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汝定
人们常说,现在的日子天天像过年。我认为这话一点不假。君不见,现在寻常人家的餐桌上不是肉、就是鱼,鸡汤、排骨汤三天两头煨一次。过去即使过年也没有现在吃得好啊!现在的人不是愁没有好东西吃,而是怕美味佳肴吃多了会得高血压、肥胖症。面对如此美好的生活,我总爱回首往事,回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给我国人民造成的暂时困难。每一次回忆,都使我的心灵得到一次净化,一次感动,我教育我的儿孙要记住而不是遗忘父辈们曾经创业的艰辛,要倍加珍惜,而不是糟蹋今天的幸福生活。
尘封文稿见证当年
1958年,通山县宣布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我被调去参与创办通山县卫校。不料从1959年末开始,我国发生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发生暂时困难,县卫校于1960年下马,我也随之被调到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工作。由于上传下达的职责要求,因此,我对当年因农业歉收,导致部分群众患上营养不良性水肿病、干瘦病和子宫脱垂症的情况,较为了解。1960年7月,我写了一篇文章——《通山县浮肿病、干瘦病和子宫脱垂症防治情况的总结》。在这篇尘封了49年的文稿中,我详细统计了自1959年12月下旬至1960年7月,全县六个公社的发病人数:浮肿病5767人、干瘦病585人、子宫脱垂症1069人。文中还详细分析了发病与年龄、性别和宿疾的关系;详细记载了县委、县政府对上述“三病”的高度重视和所采取的及时、有力、有效的防治措施。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各生产队、管委会和公社,建立临时医院,将病人集中进行治疗,对确有困难不能入院的,要安排医务人员送医送药上门。
第二,要加强病人营养。凭医生证明,国家免费补助每个病人每天大米6两(加其原有粮食定量,每日达到1斤)。每个疗程补助黄豆3斤、红枣4两、红糖半斤。要求生产队组织专班打猎和捕鱼队,让病人吃到野味和鲜鱼。
第三,各级党委书记亲自挂帅,做到“三抓两好”。即大抓生活、大抓口粮落实、大抓蔬菜和代食品;要安排好以食堂为中心的群众生活,防治“三病”发生,要安排好劳逸结合,避免过重体力劳动。
这些措施,特别是第二条,在物资丰富的今天看来,也许微不足道。然而在物资匮乏的当年,要做到这些是何等的不易啊!它体现了我们的党是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干部是真正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干部。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广大干部和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上述病人绝大多数恢复了健康,并以昂扬的斗志,重又投入到建设美好家园的劳动中去,仅有16例伴有严重宿疾的病人不幸死亡(浮肿病3例、干瘦病13例)。
这里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当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不仅只发生在通山县。住在城关附近的郭家湾三位单身青年农民(郑家才、郭阿兴、郭阿黑),就曾以善良、同情和爱心,分别迎娶了三位逃荒而来的湖南妹子(自英,子华,淑华)。现在,他们已是儿孙满堂的幸福之家。1980年我离开通山,调到咸宁工作后,他们和他们的孩子还不时来看望我。
干群一致共渡难关
自然灾害面前,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国家工作人员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也过着清苦的生活。他们没有怨言,没有牢骚,而是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千方百计地去战胜暂时的困难,共渡难关。
那时由于粮食短缺,国家实行以人定量、计划供应。我们每月粮食定量是27斤,还从中拿出4斤支援灾区。平均每人每天只有7两多,每餐不足3两。吃不饱,怎么办呢?机关食堂的炊事员从报纸上学到了双蒸饭和三蒸饭的方法。就是将每人每餐的定量大米,分装在一个个土饭钵内,第一遍蒸熟了,再加水蒸第二遍,或第三遍,这样大米吸足了水分,就“泡”了起来,看起来满满一大钵,显得很多。其实,这种饭因为水分多,口味很淡,吃下去觉得肚子很饱很胀,可是过不了两个小时,肚子就饿了。再加之那时油水少,每人每月4两油,1斤肉,打两回牙祭就所剩无几。由于肚子里油水少,吃什么东西都不经饿。有时我们去摘一些槐树花,炊事员就将它与玉米粉搅和,做成粑,食堂卖给每人一个粑和一碗老芥菜汤。那时,我们吃过很多野菜,如苦菜、地菜、鸡爪荷、地衣、野韭菜等等。
1959年,我在通山卫校任教,晚上备课,饥肠辘辘,十分难受。后来我就到菜市场买回一些白萝卜,洗净后放在床下,不论白天晚上,饿了就拿出一个来充饥。远在黄石的老母亲怕我一人在外饿着,就每月省点粮票寄给我。
有一次,我18岁的弟弟从黄石来看我,他长得人高马大,食堂的一碗双蒸饭,填不满他的肚角,怎么办呢?我就去街上买回两个大南瓜,煮给他吃。为什么不买副食品呢?因为买副食需要粮票。
为了解决职工吃不饱的问题,县卫生局的领导亲自带队,领着机关全体男女职工白天工作,晚上开荒。每当夜幕降临,大家手提马灯,肩扛锄头,浩浩荡荡地开进七里冲的山坡。同志们说着、笑着、挖着,清凉的山风,吹干了汗湿的衣服,疲劳和睡意全消。我们适时地播种红苕、玉米、大豆等作物。
1959年底,我的远方女友来信,说她的父母想见见我,要我借春节假期去她家一次,这无疑是难得的好事。可是,事不凑巧,我们县直卫生团支部要在春节期间组织团员和青年去开荒,而我是团干,怎好请假呢?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结果姑娘生气了,不久我们就分手了。
为了激励干群的斗志,领导干部和职工每年都要集中在食堂同吃忆苦饭。我记得我吃的第一次是1966年初。当时,我被县直卫生系统评为学“毛著”积极分子,出席全县第一届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会第一项活动,就是代表们集中在食堂,听城关镇妇联俞主任作忆苦思甜报告。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了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她的报告引起强烈共鸣,震撼人心,催人泪下,激起全体代表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的决心和豪情壮志!
那时吃的忆苦饭是什么呢?一人一个糠粉粑、一碗没油少盐的老芥菜汤。目的是让大家不忘解放前受压迫、受剥削的苦日子。
生活清苦精神充实
62年,我26岁,与县医院一位漂亮的湖南籍护士结了婚。后来的几十年证明,她不仅是一位贤妻良母,同时也是一位工作能手,她在市卫校任教时,曾获得省级模范教师称号。
那时的物资供应比较紧张。记得我们凭结婚证,只买了一床被面、一个竹壳热水瓶、一斤水果糖等物资。我们结婚的房子是公家的,结婚的床也是公家的,我们将两人的枕被和日用品合在一处,就算成了家。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为我们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婚礼。在掌声中,领导讲了话,我也唱了歌。我记得我当时唱的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插曲,歌词大意是:“祖传三代是铁匠,炼得好钢锈不生,哥心是钢最坚韧,妹莫错看人;打把钢刀佩妹身,钢刀便是好见证,沧山雪化洱海干,难折好钢刃。”这是当年青年人爱唱的歌曲之一。
事后我还写了一首七律《新婚喜赋》:“今结良缘喜气洋,两人枕被合成双。公家桌椅公家凳,单位空房单位床。清茗代酿亲友饮,喜糖如蜜客宾尝。贫寒伉俪情弥笃,无悔终生比翼翔。”
1963年,我的女儿出世,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和希望。为了给妻子补充营养,我用20多元钱买了一只母鸡,它的价格是我当年月薪46元5角的一半。
那时没有计划生育观念,随后几年我又添了两个儿子。好在当年供应的基本生活物资,如柴米油盐等物价稳定。另外,住房便宜,享受公费医疗,孩子们的学费很低。加之我的爱人心灵手巧,勤俭肯干,孩子们的衣服、鞋子全是她自己缝补、自己做。那时穿衣服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除此以外还养了几只鸡、几只鸭,解决了孩子们吃蛋的问题。工作之余她还去做零活,如捶石子、洗塑料布等。
那时家里没有电话、冰箱,更没有电视、电脑,工作之余,我们就教孩子们学习或唱红歌。我的女儿自幼就有唱歌跳舞的天赋,上幼儿园时,就登上过县大礼堂舞台扮演小铁梅、小阿庆嫂。台下的观众无不夸赞地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唱得这么好,这么神气!”我听后别提有多高兴!演出结束后,我就背着她高兴地回家。
的确,那时的物质生活是很清苦的,但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充实的。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女儿16岁考上武大生物系,现在是加拿大爱德蒙顿大学高级研究员,长子在咸宁学院工作,二儿子也买了私家车,长孙女参加了工作,小孙女在国外读书,小孙儿在读初三。俗话说得好:“大河有水小河满。”随着国家的富强,我们的生活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现在儿孙辈都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我和老伴虽然老了,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伴每天去市活动中心跳集体舞,我两次被聘为市老年大学诗词班教师,并任市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还写了《为生命留痕》和《为生命留痕·续集》两本书。
国泰则民安,我们对党充满了感激之情。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家由弱变强,人民由穷变富,全靠党的英明领导。少数腐败分子和破坏分子的倒行逆施,丝毫无损于我们党的光荣、伟大、正确。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转载《湖北文史》总第九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