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风暴在咸宁

2014-09-15 21: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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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洪钧

                                      一
   
    1926年7月，在武昌出狱，接受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我即分别以中共湖北省委、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省农民协会驻鄂南特派员的名义回到咸宁我的本县工作。
    咸宁，这时不仅没有我党组织，也没有国民党组织。这时，从咸宁县城到汀泗桥地带驻有军阀陆沄部队，检查甚严。我利用咸宁县教育局长徐达卿系我小学时的教员关系，临时住于教育局，借作掩护。把一些我熟知的知识青年或旧时要好的同学朋友曹振常、雷子林、胡再奎、钱道厚第20多人邀集到教育局来开了个会，向他们讲解当前革命形势和革命青年任务。要求他们都能做一个革命青年，到农村去，到农民中去，宣传和组织农民群众起来革命。
    他们都很乐意做一个革命青年，回到本乡去做农民工作或有私人关系的一切地方进行联络活动。在这个会上，一致约定了以后每隔一个星期或十天集会一次，汇报情况，总结经验，决定新的工作任务。
    过了一个星期，按预定时间举行了集会，这次还新到有雷福卿、钱青云、余子华等人。在会上，很多人反映农民害怕“革命”二字，说“革命就是乱党，乱党就要杀头，来不得”。经过反复研究，一致同意主要宣传革命内容，暂时不要提农民还不了解的“革命”二字，即从农民迫切要求出发，联系反帝、反军阀地主豪绅的宣传。
    当时，在咸宁有一个由地主豪绅组织的所谓“咸宁县议会”，要从农民加抽三分麻捐作为所谓的“自治”和“议员”的吃喝招待和伕马费用。农民群众对此深为不满。我们决定就以反对麻捐为中心展开活动，发动农民斗争。于是，一个反对麻捐的群众运动在农村中酝酿开来了。
    听说反对麻捐，不仅一般农民高兴，富农也表示同情，我们一下就发动了好几百农民到“县议会”请愿，要求取消麻捐。我们一方面在“县议会”外动员农民以请愿的方式，给地主豪绅们施加压力；另一方面联络“议员”中的进步分子和可能的同情者，在“县议会”内给请愿农民以积极的支持。当时，在“县议会”内能完全听从我们指挥的有胡守先、余骏等人。我们考虑到首次农民斗争，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三分麻捐哪怕只反掉一分也好。这是我们原定的斗争方针。这时，聚集在“县议会”门前和附近街道上已是成千的农民和各种人群(包括郊区临时参加进来和看热闹的)，这就使得以镇泮香为首的土豪劣绅惊慌失措起来;使得进步分子胡守先等在“县议会”的会议上，能更勇敢地攻击麻捐，指责加抽三分麻捐是“不顾民困，不管农民死活”。
    在“县议会”内反对麻捐的同情者逐渐增多起来。我和钱定松、雷子林等被推举为农民请愿代表去同镇泮香谈判，他们答应减一分;我们看到镇泮香等张皇失措、窘态百出的样子，即回复请愿农民转来，告以都不同意，要求三分麻捐全部豁免。这样，经过了“会”内外持续坚决斗争，终于迫使“县议会”答应减少麻捐二分。为了保持已得胜利，避免弄成僵局，引起陆沄驻军的干涉，我们决定适可而止。
    减掉麻捐二分的胜利，农民们简直是出乎意料的高兴!好些原来抱着观望态度或以看热闹、打听消息的目的来到县城，但很害怕惹祸而不敢接近我们的人群这时都带着微笑围了拢来，听我们宣告反对麻捐斗争的胜利，并且频频点头表示，愿意组织起来，继续为彻底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和重租重利的盘剥而斗争。
    经过反麻捐的胜利斗争，同时，通过革命青年、工农积极分子，在农村、在
    铁路和码头等工人中，进行了反帝、反军阀、反豪绅和反对苛捐杂税、反对重租重息的巨大宣传活动与组织工作。从我回咸宁到北伐军进军咸宁之前一个多月时间，建立了成百的秘密农协小组和工会小组，建立了最初的我党我团组织及革命的国民党组织。并且，为了配合和支援北伐军的前进，在汀泗桥一带铁路沿线建立了铁路破坏队，准备在战争打到汀泗桥附近时，破坏铁路，以断吴佩孚的后路。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二
  
    接胡再奎的报告，北阀军已进抵咸宁，我立即就地召集了马桥、柏墩、白沙桥等地农民代表和革命青年百余人同到县城，同时通知有党、团和农协组织的各乡，每乡选派两三人立刻赶赴县城开会。我们到达城内时，乃知“咸宁县议会”的牌子换上了“国民党咸宁县党部”的牌子;咸宁土豪劣绅头子镇泮香竟当上“咸宁县长”来了。经过打听，原来是唐生智的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刘文岛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搞的鬼。
    这时，由北阀军前敌政治部召集和主持的“咸宁县城军民联欢会”正待结束，他们见我去了，就请我最后讲话。我在讲到国民党咸宁党务和农运发展的斗争过程时，首重揭露了镇泮香(我装作不知道他是刘文岛委派的伪县长)是咸宁最大的土豪劣绅，勾结军阀陆沄、向陆沄告密我在咸宁的活动并进行通缉，竭力反对国民革命，破坏农民运动等等。我们于联欢会结束离开会场，走进一条小街上，镇泮香赶了来，向我跪下，现出一副卑相，拼命诉说他的“冤屈”。我们都觉得好笑，没有理他。在场看见这一幕的农民们都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和气势，不怕讲革命了。
    当晚，我和曹振常到前敌政治部会见刘文岛，提出要他撤换镇泮香的县长职务和取缔冒牌的国民党咸宁县党部。并且，告以我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派来的建立和发展国民党党务的特派员。根据省党部的指示，在咸宁早已建立了县、区各级党部组织。于是，我们就把国民党咸宁县党部系何时成立，由哪些人组成，谁负什么责;在县党部之下有多少区分部，在哪些地方，等等，讲了一遍。
    “这样看来，你们咸宁不是有了两个县党部？”刘文岛故装疑问。
    “怎么能说有两个县党部呢?请你们调查镇泮香他们那县党部有哪些人是党员，由哪里派人来建立的?他们是冒牌的县党部呀！”我们表示抗议。
    “一定调查。”刘文岛回答说。接着，刘文岛对撤换镇泮香的县长问题回答说：“前敌指挥部委派镇泮香当县长，这与军事时期有关，民众无权干涉。”
    “北伐军有扶助各地党务之任务。你们应即调查清楚，立即取消假冒的县党部。同时，应请很好考虑镇泮香是北洋军阀的走狗和为咸宁人民人人痛恨的土豪劣绅!”我们坚持要求。
    “镇泮香县长的事，你们不用管。”刘文岛最后回答。谈判至此乃告结束。
    我们离开前敌政治部后，当夜和次日分别召开了在县城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咸宁各界民众代表会议。根据党、团会议预先确定的斗争策略，并通过党、团的积极活动，在咸宁各界各民众团体代表联席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以下三条议案:一、反对镇泮香当县长和他搞的冒牌咸宁县党部，拥护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来咸宁建立的国民党咸宁县党部;二、在一个星期内召开欢迎北伐军的万人群众大会;三、动员各区、乡农协组织和尽可能的广泛动员群众，趁热打铁，在三日之内消灭在各个乡镇的所有警察机关和警察武装。
    过了一天多时间，刘文岛派来了两个政治工作人员来会我，传达刘文岛的意见说：“经过调查，镇泮香他们那个县党部确属非法，刘主任已下令撤销，你们的县党部可以搬到那里正式办公。关于镇泮香县长的问题，刘主任说，因为军事时期的需要，暂且不能改变。”“像镇泮香这样为咸宁民众人人痛恨的恶绅，亦复勾结军阀陆沄，又搞非法县党部，还能当县长吗？”来人无言以对。我们算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北伐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机关经过咸宁县城时，我们召开了咸宁全县各界民众欢迎北伐军大会。当时，北伐军中参加大会的人估计，到会群众应在十万人左右。各乡各团体报到的人数是五万多人。不仅到会的人众，而且情绪非常高涨，给了当时在咸宁的北伐军以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可以说是向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活动一个大的示威。到会群众特别是农民情绪之所以这样热烈，有很多原因，而在几天之中，由他们自己动手，打掉了长期压在他们头上的地主豪绅武装——各乡镇警察所，缴获了几乎所有警察所的枪械，这在农民群众看来，是他们当时最切身的解放利益。
    北伐军总政过咸宁时，我带了胡再奎、钱道厚去会见了陈公博。我把镇泮香的罪恶数了一遍之后，我们表示坚决反对镇泮香当县长，要求立即撤换镇泮香。事情竟出乎意外的顺利。陈公博的答复很干脆：“镇泮香不仅应当撤换，而且应即逮捕法办。我这里派两名枪兵跟你们去，立即把他抓来。可是，我们一时派不出做县长的人，你们要负责很快遴选一位临时县长。这个人在目前主要能够保证做好这样的两件事:一、粮;二、伕。”我们辞出，急往县府逮捕镇泮香。不想，在我们和陈公博谈话时就泄露了消息，镇泮香是在我们去抓他的前一刻钟仓皇逃走的。我们派人追寻，没有踪影，估计是潜藏在孙文主义学会控制的军队里。
    对我们来说，临时县长这个人，一方面要能听从我们的领导和指挥，不敢独裁专行;另一方面又能在地主和富有的绅商中搞粮以应军需，搞钱以维持县财政，这就需要这个人原来在咸宁社会上层有较广泛的联系和有相当的地位。至于伕子，农协已早有了组织动员和计划安排，无须临时县长负责。然则究竟由谁来当这个临时县长好呢?经过考虑，我们认为钱钧比较适合我们所需要的条件。于是，在临时召开的咸宁各界各团体代表联席会议上，经过一番说服之后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都投了钱钧的票。钱钧得以担任咸宁临时县长。我们之所以采取选举形式，除为了对付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和地主豪绅的活动以外，还为了到必要时便于罢免。临时县府的科长和职员大部分是由我们派去的学生青年党、团员担任的。至此，在我党领导下的咸宁革命政权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北伐军中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勾结咸宁土豪劣绅，搞反革命的国民党咸宁县党部失败后，并不甘心，他们采取了新的政策:组织许多土豪劣绅每天跑到县党部来要求入党，遭到拒绝，就大吵大嚷说聂洪钧把持咸宁国民党，不让他们加入，并到处告状。他们的阴谋目的是企图打入革命的咸宁国民党里面来，把它变为反革命的地主豪绅的国民党。为了粉碎敌人这个阴谋，我们一面竭力加强革命的咸宁国民党组织和工作，严防地主豪绅反革命分子打入；另一面积极寻求北伐军中革命人士的支持。我跑到当时停在咸宁县火车站的两个车厢里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办公室，会见一个名叫张天一的秘书，我们交谈之后，他欣然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蒋中正”的名义写了一张字条：“着中国国民党湖北咸宁县党部在整理党务期，暂停发展党的组织……”并拿出“蒋中正”的章子盖上。我们当即把这个条子贴到县党部门前，这才基本上平息了在县党部门前要求入党的土劣反动分子的拥挤和吵嚷。但是，要彻底防止土劣反动分子的混入，必须巩固革命的国民党根基。
    在北伐军进到咸宁之前，我们在泉塘畈学校召开一次建立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大会，在进行了入党入团的宣誓仪式后，规定他们都要以党员或团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并要他们从积极分子中把暂时还不具备入党入团条件的人先介绍加入国民党。接着，把他们提出可以参加国民党的人召集到泉塘畈，一道开了个成立咸宁国民党的大会。我们把这次会叫做国民党咸宁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乘机赶紧召开的就叫国民党咸宁全县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这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县党部及正式建立了各级党部机构，并规定了一些吸收党员的条件和手续。这样一来，再也没有土劣反动分子来吵嚷要入党了。紧跟着农民反土劣斗争的开展，大的土劣多逃跑了。
   
                                     三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和斗争，咸宁全县农民基本上组织起来了。这时，在农协会员名册上的名字虽只近三万人，但每户只登记一人，而全家适龄成员都是会员，所以实际会员人数在十万以上。为了支援北伐军攻打武昌城的战斗，咸宁农协组织的支前运输队保证了武昌前线所需要的粮秣运输；动员和组织了成千农民自卫军随叶挺部队进行担架运输和其他配合攻城部队的战斗行动；咸宁农民制作了成千竹梯，供叶挺部队爬城之用。在北伐军进入湖北的战斗行动中，咸宁工人和农民起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由于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农民同地主、土豪劣绅的斗争就日益尖锐起来。
    咸宁农协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宣布“二五”减租后，农民有的按“二五”交租，有的完全不交租，地主都不敢吭声；但也有地主企图作拼死的抵抗，地主兼豪绅陈理堂为了抵抗减租抗租斗争而捣毁了他所在的那个农协机关。
    陈理堂捣毁农协机关后，连夜逃跑。得到跟踪陈理堂的农民报告，咸宁县农协即派出农民自卫军随同到官埠桥，将陈理堂捕解县城，交县府关押。就在捕获陈理堂的次日，为配合呼应武汉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咸宁全县各界民众三万多人在官埠桥召开反英大会。当大会进行到临时动议的时候，陈理堂所在的那个乡农民代表向大会提出要求咸宁县政府立刻审判陈理堂。大会一致通过这个动议，并决定每乡推出两个代表参加审判。可是，多数农民还是一起涌到了县城，大家都希望看看审判陈理堂的结果。
    回到县城，临时县长钱钧闻讯已动摇逃跑了，我们就要司法委员罗任一(由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派来咸宁县政府专管司法的一个官吏)主持审讯。罗任一借口说旁听的民众太多无法审讯，拒不提审。我一再向他声明:我可以保证群众不会妨碍他的审讯，但是，
    我决不能也无权命令要求旁听的群众退去。经过一再反复谈判和斗争，他还是不愿提审，因此引起众怒，大家要打司法委员。在黄昏以前，我们还能够劝阻群众不打他；黄昏以后，指挥劝阻失灵，这个司法委员终于被群众打伤了。事已至此，为了应付武汉国民政府和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可能的追究，我当即组织了一百多名农民纠察队“保护”司法委员，不让群众再打他；同时，调动一百名农民自卫军把守监牢，提出陈理堂放到司法委员跟前，强迫审讯。陈理堂见司法委员就跪下了，惶恐地向司法委员哀告和哭诉。
    忽然，钱定松等好几个农民同声吼了起来，说，他们都听到陈理堂诉说：“司法委员，你得了我一千块钱，说包我没事，你要保我性命呀！”接着，几乎所有在场的成千上万的人都说他们听到陈理堂是这样说的。于是，人群中发出了异常气愤的高喊：“司法委员得了陈理堂一千块，怪不得他不提审陈理堂，打倒贪官污吏……”为了防止群众在气愤中打死罗任一(最近在政协遇见，我问他这件事，他不承认是他，但是按他所讲他在咸宁的时间应该是他)，随即由纠察队“保护”着回到他的住室，他拿起行李要去武汉，我们也就让他上火车走了。陈理堂则交由群众处死在县政府的后坪上。
    次日，接中共湖北省委要我立即回省的电报，接着又接省委函告，说司法委员已向武汉国民政府和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等机关告了我，等等，要我赶紧回省暂为“避风”。我随即向省委写了一个说明事情经过的报告，提出如果省委要调动我的工作，我服从；如果为了“避风”，则我自有应付之法。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和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接受司法委员对我的控告，果然派出了包括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和湖北省农协等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代表七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来到咸宁。
    他们径直到咸宁县农协，要我说明打伤司法委员和打死陈理堂的经过情形。我简要讲了事情发生的情况后，即向他们声明：“我是被告人，你们不能只是根据我的说明来判断这个事情。”我要他们到全县民众——工人、农民、商人甚至地主、士绅中去调查。并且，为了避免嫌隙，要求他们搬住到旅馆去，不要住在县农协。这些人离开县农协后不久，其中有符向一等两名共产党员特来会我，赞同我的强硬态度，同时，他们告诉我，咸宁在汉的商绅蔡辅卿等也向国民政府控告了我，说汪精卫要下令通缉我。当时，我们都相信，只要有了群众，就完全能够粉碎汪精卫的通缉令和地主豪绅的进攻。
    打伤司法委员和打死陈理堂案调查委员会在各地调查了约半个月，乃告结束。他们向我表示：“陈理堂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司法委员贪污受贿，包庇恶徒，引起众怒，殴打致伤，亦罪有应得。不过，于司法手续似有不合。但属群众运动，亦所难免……”
    这样，我们这次反土劣反贪污的群众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经过这次斗争的锻炼，农民群众的斗志更坚定了，从此，镇压地主豪绅反抗的斗争日益发展，很多区农协自发建立了审判土劣的法庭，并处死了一些为农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土劣及其个别狗腿。
    从反地主豪绅的胜利斗争中，农民对土地革命的要求强烈地发展起来了，到处发生没收地主豪绅田契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缴烧了几乎全部土劣的田契，废除了苛捐杂税和租、息。
    同时，农协各级组织多数建立了农产品运销合作社，把农民的生产品直接运送到销售地(如武汉等地)推销，以减轻或防止经纪人和贩运商的中间剥削。
   
                                    四
  
    一个夏初的清晨，在咸宁城北门外操练但是只带枪而未带子弹的一部分农民自卫军，忽被突然而来的百余武装枪兵所包围。对此，我们一面集中城内所有武装和紧急动员郊区梭镖到城外后山集合，待命行动；一面派人去与那突然而来的部队负责人交涉，要他们立刻解除包围，放还农军，否则，就要以土匪和叛军对待。大概那家伙由于看到我们城墙上到处站的是武装枪兵和满山上都是人，慑于我们的力量，未敢缴我们农军的枪而撤围退走了。就在这时，接连接到汀泗桥地带农协的报告，才知道夏斗寅叛军进犯到汀泗桥，刚走的这百多人是夏斗寅叛军的尖兵。
    经过紧急动员，到中午时分分别集中各地农军约万人，在县城集中的近两千人。当初，我们准备先消灭刚离去不远的那百多名敌军尖兵；然后再看情况而定，如果叛军系小部来犯，坚决和他打。我们正待行动时，在县城后山上，随着枪声已能看到叛军分几路纵队向咸宁县城进逼而来。我们手中长短枪不到两百枝，其余都是梭镖，看来要保卫住县城和敌人硬拼是不行了，于是，临时只好一面紧急通知各区集中的农军进行分散活动，准备打游击，到处袭扰敌人；一面把当前这个敌情急电报省。近郊区集中到县城的农军，大部要他们回到本乡，只留下基干部分数百人随我行动。
    叛军已经逼近，我率领在城的全部农民自卫军武装和一部分郊区基干农军，向叛军先头部队打了几枪，即向官埠桥退去，敌军紧跟着逼进官埠桥。我们决定，边打边退，来迟滞叛军的前进，以利武汉方面我军的准备，以防武昌遭敌突然袭击。敌不逼，我不退，这样边打边退到了土地堂附近，叛军才停了下来，未继续向我进逼，在土地堂以南一带山上占领阵地与我对峙。
    已经一天一夜多未吃东西，我随带了十几名武装农军到土地堂街上，打算找到工会或农协为我们农军搞点吃的。不意迎面走来几十名穿长袍大衫的家伙，拿着无数的鞭炮燃放起来。我问他们为什么放鞭炮?他们同声回答：“欢迎夏斗寅军长兵到……”原来如此!我向农民军大叫一声：“把这些土豪劣绅抓起来!”这些家伙听后便四散飞跑，被农军开枪打死了几个。这时，隐藏在附近山上的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听到枪声，又看见土豪劣绅四散奔窜，知道到的是自己人，便都下山来欢迎我们。据他们说，在昨天夜里，土劣们就到处扬言:他们的军队今天早晨就都藏在附近山上。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与夏斗寅叛军打了一天一夜的咸宁农民自卫军时，立刻就把土地堂街上所有的油条、烧饼和包子等集中起来，供应我们农民自卫军。
    得知叶挺部第十一师正在土地堂与纸坊之间地带布防，我们与叶部前哨部队取得了联系。根据前哨布防指挥人员说是指挥部的意见，让我们将农军留下来交由他们统一指挥，我即由他们派了一乘车送到武昌，向叶挺司令部和湖北省委汇报以后，我即随叶挺司令部指挥领导那些带梭镖的咸宁农军进行担架运输工作；武装农军则在叶军统一指挥下参加作战。我到武昌后的第二天晚上战斗正式打响，当夜就击溃了夏斗寅叛军；次日，我们跟追逃敌回到了咸宁。
    这次，咸宁遭受夏斗寅叛军的突然袭击，事先毫无准备，所以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熊树伟、余子华等干部和好多个农民积极分子都牺牲了。但是随着打夏斗寅叛军的胜利，农民群众的斗争情绪不仅很快恢复，而且更加振奋起来了;把那些为蒋介石、许克祥、夏斗寅相继叛变革命所鼓舞起来的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很快打击了下去，严厉地镇压了土豪劣绅、流氓、狗腿的造谣破坏活动。
    至此，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更加深入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他们积极准备同武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五
  
    蒋介石、许克祥、夏斗寅等叛变之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日益动摇右转，国共分裂已势在难免。咸宁农产品运销合作社两船麻于运往武汉途中，在金口被唐生智的李品仙部强行拦劫，已完全可见时局逆转之势。
    已经是七月中旬，亦即国共行将最后破裂的前夜，符向一来了。他在传达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和党的任务》时，一方面讲国共分裂迫在眉睫；但在另一方面还是讲要力争“联合战线”不要破裂。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究竟怎样想，我们不知道。在讨论中，我们在场的人多数认为:我们应积极准备分裂，准备击退反革命国民党的进攻，打不赢就上山。我们已经深觉到，要争取“联合战线”不破裂，实际上是幻想。
    国民党公开正式宣布反共之后，回省不多天的符向一代表湖北省委又回到咸宁，传达省委要我们进行武装斗争的指示，并拟任我为鄂南区区委书记，统一指挥领导咸、嘉、蒲、崇、通等县的武装斗争，符向一同意我们“打不赢就‘上山’，准备长期斗争”的意见。
    会后的闲谈中，符向一突然问我对上海三次暴动的意见。对这个问题，我很同意瞿秋白同志写的《唯心派的彭述之》小册子里提出的意见。于是，我就根据这本小册子的观点回答了他。对我的回答，他表示不以为然。进而，他竟公然向我提出要我同意他们的意见，反对瞿秋白。“你们是哪些人，以谁的意见为主?”我问。半晌，他才吞吞吐吐说：“张国焘。”“你们这不是搞小组织派别活动形式吗?”我问。他否认，说，“他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组织形式，只是表示一致的意见，反对秋白”。
    我坚持认为这种行为就是小组织派别活动，并且还严肃地向他提出：“当目前革命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刻，在党内搞派别活动斗争是太危险了!”他见我生气了，便说：“一时扯不清，往后再谈吧。”当晚送走符向一后，我心中掀起一阵伤心之感!国民党反叛革命是意料中事，而党内会发生派别斗争，对我实在是晴天霹雳，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翻来覆去，通宵没有睡好觉。不过，这种人在党内总是少数，我想。
    根据符向一传达的省委指示，我们即着手筹划以咸宁农军为主干，蒲、崇、通、嘉等县配合；在鄂南区委成立和与蒲、崇、通、嘉等县取得联系之前，先在咸宁成立四路指挥部，并建立了筹集军费和粮草机构，以准备还击敌人。
    一切已大体准备就绪，正拟报告省委时，接省农委信召赴省委开会。到省农委会见叶文农和符向一。叶文农当即向我简单传达了省委最近布置的计划之后说，很同意我的“上山”意见，并说：“看来，在一定的时期内，即使不是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亦将是一个重要的斗争形式。”
    但是，在话题转到谈我的缺点时，他们并没有指出我有哪些真正的缺点，而是批评我“不该受瞿秋白写的《唯心派的彭述之》那本小册子的影响”。我不免大为失望，并恼火起来，严厉指出他们这是一种小组织派别活动。见我的态度很倔强，符向一竟然用带威胁的口吻向我提出说：“我们知道你同‘秋白派’毫无关系，他们当然不会关心你；你不同意我们反对瞿秋白，那叫我们怎么能在你的工作中特别关心和支持你呢?”听了符这些话，我更气愤，我明确严厉地回答他们，我说：“我决不接受在党内同意谁反对谁这种小组织派别活动。我相信党的组织，我只知道服从党的组织。”
    至此，我们在实际上闹僵了，虽然并没有大吵大嚷。我带着异常沉重的心情，跑到中央组织部留汉作结束工作的办事处，会见老友罗严和石秉乾同志。从他们口中知道尹宽、任旭这伙人态度不明，张太雷同志的态度是明确的：反对党内任何无原则斗争。于是，我就去见了太雷同志，把叶文农、符向一他们的活动告诉了他并写了一个报告要他为我转中央。张太雷同志告诉我，他日内就将离汉他去。他以我同这些人关系恶劣，认为在鄂工作似不适宜，提出要我到莫斯科去学习。
    于是我离鄂赴苏联了。
  
   (《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