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辛亥首义

2014-09-15 21: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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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

一

    湖北是声色壮丽的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舞台。
    这里曾经是林则徐(1785～1850)推行禁烟运动的起点，太平军与湘军反复较量的四战之地，汉口、宜昌、沙市“开埠”处，洋务派后期巨擘张之洞实施“新政”的所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1926-1927年这里成为大革命的心脏、国民政府的所在地，继之又是土地革命最活跃的区域之一，这里还展开了抗日战争间规模最大的武汉会战，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重点区，时下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试验处……
    当人们历数湖北近现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时，尤其不会忘记，20世纪初叶，反清革命运动曾在这个省份风起云涌，省垣发生结束中国两千年专制帝制的新军暴动——辛亥首义。
    郭沫若(1892~1978)在谈到作为辛亥首义导火线的四川保路运动时说过：“这件史事在中国发展史上，它不仅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绝好的例证，而且它还明白地指出了将来的中国的去向。”因此，郭氏希望“叙述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人”，对保路运动“有值得十二分留意的必要。”91笔者以为，辛亥首义也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绝好的例证”，它雄辩地说明，革命并非天外来客，也不是圣贤的一动之念，或阴谋家挑动的结果，而是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相当积淀的产物，是历史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而这种革命又标示了奔往现代文明的不可逆转的
去向（虽然其间多有坎坷乃至反复），因此，辛亥首义应当引起史学研究的“十二分留意”。同时，这段史事浓郁的地方色彩，对热爱乡邦的人们更有着特别的魅力。

   二

    少时我在武昌实验小学念书，校旁有一湖泊，湖对面是武汉音乐学院和人民医院住院部，昔时为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旧址，维新志士唐才常，辛亥风云人物黄兴、刘成禺、李书城、田桐、曹亚伯等从此走出。
  
    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
  
    后在武昌实验中学念初中，每天上学途中，都要经过蛇山脚下的“黄克强塑像”“黄克强塑像”92、蛇山头耸立的奥略楼，接着穿越曾是清朝藩署的司门口，再通过“惟楚有材”牌楼，方抵达曾为清代贡院的实验中学，它们都是与辛亥首义相关的名胜。
    接下来在华师一附中念高中，上学与放学皆行走于彭刘杨路，盘桓于阅马场，留连于红楼93、孙中山塑像、黄兴授将纪念碑之间。偶尔去花园山，便有人指着一幢小洋楼说，先这里是孙茂森花园，辛亥前八年，吴禄贞等常来此聚会，武昌新军暴动最初酝酿于此。
    学校组织参观军工企业武昌造船厂，便有老人告诉你我，这里原先是湖广总督署，武昌起义最激烈的战斗在此展开。还有老人指点厂边某商店说，其原起义门（原叫中和门）店主长辈于辛亥首义夜主动点燃铺面，让中和门城楼上和蛇山上的民军大炮确认督署方位。
    闲暇时去紫阳湖公园，路过湖北省总工会，折进院内，便可见到两幢二层砖木结构楼房，当年是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的营房，首义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
    武昌城仅存的中和门（起义门），是少时常去的处所，那城门正是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浮雕描摹的原型，而城门旁边的楚望台，曾是清末全国最大的军械库之一，武昌起义的士兵首先便夺占此处，装备弹药……

三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辛亥革命还是“去古未远”的历史事变，许多人与事似乎并不遥远，伸手便可触及。           
    我家的老邻居、湖北黄安（今红安）同乡谢家家94 ，是一位极干净利落的老太太，身材瘦长，头脑灵活，出语风趣，曾长期在大户人家当佣人。我少时听她讲过一些在某官家、某商家帮佣的故事，然多已忘却，惟独记住了谢家家曾在黎元洪府上帮佣。谢家家谈到黎府时，或直呼“黎元洪家”，或称“都督家”，有时又说“副总统家”，现已很难确认谢家家在黎府帮佣的具体时段，但有一细节留下的印象较深：黎府后厨，凡炸了鱼肉或豆制品的油，是决不留用的，一概倒掉。此点令少时的我大觉惊讶，因为那时我们视食油为贵重品，怎么能炸后即倒掉呢？正因为惊讶，此一细节方被记住。当时年幼无知，没有从谢家家那里打听黎府较有“史料价值”的人与事。今日从“口述史学”而论，那真是惜乎不可再的遗憾！
    我家住在离长江边不远的武昌矿局街，老宅前有一条狭窄的小巷，正对面有两幢不起眼的房屋，左边户主，我们从小喊“李太太”；右边户主是耿伯钊。两家皆与辛亥革命颇有关系。
    少时我常去李家玩。瘦削的李太太，人极和善、乐观，家徒四壁，清贫得可以，却总是挂着笑容，每次见到我，她都操着黄陂口音，连唤“小淘气”，还给糖果吃。稍大以后，才知道她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早期理论家李汉俊的夫人。
    湖北潜江人李汉俊（1890-1927）1904年留学日本，受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影响，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五四前后著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多种，被董必武称之“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毛泽东也就李汉俊、李达说过类似的话）。李汉俊还是较早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思想者。1924年，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不睦，负气退出中共，却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投身大革命（李汉俊的此种情形与李达非常近似）。1927年12月，军阀胡宗铎勾结日本驻汉领事，以“共党首领”、“密谋暴动”罪，将李汉俊杀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向李氏家属颁发由毛泽东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故李太太家门口挂着“革命烈士家属”红牌子。

    成年后又得知，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1881-1965）是辛亥革命元老，留学日本时参加筹组同盟会，辛亥首义后奔赴武汉，阳夏战争时担任民军战时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1921年6、7月之交，中共第一次党代会就是在李书城的上海住宅中举行的。记得我在李太太家玩耍时，见到有人送信件，送信人说是“李部长”寄来的。成年后回想，此“李部长”正是李书城，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农业部长。
    右边户主耿伯钊（名觐文，1883-1957），湖北安陆人，1903年参加吴禄贞主持的武昌花园山聚会，曾与李书城随吴禄贞赴长沙，助黄兴筹组华兴会。1904年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骑科。1905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在南京、直隶任军事教官。1911年秋武昌起义，耿氏返北京谋划响应，因吴禄贞石家庄遇剌而未果。民国成立后，任总统府军事秘书长兼大总统顾问。耿伯钊的弟弟耿丹（仲钊），曾为陆军第三中学学兵，辛亥首义参加者，后来是中共早期党员，1927年牺牲。
    记得少时听父亲说，耿伯钊因非蒋介石嫡系，民初官阶又曾在蒋之上，不大瞧得起蒋介石，还有顶撞蒋的故事，蒋对耿敬而远之，长期让耿坐冷板凳，出任种种闲职。不过，在矿局街百姓看来，耿氏乃“开国元勋”，为“将军团”成员，享有权势。我父亲一辈子教书，视耿氏为权贵，不屑与为伍，故冯、耿两家门对门，相距不过十米，却从不来往，我也一直没有进过耿家大门。幼时在矿局街偶尔见到的耿伯钊，身板笔挺，披黑色氅篷，执手杖，威风凛凛，军人气度依然。1948年耿伯钊当选“国大代表”，耿家热闹了一阵，常有黑色福特汽车出入，这在我们那条小街巷是极少见的排场。
    武汉解放前夕，耿伯钊与张难先、李书城等辛亥元老在中共地下党推动下，发起“和平运动”，对武汉和平解放有所贡献。解放初期，耿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此间我已是高小及初中学生，见到的耿氏在七十开外，依然身材挺拔，执手杖，威风凛凛，只是黑色氅篷不再。1957年夏季，我从《长江日报》头版得见，耿伯钊作为“极右派”被批（几月后我的父亲也被打成“右派”）。时过多年，我从实验中学校友、耿伯钊孙女耿弟安大夫处看见一份材料，得知当年情况：1957年6月，新华社记者曲一凡两次采访耿伯钊，前后6小时，谈话内容被曲一凡整理成文，刊发于新华社《内部参考》，不久即成划耿氏“极右”的证据。耿伯钊的谈话，主要讲应当加强法制，他认为建国八年了，法制工作仍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迫切要求。他说：“宪法有了，但宪法不能代替具体的法律法规。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必须建立法治，使人人都懂法，树立守法的观念。”今日重温耿伯钊这番话，只能说既中肯又善意，从中可以见到辛亥志士对民主宪政的执着坚守。
    如果说，少时的我只看到耿氏风仪整峻的军人外观，那么，时下阅览耿氏辞世前几个月的谈话记录，方得见民主共和精神在一位辛亥老人心中闪耀。

四

    或许正是上述一切，使我形成对辛亥首义的特殊情怀，驱使自己从致力史学工作之始，就有意研究这段壮烈而又曲折多致的历史。我所撰写的有关辛亥革命史的第一篇论文，便是《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原因初探》95。
    正当我在探寻辛亥首义史的升堂入室之径时，大约是在1980年春天，经先父的朋友张云冕先生介绍，结识了长期从事辛亥革命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贺觉非先生(1910～1982)。记得一次贺老在读罢我所撰写的有关首义史的论文后，笑着说：“吾道不孤”，随即介绍他经营多年的“辛亥武昌首义史稿”，谦称是“资料长编”，是“砖头瓦片”，希望与我合作成书。1980年夏秋之际，我赴北京，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取回贺老文稿，结识近代史所王庆成、耿云志、杨天石、王岐山等同志，相与切磋辛亥革命史诸论题。王岐山君当时是近代史所最年轻的研究人员，陪同我去北京诸资料中心。每天清晨，岐山君架着自备摩托车，到招待所门前接我，我坐在摩托车后座，两人于穿行北京大街小巷之际，纵议天下事。如此数日。多年后，时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的岐山君与我重逢武汉大学，彼此都对那段与辛亥革命史有关的经历记忆犹新。
    北京返汉后，即开始同贺老合作撰写“首义史”。由于贺老的热情谦和，他以70高龄，与我这个晚辈结成了“忘年之交”。直至1982年11月18日贺老辞世，我们一直在融洽的气氛中通力协作。其情其景，至今忆及，仍鲜明如昨。

五

    笔者与贺先生合作的《辛亥武昌首义史》1985年出版面世，此后20余年间，笔者始终注目此题，研习不辍。今次与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武汉近代史）术有专攻的张笃勤研究员联手撰就60万言《辛亥首义史》，附历史图片400余幅。此篇运用“时段”理论和“历史合力”论驾驭并解析辛亥首义史，观照诸前沿议题，直采各种第一、二手材料，尤其注意于新史料的使用（要者有8卷本《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10卷本《赵凤昌藏札》等），并对“口述史”取积极而慎重的态度。
    记得1980年贺先生常对笔者讲起，20世纪50年代作为湖北省政协委员的他，受省政协委托，从事辛亥首义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其时住在武汉三镇的首义参加者尚有700人之众，贺或曾采访，或曾同场参会，有的还成为至交好友。每当议及诸位辛亥老人的言行风采，贺先生皆眉飞色舞，如数家珍。我还多次亲见辛亥后裔到贺先生处吐诉衷肠，贺先生本人虽处境不佳，却总是上下联络，竭力抒解其困。贺先生从事辛亥史迹搜集整理的条件艰苦，笔者所见贺老50年代末及60年代的采访记录，多写在纸质粗劣的本子及灰黑色香烟盒上。
    1980年以后，笔者有心追迹贺先生，注意访问当事人，然惜乎吾生也晚，只采访到辛亥老人的硕果仅存者，如赵师梅（1894-1984）、喻育之（1889-1993）等。赵老曾对我详述辛亥首义前制作十八星铁血旗的经过；喻老则描述1911年10月11日后学生兵守卫军政府的情形，喻老还以102岁高龄题写条幅“极目楚天”赠笔者。记得在喻老家中，见到辛亥元老居正赠喻老的对联：
  
    向高处立  望远处走  寻平处坐
    存上等志  做中等人  享下等福
  
    居正联语使我想起家父所藏清人姚元之（1773-1852）的条幅——“发上等愿享下等福择高处坐向宽处行”，居正所拟对联的句式，显然是从姚氏等先贤联中脱出，却别有意境，昭示了辛亥志士淡泊而致远的情怀。
    近20余年来，笔者还有缘与辛亥后裔吴欢、吴德立、梁农、熊辉、万慕慧、李柯、李承弘、李若男、喻安澜、耿弟安、叶光明、万慕慧、吴厚婉、周石生、李厚启、刘重喜、李大奇等君交游，从中获取素材固然是一得，而领受某种历史现场感，才是作为史学工作者尤觉欣然的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时值辛亥99周年之际，笔者与国画家、瓷艺家李寿昆合作辛亥革命人物瓷画，笔者绘人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秋瑾、邹容、林觉民、黎元洪、吴兆麟、彭刘杨三烈士、蔡锷），寿昆先生补景并提字，以此十件瓷艺作“辛亥百年祭”。
    辛亥首义史研究是一项饶有兴味而又繁难艰巨的工作，笔者多年来受到各相关单位的帮助，它们是：武汉市文史馆、武汉市政府及常务副市长袁善腊、湖北省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辛亥革命博物馆、湖北省政协文史委、湖北省档案馆、武汉市档案馆、武汉市博物馆、湖北省图书馆。笔者服务的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市社会科学院，以及华中师范大学等兄弟院校，更长期伸出援手;湖北人民出版社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近30年间，始终支持此一课题研究，推动我们笔耕不辍。
    对一切提及的和遗漏的辛亥老人及其后裔，对各个襄助单位和给予帮助的友朋，我们永存感念。
    此种感念连同本书，一并奉献给百年前为共和理想奋斗的辛亥首义志士。
  
  
    书于武昌珞珈山麓
    2010年9月12日（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九辑）