员的介绍信函,也就不问了。
　　第二天,陈少白到警察厅要见厅长,不巧厅长已回日本。他将介绍函给了代理人,并说明来台之意,看看朋友,看看风景名胜。此人看了信函说:“很好,你可以随便住在这里,不过你到什么地方,先要告诉我们,我们好派人保护你。”后来陈少白去拜访台北县知事,那知事表面关切,又派他的外事课长特别招呼请饭,刺探陈少白的来意。
　　在台北人地生疏,寸步难行,陈少白只有到处闲逛。经人指路,他见到广东香山人杨心如。此人系兴中会会员杨鹤令的族弟,也是兴中会会员,广州起事计划败露后逃至台湾谋生,当时已是一家办茶的洋行司账。他俩相见,握手相慰,这番快乐非同一般。他们一同见到茶行主管吴文秀。这东家年龄不到30岁,但十分老成,且有志气,相见之下,亲切如故,特邀陈少白到茶行住宿。在洋行的日子,经介绍,他认识了广东大商赵满潮、容祺年等。他们相互关照,谈言革命,心心相印,十分投机。陈少白一住就是十余天,并相约待他从台南回来再图畅叙。
　　到台南,陈少白的行动仍毫无自由的余地。日本警察厅派了4个侦探暗中监视,夜里还分开东南西北,睡在陈少白的寓所四邻。陈少白待了一个多月,毫无进展,他只好又回到台北,还是与杨心如共同商量,联系吴文秀等,成立兴中会台北支部,会员有五六人。又经过了一个多月,稍有进展,初见局面。这段史实,冯自由编写的《革命逸史》第4集《兴中会组织史》中有一段文字说:“陈少白于丁酉年（民国前十五年）至台湾访之,遂结识侨商容祺年、吴文秀、赵满潮数人,共组兴中会分会,惟因党员不多,未设会所……”

    四、惠州起义台为基地
　　
　　1898年之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迅速发展,1900年达到了高潮。孙中山认为这是在南方发动武装革命的良好时机。他与兴中会的领导人积极筹划起义事宜:一是以兴中会和会党势力为基础培养骨干力量；二是与日本友人商议,组织义勇军并且共同筹措资金,待中国国内发动起义时,驰往中国参加并推动起义；三是通过友人做日本上层工作,力求在资金、武器上给予协助。
　　第一支力量是革命的基础力量,是完全可靠的；第二支力量也是有效的。在日本志士中确有人是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后来的实践证明,他们有的出钱,有的出力。如中野德次郎贷款50000日元,山田良政参与孙中山组织的起义斗争,在起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幻想日本上层来支持革命却是不可能的。日本殖民主义者亡我之心不死,占领台湾后还图谋中国内地,特别是厦门等沿海地带。孙中山后来回忆,当中国革命者赴台湾会见在台的日本统治者时,他们表面许诺“起事后可以相助”,但实际上另有阴谋,条件是:“若孙以己之势力搅乱厦门,为（日本）制造（割让）的借口,使（日本）得占领厦门,以后当可援助武器。”事实上日本政府对孙中山到台湾指挥内地革命始终是起破坏作用的。当孙中山到达台湾时,日本内务省总务长官电告总督府:“对孙逸仙要采取防遏方针。”特别对日本志士援助孙中山,日本政府明令“严格阻止”。日外务大巨还致电日本驻沪、汉、厦门和福州领事,要禁止支持孙中山的日本人“登陆,防遏其阴谋”。
　　这次起事的目标,孙中山先生本意是以香港为大本营在广州起事,夺取南方,建立南方的革命政府,而后逐渐扩大。然而统治香港的港英当局禁止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上岸,孙中山临时改变计划,决定在惠州发动起义。这时孙中山在香港附近的船上召开临时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原祯为参谋长,福本日南任民政总长,平山周任副总长。因为内部出现异议,又召开一次会议重新安排:郑士良任司令官,原祯任参谋长,杨衢云任财务部长,毕永年任民政部长,平山周任外交部长,这五人负有组织、指挥起义的重任。孙中山的指挥大本营改设在台湾,视革命起义的情况再移内地。于是孙中山转渡台北指挥。这次起事历时42天之久。军事部署方面,郑士良选择惠州归善县属的三洲田为根据地,这里会党啸聚,基础好；杨衢云、陈少白等在香港接济饷械事务,协助他们的还有一些日本志士；孙中山坐镇台湾指挥,依靠电报和革命志士兴中会会员杨心如等传递信息。
　　革命第一仗以80名敢死队为先锋,首战攻克沙湾,毙敌40人,夺取洋枪40支,弹药数箱,生擒清兵30人；第二仗攻克镇隆,夺取洋枪700余支,子弹5万发,马12匹,等等；第三仗攻克永湖,夺取洋枪五六百支,子弹数万发,马30余匹,生擒清兵数百人；第四仗攻克崩冈墟、三多祝等地,以2万余之众击败清军7000余人,向白沙进发。
　　这时,革命军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电告孙中山,要求补充弹药武器以继续发展。孙中山因革命连续报捷,也十分兴奋,即致电宫崎,商请从菲律宾那里借用武器；自己则向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当局接洽协助武器。但前者因日本人中村在购买武器中的贪污行为败露而使这批武器被日本军部查扣；后者因日本内阁易人,日本政府明令禁止向孙中山提供武器,致使接济武器的计划失败。孙中山在接济无源的情况下,只有电令革命军停止进发,全体军事人员除一部分返回三洲田外,其余自行解散。惠州起义宣告失败。这时,台湾日本殖民总督府奉日本政府之命,将孙中山和平山周也驱逐出台湾。

    五、发展全岛革命组织发起革命
　
　　1900年之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904年蔡元培、章炳麟等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武汉的革命知识青年成立了科学补习所；还有些革命志士在各地成立了革命团体,如林森的福建学生会,等等。孙中山非常高兴,当即联络各地革命组织酝酿成立全国统一的革命团体。1905年8月,孙中山到日本与黄兴等磋商,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出版机关报《民报》。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同盟会通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后来孙中山把此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同盟会成立以后,从1906年到1911年间一连组织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镇南关起义、广东钦州起义,以及1911年4月两次广州起义,等等。
　　在这些革命活动中,孙中山忙于奔赴各地组织、指挥,即使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与同盟会骨干仍然关心着台湾同胞的前途和命运,关心着台湾革命力量的发展及其与内地革命活动的联合。1905年,正当同盟会成立之时,史学家连雅堂和在台湾发动抗日事件失败后内渡广东的丘逢甲,都曾对同盟会的活动作了桴鼓之应。与此同时,林森在福建的学生会会员集体参加了中国同盟会,该会的台湾籍会员林熊征、蔡法平等同时成为同盟会会员。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的参加者中就有台湾籍会员许赞元、罗福星等。
　　在厦门,同盟会也将组织发展到台湾同胞之中。1909年在厦门加入同盟会的王兆培回到台湾活动,1910年5月台北医学院学生翁俊明参加同盟会。同年9月,同盟会漳州机关委任翁为交通委员,宣告中国同盟会台湾分会成立。1911年武昌起义时,台湾澎湖爱国志士纷纷突破日军的阻挠,渡海到福建投入驻军孙道仁部,后来孙被推选为都督。在台湾志士中,卓有贡献者为章洁辅、林祖密等。之后漳州入盟的王兆培偕同其他台湾籍同盟会会员张聿怀、张培英等多人返回漳州,协助光复漳州。台湾分会的会员到1912年发展到30余人,主要分布在台湾各高等学府。1914年11月间,会员已发展到76人,但因日本当局的限制被迫解散。

    六、辛亥首义台岛响应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震撼祖国大陆,各省闻风响应,清政权在革命浪潮冲击下遂告土崩瓦解。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给台湾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影响。台湾人民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光复之役的斗争中。辛亥革命时期,台湾掀起的数十次如火如荼的抗日浪潮,是全国革命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它反映了祖国革命火种在台湾熊熊燃烧,民族意识在激荡宣泄,也表明了台湾人民深深根植于祖国,台湾与祖国血脉相连、命运相济的重要特征。从1912年至1913年间,在台湾的革命党人也领导台湾各族同胞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组织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目的的起义斗争多次。其中影响大的如:
　　1912年,刘乾在南投、林屺埔一带发展了许多革命党人,于3月22日夜,天还未亮即攻至顶林日警派出所,杀死了日本警察几人,拟退回山中,以图再举。日军闻讯,派兵围困,抓了刘乾等多人,判处刘等8人的死刑。
　　同年6月,黄朝等组织革命党多人,准备起义,因事被泄,黄朝等被捕壮烈牺牲。
　　9月,陈阿荣又在南投发动革命,当地群众热烈参与,一时间发展数百人,目的是驱逐日本殖民主义者,但又被日本统治者镇压下去。之后还有几次也因机密泄露被镇压。
　　影响最大的是罗福星组织的起义斗争。罗本人于1905年参加同盟会,1911年参加广州起义负了伤,后又到爪哇再谋起义。武昌起义爆发时,罗率领爪哇所募军民2000余人回国参加。1912年11月,他接受同盟会和孙中山的派遣返台图兴。这时他接到了刘士明先生的信,请他到台湾组织革命党,驱逐日本侵略者,光复台湾。他非常高兴,立即渡海,在台湾苗栗地区设立秘密组织,并以台北大稻埕为联络地点进行活动。他们以“华民会”、“三点会”、“同盟会”、“革命会”等名义发展组织,到1913年3月,已在台北、基隆、新竹、桃园等地发展革命党人12万,其中坚人物为江亮能、谢德香、黄光枢、付清风、黄员敬等。
　　他们之间联络多用电报往来,暗号是:母氏（孙逸仙）、婶姆（黄兴）、娘（黎元洪）、夫妇（参众两院）、家掌（福建都督）、副家掌（台湾华民会馆）、店主（刘士明）、君子（十二志士）、正字（华民秘密会馆）、妾（孙都督）、副妾（广东都督）、电话（敢死军）、渡舟（战舰）、添丁（助兵）、元子旅（旅长）、黄字瓦（团长）；北王（队长）、荒字瓦（班长）、宇字瓦（营长）、北部洒（台北）、中部洒（台中）、南部洒（台南）、代足茶（北京）、代员日本布（南京）等等。往来相当严密。
　　罗福星发布的宣言书洋洋几千言,通篇洋溢着对我中华的爱心,对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深仇大恨。他写道:我中华“面积,占五大洲、六大洋三分之一,为世界冠；人口最多。我台民来自中华,台民于十数年前,有志维新,痛心亡国奇耻,且邻国（日本）苛政,实诸君所痛也！”“日本灭我台湾于十有九年,而人民受害已非浅鲜,比如,今日剥我皮肤,四五年后削我骨肉,八九年后必吸我骨髓矣！”他叹息:“哀哉我台民！既自日本亡我台湾,夺我财产,绝我生命,日本苛政,无所不用其极,岂有诸君甘心长受此苛政之下乎？”他接着列举了日本统治台湾的十一大罪状,以图唤起民众推翻日本殖民主义。
　　几年之间,罗福星发动起义4次,后不幸被叛徒出卖,921人被捕,罗福星等20人光荣就义。临刑前他写下《祝我民国词》和《绝命词》两篇。牺牲时他从容高歌,神色不变,表现出革命志士的英雄气概。台湾人民轰轰烈烈的一场革命运动就这样被日本统治者镇压下去。

    七、高举反军阀大旗继续革命到底
　　　　　　
　　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8月,宋教仁得到孙中山同意,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由立宪派旧官僚组织的4个政治小团体,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3年2月第一届国会大选中,国民党获得多数票。袁世凯大为恐慌。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剌身亡。孙中山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袁世凯独裁的野心,决定兴兵讨袁。1913年6月,袁世凯向南方国民党人控制的地区发动进攻,国民党被迫应战。7月12日在孙中山指导下,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发表讨袁通电。黄兴到南京宣布讨袁。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地也相继宣布独立。这就是历史上的“二次革命”。在这次反袁斗争中,台湾同胞积极参与,同盟会会员翁俊明、杜聪明曾密谋设计用下毒的方法毒死袁世凯,后因故未遂。
　　由于力量悬殊,“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被通缉,再次东渡。他们得到日本挚友的相助,秘密乘船先赴台湾,再转日本。同行者有胡汉民、李朗如、梅光培数人。为减小目标,李、梅赴港,胡汉民随孙中山,同时船上谢绝国内的其他乘客。孙中山到达台北,停留十余天,继续其革命活动。他接见了在台的老同盟会会员也是国民党员的翁俊明和杨心如,了解情况,征询今后的意见；还为日本友人书写“博爱”、“同仁”等条幅。孙中山拟约黄兴会合,共定下一步的决策。但日本政府极力阻挠,日外务大臣致总督电文说,帝国政府认为,以防止与此次骚乱有关之领袖来本国为上策,要求台总督执行此项方针,用适当方法“劝告孙改赴日本以外之其他地方”。由于孙中山离台执意留在日本,后来日本政府允许其暂时留下,但要黄兴离日本去美国,阻止他们共同策划革命。
　　这一次孙中山在台湾,台中人廖进平募了6万元给孙中山。孙中山身无长物,便将随身威士忌酒送给廖。这瓶酒后来成为廖家传家宝。廖在“二·二八事件”中失踪。2005年“二·二八事件”家属座谈会时,廖进平之子便将这瓶酒转送给时任国民党副主席的马英九。这使马英九非常感动,言谈间数度哽咽,说不出话来。1916年袁世凯病死,张勋复辟,接着段祺瑞专权,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1917年8月,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9月成立了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随即出师北伐。不久南北军阀勾结酝酿议和,孙中山极力反对而无效,被迫辞职,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痛斥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孙中山与国民党人共同商量,拟以台湾作为大陆以外的革命基地,并决定亲赴台湾,会合台湾同胞,发表意见,宣传主义,唤起民众意识,鼓吹爱国精神,做一些革命的基础工作。1918年6月初,孙中山与戴季陶等抵达台北。日本驻台湾总督不愿意孙中山与台湾同胞接触,当船靠岸时,台湾官宪即派人员到船上会见孙中山,并护送上岸,实际上是将他软禁起来,阻止他在台湾活动。第二天,兵警即要孙中山乘该轮至日本。孙中山此行的计划完全落空。
　　孙中山在台湾的革命活动,虽然没有形成大陆以外的革命根据地,但多次工作和组织发动的影响十分深远,给予台湾人民的革命斗争以极大鼓舞。辛亥革命前后,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紧接罗福星领导的起义之后斗争规模较大的就是西来庵起义,领导人是余清芳、罗俊、江定等。1915年,他们攻打甲仙埔支厅的几个警察派出所,杀死日本官吏等数十人,后又率领1000多人围攻噍吧哖市厅,被日军打败,牺牲惨重。余清芳等逃入山中,终于被捕。在这个事件中,有1400多人被捕入狱,其中866人被处死刑。此后一段时间,台湾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从武装斗争向非暴力抗争转化。至上世纪30年代台湾人民忍无可忍,又发起抗拒日本殖民者的武装斗争。1930年10月27日,台中埔里雾社地区泰雅族的迈勃、钵仔仑等社人民在首领摩那·罗达奥的率领下,袭击警察驻在所,杀死日人134人,夺取枪支180支。日本殖民者调集大批日军、警察进行镇压,泰雅族同胞顽强抵抗,日军竟使用毒气弹进行轰炸。12月8日,起义终于失败,事后统计,参加这次起义的泰雅同胞1236人,战死和自杀者644人,被捕564人。而这564人中,因日殖民者恶毒挑唆与雾社居民有仇隙的陶渣部落发动突然劫杀,仅剩298人,泰雅族同胞几乎濒于灭绝。由于日本殖民地的血腥镇压,台湾人民的斗争终于失败。　　

    八、孙中山情系台湾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孙中山在绝望中看到了前途和希望,提出“以俄为师”,努力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发起新的北伐革命,临终遗言,号召全国人民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共同奋斗,完成他的未竟事业。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再赴台湾,但孙中山一直挂念着台湾的革命事业和台湾同胞的疾苦。他在逝世前夕,当着在病榻前照料他的戴季陶说,我们对日本应该主张的问题,最小限度是要“废除日本和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他和戴季陶还多次谈到台湾的革命同志和台湾同胞的革命,指明台湾革命的具体目标,并把台湾同胞的革命与祖国人民革命联系起来,实现“中国完全独立”。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深情系着台湾同胞,台湾同胞也深情怀念着孙中山。秦孝仪在《孙先生与台湾》一书导言中讲道“台湾为中国之疆土”,故连雅堂说“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孙中山发动国民革命之始即与台湾有紧密关联。革命党人始终对台湾同胞以极大的关怀,台湾志士也发扬高度的民族精神,参加中国革命行列,为抗日复土而奋斗。（转载《湖北文史》总第九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