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正与辛亥革命

2014-09-15 21: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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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作忠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一大批有别于封建士人、具有相当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群体脱颖而出,这个先进群体为推翻封建专制、为中国近代化发挥了巨大作用。本文主人翁居正先生就是这个先进群体的典型。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一步步走近这位先贤。　　

从“职思堂”走出的灵童

　　
　　居正,字觉生,晚号梅川居士,1876年11月8日（清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出生于湖北黄州府广济县（今武穴市）灵西乡长乐里瓦城保安宁村居文胜垸一个书香世家。
　　少年时的居正,即表现出不羁的天性:一方面厌恶封建礼教,一方面却能熟练背诵《四书》、《五经》等当时必读之书。

　　居正的几位亲族前辈曾先后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少年居正对太平天国史事很感兴趣。每当长辈们讲述各自在太平军中的种种经历,小居正都听得如痴如醉。每每听到那些有志男儿血洒疆场,小居正热血沸腾,听到天朝内讧、自相残杀的故事,小居正则往往黯然神伤。
　　少年居正在居文胜垸一带是出名的“伢儿头”,他常与牧童们打架,虽头破眼肿,但伤愈后照旧干仗。每至腊月末,居正带领小伙伴东家吃、西家闹,看戏玩耍,乐而忘家。元宵节玩龙戏,少年居正“喜居稠人中为龙首”,领着众人别出心裁地玩龙戏,乡邻欢笑中对其出众之举赞叹不已。　　

　　17岁那年的一天,居父宾虞为启迪儿子早日成才,别出心裁地在书案上写下横额“职思堂”三字,要居正讲解三字的来历和取义。居正怔然不知,居宾虞又问:“你‘姓’什么？”居正低着头不敢回答。
　　居宾虞长叹一声,对居正说:“朱熹注《诗经》这句话是说,君子所想的东西,应该是他的职责范围里,这就是‘职思’两字的好注脚。你不答姓居,说明你不知道‘居’字的来历。”他接着说:“讲到‘居’字的本义,四书上说得很多。如‘居无求安’,‘居仁由义’,‘居敬而行简,居易以俟命’,‘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予故以‘职思’名堂,盖欲尔切己体察,念念不忘做大丈夫地位。若旷安宅而弗居,或居之不疑,居上不宽,等等,则非予所望也。”

　　父亲用心良苦的训诲,居正铭记终身。此后,他发愤读书。他常常紧闭房内,“闭关”攻读,足不出户,衣食由家人从门孔里送入。一年春节至舅家借回一套难得的汉四史,回家后“闭关”抄读,5个月内足不出户。
　　功夫不负有心人,居正学问大增。20岁那年的秋八月,居文胜垸附近村垸的一些读书人邀居正到瓦城庙参加一年一度的圣人会。圣人会是读书人的集会,集会仪式需要一篇祭孔子的告文,众推居正执笔。居正未加推托,凝思片刻,挥笔立就。士子们认为居正所写的告文发挥了《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所含的思想,称赞此告文“真得十六字之薪传”。告文宣读后当即火化,而居正文名才名却不胫而走。“灵童”居正从此在鄂东士子中崭露头角,与其切磋学问的士子纷至沓来。

　　居正在义理学问上造诣日深,但却连年应试不中,遭人讥笑,他一度想逃去当兵,又苦无机缘。目睹科场种种腐败现象,年轻的居正陷入深深地痛苦和绝望之中,他痛恨八股制艺禁锢人的灵性,但又不知出路在何方。
　　天性喜好社会公益活动的居正,尽管苦闷不堪,仍积极交结有为青年,关心社会公益事业。1900年,居正与大哥居酿香同往黄州府参加岁试。学政蒋式芬为防考生夹带,令书差于考场门口搜检考生。广济考生饶汉苑在搜检时与书差发生争执,当场被书差踢死。居正和考生们群情汹涌,冲进知府衙门,捣毁了府堂。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7月,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广济县田庆二垸农民放火焚烧教堂,打死传教士,烧毁恶霸教徒的房屋。事件发生后,昏懦的广济知县既怕人民怒火烧及自身,又怕得罪洋人。居正随同父亲多次往返县城与田庆二垸斡旋,终于平息了事端。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春,居文胜垸与邻近的张先垸发生纠纷。张姓族长贿赂知县,又有专职“讼棍”为助,居姓在县衙自然败诉。居正觉得县衙不公,自告奋勇到省城上告臬台。尽管这场官司以失败而告终,然居正却因此接触了许多新知识、新思想。当时武昌是全国洋务运动的中心,张之洞在此推广西学、创练新军,为湖北社会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起点。这些新风气,对居正的思想行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1902年春,居正与同乡饶汉祥一起在武昌桂元兴旅馆租住攻读。桂元兴旅馆是当时武昌激进青年活动中心之一,这些激进青年中有不少后来成为民国名人,如田桐、宋教仁、石瑛、黄侃、董必武等。居正与这些人常常云集,纵谈天下大势,探求救国救民之路,思想日趋进步。新学知识的学习开阔了居正的视野,他开始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清末社会,积极参加进步斗争。
　　也就在这年,居正与田桐、石瑛等14位鄂籍进步青年在黄鹤楼结为异姓兄弟,表示生死与共、富贵毋忘。
　　居正在武昌桂元兴旅馆潜心攻读,秋应乡试落第,次年应考又未中。两次落第对居正打击很大,27岁的他无法在考场博取功名以慰父母兄弟,又无一技之长以补家庭生计,故有“头巾误我”之叹。此后两年,“灵童”居正闲居在家,重修族谱、修葺武学,过着郁郁的生活。

东渡扶桑觅新知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暑期,居正的义兄陈肇一自日本回国,专程至居文胜垸看望居正。陈肇一向居正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新气象,劝告他“家贫非策”,于是居正接受义兄劝告,决心出海远游。夏末,居正向武穴伍姓借银三两,雇舟至沪,东渡川资,则由陈肇一提供。
　　经过半个多月的航行,居正抵达日本,下榻在东京牛込区越州馆。他“削发易服”,考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速成科专供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速成学习,内设法律、政治、理财、外交四科,以6个月为一期,三期即可毕业。居正学政治,属第四期。与居正同窗的学友中有沈钧儒、梁善济等人。

　　当时的日本华人社会,留日学生可自由谈论政治,创办多种革命刊物,各个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时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集中地。居正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一个充满蓬勃朝气的革命环境中,自然激起排满情绪,认同国民革命的目标。义弟田桐介绍他参观留学生革命组织,并将自己所著的《亡国惨记》和主编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等刊物给他看,向他宣传“排满”、“革命”的意义。《二十世纪之支那》由田桐和白逾桓等人创办,后来宋教仁参与其事,是当时留日革命青年主要舆论阵地。在此熏陶下,居正的革命热情高涨,他改名为正,号觉生,以示自己的觉醒。居正追随黄兴、宋教仁等人从事革命活动,迅速成为革命青年中的活跃分子,时人将他与田桐、白逾桓和吴昆等四位鄂籍留日精英称为“居田白吴”。晚年,居正忆及这段经历仍津津乐道:“尔时头脑简单,晤同简单者,谈次大多摩拳擦掌,以排满为第一。”

　　从开始投身革命起,居正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性:丰富的社会知识,刚直、百折不挠的性格；善于说服联络工作,具有较强活动能力；办事可靠,无士大夫腐酸气等等,因而受到革命党人的好评。比如,宋教仁就很器重“顾力行”的居正,常常予以重任。
　　1905年8月20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下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先生为总理。从此中国有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革命运动有了中心。同年12月14日,居正由陈肇一介绍,宋教仁主盟,正式加入同盟会。

　　居正入盟后,由一名典型的书生,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分子,更由对革命的宣传,化为革命的行动。他积极帮助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据章士钊夫人吴弱男回忆,居正和胡雁鸣、汪精卫、田桐、谷思慎等五人“是那时孙中山先生最亲信的核心分子”。
　　居正曾向孙中山先生介绍不少湖北留学生,董必武便是其中之一。黄兴也常常委派居正联络湖湘留日学生。居正生活十分紧张,连同盟会领袖的生活也由他操办。他还代表革命领袖与犬养毅、萱野长知等日本友人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些日本友人给中国革命和居正本人很大帮助。

　　居正在日本求学两年余,每月食宿及学费,不过十余元左右,全恃友朋资助。但居正并不在乎生活困难,他孜孜不倦地钻研法学基础,为后来主长司法院,革新司法,对内树立法治威信,对外恢复法权完整,为我国司法步入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共进会发起人之一

　　　　
　　1906年,居正的义兄伍守彝邀请居正到川、鄂、赣籍同盟会会员活动中心的东京鹤声馆一起食宿。张伯祥、何庆云、焦达峰、杨晋康、邓文辉和刘公等留学生常来该馆聚会。这些人中,有的与会党有关系,有的是会党人物,他们主张联络会党致力于长江流域革命。
　　1907年8月,共进会在鹤声馆成立,先举张伯祥为会长,邓文辉为副会长。不久,居正被推为共进会内政部长。

　　居正作为原始发起人之一,会中一切组织规章都由他一人包办,这是他展露组织才华的开始。居正所拟的组织规章,结合现代与传统的特色,中西融合一体,除以班辈分成八部,设总理、内务、外交,交通、军务、参谋、党务、文牍各部之外,尤依会党情形,兼有山、水、堂、香的仪式,以应当时的需要。同盟会至1907年新设十部,中有联络部,专以联络各省秘密会党为职志。为了达成专司联络会党的任务,居正这套组织办法,正好切合此需求。共进会会员绝大部分为同盟会会员,在居正看来共进会仍是同盟会的一部分,所以共进会初期的会所就在居正、罗杰的寓所,后来始搬到青山区华群学会。

　　共进会成立后,为联合会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推动了长江流域革命运动的发展。当时海外华人社会主要有两大势力——革命党和保皇派。打击保皇势力,是当时海外革命党人的重要工作。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各地反保皇派斗争,居正积极投身其中。
　　居正所在的法政大学的第三班均系清廷派来的翰林、进士,附和康梁者多。这批学生中有一个活动能力很强的人,他便是后来立宪派代表汤化龙。汤化龙官授刑部主事,他看到潮流变化,自请咨送日本留学。汤入法政大学后,积极联络同学成立“地方自治会”,欲研究如何保皇。为了反对保皇,居正发动同学与汤化龙等人进行坚决斗争。

　　不管气候多么恶劣,不管学习多么紧张,居正每天在法政大学内外活动。对有基本觉悟的同学,晓以大义,劝告他们不要加入保皇组织,对思想冥顽者,居正予以严正警告,逼使他们收敛行为。居正还逐个拜访在日本的湖北同乡,揭露汤化龙的企图。经他的积极努力,汤之阴谋终未得逞。
　　当时革命风潮已弥漫全中国,革命义师已在萍浏、黄冈、七女湖、安庆、绍兴各地发难。革命党人的英勇行动,激励起居正身赴国难的雄心壮志。1908年4月,孙中山先生亲自筹划云南起义,4月29日,起义队伍占领河口城。消息传到东京,留学生群情激奋,居正决意放弃学业,离开日本赴前线。
　　居正1905年夏天到日本,至1908年4月离开,在日本居留三年,他学习法学新知,参加革命组织,结交了无数革命同志。这一时期,是他人生的一个关键性阶段。

新加坡笔战保皇党

　　1908年春夏之交,居正与孙中山先生兄长孙眉一行,乘船抵达海外革命党人活动重心之一的新加坡。这一时期,保皇党重要人物徐勤、区榘甲、伍宪子等人,以新加坡《南洋总汇报》（本年6月29日易名《南洋总汇新报》）为阵地,连篇累牍地发表宣传保皇的文章,欲与革命党人一决雌雄。

　　革命党人的《中兴日报》见《总汇报》猖獗,怒不可遏,大家推举居正充当“豹子头先锋“,撰文反驳。居正接连著文,以“堂堂之鼓,正正之阵,不涉谩骂,不攻击其私人行诣”,赢得读者拥护。孙中山先生和其他同志也纷纷挥笔上阵,驳斥保皇党人。革命党人“崇论闳议”,使徐勤等人无容身之地,连新加坡保守怕事的《叻报》也说:“革命党理长,保皇党理短。”不到一星期,《总汇报》哑口无言,伍宪子后来集革命党人的笔名作一对联:“药石无灵,精卫难填恨海；汉民遭劫,杜鹃血怨西林。”按:“药石”、“恨海”、“西林”分别为居正、田桐、张绍轩等人的笔名,可谓谑而虐矣。

　　居正等革命党人还常与保皇党人展开“肉搏战”。一次,徐勤阴嗾保皇信徒纠合新加坡的大资产者开会,宣传立宪保皇。居正、田桐等人闻讯后,集合革命党人隐伏人群中。一阵铃声后,徐勤坐上主席台演讲,刚讲到清帝如何“圣明亲政”,康有为如何“变法图强”,居正等革命党人齐起上前推翻讲台,举手向徐勤等保皇党打去。保皇党人见势不妙,有的伏地哀鸣,有的抱头鼠窜。一个月后,徐勤自知败局已定,溃走他埠。《中兴日报》的声望越来越高,销售量猛增,南洋侨民直接蒙其教化,其功至伟。在《中兴日报》的宣传鼓动下,各埠闻风响应,革命声光,一跃起千丈。
　　居正在新加坡50余日,以“药石”为笔名,于《中兴日报》发表多篇文章,可惜多已散失,现存一首诗和三篇文章。
　　居正1908年6月26日的诗中写道:

堕落天涯唱保皇,而今同类转相戕；
观云拍马甘从贼,晳子吹牛早受降。
尸首几番招内鬨,信徒大半被中伤；
最怜碌碌盲从者,底死依然睡梦乡。
保皇贼首已成擒,鼠辈焉能敌大军？
从速竖降犹免死,莫教城破惹俱焚。

　　这是《总汇报》5月中旬不战而遁、徐勤尚未莅新加坡前,居正招降保皇党之诗咏,亦心理战术也。
　　同年7月28日的《总批煽乱者之无用》一文,专门批驳《总汇报》的《足（促）成煽乱者之无用》所说“革命无钱”、“革命无才”、“革命无德”的论调。居正在文章中揭露保皇党苟且偷安的懦夫心理,强调中国社会“非革命无由再造”,鼓励革命党人“牺牲个人,以为社会；牺牲现在,以为将来”。

　　同年7月29日的《夏六月总汇新报及中兴报战于南洋新加坡总师全溃总将徐勤出奔唐山》一文中,居正以深厚的国学根基,运用《左传》之典,总结《总汇报》及保皇党人“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尊辞、不察有罪”的失败原因,用揶揄的笔调嘻笑保皇党人。同时标明革命党人“主持人道,恢复人权”,推翻“千年专制之余威”,造“世界永久和平之幸福”的理想及宽容的胸襟。

　　自同年7月31日起连载的《论国会与国民之利害关系》是一篇理论色彩较强的未完稿。文中居正批驳保皇党的理论柱石之一——立宪国会万能论,强调“国会与国民之利害关系”包括:“专制政治与代议政治”；“君主立宪国会与民主立宪国会”；“少数政府的国家之国会与多数国民的国家之国会”；“强制执行之国会与自然必至之国会”等四个方面,并阐述了国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和根本前提,痛斥保皇党人将国会作为自己攀龙附凤工具的心理和打算。
　　居正新加坡初掌笔政,即获辉煌战绩,他的思想也有了飞跃性发展。此间,他一方面常到山芭与孙中山先生长谈,获益匪浅,一方面在与保皇党斗争中更深刻理解革命党人的主张。

缅甸传播革命火种

　　居正在新加坡参与办报50余天,声名远扬,缅甸革命党人慕名函电邀请他往仰光主持《光华日报》。经孙中山先生允可,1908年夏秋之际,居正与革命党人杨振鸿等乘船抵达仰光,缅甸革命党人陈仲赫登船迎接,问起居正的行李,居正答:“赤条条一肩两手。”1908年九、十月间,《光华日报》发刊,主笔居正“开宗明义,揭橥三民”。
　　为了扩大报纸发行量,居正每天“脑筋发电,腹稿新闻”以充篇幅,还亲自写信四处约稿,并不厌其烦地修改文稿,煞费苦心。一段时间后,报纸销路大增,一些海内外知名革命家纷纷投稿《光华日报》,如陶成章的名作《浙案纪事》即首刊于《光华日报》。

　　在创办《光华日报》的同时,居正着手于健全缅甸革命党组织,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同盟会缅甸支部于1908年冬秘密成立。
　　为更好发动全缅华侨,居正亲自带着翻译“游说全缅”,向广大华侨宣传民族革命道理。广大华侨对居正“踊跃兴感”,纷纷表示支持革命党。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病死,清廷政局发生变化,同盟会缅甸支部副支部长卢喜福忽发奇想,私电袁世凯,请立汉人为帝,乘机革命以颠覆满清政权。卢之举与同盟会的纲领格格不入,居正立即在《光华日报》上发表文章,阐述“民族主义固在复仇,而民权主义则在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故同盟会革命,非立汉人为帝,即可了事”,其对民族革命的认同由此可见一斑。
　　针对保皇党人的幻想,居正还在《光华日报》以“摄政王兴,摄政王亡,建虏兴亡两摄政”为上联征下联。广大华侨对此极有民族传统色彩的活动反应热烈,很快征集到下联:“驱胡者豪,驱胡者杰,汉家豪杰再驱胡。”这次征联,既讽刺了保皇党人的幻想,又鼓舞了广大华侨的斗志。

　　居正等革命党人在《光华日报》的系列举动,使清廷在仰光的走狗大为恐　　慌,他们逼迫《光华日报》股东将股权出卖给保皇派商人,改报名《商务报》,并聘请保皇党成员张石朋（笔名“顽石”）李牙聪（绰号“聋子”）主持。革命党人也不甘示弱,于1908年11月24日重新发行《光华日报》。
　　复活后的《光华日报》立即全力反击保皇党人。居正化名生公,吕志伊署名天民,与《商务报》大开笔战。数月后,张石朋自知理短,脱离《商务报》,李牙聪也缄口无言。《光华日报》与《商务报》这段瓜葛,为当时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增添了戏剧气氛,一位华侨撰联道:“生公说法,顽石点头；天民示威,聋子投地。”

　　居正在缅甸通过《光华日报》传播革命思想,发展了革命力量,缅甸同盟会基层势力,遍及全缅,一时成为海外革命党人的重要基地。
　　居正等人在缅甸发展革命力量的同时,另以缅甸为基地,策动云南革命。他们先派人至云南干崖土司联系,图谋大举未遂,后居正两次亲赴云南干崖、盏达、南甸、瓦城、遮放、芒市、腊辙、户撒等地策动举兵起事,皆以失败告退。居正只好返仰光继续主持《光华日报》。

　　由于居正主持的《光华日报》革命声势为之益张,《商务报》无容身之地,清廷驻仰光领事萧永熙,串通殖民当局迫害居正和《光华日报》同人。居正曾在《中兴与光华》文详记其经过云:“宣统二年春,保皇分子以登广告于《光华报》互讦,控于殖民地法院,余为注册人之一,警察指余传讯。庄银安为延律师出庭,原告不见到。法官为缅甸人,头裹红巾,上身著短黑衫,下身罩浅红一条沙笼,高坐法庭呼余名,警察命立在木栅方格内,举右手宣誓,喃喃数语。律师系英国人,答辩如何,我都不解,宣告退庭。翌日见警察来报馆,其势汹汹,出一纸条,云系命《光华日报》停刊,并要余签字,余执不可。译者告余,签字停刊,不签字也要停刊,不如签字,免吃眼前亏。余见报社诸人,都怕警察,只好签字让他去,再商善后。晚间开股东会议,《光华报》停刊,改名《进化报》,仍由天民主持。翌日警察又来,要余与庶务陈汉平同志赴警察署照相打指模,仍出一纸要签字,旋即释出。越日催上轮船,乃知系驱逐余及陈汉平出境。至此《光华日报》自我创之,自我停之,衷心不无耿耿。”

　　居正与陈汉平被缅甸殖民当局驱逐出境时,驱逐令上有“押送广东,交法官办理”字样,可见清吏阴谋之狠毒。幸喜南洋革命党人获悉居正困境,立即电话请求新加坡革命党人邓子瑜设法营救。经多方斡旋,革命党人以3000元保释费将居正改为自由离境,化险为夷。
　　居正在《梅川日记》忆及缅甸云南的革命,谓在蛮烟嶂雨中仍勇往直前,盖已置生死于度外,而目的则在“拼将血肉填平等,博得头颅换自由”。这种视死如归、浩气凛然的革命精神,则源于对孙中山先生革命主义之深刻体认。37年后居正回忆这段经历,无限感慨地说:“在文字鼓吹方面却也惭愧,笔锋既不利,物质条件且远不如保皇党,而能大张挞伐,使敌党偃旗息鼓,殖民地的侨胞热心以从,所恃则何？无他,一种主义的正确信念而已。”从此言可知南洋时期的居正对革命之主义的充分体认,也是他终身为中国革命奋斗不懈的原动力。

中部同盟会的中坚

　　　　
　　1910年初夏,居正由缅甸抵达东京后,计划回日本法政大学入法律本科学习,然而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使他无法安心读书。
　　当时,东京华人社会正在抗议清廷出卖川汉、粤汉铁路热潮中。川汉、粤汉铁路原由民间集股修筑,清政府却提出向英国等国借款筑路,并与英、法等国磋商借款条约。消息传出,湖北、湖南人民坚决反对借外债,要求集股自办。湖北立宪党人妄图篡夺这场运动的领导权,由张伯烈等组织请愿团赴北京向清廷邮传部哭诉,要求将川汉、粤汉铁路交给民办,他们返鄂途中至东京活动。

　　东京立宪党人在锦辉馆集会欢迎请愿团,居正等同盟会员也参加了这次集会。海内外立宪党人在会场上一唱一和,根本不谈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居正越听越气,大喝而上,一面高呼革命口号,一面出手痛击立宪党人。其他革命党人也随之冲上讲台,痛打立宪党人。在场日本警察出面干涉,居正等人又与警察斗殴,直到大队警察赶到才罢手。
　　这个时期,同盟会领袖制定的革命战略和进行方法暴露出明显缺陷,中国民主革命出现低潮,不少同盟会员开始独立活动。

　　而居正认为,革命领袖忙于海外华侨募捐,依靠少数旧军官和会党人士,临时召集乌合之众,想在南部沿海地区侥幸成事,不想从多方面争取革命爆发,不可能使革命早日成功。
　　受东京同盟会组织者谭人凤之托,居正逐一邀请在日的11省区同盟会　　分会会长前往左仲远寓所开会。与会者商讨后认为,长江流域应首先起义,且应以武汉和南京为中心,建立统一指挥长江流域中部地区革命活动的中部同盟会,促进长江流域早日爆发革命。大家最后推定长江流域各省负责人,居正被推为湖北负责人,并立即启程回湖北运动起义。

　　1910年盛夏,居正自日本经香港到上海,随即拜访同盟会上海主盟人陈其美。两人晤谈欢洽,意见一致:长江一带的革命运动,一点一点扩大了,非有一个总机关来筹划领导不可。
　　居正在上海还会晤了先期回国的陕西革命党人井勿幕、四川革命党人熊克武和但懋辛,他们均表示赞成加强中部地区革命活动,争取革命早日爆发。

　　数日后,居正离开上海回湖北,乘便回籍省亲。乡居期间,居正积极动员亲朋好友和进步青年参加革命,先后发展十余人加入同盟会,并在鄂东广泛联络党人,传播革命思想。
　　1911年2月,居正抵汉口,在革命党秘密联络机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广惠公司,湖南革命党人刘绍襄转交黄兴致居正的亲笔信。信中写道:“吾党举事,须先取得海岸交通线,以供输入武器之便,现钦廉虽失败,而广州大有可为,不久发动,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

　　不久,黄兴派谭人凤携款来武汉找居正商议工作,指导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湖南革命党首领焦达峰听说居正在武汉活动,邀同杨晋康、钟剑秋、熊心逸及一班豪杰毕至,与武汉地区革命党人商定两湖互相响应起义的计划。熊十力曾高度评价居正返鄂,他说:“及觉生先生回鄂,与武昌各团体密切联系,遂有辛亥之事。”居正等人利用谭人凤提供的800元活动费,先后创办了三个联络机关:汉口法租界长清里总机关、武昌胭脂巷分机关、武昌黄土坡同兴酒楼。这些机关为武昌起义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位于武昌工程营与武建营之间的黄土坡,是士兵出入的必经街道,设立同兴酒店意在效法梁山朱贵酒家,供食军人,联络新军。居正等委托党人邓玉麟主持酒店,新军士兵每天下操后,来此饮酒休息,酒酣耳热之际“慷慨激昂,人人有陈涉倾秦、寿辉覆元之志”。居正后来回忆说:“有识之士,皆知清运将终,多有怀革命之志。而入新军者,各个秘密组合,彼此殊不相谋,自黄土坡机关成立,始向各方面沟通声气。由此加盟者日多,遂形成一秘密公开之革命团体,声势日益浩大。”　　

　　居正还积极参与革命刊物《大江报》舆论宣传,抨击时政,激扬民气。
　　这个时期,居正以共和会主要干部和同盟会黄兴等人代表的身份,积极沟通革命领袖、海外和外省的革命党人与武汉革命党人的联系渠道,参与武汉革命党人谋划决策,指导武汉地区革命活动,当为武昌首义的媒介人物。

达城庙三盗金菩萨

　　武汉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然而革命党人因长期缺乏经费,连衣食住行也难维持,居正忆述:“时孙武、邓玉麟等人典质已尽,仅余蓝布长衫一袭,谁外出,谁服之耳。”
　　1911年4月下旬,居正与焦达峰等人商讨经费问题时,说起蕲州（今蕲春）达城庙有金菩萨,如系真金弄到手,经费问题可望一举解决。大家听后,一阵雀跃,推居正与焦达峰先行侦察,再作定夺。

　　居正与焦达峰当晚即乘船往武穴,第二天赶到居文胜垸,第三天步行几十里抵达蕲州与蕲水（今浠水）交界之洗马畈镇的达城庙时,日落西山,庙门紧闭。不过从庙前众多的香纸店猜测,“金菩萨”应还在此。他们找店投宿,店婆见二人满身灰土,模样狼狈,冷漠地让他俩吃了一顿极差的饭食,并拿来两个竹编的圆筐让他俩睡觉。居正与焦达峰忍气吞声,和衣曲卧圆筐一夜。次日清晨,匆忙赶到达城庙。

　　达城庙有三排殿堂,“金菩萨”作为镇庙宝物安放在中央庙堂的正中神龛里。居正与焦达峰买好香纸,随香客步入庙内。玻璃神龛里的金菩萨被幢幔重重斜遮,露出的部分又为蛛网遮盖。为了弄清究竟,焦达峰走到神龛前,跪下磕拜,一招一式如虔诚香客,居正也貌似虔诚地为金菩萨燃烛点香,和尚在一旁念念有词。
　　过了一会,焦达峰提出要瞻仰金菩萨,和尚开始不愿,但接了香资后还是打开了玻璃罩下那座貌似臃肿骆驼的“金菩萨”。焦达峰伸手摇撼金菩萨,想掂其份量,金菩萨纹丝不动,和尚似有警觉,连呼客堂待茶,居正与焦达峰只好步出庙门,返回武汉。

　　回武汉后,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一些革命党人议论纷纷,情绪低沉。居正鼓励大家:武汉革命工作有相当厚实的基础,“觉得革命已无可停止,所以不因广州失利而停滞,继续努力进行”。
　　5月3日（辛亥四月初五）,居正紧急召集刘公、孙武、杨时杰、胡祖舜、查光佛、刘英、焦达峰、杨任、钟剑秋、熊心逸等,于武昌胭脂巷24号机关讨论局势、部署下步工作。与会者认为两湖地区革命基础相当扎实,革命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中国革命应以两湖为中心发动,如湖北省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两湖如能同时举义当然更好。

　　然而,经费问题仍是令武汉革命党人头痛的难题。居正当即决定再往达城庙,计取金菩萨。5月下旬,居正与刘文锦、查光佛等人在蕲州镇下船后,凭足力步行一天,抵达三角山寺。
　　三角山寺门额装饰华丽,但里面仅有一瓷眼老和尚。居正等人住在寺庙里,每天外出侦察达城庙四周地形,一晃十多天过去,川资告罄,终未找到取金菩萨的万全之策。他们曾试图于端午节之夜夺取金菩萨,可是日天气闷热,达城庙前纳凉人众多,庙里灯火辉煌,无法下手。居正等无奈,只好失望返回武汉。

　　到了7月初,由湘返汉的焦达峰告诉居正:“余同来之大汉子,身手健捷,此行定取金菩萨出山,作霖雨苍生之举。”继而,焦达峰带着黎大汉等人再到洗马畈第三次谋取金菩萨。这次行动虽成功,但得到的“金菩萨”却是铜做的。为了这个假“金菩萨”,焦达峰还险些送命。
　　回武汉后,焦达峰向居正等人述说事情经过。有人讥讽焦达峰“吞没金菩萨”,焦十分气恼,大喝一声“岂有此理！”一时满座皆惊。居正笑了笑,对大家说:“戏剧中有云,赔了夫人又折兵,周郎尚有此失,何况我等？”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居正等人一度计划到合肥强抄李鸿章的家财,终未能实现。后来,还是刘公将家里给他捐官的5000两白银拿出来,才暂时解决了经费严重短缺的困难。

衔命上海行

　　尽管武汉地区革命形势逐渐成熟,但由于没有统一的革命领导组织,严重阻碍了革命的发动工作。与此同时,同盟会中部总会于7月3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中部总会在起义方略中说:“湖北居中国之中,宜首倡义,然武昌为四战之地,粮饷不济,故一俟湖北举事,即令湘、蜀同志响应,以解上游之困,而为鄂中后援。”居正被中部总会推定为湖北分会负责人。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居正深感武汉革命团体必须团结一致。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共进会与文学社等武汉两大革命党领导人于9月14日（辛亥七月二十二）在雄楚楼刘公寓所正式举行联合协商会议。居正在会上发言,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尽快实现联合。居正系革命领袖派来的湖北方面负责人,按道理应在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他却表示不要名义,主张请同盟会领导人来汉主持大计。大家表示赞同,推举居正、杨玉如为赴沪代表,携款1000元购买枪械,并邀请同盟会领导人来武汉主持工作。

　　三天后,居正、杨玉如受武汉革命党人委托启程赴沪。居正到上海后,先往《民立报》报馆访问宋教仁,再往四川路访谭人凤,又往马霍路访陈其美,向他们介绍武汉地区革命形势,邀请他们到汉领导革命。几位领导人均认为武汉地区有条件首先爆发起义,陈其美慨允办理购买枪械之事。
　　随后几天,宋教仁、陈其美与居正在陈其美寓所多次举行会议,由居正报告武汉革命党人活动情况。大家确认武汉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决定宋教仁、谭人凤速赴武汉领导起义,上海、南京同时响应。并委托居正向香港的黄兴函报武汉革命进展,请黄兴速到武汉主持。会后,居正多次致电黄兴,请他紧急筹款援助武汉革命党人。

　　居沪间,居正再三催促宋教仁从速到汉,但时过一个多星期,宋的行期迟迟不定。而武汉革命大举已千钧一发,党人屡次电催居正火速回汉。居正只得先让杨玉如返汉,自己暂留上海,继续争取革命领导人到汉主持。
　　当居正在上海焦急等待宋教仁时,武汉形势急剧变化。10月10日晚,工程营以熊秉坤为首的革命士兵首先起义,第二天早晨,武昌城宣告光复。

　　武汉形势变化如此迅疾,在上海的居正全然不知,而宋教仁原承诺过中秋节一定前往武汉,可行期快到时,宋又以报馆事务繁忙为辞推托。10月7日,居正觉得再不能留上海,他与陈其美、谭人凤等人商量,决定谭人凤当夜前往南京约请革命党人起义,居正则于10日晚乘船北上。两人在南京会合后,一同返鄂。
　　10月10日,陈其美按原约替居正买齐枪械,隐装在沙发椅里,派人抬到预定官舱后,居正登轮出发。12日晨,谭人凤在南京上船与居正会合。这时,新成立的武昌军政府已致电上海居正转宋教仁、黄兴,告知起义消息,催促他们速到武汉主持；并请他们电请孙中山先生火速回国主持大计。但由于居正等人正坐在船上,对武昌起义的消息一无所知。
　　13日,船泊九江,一艘下水轮船上的旅客蜂拥上岸,如同逃难一般,岸上则是岗哨森严,清兵荷戟逡巡。经探听,居正、谭人凤才知武昌革命党人已首举义旗,两人欣喜若狂。

阅马场誓师

　　10月14日（辛亥年八月二十三）,船抵汉口,革命党人登轮迎接居正、谭人凤,一位佩戴徽章的革命党人引领二人渡江前往位于武昌阅马场的都督府。
　　居正、谭人凤先拜访都督黎元洪,然后到谋略处看望革命党人。居正同大家简单交换情况后,开始与刘公、蔡济民、李作栋等人谋划大计。

　　居正回武汉的消息迅速在武昌城传开,革命党人听说居正“系黄兴所派”来的,要求居正演讲。10月14日晚,革命党人聚集农务学堂,居正在热烈掌声中开始演讲:“满清尚未打倒,各省尚未响应,我们革命不能算是成功,望诸君努力进行。兄弟明日即往上海,请黄兴、宋教仁等来鄂,与诸君帮忙,一面促各省响应。”革命党人对居正讲话反应热烈,希望革命领袖早日来汉主持。
　　10月15日,都督府接到情报:清廷大臣荫昌率大队清军南下围剿革命军。面对清军压境,革命军内部呈人心动摇之势,旧军官时有弃械而逃者,亦有意于观望者。当时黎元洪初任都督,未有决心,将校入谒者,多慢不加礼,居正担心主帅徒拥虚名,无认整肃三军,于是建议“设坛场,具礼议,请都督誓师”。此举既可借此稳住黎元洪等旧军官和一批动摇分子,又可加强黎元洪在革命军中的地位,革命党人对此表示赞同。

　　10月16日晨,阅马场广场中央祭台高耸,周围刀枪剑戟林立,一排排士兵静候检阅。黎元洪穿着军服,精神焕发。在革命党人的簇拥下,黎跨马按辔来到祭台前。登上祭台,黎站在旗剑分列的黄帝神主位前宣读祭文:“务以歼除满酋,恢复神州为目的。元洪德薄智浅,仰托先皇灵爽凭依,赖同志进行之锐,誓必达到目的……”祭文宣读后,革命党人推年长的谭人凤给黎元洪授剑。黎元洪接过旗剑,又大声宣誓实心拥护革命,坚决打倒满清政府,全场顿时欢声雷动。
　　接着,黎元洪请居正演说。居正登台着力宣传“同盟会革命之精神、创立民国之意义”,鼓励大家用鲜血保卫革命成果。最后,居正命令“各军举枪向黎都督致敬”,黎元洪见此情景,大受感动,一反往日神态,满怀激情地下台阅兵,依次巡视。

　　这次誓师后,革命党人与一些起义的将官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谅解,军政府内外关系也趋向融洽。
　　针对革命党人仓促起义,组织机构不完备、军事指挥和行政处理上漫无秩序的局面,居正草拟了一份《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誓师的当天晚上,数百名革命党人聚集省教育会讨论居正的《条例》。居正登台对大家说,这个《条例》是孙中山先生和东京同盟会总部预定的。《条例》规定,武昌军政府机构分“军政”和“民政”两部分,由都督统管。军政方面设总司令职,下管参谋、军令和军务等部。民政方面设政治部长一职,管辖内务、外交、教育、实业、司法和理财等司,司之下设科。有人对这种类似中央政府建制的组织机构提出异议,居正解释说:“军政府初建,宜崇体制,以便与友邦交涉。”大家再无异词,当场宣布通过。

　　翌晨,居正等人将《条例》交黎元洪,黎当即签字批准,于当天颁布实行。
　　《条例》为革命政权创造了一种形式,其后各省先后光复,各建都督府,略依湖北军政条例。
　　居正作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代表,不计个人名位,仅以个人身份担任都督府顾问,积极参与革命军的联络谋划,当武昌军政府内部初步稳定后,又多方与外界联络,推动各省响应武昌首义,劳苦功高。

血战大智门

　　10月23日,江西九江新军响应武昌首义光复,并派丁人杰来武昌求援。鉴于九江是武汉东南要塞,武昌都督府革命党人决定拨给九江起义军一批军火,由居正送往,并负责指导九江一带的革命工作。居正立即与丁人杰一起渡江到汉阳工厂提取军械,但此时长江被清军封锁,一时无法启行。
　　这时,汉口方向传来隆隆炮声,居正留丁人杰在汉阳等候,自己立即乘船赶往汉口江汉关革命军汉口军政分府,传达武昌都督府的命令:为便于战场上辨认敌我,所有革命军人须于当晚统一缠戴红布巾。居正请汉口军政分府的革命党人紧急赶制红布缠巾,然后带着卫兵赶往设在歆生路华洋宾馆的革命军汉口临时总指挥部。他向总指挥姜明经传达命令,并将随身带来的红布塞给姜。姜很不耐烦,居正主动说:“余来帮忙！”居正立即召集各队队长开会,吩咐他们分头更换红布巾,随后逐一检查各队换红布巾情况。料理完毕,他即返回江汉关军政分府。

　　10月28日上午8时左右,居正登上汉口战略要地水塔观察战况,发现大智门车站方向革命军兵力不支,不少革命军人纷纷后撤。居正迅即自江汉关调集8名卫士随同赶赴大智门前线。原来,在此指挥的姜明经畏于敌势早已溜走,阵地上的士兵三三两两,士气非常松散。居正十分气愤,大喝一声,拿起一面红旗带头向敌军阵地冲去。士兵们见新来的主帅如此勇猛,士气陡增,相率紧跟冲锋。据当时在场的革命党人甘绩熙后来回忆:“居君属文弱书生,亦勇于赴敌若此,我辈军人更当努力杀贼。”一时,革命军人勇敢作战,再次夺回了刘家庙车站,并缴获敌炮数门。
　　至正午时分,前线革命军人由于连续战斗,有的饥疲不堪,有的已昏倒在地。居正一心想率领革命军人追杀清军,只顾挥舞红旗向前猛跑,大喊前进。此时回头一看,发现身后只有一个卫兵相继,其他人还远远地跟在后面。居正只好停下来,他采纳甘绩熙的建议,急回大智门车站组织援军。

　　居正在大智门集合一批士兵,正进行战前动员时,突然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当即昏倒。在场的士兵虽然不清楚他的身份,但见他西装革履,猜定他必是革命党领导人,大家七手八脚地用门板将他抬到江汉关。居正伤势不重,抬至中途苏醒,到江汉关时已能开口讲话,但疼痛难忍。
　　当天下午,黄兴、宋教仁、刘揆一、李书城等从上海抵汉口。他们先到江汉关看望居正,命随行的医生、护士留下为居正诊治,然后火速赶往武昌。

　　没过多久,江汉关周围炮声大作,汉口军政分府人员急忙走避。居正清醒地意识到清军已到江汉关附近,但他动弹不得。这时,同乡方震来见居正,后来情况越来越紧急,方震搀扶起居正,星夜找船渡江至武昌。
　　居正10月14日自沪返武汉,至11月下旬再奉命赴沪,前后一个多月间,参加军政府决策,盱衡局势,精心擘划,且以一介书生置生死于度外参加战斗,对武汉危局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出使东南运动援鄂

　　正当居正忙于协助黄兴指挥汉阳战事时,聚集上海的各省代表于11月15日专电武昌:承认武昌军政府为临时中央政府,邀请武昌都督府代表赴沪与会。武昌都督府即决定居正、陶凤集作为都督府代表前往上海,邀请各省代表到鄂开会。
　　居正、陶凤集于11月23日（辛亥年十月初三）到上海后,先拜访了先期到沪的宋教仁。接着,由宋陪同,又拜访了沪军都督陈其美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向他们一一介绍武昌起义进展。

　　当晚,居正乘车前往苏州拜访江苏名士张謇,面交黎元洪致张函,并请合攻南京以解湖北之围。可立宪派的张謇仅淡淡回答了一句:“我是门外汉,不知其详。”居正感到无再谈的必要,翌日晨即返回上海。
　　居正回沪后,访马君武及各省代表,他们大多系同盟会员,看法较为一致。大家畅谈各地革命形势,积极肯定武昌首义的伟大意义。

　　根据武昌都督府意见,居正力邀各省代表赴武昌开会。但有的说应该去武昌,有的说留在上海更好,一时间莫衷一是。后来黎元洪一再来电催促,而且有些省的代表已到武昌,代表们终于同意赴武昌开会,居正对大家说:“若诸代表愿赴鄂者请先往,余则留沪,待各省代表到齐,一同回鄂。”居正留在上海,代表武昌都督府与各省联络,等候未到的各省代表。
　　11月27日（辛亥十月初六）汉阳失陷,武昌也处于清军炮火威胁中。居正闻讯心急如焚,抓紧四处求援活动。他曾偕宋教仁专程至镇江拜访镇江都督林述庆及军长柏文蔚。据居正后来回忆:“车至镇江,迳造都督府,适林在龙潭前线,由其参谋长陶骏保接谈。余告以汉阳失守后情状,亟待各方增援,陶君谓此间无力援湖北,且南京未下,交通阻塞,实力不从心,惟有急攻南京,南京下,武昌可无事也。复与遯初访柏军长,柏时军于原旗兵营房,晤谈甚欢。当夜返沪,天寒,车中冷不可耐,中途宿苏州。比抵沪,而南京攻下之捷电喧传矣。”

　　南京攻下后,居正与宋教仁又驰赴南京,协助组织北伐军,准备援助武昌。
　　12月26日,居正偕同盟会骨干胡汉民、黄兴、陈其美、宋教仁、汪精卫、张静江、马君武等,假上海哈同花园公宴自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并密商临时政府组织方案。
　　12月29日午后1时,居正与17省45位代表聚集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居正代表湖北投票。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居正、宋教仁赶到总统府,同孙中山握手,祝贺他就任。

内务部革故鼎新

　　孙中山就职的第二天,即向各省代表会提出临时政府各部总长人选名单。时年37岁的居正脱颖而出,膺任内务部次长,总长程德全卧病租界,居正主持部务。
    内务部“管理警察、卫生、宗教、礼俗、户口、田土、水利、工程、善举公益及行政事务,监督所辖各官署及地方官”。在革故鼎新时期,它所担负的各项工作具有特殊意义。
　　居正就任后,立即着手组织以同盟会会员、留学生为主体的内务部班子。
　　由于孙中山直接掌舵,内务部人才济济且年轻干练,大家齐心协力,内务部成效甚大。主要有:

　　第一,命令各地抄没清朝反动官吏财产,保护人民财产。居正在致各省都督电文中宣布孙中山关于财产的几项规定,“现为清政府官吏,而又为清政府出力反对民国政府,虐杀民国人民,其财产在民国势力范围内者,应一律查抄,归民国政府享有”。“凡在民国势力范围以内之人民,所有一切私产,均应归人民享有”。
　　第二,保障人权。内务部认真宣传孙中山关于禁止买卖人口、废除贱民和禁止私施刑罚等方面的命令,树立人权观念,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

　　第三,编印新历书,完成建元改历任务。采纳孙中山建议,废除同盟会所用的天运年号,改用民国纪年,与公历同步。编印新历书,这种新历书新旧历并存,还采录民间风俗,很受欢迎。
　　第四,督令各省劝禁缠足。内务部强硬规定:“已缠者令其必放,未缠者毋许再缠,倘乡僻愚民,仍执迷不悟,则编为零户,以激其羞恶之心,或削其公权,以生其向隅之感。”通饬各省遵照执行。

　　第五,废除不平等称呼,改变封建尊卑观念。内务部通令说:“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各地方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体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
　　第六,拟写文官试验章程,提出新的用人标准和选用官吏程序。居正领导的内务部属员在很短时间里完成了文官试验章程,废除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提出了新的用人标准和选用官吏程序。

　　第七,推行禁烟运动。设立专门禁烟机构,制定具体措施,推行禁烟运动。
　　第八,颁布禁止赌博令。通电各省“无论何项赌博,一体禁除”,“凡人民宴会游饮集合各场所,一概不准重蹈赌博旧习。其店铺中有售卖各种赌具者,即着自行销毁,嗣后永远不准出售。责令各该地方巡警严密稽查,倘有违犯,各按现行律科罪,以绝赌风而肃民纪”。

　　第九,改革警政,安定社会。通电各省,迅速整顿和改革警政,保证社会安定,促进社会进步。同时开办警察教练所和巡警学校,培养警政人才,为建立近代警政系统打下基础。
　　第十,提倡国货,鼓励民族工商业。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发挥爱国精神,购用国贷,破除清末社会醉心洋货的病态心理。

　　当时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压力极大,为解决军饷和国用的急需,孙中山先生决定以招商局资产抵借日债。从1912年1月20日到2月21日,内务部代表临时政府与有关方面交涉1个月,招商局终于答应以其资产抵借日债。
　　根据《临时政府公报》所刊,从1912年1月29日至4月1日,临时政府9部所共发布公文（含令、函、批）409件,其中内务部为83件,居各部之首。公文发布数量多寡,与该部的重要与否没有绝对关系,但以上数字亦可略知内务部工作的方向和重点所在。
　　居正主持内务部正值百废待兴之际,且为时短暂,加上临时政府本身体制亦不完备,其实际效果难以衡量。然居正恪尽职守,革故鼎新,对于民初社会风气的改变起了极大引导作用。　　

“报倒”“报律”风波

　　
　　居正任事能勇,办事谨慎周到,但也有“闯祸”的时候。
　　一天,居正阅报,看到一些文章言论庞杂,有为革命立论者,有类于中立者,有攻击临时政府者,有谩骂革命党人者,亦有清朝余孽为反革命宣传者。因出版事业归内务部职掌,居正乃集参事商议,拟订报例,将其纳于正轨。后决定由参事林长民组织人员拟定“报例”,借以指导舆论。

　　不久,居正出差到上海。福建人林长民将居正所讲的广济方言“报例”误听为“报律”,赶制出“报律”。草定后,交秘书长张大义审定颁发。张未予详究,即以内务部名义通告全国。“报律”规定,新闻杂志必须向政府注册,“流言煽惑,对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后,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

　　“报律”公布后,舆论大哗,上海报界首先群起反对,有人愤怒地要对居正饱以老拳。《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报》、《时事新报》、《民立报》、《天铎报》、《启民爱国报》、《民报》、《大共和报》、《民声报》等沪上大报联名致电孙中山先生说:“今统一政府未立,民选国会未开,内务部擅定报律,侵夺立法之权。且云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坐以应得之罪。政府丧权失利,报纸监督,并非破坏共和,今杀人行劫之律尚未订,而先订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　　

　　居正在上海看到电文,知道闯祸,星夜赶回南京直奔总统府,找到秘书长胡汉民。
　　胡汉民取笑道:“尔这颗炸弹放错了,炸到自己身上,如何是好？”居正说:“放出祸来,用水浇熄就是。”胡汉民说:“尔去浇罢。”“我浇不中用,要总统浇才行。”胡汉民又说:“大总统在办公室,尔自去说吧！”
　　居正向孙中山说明情由,孙中山听罢,宽厚地笑了笑说:“取消可乎？”居正赶忙点头称是。
　　居正回到部里刚坐定,参议院的一些革命党人跑来责备他“卤莽太甚”,居正道出原由,大家方释然。
　　当天,孙中山下令内务部取消报律,又以大总统名义通电各报解释,滔天大祸不到五天就消弭了,居正光明磊落的态度与“知过必改”的精神,与旧式官僚作风大异其趣。

“我哪里认得袁世凯？”

　　　　
　　孙中山领导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袁世凯就大耍两面派手段:一面逼清帝退位,一面逼革命党人让出中央政权,企图篡夺革命成果。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帮助下,袁世凯终于不战而胜。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2月14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出任大总统。
　　居正等人闻讯愤懑不平,面见孙中山请求推翻和议,取消辞职,再起革命。孙中山却宽慰他们一番。居正等人返回途中相互耳语说:“我们大总统只做得一个月又半,就此天下太平吗？只怕靠不住吧！与其后再革,何不如今日一直革下去呢？”

　　居正等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十分反感,自然不肯与其同流合污。当孙中山宣布辞职后,居正即带着内务部官员向孙中山递交辞呈,秘书长胡汉民接过辞呈,笑道:“何性急乃尔,袁来则同去,不来还要打。辞呈拿回去吧,省得我要批。”居正只得收回辞呈。
　　3月30日,袁世凯政府总理唐绍仪派人送来一件冠有大总统命令字样的公文,上面有袁世凯的署名,公文命令居正到北京办理交接手续。居正看后,立即随手撕毁扔进废纸篓,说:“我哪里认得袁世凯？他命我到北京,我是不接受的。”　
　
　　居正再次向孙中山递上辞呈,居正在辞呈中说:“窃正等前蒙总统不遗葑菲,委任今职,本不敢滥竽作数,……彼时革命战争成败未决,当新旧绝续之际,正危疑震撼之秋,草野哲人,即于歧路,清廷故吏,复眷恋夫旧恩,高蹈争掭,未肯效用。正等外怵敌焰,内痛疮痍,即造因发难于先,自不能不坚持力任于后。盖恐临时政府迟一日之组成,即民国前途多一日之危险,用是不揆愚蒙,遂承一时之乏。计自受任以来,互相勖励,日夜兢兢,深惧陨越。今者国务总理已经发表,……当虚位以待贤能,用敢俱呈,请予解职。”在这份呈文中签字的还有内务部科长以上官职员。

　　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大总统职,临时政府机构自动撤销。居正派一个书记官和两个工友将全部卷宗押往北京,自己在南京负责内务部善后事宜。他要会计马伯援将内务部3个月来节余的15000元钱全部提出,由秘书长会同各司局长合议分配。马伯援将全部报销账目和各种单据送交财政部,财政部次长王鸿猷非常满意,他到内务部对居正说:“内务部一本账很清楚,其他各部,连账本都没有交来。贵部如再要钱开销,财政部尚可支付。”居正说:内务部辞职后,凭么开销,各自回家去,无一留者。王鸿猷拍手称赞说:“快人快事！”

“沿门托钵”

　　　　
　　南京临时政府工作结束后,孙中山指示居正着手整理同盟会事务。居正等人在南京成贤街设立事务所,筹备召开同盟会大会。1912年4月19日,同盟会在南京三牌楼第一舞台召开大会。会议制订新的同盟会章程,提出“巩固中华民国,实现民生主义”新会纲。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居正等10人为干事。第二天,孙中山在干事会上指定居正负责庶务兼司会计。
　　按照孙中山主张,交出政权后的革命党人将从事巩固发展同盟会工作及社会公益事业。居正卸去内务部次长后,专心于同盟会庶务工作,负责同盟会的经费收支。同盟会虽然会员众多,但收入甚少,开支捉襟见肘。

　　居正找那些刚刚入会的富足官绅募捐,他们一毛不拔。居正只好请孙中山先生召开干事会研究办法。在干事会上,孙中山笑着对居正说:“拿簿来,我写三十万。”黄兴也说:“我写十万。”黄兴无钱可付,请在坐的富商徐桂庭代捐。张继触发灵感,建议请黎元洪出五万,各省都督出两万或一万。
　　按照干事会意见,居正与马伯援离开南京筹集经费。他俩先到杭州找浙江都督蒋尊簋,请他捐资。蒋尊簋看登记簿,说:“我不能写这样多。”居正说:“一万元足矣。”可蒋尊簋犹豫不决。居正生气地说:“不写我就走了！”拉起马伯援就走,蒋尊簋一言不发地将他俩送出门外。居正、马伯援随即赶到南昌请李烈钧捐资,李很爽快,挥挥手说:“此事易办,我有些粮食在南京,约值8000多元,给一纸令,持回南京取款即可。”居正、马伯援折回南京取款。
　　不久,孙毓筠当选为同盟会新财政主任,居正整理其经手的收支清册,尚余现款5000元移交。
　　此段经历,居正自戏称是“沿门托钵”。

创办“烈士遗孤教养所”

　　在武昌完成筹款事后,居正活动创办烈士遗孤教养所。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武昌首义烈士遗孀拖儿带女来南京各机关门前哭请救济。居正心里很不舒服,与马伯援谈起烈士遗孤教养所计划,得到马伯援的赞同,后向张承槱司令募捐一万元。
　　居正先找武昌都督府军务司长蔡济民商量此事,蔡济民说:“湖北现有毕血会,调查阵亡将士家属,业具端倪,除抚恤外,尚无进一步计划。汝今既有‘烈士遗孤教养所’之发起,恤死存孤,莫善于此,马上在武昌设立如何？”

　　居正提出教养所用房无着落,蔡济民请居正找邓玉麟解决。邓玉麟本来与居正交情颇厚。见面后,居正开门见山地说:“只要房子,可以办教养所便了。”
　　邓玉麟面带难色地说:“武昌原有两湖书院、文普通、武普通、方言、家务诸学校,一部分驻兵,一部分已有人占住办学了。只有我师部张彪公馆,厅堂宏敞,又有花园,要算最适宜所在,我让给你们是可以,但恐师部参谋诸人不肯。”

　　居正笑着说:“你的参谋都是我们梁山好兄弟,哪有不可说清楚的,由你作主就是。”
　　邓玉麟答道:“明日再来谈谈。”　　
　　第二天,邓玉麟决定让出师部开办教养所。居正拿出一万元,蔡济民从毕血会拿来两万元作为基本经费。推举蔡济民任“烈士遗孤教养所”监督。邓玉麟和毕血会副会长丁立中为副监督,庶务交毕血会办理,会计由邓玉麟委派。云南的李俊英女士担任所长,居正又请南京女子北伐军的张楚、吴淑卿诸女士任教习。

　　黎元洪闻报此事,也捐资赞助。黄兴特意从南京留守府里拨公债五万扶持。毕血会从烈士遗孤中选项取100余名儿童,经口头报告都督府后正式开学。
　　烈士遗孤教养所基金充足,教学质量高,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前来参观、观摩的人络绎不绝。广东还派来一群女师留驻所内,观摩旬日才走。

灵山会

　　1912年5月间,居正乘湖湘筹款之机顺道回籍探亲,马伯援、熊心逸陪同前往。居文胜垸的乡邻围住居正问长问短,一片欢愉。居正在祠堂祭祖拜老成之后,上祠堂戏台说:“戏不会唱,话却可讲,我们现在是中华民国的人民,不是大清皇帝的百姓。从前皇帝要管我们,现在我们要管大总统。因为大总统是我们人民选的,一定要他是能干的好人,我们才选他,他也就要好好的替人民办好事。但是我们也要个个做好人,不要做坏人,个个做好事,不要做坏事。士农工商,大家都是好人,都做好事。一国一家,那能没有不好的道理。”

　　乡邻们觉得居正这番话很新鲜、很有理。
　　歇过两日,居正三人骑马到县城游玩。沿途儿童见三人骑马而来,齐声高喊:“牛耕田,马吃谷,我儿骑马好享福。”这些广济方言的儿歌只有居正能懂,他充耳不闻,骑马急驰。到了县城,同盟会员、县长阮复接待他们,并带着一群士绅陪同他们浏览广济风景名胜——灵山。
　　灵山有“小西天”之称,这里众多的寺庙隐卧在奇峰深壑之中,寺宇清幽,高僧辈出。居正等发现一座寺庙的神龛上还供着“大清皇帝万万岁”的牌位,他们拔出牌位,扔地在上,一人踏上一脚。居正对住持喊道:“取柴刀来,劈作柴烧！”又动手捣毁旁边的泥像。住持惶恐万状,跪下叩头不已。　
　　　
　　中午时分,阮复在寺庙大殿里设宴款待居正三人。席间,阮复谈及县政,居正边吃边说:“黎都督教我们‘有饭大家吃’,我想进一步‘大家有饭吃’。”陪客的士绅齐声附和,阮复早存心机,见机说道:“我到广济未满半年,除涤除旧染后,初步调查,本县人口三十万有奇,……每人只得一亩半,都是靠天吃饭,上乡梯田多,怕旱；下乡湖田多,怕水。若无天干水患,粮食差强自给,否则就闹饥荒。于今下乡有一堤要修,修好可增产稻谷,只是筹款不易。我想发行便民小票,以粮券规费作担保,一年可全数收回,乡民都愿意,乡绅不赞成。”

　　马伯援、熊心逸气愤地说:“有此等劣绅,革他的命就罢了！”在坐的士绅一听,赶忙附和说:“赞成！赞成！”
　　阮复立即当场给各个士绅布置应购数额。席间议及教育,决定从整饬县小学入手,计划设立简易师范,士绅也极表赞成。
　　灵山一会,解决了县政大难题,阮复感慨地说:“灵山一会,功德不可思议矣！”

　　综上可知,由传统社会培育、以儒家积极进取精神为己任的居正,当意识到中国濒于危亡时,慨然奋起,先以文字唤起民众,当领悟到徒言不足救国,乃毅然以拓展和深植革命势力为己任,由联络者—策动者—领导者,终成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上典型躬行履践的革命家。
　　辛亥革命失败后,居正继续追随孙中山,为保卫民主共和制度,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为中国近代法制建设,殚精竭虑,奉献一生。那是后话了。（转载《湖北文史》总第九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