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珣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10月10日这一天是永远被中国人民记住的重要日子。此时,大家都会追思革命史绩,缅怀先烈功勋。先烈的智慧和勇敢像汹涛激浪盖顶而来,先烈为民族革命而作出的奋斗像石破天惊震撼人心,万世流芳。这一切都是激励后辈前进的动力,也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的公公——吴兆麟将军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革命军总指挥,武昌首义的成功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奠下了基石。在武昌首义的战争中,特别是首义之夜的那场激战中,吴兆麟将军以他的机智勇敢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策略和胆识,为民族立下了伟大的功勋。这些事迹在海峡两岸出版的近代人物志和有关武昌首义的著作中均有论述。这里,我仅追思有关他老人家的一些生活琐事,以为纪念的奉献。
我和先夫吴景明(吴兆麟将军的独子)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在成都相识的,我们结婚则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后一年。我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但是在我们夫妇相处的四十多年,经常听景明回忆他父亲的一些事迹。他非常敬爱他的父亲,使我深受感染,对老人家也十分敬仰。在我心目中,他既是一位胸襟宏大、有胆识、有才华的将军,又是一位慈蔼善良、富有爱心的长者。
我记得,平时我爱唱岳飞的《满江红》,这首歌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一首大家都喜欢而常唱的歌曲。景明说他爸爸最喜欢岳飞将军这首词。他老人家认为这里面充满了岳飞对民族的忠诚,对入侵之敌的仇恨和愤怒,报国之心深切激昂。他老人家说:“要有这样的抱负和情怀,人活着才有意义。”他老人家年轻时就以这种豪情壮志和宏大的抱负,在敌众我寡悬殊的危境中,肩负起首义军总在抗日战争初起,景明方自日本仕官学校毕业归国三日,行装甫卸,他老人家就命他的独子立即奔赴河南前线,参加抗日。这样的决定,如果不是在国胜于家,公先于私,有大我无小我和一切以民族国家的安危为主的思想基础上,怎能做出呢?何况那时他老人家已经年事日高,身患严重哮喘病,行动艰难,景明又是他的独子啊!我万分尊敬他,尊敬他大公无私的坚定意志,尊敬他那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耿耿忠心。
四十多年来,我常听景明讲武昌首义的经过,平时也阅读过一些有关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著作和论述,如曹亚伯先生著的《武昌首义真史》和吴兆麟将军的有关武昌首义的手稿。近些年,又读到《中国现代史论集》中有关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一些论述。从军事、政治、外交三方面看起来,若以武将论,吴兆麟将军真不愧为“智勇双全”。例如在军事上,武昌首义之夜断了电,全城漆黑一片,伸手难分五指,炮向何方发?兵向哪处攻?在那紧急而又茫然无头绪的情况下,他老人家竟能当机立断地迅速作出决定,马上率领一队人,绕向总督衙门后面燃火为炮兵指示方位,就这样振奋了我方军心,瓦解了敌人的士气,吓走了瑞澂,逼跑了张彪,革命首义一举成功。在外交方面,孙中山先生往日和外国使节方面关系好,有威信,同时武昌首义成功,革命军大打胜仗,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大局也稍稳定。英国使节盘恩来进行调解双方停战事宜,要求签约盖鄂军都督的印章。当时黎元洪已避居葛店,带走了印章,吴兆麟将军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很策略地处理了这件事。这些都表明他胆识过人,有勇有谋。
吴兆麟将军在武昌起义之前已是革命组织日知会的发起人之一。日知会成立后,他老人家担任了干事,有张照片,就是他老人家担任干事时和日知会同志们的合影。首义之夜他老人家被推举出任总指挥是有政治基础的。当时,日知会的革命活动或运动对象为军学两界,日知会与同盟会已有组织上的关系,曹亚伯先生为日知会会员,亦为老同盟会会员,据他记载:“当时日知会分会密布于军队。”
《中国现代史论集》有关辛亥革命的第三辑中,冯兆基先生谈到武昌首义时说:“武昌起义之所以成功,最重要者是把仍然效忠中央政府的省部队打败了,并把企图恢复满清政权而迅速增援的北方部队给挡住了,当然,我们不应该忽视或低估非革命派的贡献,尤其是咨议局里占有重要地位的立宪派。”关于这一点,冯兆基先生在他的著作《黎元洪和辛亥革命》中有详尽的论述,他还认为,前几次革命失败都因无稳固的地方基础,武昌起义成功在于能争取到立宪派的支持。立宪派能与革命党合作,乃由于他们对武汉新军的庞大革命力量有极深刻的印象。
同时,吴兆麟将军能高瞻远瞩不计个人权势得失,认识到黎元洪的影响力,迫使黎元洪出来执掌湖北军政府。黎元洪是武汉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他不是革命党,这样,他出来便成为号召所有非革命派的象征。所以那时立 宪派便毫不犹豫地把命运付诸革命了。吴兆麟将军和黎元洪、康有为都有交往。后来,他老人家认为,推翻清朝成立民国的愿望已经实现,则辞职退役返乡,投身社会福利事业。他兴修水利,以利民生,建立武昌首义公园,扶助首义同志会。康有为曾亲笔书写横幅“为民兴利”为赠。他老人家晚年笃信佛学,以看经礼佛、读书写字为生活主要内容。从轰轰烈烈的战斗转到宁静淡泊的生活中,具有“提得起,放得下”的大丈夫气概。
吴兆麟将军出生于贫苦菜农家庭,素日生活朴素无华,教育儿女很严格。记得景明曾对我讲过他在上海徐家汇教会学校读书时的一些情景。上海人很讲究穿时髦漂亮而洋气的衣服,可是他的四季衣服都是母亲在家乡托人做好再带给他的。用家机纺织的粗布,虽整洁平贴,但是土里土气,那时在他幼小的心里觉得很难为情,怕穿得和别人不一样,别人笑话。幸好他学习成绩总是优等,身材又高大,平时和班里同学相处融洽,否则难免受到别人的耻笑欺负。假期回家,他向父亲说明心里话,想请他们给买些体面的衣服,父亲就说:“人不能做绣花枕头,包裹着漂亮华丽的面子,里面装一包草。衣服只要干净整齐、大方合体、穿着舒适、行动方便就好,不要去管别人怎么看。上海是十里洋场,花花世界,不要去学那些浮华。你要学它的进步,它的科学知识,徐家汇学校办得好,你要好好读书。”据景明说,等他读中学时,父亲又把他送到北京育英中学去读书。那也是所教会学校。他老人家觉得教会学校在当时的特点是生活管理好,教学质量好,校风好。他老人家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而且有男女平等的观念。孩子们的姑姑吴祖芳女士,现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由于受过很好的教育,现在还能坚持做文史工作,并能用流畅的英文写出回忆她父亲的文章。
抗日战争开始,老百姓都向后方撤退,他老人家哮喘病重,勉强被扶上轮船。由于人多,船舱拥挤不堪,他老人家窒息难受,未能随家同行。他老人家困居沦陷后的武汉,又遭受日方胁迫软禁,极度郁闷忧虑、身心交瘁,于1942年10月17日病逝。他老人家临逝世前饱受折磨,十分痛苦,逝世后国家政府给予其殊荣,国礼安葬。在海峡两岸出版的近代人物志中均给予他老人家肯定的评价。这使后人看到,为民族国家作出贡献的人,是不会被忘怀的。
先烈功勋永垂不朽!(转载《湖北文史》总第九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